外交信使:行走在秘密的刀锋边缘|忍者龙剑传3刀锋边缘

　　他们是真正的“空中飞人”。 　　作为负责中共中央、国务院各部委与中国252个驻外使领馆之间机密文件、资料传递工作的专业信使，他们隶属于外交部办公厅信使队。 　　“出一次国，走几十个国家，一天两个航班，两天跨越半个地球，是家常便饭。” 有着13年外交信使经历的谢君桢说。
一年出差200多天
　　
　　2010年末，一架法航A330客机降落在科特迪瓦的阿比让国际机场，两名西装笔挺、扎深蓝色领带的中国人和他们抱在胸前的包裹，乘着一辆直接开到舷梯旁的中国使馆轿车，离开停机坪。
　　这是中国外交信使执行的一次普通任务。
　　六个半小时前，他们从巴黎戴高乐机场登机，飞行全程都双脚交叉，抵住座位下方的一个草绿色包裹，这就是外交邮袋。大多数国家的外交邮袋是大红色的帆布袋，但我国信使使用的邮袋是草绿色的，有大有小，上面用中英文标印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邮袋”。使用时，每个外交邮袋都用尼龙绳系好，再打上铅封，铅封中有一面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图案。
　　《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规定，“外交信使享有人身不得侵犯权，不受任何方式之逮捕或拘禁”；信使“执行职务时，应受接受国保护”；信使携带的“外交邮袋不得予以开拆和扣留”。在过海关时，都不需要接受检查，甚至连摸一摸、捏一捏都不可以。
　　并不是所有国家都有专业外交信使，一些国家只派遣临时信使。我国外交信使出差都是二人同行。因为任务紧，信使每年出差达200多天，不分昼夜飞往世界各地。比如外交信使关宗山，担任信使16年间，走遍了五大洲134个国家和地区。如此紧凑的行程，他们一般准备两本护照：一本拿着出差用，另一本放在国内，由内勤帮助办下一趟出差的签证。
　　信使所用的护照也与众不同，上面标明“外交信使”身份，还格外厚。因为他们一次出差一般要去10个左右的国家，一走就是一个月。
　　有的出差线路被信使们戏称为“下鸡蛋”：每到一国，把送给使馆的邮件放下，再把使馆要往回带的邮件带上，如此再往下走第二站、第三站；另一种是“蛇蜕皮”：走到第一个点放下邮件，再往下走到每个点依次放，直到最后一个点，然后沿原路返回，收一遍要带回来的文件。
艰难旅程 意外不断
　　
　　我国的外交信使自上世纪50年代开始执行投递任务，与现在的“下鸡蛋”线路截然不同的是，当时受到冷战的影响，很长一段时间内，他们的工作都十分艰巨。
　　谢君桢曾撰文提及，在他履职的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期间，递送一个外交邮袋可能要辗转数次飞机、数种交通工具。
　　1960年，中国与古巴建交。谢君桢一行开始向古巴首都哈瓦那投递外交邮包。他们先乘苏联民航班机由北京飞往俄罗斯首都莫斯科，稍事停留后，再换乘瑞士航空班机抵达苏黎世。随后两天，他们在中国驻瑞士大使馆休息，再接着乘坐荷兰航空公司航班飞往葡萄牙里斯本。
　　此时，旅程尚未过半。
　　那一次，飞机在降落里斯本机场后发生了故障。当时，中国与葡萄牙尚未建交，荷兰航空公司代表只能安排谢君桢在机舱内过夜。第二天，故障排除后，飞机又飞行九个多小时抵达大西洋彼岸的荷属圭亚那（现苏里南）首府巴拉马里博，再换乘荷航双螺旋桨小飞机飞往荷属东印度群岛库拉索岛。
　　库拉索岛是旅游胜地，但不久前，中国信使曾在此地遭遇绑架，信使大声呼救，引来旅馆服务员，才幸免于难。因此，谢君桢降落库拉索岛后，就在酒店房间内闭门不出，连吃饭也让服务员送到房间里。
　　第二天，他们再搭乘小飞机飞往牙买加首都金斯敦，再一次起飞降落后，他们才终于抵达目的地哈瓦那。
　　这条路线不仅耗时长，还有安全隐患，因此从北京到哈瓦那有了第二种选择――走海路。自乌克兰的敖德萨港出发，穿越博斯普鲁斯海峡和达达尼尔海峡进入爱琴海，再穿越地中海，经直布罗陀海峡进入大西洋，航行17天后抵达古巴东海岸圣地亚哥港。而这条线路的问题是，风高浪急。后来，这条路线也被否决了。
　　1962年，苏联民航开通由莫斯科直飞哈瓦那的航线，信使张澄明、刘贞标开始使用这一路径送信。但有一次，他们乘坐的航班因载客过重，飞行途中又遭遇强风，顶风飞行导致耗油过多，不得不迫降在纽约的机场。
　　冷战阴影下的信使们担心机密落入美国人手中，赶紧去厕所销毁信件。他们将绝密信件在洗脸池中用水泡烂，再丢入马桶，而机密件撕烂后则仍装回外交邮袋内。
　　大批纽约警察包围了飞机。张澄明、刘贞标不断询问飞机何时才能起飞，空姐不知道“领航员”的英文怎么说，直接说成了要等待“美国领导人”。这下，信使们更紧张了。停留10个多小时后，飞机才在美国领航员的登机监督下起飞离境。
“人在文件在”
　　
　　在担任了13年信使的郭天禄的记忆中，1988年以前，一切都要以“大局为重”，“凡是涉及到与国际相关的东西，都要从外交部信使队走”。直到1988年，中国的邮路与世界各国开始接轨，国内国际往来的私信也不再通过外交部信使队，外交信使才减轻了很多工作压力。
　　由于飞行频率高，外交信使面临着比一般人高出数倍的空难危险。信使们有一堂“必修课”：就是到八宝山革命烈士公墓拜谒因飞机失事牺牲的战友。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民航飞机安全系数较低，有3班信使遇到了空难，牺牲了6位信使。
　　除了飞机失事这种极端案例，几乎每个外交信使都碰到过点“小意外”，而无论发生什么，“人在文件在”是他们必须秉承的最基本信条。
　　1983年11月25日早晨8点，信使何存峰、杨水长各提着一只外交邮袋，登上泛美航空公司PA72班机，从旧金山飞往纽约。
　　飞机起飞两小时后，何存峰从洗手间出来后，却发现杨水长不见了，两只外交邮袋也不见踪影，座位上只留着何存峰的一只航空包。
　　何存峰找遍了3个机舱，257个座位还是没有杨水长的影子，也没有外交邮袋。
　　他感到肯定出了问题，朝驾驶室走去，却被两名穿制服的安保人员拦住了去路。何存峰亮明了自己的身份，但安保人员还是不肯让步。最后，其中一人说：“杨先生要求政治避难，带走文件，他表示不愿再见到你。”
　　随后，一名空姐递给了何存峰一包东西，里面有他的护照、机票及何、杨两人出差的零用钱200美元，并夹着一张纸条。纸条是杨水长的字迹，何存峰确信无疑，同时他也意识到，他将面临一场严厉的斡旋。
　　何存峰寸步不让，坚决要带走邮包。两小时后，飞机迫降芝加哥的机场。美国移民局官员、联邦调查局官员轮番向何存峰“进攻”。终于，四个小时后，移民局官员说：“你胜利了，请到机舱口取回你的邮包。”
　　鉴于何存峰在工作中的忠于职守，上级部门对他通报嘉奖，晋升两级工资，并记大功一次。
　　
　　●资料来源：《人民政协报》2007年9月6日，《外交部信使惊险旅程揭秘》，作者谢君桢；《国际风云中的中国外交官》，世界知识出版社，作者云水；《北京青年报》2010年7月16日，《我骄傲我是信使》，作者谭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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