吏治唯严【均贫富,抑豪强,严吏治,强中央】

　　当前中国经济面临的时代课题，同罗斯福当年面临的有某些相似之处。罗斯福“新政”，可以概括为“均贫富，抑豪强，软独裁，结民心”这12个字，颇有借鉴意义。 　　基于当今中国的现状和建立人道的市场经济的考虑，我们提出“均贫富，抑豪强，严吏治，强中央”这12个字。
　　均贫富：公平就是效益
　　解决贫富悬殊，实现社会公正，是完善民主和法制的基础，是保障大多数人自由的基础，是实现社会稳定的基础。公平对少数精英也许是一种最差的体系，但是对所有其他人则是最好的体制。
　　我们曾经讨论过，社会经济效益的增加=GDP的增加+公平的增加。提振公平，就是提振社会经济效益。“均贫富”的核心就是将降低基尼系数作为人道的市场经济体制和经济政策的目标。
　　从体制的角度看，就是要构建公平的体制，通过两次分配的调整，解决收入分配不公的问题，构建必要的社会保障网络(如养老、失业、贫困、残疾等方面的社会保险)，建立新型的医疗卫生体系、住房体系和教育体系，恢复公共产品的公共性质，让社会经济资源(如医疗资源、住房资源、教育资源等)大规模和大幅度地向大多数人倾斜。
　　构建这个体系，需要大量的支出。为此政府必须大幅度提高富有阶层的税率，开征新的税种。比照发达国家的做法，可以提高高收入人群的累进税率，开征投资收益税、遗产税、财产赠与税、奢侈品消费税、高档物业销售税、房地产税等等。在税制方面，中国应当迎头赶上。其实，遗产税是防止财产高度集中的有效手段。
　　从政策层面来看，中国需要把充分就业作为经济政策的直接目标和首要目标。那些动辄要降低工人工资，甚至让工人下岗的私有化政策一定要停下来。要让许多没有关系和门路的中下层人员有平等就业的机会，从而有向上移动的正常通道。
　　在解决就业问题上，尤其应当花大力气解决年轻人，包括大学毕业生的就业问题。年轻人处于人生的起步阶段，他们目前的生活状况，他们未来的成功和失败，他们对前途是期待还是失望，他们对现状是肯定还是否定，在很大程度上都决定于他们的就业状态。当代的年轻人掌握着现代的通信手段，面对各种思潮的影响；同时他们又喜欢利用现代通信工具表达自己的情绪，是非常有影响力的一个社会群体。假如一个社会无法为他们提供就业机会，为他们提供人生最起码的基石和起点，他们就很容易接受一些其他思潮。非洲动荡的导火索就是那里年轻人的失业。当然，解决年轻人就业是两个方面的。除了多创造机会外，还要教育年轻人，引导年轻人，激发他们将人生的理想同时代结合起来，鼓励他们面向基层，面向工农，面向西部，面向艰苦地区。但是，这种做法需要营造一个良好的社会价值氛围。如果一个社会物欲横流，道德沦丧，那是不可能做到这一点的。
　　解决贫富悬殊一定要有紧迫感、历史感。历史给每一个民族的机会都是有限的。以埃及为例，早在2006年，由于一系列新自由主义的改革，埃及的社会矛盾就已经相当尖锐，不断有中下层举行游行和抗议。而埃及前政府在2008年对这个问题就有了一定认识。比如，当时埃及国内有声音建议取消能源和食品补贴，它没有完全采纳，而且在2008年就决定给劳动者涨工资，同时促进就业。穆巴拉克在2008年5月对工会的演讲中，明明白白地提出了两点：一个是要保证低收入人口的食物安全；另一个是要保持工资与物价的平衡。埃及政府本来最初计划工资增长15％～20％，最后决定马上涨30％，也算是雷厉风行，出手不凡。但是，由于大规模私有化的结果，政府缺乏实施这些政策的手段，没有达到预期效果。增加工资和就业主要是在政府控制的企业中实现的。对私人企业，政府囿于市场原则，不能直接干预，只能劝告，结果这场“宏观调控”最后不了了之。更重要的是，埃及政府在经济改革过程中，大量削减税收，政府税收只占GDP的百分之十几。结果，政府债台高筑，人不敷出，拿不出钱来有效解决贫富悬殊和其他社会问题。前政府眼睁睁地错过了解决问题的时机。
　　而富有阶层从长远利益计，应当高高兴兴地买这个单，主动均一下自己的富。中国历史上的士大夫，有“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情怀。相信在这种传统熏陶下，在中国现代化过程中产生的富人，也有这种情怀。而且，分配的公平会刺激内需，增加市场容量，推动经济增长，最终也将推动利润的增长。这是一场共赢的合作。
　　总之，我们相信，均贫富，当年罗斯福能做到的，中国一定能做到，并且会做得更好，因为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
　　抑豪强：不能让少数人妄为，否则民心难安
　　孙中山要节制资本，罗斯福要抑制资本。罗斯福推行“新政”，一方面让富有阶层买单，另一方面建立和加强政府的监督和管制，建立市场规范。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关键，就是让利润动机服从于社会价值，并建立起一套体系，有效地规范、监督和矫正资本的缺失。
　　“抑豪强”要制度建设和重拳治理相结合。当今中国，许多民营资本家遵纪守法，平等竞争，回馈社会；许多人艰苦创业，努力打拼，成绩斐然。但是，也有一些人对抗政策，扰乱市场，为富不仁。
　　搞市场经济需要铁腕政府或强势政府，需要铁腕治市。不能让某些人出于自己利益，扰乱市场秩序，对抗中央的宏观经济政策；更不能让有些人通过钱的运作，非法影响决策程序。目前中国经济的某些大问题，无论是有毒食品、房地产价格问题，还是通胀现象，甚至热钱流入，多多少少都和扰乱市场有关。以热钱流入为例。中国资本项目并没有开放，为什么热钱依然滚滚流入?显然是有人扰乱市场，通过多种方式，在贸易项目下虚报贸易收益引进热钱。
　　治理市场乱象，需要重典。这方面可以借鉴美国。19世纪末期，在反垄断法下，活生生把洛克菲勒集团给拆开了。再例如，美国2010年在搞金融立法的时候，有些巨鳄到处游说反对。美国行政当局决定以某种别的理由起诉某些龙头企业。政府只出了一招，就化险为夷。
　　政府拥有大量的经济政治资源，只要有决心，在市场经济里，对那些对抗宏观经济政策的个体，很容易找一个由头，敲山震虎，让那些不安分的人很快安分下来，脑袋发热的人很快清醒下来。市场经济由利益驱动，法制松弛的结果，会诱使许多人铤而走险，导致宏观经济政策失效，市场秩序混乱，资源配置失衡。
　　没有重典的威慑，就没有秩序。从社会的角度讲，不能让少数人妄为。否则，民心难安。当然，抑豪强还包括打击黑社会。
　　严吏治：千万不能想尽办法去折腾老百姓
　　我们提倡将社会选择和市场经济结合起来，提倡政府干预加上一定程度的公有制，提倡均贫富。在这种经济体制下，政府将控制大量资源，为保证资源合理使用，吏治清明是关键。
　　吏治清明有几个方面。
　　第一就是治理腐败问题。治国就是 治吏。吏治的关键是要杜绝腐败。有人认为，官员腐败是制度问题，为了根治腐败必须推倒重来。这种看法是错误的。腐败现象的存在同西式或中式的政治形式没有直接关系。有人说，西方体制可以解决腐败问题。这种童话，地球上尚未存在过。西方体制下的腐败，不仅在亚洲存在，在欧洲和美国也长期存在。比如美国从立国到“镀金时代”腐败都相当严重。即使现在，西方体制也没有解决腐败问题。这不用我们论证，只要大家打开世界新闻一看就知道了。用我们中国的标准判断，西方现存的腐败有两种，一种是不合法的腐败，一种是将某种权钱交易合法化的腐败。许多在西方体制下正在发生的事情，在中国就是腐败。比如，现在中国官员以权钱交易的方式弄了几万、几十万元都是腐败，那么改成西方体制以后，以政治捐款和游说金的方式，弄了几千万、几亿元倒成了合法的了。是不是有些搞笑?所以，以反腐败为借口，为推倒重来张目，悖于事实，不仅解决不了腐败，可能导致更严重的权钱结合，出现全面的腐败。
　　如果反对和防止腐败的出路就是让腐败合法化，那会是一条让人啼笑皆非的捷径。
　　第二是民主和法制问题。要防治腐败就要建立一套完善的法律体系和群众直接监督的体制。这方面比较广泛和复杂，就法制建设而言，现在有些问题比较突出，应当尽快解决。比如官员的财产公开、收入公开、利益回避(在有利益冲突和可能让人感觉到有利益冲突的地方应当回避)等。而民主的重要环节就是群众路线。除了体制内部的监督外，还需要群众的直接监督。可以认真研究在吏治较好时期的一些具体做法，看看有没有可以在新时期条件下借鉴和运用的，让那些腐败者有一种战战兢兢的恐惧。
　　制度建设是可以有效治理腐败的。中国香港没有照抄西方的政治体制，腐败却得到了有效控制。这是一个成功的例子，一个证伪了“不照抄西方就不能治理腐败”这个假设的例子。香港的例子还表明，腐败在很大程度上是管治缺失，是管理不到位导致的，需要反思管治上的失误。
　　第三，就是社会经济政策一定要代表大多数人的利益，为大多数人服务。经济政策和经济资源不能大幅度地向少数人倾斜，即使合法的也要避免。只有这样，社会选择和社会价值才能通过社会经济政策而实现，而政府手中控制的资源才能成为实现社会价值的手段。比如通过经济政策合法地将公共资源转移到少数人手中这种事情，公众很难认定那就是吏治清廉。
　　其实地方政府的主要任务就是安民。安民，就是为人民服务。千万不能想尽办法去折腾老百姓。
　　强中央：中央权威的强弱是世界大国兴衰的关键
　　可能人们会问，现在，中央已经掌握了大量的人财物，在这种情况下为什么要提倡强中央呢?强化中央权威有两个方面的需要，一是建立统一的国内市场，一是保证国家的统一。
　　市场经济的特点就是权力分散、决策分散。在这种情况下，中央权威、中央政策的权威更加重要。否则，会变成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弄不好，会出现各自为政、画地为牢、政令不通、政令不畅的局面。在危机情况下，这种政令不通还可能导致国家动荡，四分五裂。
　　在强化中央权威方面，美国曾经有过漫长的争论，也有过曲折的经历。联邦和州权的争论，最后是通过内战得以解决的。在美国，现在的州政府，其实是一个简单的服务性政府，真正的权威还是在联邦政府手上。州政府的大部分支出，必须仰赖联邦政府的转移支付。
　　美国具体的政治经济体系，在美国宪法上是看不到的。从宪法上看美国是联邦制国家，在实际运作中却形成了中央权力非常强大的体制。州的法律不能挑战联邦法律，而且，联邦的机构遍布全国各地。
　　我们抛开具体的政治体制不谈。对任何一个大国而言，中央和地方的关系都非常重要，必须从有利于国家统一的角度考虑。一个国家中央和地方应当是一张网，而不应当是一堆垒起来的土豆。俄罗斯近年也采取了许多强化联邦权威的措施。
　　中国几十年的改革强化了地方的利益主体。与此同时，中央的权威在某种程度上却没有得到相应提高，反而被削弱。比如在改革前，甚至直到20世纪80年代后期，中央各部委都有自己的企业或机构分布在全国各地，相当于一个涵盖全国各地的垂直网络。在那种情况下，中央很容易做到令行禁止。现在怎么样呢?原有的计划经济基础上的中央纵向体系基本拆散了，新的纵向体系有没有建立起来?
　　中国应不应当建立新的集中的纵向体系?中央不应只是制定政策和法律，而且应当在全国各地有执行力。中央机构不应当局限于北京，中央网络应当遍布全国。比如可以考虑让中央的执法、纪检、信访、经济等机构遍布全国，它们依法享有广泛的授权，能有效地执法。建立起中央和地方双重的法制体系，彼此制约，不仅有利于建立统一的国内市场，也有利于捍卫法律的尊严，有利于吏治的清廉，有利于打击经济犯罪，有利于社会稳定，也有利于维护中央的权威和国家的统一。举例说吧，如果中央的信访办公室在全国所有大城市和许多中等城市都设有办公室，而且有一套完整的程序和进行调查的权力及资源的话，老百姓也不必动不动就跑到北京“告御状”，处理这些问题也不必国务院总理出面了。
　　现在中国的某些决策其实相当分散，国内市场也比较片状化。由于多种原因，地方对宏观经济政策有相当大的选择性，对人、财、物在区域间的流动设置了许多壁垒。以户籍制为例。改革前，其实就两类户口――城镇户口和农村户口。那个时候无论你在哪个城市找到工作，都能将户口迁移到那个城市。现在可不一样了，―个城市有一个城市的户口。中国其实有了几百个不同的户口。不要小看这件事。没有户口你就不能享受当地的社会福利，不能参与当地的社会管理。这不仅影响人、财、物的流动，而且加剧了地方利益和潜在的离心倾向，不利于社会稳定。
　　没有中央权威，就没有统一市场，就没有有效的宏观经济政策运作的平台。
　　在财富高度集中的情况下，地方权力过分扩张，就全国来看，并不是好事。中国历史上有一种探索，就是防止富有阶层同地方权力的结合。现在建设市场经济，一方面决策权力分散，一方面财富高度集中。在这种情况下，财富同某些权力的结合成为一种可能。假如财富同地方权力结合，对任何国家都是一种隐忧。强中央可以有效地防范这一点。
　　现在许多宣扬“普世价值”的人，提倡地方自治或虚无缥缈的联邦制。这是将中国引入动荡的思路。中国在秦建立郡县制以后，中央同地方的关系一直在探索中，常常出现地方尾大不掉的悲剧。中央和地方的权力划分，几经变化，直到元以后，才找到了解决的办法，那就是行省制度。所谓行省，既是地方政府，又是中央派出机构。在这种二重身份下，行省从来就不是完全独立和自治的一级政权主体。这种体制安排，有利于解决地方的独立倾向。而且，地方的权力，如行政、财政、监察、文教、考绩等等，又彼此分开，各自隶属中央不同部门。因此从元以降，到晚清，再没出现过地方割据的现象。
　　中国自秦以后几千年的探索和结论值得认真吸取。这些经验包括两点：其一，省具有双重身份，它首先是中央的派出机构，然后才是地方管辖机构；其二，中央的网络必须覆盖全国。这也是中国1949年以后的体制安排的核心内容。几千年来的历史经验、教训和探索，我们不能置之不顾。

推荐访问:吏治 豪强 贫富 中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