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子藏器于身【藏器于身,待时而动】

　　秋风送爽，丹桂飘香。在《湘潮》创刊30周年前夕，我们在北京西北郊访问了中央党校原副校长、中国领导科学研究会会长刘海藩。他既是乡情浓厚的湖南老乡，又是德高望重的老领导，还是蜚声理论界的经济学家，见到他，尊敬之感油然而生。
　　刘海藩年近80，精神矍铄，容光焕发。他着一件白色衬衣，随手翻开我们递上的《湘潮》，不停地称赞。这让我们感到有点受宠若惊，也感受到了他的平易近人。在一问一答中，刘海藩回忆了他那鲜为人知的曲折人生，介绍了他坚持不懈的探索之旅。
　　“能容方作海，平易自为藩”
　　1935年11月，湖南省涟源市白马镇泉冲村一个普普通通的农民家庭，迎来了几声男婴的清脆啼哭。男主人老实巴交，是一个读过十年私孰的农民。他依据“能容方作海，平易自为藩”，给儿子取名海藩，目的是让儿子将来牢记在社会上安身立命，必须有包容之心，容人之量。
　　泉冲村原叫石山村，人勤物丰，气候宜人。粗通笔墨的父亲在刘海藩读了三年私孰之后，决定送他到乡中心小学读书。年幼的刘海藩总是早晨起床后先放牛割草，吃完早饭再去上学，晚上则坐在地上帮忙编筛子。
　　刘海藩启蒙之时，家境有所改善，父亲购得几亩薄田，但仍是典型的男耕女织。父亲与哥哥主要时间在田间劳作，刘海藩和妈妈、嫂子、姐姐则主要编筛子，赚钱补贴家用。农闲时，父亲、哥哥也来编筛子；农忙时，大家都下田。手工艺者挺辛苦，编一个筛子仅能买一斤大米。正常年景，家里基本有饭吃，遇上天灾之年，就有食不果腹的忧虑。
　　小学毕业后，刘海藩凭着优异的成绩进入湖南省立十五中(今涟源一中)就读。省立十五中位于蓝田镇，坐落在由涟河与沩河环绕的光明山上，是当时的省立示范学校，钱锺书先生曾执教于此，至今仍是年年出高考状元的好学校。刘海藩当年离校时留给班里一幅对联：
　　洋洋哉，聚知识宝藏，革命宏论，历史荣篇，光明山亦光明海；
　　煦煦也，有淳和校风，不倦良师，关爱益友，习为学更习为人。
　　这幅对联，字里行间充满了对母校的眷恋和赞美。后来收入了《刘海藩诗词集》。
　　1951年，命运之神向他伸出橄榄枝。他与其他7位同学戴上大红花，一道保送进入湖南人民革命大学。他第一次来到了省城长沙，来到岳麓山下，感受岳麓书院的灵气。
　　在革命大学3个月时间里，主要读了两本书，一本是《社会发展简史》，一本是《毛主席著作》。同时，还听了近20个报告，其中包括湖南省委书记、校长黄克诚的报告。听报告时每人发一个马扎、一块木板，大家坐在马扎上把木板架在膝盖上做笔记。其问，刘海藩光荣地加入了新民主主义青年团。
　　毕业后，刘海藩被分配到中南有色金属管理局。不久，又到干部学校接受两年培训，学习文化和管理业务，继而由生产技术处调到政治处搞文字工作。1954年12月，他光荣地加入中国共产党，两年后，又被提拔为冶金建设安装公司党委办公室副主任。
　　1957年，为了落实毛泽东在“八大”提出要培养我们党自己的理论家的号召，各地开始选送青年干部参加理论培训。刘海藩被选送到湖南省委党校理论教员班学习。开设的主要课程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和政治经济学。
　　1958年，刘海藩由省委党校毕业后分配到株洲市委讲师团，开始从事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
　　株洲市委讲师团人不多，但有好几个大学生，刘海藩挺羡慕，梦想上大学。株洲市委宣传部部长王佑民知道后，特别关心他，说：“你考吧!考上了就读吧!”他开始全力以赴迎考。平常的积累加上天资聪明，他如愿以偿地接到了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系的通知书。领导和同事们纷纷向他表示祝贺，并把《资本论》等理论书送给他，寄予厚望。
　　走进人大的校门，刘海藩终于实现了自己的青春梦想。初来北京，他没有被大城市的繁华所迷住，而是心无旁骛地攻读政治经济学专业。当时正值困难时期，学生们吃不饱饭，作为学生支部书记的刘海藩，常常以诗词鼓励同学们。数十年后，同学们聚首时，还都记得他的“肚里缺粮多养气，心田温饱藉书香”“当年杜甫唱秋风，我辈同艰策国兴”等佳句。
　　回忆起人大的学习生活，刘海藩感慨地说。人大不愧是一所马克思主义的殿堂，教师中大家济济，校风、学风更是“拾级书山上，春风面面迎；撩人心结处，润物细无声”。大学五年如白驹过隙，眨眼就过去了。
　　顶撞康生后“曲折回环别样情”
　　1964年7月，刘海藩又一次站在了人生的十字路口。他曾坦言：自己能进入中央党校工作是一次重大机遇。
　　当时，中央党校校长是林枫。教员中名家很多，像杨献忠、艾思奇、郭大力、黄松龄等大家都耳熟能详。但整个教师队伍都是从延安来的，年龄老化。因此，林枫决心更新教员队伍。
　　此时，教育部长蒋南翔是林枫的老部下，对林枫的工作很支持。林枫从全国挑选了30所重点大学，选调大学生和年轻教师。蒋南翔说：“你们不要去挑，只要派工作组到各高校，从他们留校的名单里挑就可以了。”刘海藩是人大的留校对象，很快被选中。在30岁生日这天，他写了一首七律：
　　半生流水几回惊，曲折回环别样情。
　　得失几何休计较，炼丹一念总持恒。
　　先师此日言而立，弟子今朝幸入廷。
　　执政培英唯此府，传经先自苦修行。
　　3年时间，中央党校调入200人，另外还调进了35位留苏博士。那时中央党校对这235人，统一称呼为“大学生”。博士生也称大学生。实际上就是一批年轻人。那时环境卫生都是自己搞，每星期六通知栏上通知“大学生今天劳动”。林枫的夫人郭明秋是中央党校政策教研室主任，曾对刘海藩说：“原来党校是相当沉寂的一个地方，你们这批人来了后，党校有生气了。”
　　然而，让刘海藩没有想到的是，在中央党校这个庄严的理论阵地，他竟然会与党内大奸康生发生了一次面对面的“冲突”。刘海藩曾回忆说：到“文化大革命”，带来的却是坏机遇，中央党校停课了，不搞研究了，瞎胡闹了。
　　“文革”一开始，刘海藩被调到“文革”办公室负责写简报，主要是将党校开展“文化大革命”的动态及时上报中央。
　　康生分管党校工作，蓄谋陷害林枫。在康生的一手策划下，林枫于1966年8月19日被造反派戴上高帽子、挂上牌子批斗。8月30日下午，康生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召开“50人座谈会”接见“革命群众和各方代表”。刘海藩作为党校“文革”办公室的代表参加了会议。在会上，康生胡吹胡扯了近3个小时，突然问：“党校报来的70多期简报，完全是与无产阶级革命对抗的，我越看越生气。简报是什么人写的?”
　　刘海藩正在台下听得发懵。
　　这时就听见有人喊：“刘海藩写的。” 　　“刘海藩站起来!”一个造反派吼叫。
　　刘海藩坐的位子正好与康生之妻曹轶欧挨着。看到这情形，曹轶欧说：“刘海藩，康老叫你，你站起来嘛!”刘海藩极不情愿地站了起来。康生厉声问道：“简报是谁叫你写的?”
　　刘海藩有几分紧张地回答：“是组织上安排我写的。”
　　“什么组织?”康生对刘海藩的回答不满意。
　　“当然是党组织”。
　　康生愤怒地反问：“哪个党组织?”
　　刘海藩预感到灾祸难逃了，于是他一字一顿地回答：“中国共产党!”康生做梦也没想到这么个小人物竟然对自己大不敬!气急败坏地吼道：“你什么东西!”康生抖动着手头的简报说：“你写的这些简报是共产党的话吗?你执行的完全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你是替林枫说话的黑笔杆子、黑爪牙!”
　　刘海藩与康生顶撞了几句，那是不得了的事，成为林枫的“黑爪牙”，成了反革命。他的境遇可想而知，党籍没了，家也很快就被造反派抄了。造反派把他的东西翻个底朝天，并抄走了他闲暇写的两本诗稿。
　　从这时起，刘海藩开始了体力劳动，具体任务是为贴大字报的人拉浆糊。刘海藩每天蹬着三轮车，到海淀镇拉十几箱浆糊。后来，贴大字报改用胶泥。他就每天蹬着三轮车到海淀区的青龙桥山坡挖“神仙土”。就这样，他一直干了两年多，接着进入河南“五七”干校劳动。
　　在干校，从小在农村长大的刘海藩对农活样样在行。比如插秧，刘海藩五六岁时就学会了。由于他手脚利索，10岁时就有人请他插田。干校北方人多，南方人少。河南的田地很大，最大的达90多米长。要把田插得很直，确非易事。刘海藩奉命首先下田，当他整齐划一地插完时，“五七战士”们都惊了。大家都认为他是劳动人民出身，是可以教育的。当时，贫下中农出身是一顶桂冠，造反派随之也对他客气三分。刘海藩干了1年农活后，改当木匠。干校要盖房子，需要木工，他一边干一边学。做木匠干了3年半，3年时间是盖房子，半年时间是给农民做架子车。
　　1972年，周恩来提出工作秩序要恢复正常，在干校劳动的人要回原单位或另分配工作。康生这时提出要解散党校，办一个所谓的“毛泽东思想大学”。刘海藩“反康生”，回党校没有可能。恰在此时，他偶遇了在湖南工作时的老处长朱干，朱干此时是湖南冶金厅厅长，是三八式的老干部，当时已经解放，对刘海藩说：你回湖南吧。于是刘海藩背着小包裹来到湖南冶金厅。
　　刘海藩的夫人刘莲在北京地铁公司工作，“文革”开始后下放到湖北襄樊铁路局下属的中学当老师，刘海藩开始想调夫人和孩子到湖南安家。襄樊铁路局却不同意刘莲去湖南，非得让刘海藩去襄樊。朱厅长说：“你们还是团聚吧!”襄樊铁路局正好缺搞宣传的理论干部，就这样刘海藩来到了襄樊铁路局。有人看了刘海藩的档案后很害怕，因为刘海藩是“反康生”的，当然要监督使用。一段时间后，铁路局觉得刘海藩没有什么问题，就把他调到宣传部任理论教员。不到一年，刘海藩出任襄樊铁路局宣传部副部长。
　　1976年夏，刘海藩在“反击右倾翻案风”中又被造反派送到河南南阳的铁路“五七”干校劳动。粉碎“四人帮”后，他于10月底重新回到了局机关。
　　1977年5月，胡耀邦出任中央党校副校长，提出召一批人才回党校。8月，调刘海藩回党校工作的一纸调令由中央组织部直接发到湖北省委。9月，刘海藩谢绝了铁路部门领导的再三挽留，重新回到了自己热爱的理论阵地――中央党校。
　　刘海藩回到中央党校政治部。当时，中央党校校长是华国锋，副校长就胡耀邦一个。党校有一帮子秘书，十七八个，秘书没有级别。政治部主任对刘海藩说：“你是大秘书，就管着这帮小秘书。主要工作是搞清查和思想政治工作、党务工作。一年后，经济学教研室直接打报告给学校，要刘海藩回教研室。此时的经济教研室主任是龚士其。“文革”结束以后他高兴地回经济教研室任教研组长。
　　从理论教员到经济学家
　　1979年4月，刘海藩出席了在无锡召开的“社会主义经济中价值规律作用问题”理论研讨会。当时许多著名的经济学家如孙冶方、薛暮桥等都出席了会议。研讨会开了10天，大家在会上发言虽然还没有完全放开，但不乏真知灼见。刘海藩说，这次会议真是让他“胜读十年书”!对他启发很大。他认为，这是继胡耀邦主持真理标准讨论后，对自己又一次思想理论认识的突破。1979年6月，他就在当时全国影响最大的《理论动态》发表《计划调节必须充分发挥市场的作用》的文章。更加坚定了他研究理论特别是经济理论的决心和信心。
　　当时经济学教研室主要以领读的形式为学员讲解《资本论》原著。但学员们希望能学习一些经济管理方面及适应整个社会主义建设等方面的课程。这个意见反映给了教育长宋振庭，宋振庭马上组建了经济管理、法学、国际政治、自然科学4个新的教研室。刘海藩协助艾绍阳负责经济管理教研室。教研室成立后，教员们遇到了一个大问题：给学员讲经济管理没有教材。当时，不但中央党校没有经济管理教材，全国各高校也没有。于是，他就与几位骨干教师共同策划，把北大、复旦等高校经济系的专家请到一起讨论，买来国外的10多本经济管理专著，找来中央有关经济建设的文件，发到大家手里，分头去读，然后拿出提纲后再分头写作。很快，就完成了书稿，定名《国民经济管理学》，由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这是我国第一本国民经济管理的教材。该书引起了较大反响。中宣部、中组部、中国社科院等单位讨论决定，将《国民经济管理学》作为全国干部教育和高校的教材，连续使用了7年，7年间修改3次，再版7次，发行量很大。此后，刘海藩又将自己的研究方向拓展到宏观管理和企业管理，并拓展到领导科学领域。
　　1979年开始，他就在课堂和报刊宣传发展商品经济的客观必然性。1982年，他在出访欧洲的报告中提出：必须扩大开放才能感受到加快经济发展的压力，增强经济发展的动力。同年，他还在课堂和媒体提出了打破劳动力的统包统配、分配上的平均主义，是提高人力资源效益的体制基础。并发表了《合理开发利用物质资源，保持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长篇论文。20世纪90年代初，邓小平提出“发展是硬道理”之后，理论界和实际工作中出现了片面强调发展越快越好的论调。对于这种现象，在学习贯彻邓小平讲话的第一次全国理论讨论会上，他就提出“要使‘硬道理’过得硬，只有坚持发展的协调性、持续性、高效率，才是真正的‘硬道理’”。在国有企业改革过程中出现“公有制必然无效率”，“私有化才是出路”等各种歧义的时候，他在中央主要媒体发表文章《坚持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制度》、《国有企业改革必须坚持社会主义方向》、 《企业改革不要损害工人阶级利益》。新世纪初，在人们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内涵产生岐义时，他在重要媒体和课堂提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四个基本特征”，作为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框架。2005年，当中央提出提高驾驭能力时，他即在中央党校学报发表《谈驾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文章，强调了克服市场机制的消极作用。2007年，中宣部出版了当代30位理论家的自选集。《刘海藩自选集》被作为重要书目推出。收入这部自选集的60多篇论文中，刘海藩有针对性地对我国改革发展中遇到的问题作出了科学回答。
　　落实“党校教育正规化”
　　1982年，中央任命蒋南翔为中央党校第一副校长。蒋南翔到任后提出了“党校教育正规化”的工作思路。为此，新成立了师资处，让担任教务部副主任的刘海藩兼任处长。任务是尽快建设一支适应正规化教学的教师队伍。几经酝酿之后，校委决定以党中央名义建章立法，规范党校工作，制订《党校工作暂行条例》(以下简称《条例》)，由常务副校长陈维仁领导，刘海藩具体负责。
　　《条例》从调查研究开始，到写出初稿，再讨论修改，经过30多次大小讨论会，五易其稿，历时3年多，终于完成了初稿。但到了1987年却因故搁置。1989年9月，薛驹担任常务副校长，提出了党校工作的“规范化”。《条例》再次被提到了重要议事日程。这项工作仍由担任副教育长的刘海藩负责。
　　1992年，中央党校在包头召开全国党校工作会议，兼任中央党校校长的乔石到会，主题就是讨论《条例》。会上，刘海藩作了关于制订情况的报告。大家在讨论中对这个《条例》给予了充分肯定，会议原则上通过了这个《条例》。当时，虽然这个《条例》没有正式颁布，但实际上已作为中国共产党的一部党校法典在全国贯彻执行。
　　1993年，胡锦涛兼任党校校长。在一次校长办公会上，胡锦涛听取了刘海藩关于《条例》制订情况的汇报后，当即肯定了正式颁发条例的必要性，并指出党校工作需要规范化。其后，胡锦涛对《条例》进行了认真的审改，并把刘海藩与常务副校长汪家缪约到中南海进行了专门研究。《条例》修改后，又在由胡锦涛主持的中央党建领导小组会上进行了讨论。会上，刘海藩作了关于《条例》若干问题的说明，最后胡锦涛表示“原则通过”，报中央常委。中央常委通过后，于1995年9月6日以中共中央11号文件颁布。
　　随着“党校工作条例”的颁布，党校又迎来了一个发展的春天。中央确定“党校是党的思想理论建设的主阵地”，刘海藩首先将1989年在马克思主义遭遇质疑时，他与卢国英、王瑞璞、孙钱章教授策划创办的“马克思主义研究基金会”作大，面向全国、面向世界，高高地竖起一面马克思主义的旗帜。二是建立一个全国党校系统的科研基金，将数万名党校教师的理论研究统筹协调。三是利用他自己担任“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领导小组”成员的地位，申请中央批准，在中央党校建立一个“规划办公室”，统筹中央和国务院近百个部委理论和政策的研究工作。四是建立访问学者制度，吸纳全国各高校、党干校和科研单位的学者到中央党校共同研究课题。五是将由他兼主任的研究生部改为研究生院，将博士生规模扩大两倍。同时扩大原来的外聘兼职教授队伍。将钱学森、胡绳等一大批项级科学家、学者聘为客座教授。六是他以学术委员会主任的身份报请校委调整外事方针。党校对外交往很频繁，但主要是以领导为主的工作事务交往或礼节性接待。由此改为以教师外出进行学术交流和邀请外国学者讲学、研讨，共同研究课题。这时的中央党校真正形成了一个全面开放的局面。刘海藩在一次中央党校召开的全国理论讨论会上，致完主持词即吟联一幅“四门大启，融汇八方才智；百卉含英，建设一世宏庠”。
　　刘海藩说，那几年中央拨出数亿专项资金，对办学条件进行了改善。胡锦涛向来重视党校工作，重视领导干部的培训教育。在他兼任中央党校校长的10年间，党校的办学条件、办学水平都有了很大的提高。
　　理论研究与实践同行
　　刘海藩先后主持多个国家课题，带领课题组编著了《城市经济学》、《涉外经济学》、《中国金融问题》、《现代企业管理》、《西方经济学》、《毛泽东思想综论》、《领导干部一定要讲政治》等十余部著作，还主持编写了《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宝库》、《邓小平理论文库》、《领导科学文库》等大型工具书。应该说，改革开放30多年，刘海藩在理论界卓有建树。谈到这些，他总是说：“我只是跟着中央的方针路线作了一点具体的事。我们很多决策都是中央领导作出的，集中全党的智慧。理论界成千上万的人都在做这件事。”
　　1981年，刘海藩就在文章和讲课中明确提出了保护生态环境、合理开发利用自然资源，是保持经济持续发展的物质前提。1985年，时任中央党校教务部主任的刘海藩带着几名教员去平朔煤矿考察学习。平朔煤矿露天开采，看到那些土石滓子堆在那里，刘海藩对地委管书记说：“我提个建议，每吨煤收取2块钱的环境恢复费，用以恢复生态，恢复植被，栽种果树，种草放牧。”当时每吨煤80多元，一年开采2000多万吨，一年就可收近5000万元来恢复环境。管书记听后，觉得很有道理。但是后来相关部门不乐意，说引进外资不容易，合资方不愿意。20多年后，刘海藩再次来到煤矿，他发现：矿区破坏严重，矿渣遍地，植被全无，同时伴随地层沉陷，水没有了，地不能耕种，老百姓没有生计，子孙后代怎么办?他的伤感可想而知。
　　2011年7月1日，刘海藩作为特邀代表参加中央召开的纪念建党90周年理论座谈会。座谈会主要讨论“十二五”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问题，刘海藩认为这是落实科学发展观的一个很好的思路。他说：“中央提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主题是科学发展，关键问题在落实。但是我们如果回顾一下，‘十一五’规划也是这样一套，结构调整‘十一五’提得很明确，优化经济结构。我们拿‘十一五’第一年和‘十一五’最后一年比较，结构的问题怎么样?为什么?主要是总书记讲结构调整，到了省委书记也讲结构调整，到县里、乡里还讲结构调整，就是没有人去落实，没有举措。我们年年治沙，沙化面积不断扩大，年年种草，高质量草原面积不断缩小，年年栽树，森林覆盖率不断下降，为什么?没抓落实。我们国家‘十二五’规划，要讲落实能力，即经济社会发展如何调整优化，
　　‘都要落地生根，落到实处’。”
　　在谈到领导干部与人民群众的关系时，刘海藩在课堂上总是讲两个例子。50年代初，他跟随领导下矿山工厂，晚上工人拿着梭镖自发保护干部。还有一则反面的例子，1993年，某县县长坐的吉普车掉进一米多深的河里， 岸上坐着30多位农民没有去救，眼见他们憋死在吉普车里。刘海藩说：“一正一反，说明干部与群众联系的紧密程度。现在我们的煤矿经常出事，死的基本都是辛辛苦苦的农民工。未见有一个干部死亡，因为干部基本不下矿井了。当然，也有很多勤政廉政的好干部，要宣传，要弘扬。”
　　谦虚立德　诲人不倦
　　1965年7月到中央党校工作，刘海藩从助教到教授，先后担任教研室副主任、教务部、科研部主任、教育长、副校长等职，长期从事教学和研究工作。其间还兼任党委书记、学术委员会主任、学位委员会主席、研究生院院长等职，并长期担任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领导小组成员。
　　他学问上要求精深，人品上严于律己。他的发言、演讲，从来不找人写，不由秘书代笔。家乡电视台精心制作一期节目，但他不让播出。他说：“谁叫我曾任过中央党校副校长呢，虽然已经退二线了，凡是当官的，还是不张扬为好。”
　　中央党校历来是教学相长。刘海藩头脑清醒，说：“我们虽然给部长、省委书记上课，但很多方面不如他们。他们经验丰富，了解情况多，对下面的问题分析透彻，对问题的判断精准。我们仅是书本熟悉一点，对理论问题的理解下的功夫多一点，对中央政策的分析、理解、把握也许下的工夫多一点。他们一天到晚有许许多多的问题需要处理，需要随机应变，要马上作决断。”
　　刘海藩对自己要求近乎苛刻。他曾说：“我们这些人，包括自己都是为人民服务这个问题没有解决好。怎么为人民服务呢?我是党校的教员，干了一辈子，尽量讲点真话，讲点实话，讲点合理的话，讲点对学员有益的话。”
　　刘海藩是一个比较典型的文化人，性情内向，温文尔雅。但在大的是非面前，他那种湖南村汉的秉性，或者说，一个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的品格，就会充分显露：如美国导弹炸了我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他在事发第二天的高层研讨会上就愤慨地指出，“不要过多地高唱‘和平和发展是世界主题’了。和平和发展只是世界人民的愿望和要求，而像美国这样的帝国主义国家，它每天高唱和平，但建国230多年，却发动或参与了250次战争……”。又如《邓小平》这部电影出来以后，中央主管宣传工作的领导征求意见，他当面就说，“影片中关于‘真理标准’的讨论失实了。那篇推动历史的文章，是当时担任中央党校副校长的胡耀邦亲自酝酿命题、亲自组织班子撰写、亲自修改定稿，并首先在《理论动态》发表，两天后才由《光明日报》转载。现在成了《光明日报》发表推动历史的文章，前面的事却只字未提。唯物主义跑到哪里去了?”又如党的十七大确定“大会的主题是：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以邓小平理论与‘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文字中没有毛泽东思想。有些人包括理论界的一些人，对毛泽东思想产生疑惑了。他便在研讨会、在课堂、在媒体上明确指出，“不要怀疑毛泽东思想。她是真正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邓小平理论是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和发展。不要误读十七大，政治报告中有正确肯定毛泽东思想重要地位的表达”。又如，他到四川参加一个会议，会上安排瞻仰邓小平纪念馆。进馆先看一个8分钟的影片简介邓小平的一生。影片开头就是在10多平方米的屏幕上一个邓小平的大头像，光芒四射。而在一个角上有毛泽东的小头像，慢慢消失。他看后马上对陪同的人说，“这个画面应当改过来。那个光芒四射的大头像应当是毛泽东。邓小平在毛泽东的光芒里走出来，才是历史的本来面貌”。不久，四川的有关领导告知，“那个画面改了”。刘海藩只说了四个字：“唯物主义”。刘海藩的这种处事风格，早就有朋友劝导他：“你这样会讨人嫌的。”他却淡淡地说，“社会所以能够存在和发展，就是因为有两种人同时存在：一种人招人爱，一种人讨人嫌。做人应当力争招人爱，但不要怕讨人嫌”。
　　刘海藩诲人不倦，育人有方。他要求他的博士生和博士后，首先是做人，懂得马克思主义者的使命，要懂得人文关怀。学习上在学好专业的基础上要读一点国学，最低标准是读一部《论语》和必要的中国古代经济思想方面的著作。他的学生都是博士、博士后，有的还开始带博士或博士后了，他说：“他们肯定会超过我。”
　　刘海藩还带了一大批一对一的领导干部研究生，现在有不少在省部以上领导岗位上，他总说，他们是与我共同研究问题的朋友。学生们请他去当地走走，休息休息，他都谢绝，理由是“他们很忙，我不去添麻烦”。
　　2001年冬，刘海藩退职。2010年冬，他退休。2010年，他开始停止招研究生，现在还有3个研究生在读。两个博士后2011年寒假要出站毕业，一个博士2012年毕业。
　　桃李不言，下自成蹊。逢年过节，学生对令人尊敬的刘老师总是惦记。家里的电话不断，既有学生们对老师的声声问候，也有想上门拜访以谢师恩的。
　　问刘海藩成功的经验是什么?他不假思索地说：“第一，我谈不上成功，第二是机遇。我只是很偶然地遇到机遇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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