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德的井冈山会师之路】 井冈山电视剧全集36集

　　 井冈山会师在我党我军历史上是一次重大的历史性事件，对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建设、红四军的发展以及中央苏区的开辟都产生了积极而深远的影响。朱德为会师的实现无疑做出了巨大贡献，他的贡献主要在于四点：一是凭借自身坚强的党性及对党的事业高度负责的态度，危难中勇于承担保存革命火种的领导责任；二是为使革命火种发展壮大，实施了“赣南三整”等一系列有效措施；三是善于灵活抵制“左倾”错误政策，适时率领壮大了的革命力量转向井冈山；四是在南昌起义后的艰难征程中，探索出一整套适应“工农武装割据”的游击战略战术思想原则，迅速扩大和有效巩固了井冈山会师成果。
　　
　　 保存南昌起义火种，成功进行“赣南三整”
　　
　　 1927年10月初，朱德率领第11军第25师和第9军教育团，在三河坝同国民党军钱大钧的3个师10个团约两万人激战3昼夜，于10月6日撤出三河坝，转移到福建饶平以北的茂芝地区，在此遇到第20军第3师教导团参谋长周邦采带领的从潮安退下来的南昌起义军官兵二百多人，得知起义军主力在潮汕已经失败。此时，部队由4千多人锐减至2千多人，许多人心情沉重，思想混乱，一些指挥员也处于不知所措的境地。在此危难时刻，部队何去何从？是继续进攻还是实行退却？如果退却的话，向哪里退却？这一连串的疑问成为摆在朱德面前亟待解决的问题。为此，7日上午朱德在茂芝全德学校召开干部会议，讨论部队今后的行动方向问题。
　　 会上，朱德介绍了起义军在潮汕失利的情况，同时对客观形势做出了清醒的判断。他断然说道：“我是共产党员，我有责任把‘八一’南昌起义的革命种子保留下来，有决心担起革命重担，有信心把这支革命队伍带出敌人的包围圈，和同志们团结一起，一直把革命干到底！”当时，这2千多人的部队刚从各方面会合起来，绝大部分不是他的老部队，对他又缺乏深刻的了解，领导起来有相当的因难；加上在突然遭到失败的打击之下，部队不论在组织上和思想上都相当混乱。但朱德从对党的事业高度负责的态度出发，关键时刻挺身而出，毅然承担起保存这支濒临溃散的队伍的责任。陈毅回忆：“朱德同志在南昌暴动的时候，地位并不重要，也没人听他的话，大家只不过尊重他是个老同志罢了。”可见，如果当时朱德没有过人的胆略及坚强的党性是难以做到的。会议经过激烈争论，做出了“隐蔽北上，穿山西进，直奔湘南”的战略决策。茂芝会议对战略转移方向的确立，使起义部队得以初步稳定下来，为处于困境而陷入混乱的队伍指明了出路，也为此后的改编及整顿提供了前提条件，因而成为南昌起义军余部前进的重要转折点。
　　 然而，由于一连串失利引起的悲观情绪,仍像迷雾一样笼罩着部队。一些官兵认为革命的失败已成定局,对前途丧失了信心,思想上灰心失望，因而部队士气低落，人心涣散，甚至有人还提出解散队伍的主张。在这种情形下,逃离现象不时发生，常常有人不辞而别，甚至整排、整班地脱离队伍。起义军有顷刻瓦解之趋势，革命火种有随时熄灭之可能。因此，在部队的行动方向上达成统一认识之后，鼓舞广大官兵的革命斗志就成为部队亟待解决的问题。为了巩固这支起义军余部，保存革命火种，在向赣南进军途中，朱德适时地进行了3次整顿，这就是天心圩整顿、大庚整编、上堡整训。
　　 要想保住革命的火种，光有行动方向上的正确决策还远远不够，首先必须通过思想整顿，激励起广大官兵继续革命的信心和勇气，使绝大多数的人坚定革命的信念，才能谈得上对部队进行整编和整训。否则，一切都无从谈起。
　　 10月下旬南昌起义余部到达天心圩后，朱德亲自召开军人大会，发表了激动人心的讲话。他说：“大家知道，大革命是失败了，我们的起义军也失败了！但是我们还要革命的。同志们，要革命的跟我走；不革命的可以回家，不勉强！”“但是，大家要把革命的前途看清楚。1927年的中国革命，好比1905年的俄国革命。俄国在1905年革命失败后，是黑暗的，但黑暗是暂时的，到了1917年，革命终于成功了。中国革命现在失败了，也是黑暗的，但黑暗也是暂时的，中国也会有个‘1917年’的。只要保存实力，革命就有办法。你们应该相信这一点。”在大家情绪极度低落，灰心丧气的时候，朱德的话，对大家的思想产生了强大的感染力，大大鼓舞了刚刚受到严重挫折的起义军的士气，使大家在困难中认清了方向，受到了鼓舞，增加了信心，驱散了广大官兵心头的阴影，坚定了他们革命的信念。在进行思想教育的基础上，朱德又提出了“愿走则走、愿留则留，要求回家的，发给路费，不予强留”的革命自愿原则。这样，经过教育整顿后，一些意志不坚定的离队了。而留下来的，却更加坚定了，都是革命的精华，其中有许多人经过革命战争的锻炼，后来成长为人民军队的著名将领，为中国革命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10月底部队到达江西省大庚县时，状况已经十分令人担忧了：一是部队建制很不完整, 只剩下八九百人了，有的连队只剩下几十个人,以至于无法开炊，甚至出现官多兵少,枪多人少的情形；二是党的组织机构很不完善，有些党、团员找不到组织，党又抓不住士兵，这种状况严重影响党对军队的领导以及部队战斗力的发挥；三是起义军中的军阀习气还很浓厚,军官的生活待遇与士兵大不相同,而且还随意打骂士兵,严重影响到官兵之间的团结以及部队的战斗力。为此，朱德决定部队在大庚进行整编，将南昌起义军余部改编为一个团，下辖第1、2、3营，以第二十五师第七十三团（叶挺独立团）为基础编为第1营，第七十四团编为第2营，第九军军官教育团编为第3营，第二十军第三师教导队和革命委员会警卫排编为教导队，组成7个步兵连，一个迫击炮连，一个重机枪连，总共9个连。为了缩小目标，便于隐蔽，采用“国民革命军第五纵队”番号，朱德任司令，陈毅任指导员(即党代表)，王尔琢任参谋长。经过整编，虽然部队的机构小了，人员少了，但队伍精干了，战斗力更强了，部队面貌焕然一新。
　　 大庚整编时，还对党、团员进行了重新登记，并且吸收了一批表现好的人入党，调整了党、团组织机构，将全军56名党员组成了一个党支部。通过把一部分党、团员分配到各个连队中去，选派一些优秀党员到基层担任连队指导员，从而加强了党在基层的工作，党对连队这一基层作战单位的领导大大加强了。实践证明，通过整顿党的各级组织，加强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充分发挥每个党员在战斗一线的模范作用，是加强党对军队的领导，提高部队战斗力的一条有效措施，是我军一条重要的建军原则。大庚整编时虽然没有明确提出“支部建在连上”，但取得的效果跟“三湾改编”是一样的。
　　 11月初，起义军到达江西崇义县的上堡。当时，湘、粤军阀重新开战，无暇顾及起义军余部。朱德抓住这一有利时机，又对部队进行了一次整训。
　　 上堡整训首先是纪律整顿，明确规定募款和缴获必须全部归公，只有没收委员会才能没收和处理财物。同时，对部队普遍地进行了自觉遵守纪律的教育，使广大官兵遵守群众纪律的自觉性大为提高，从而改善和密切了军民关系。朱德、陈毅等领导还身教重于言教，和士兵一样吃大锅饭，行军时有马不骑，和士兵一样肩扛步枪，有时还搀扶着伤员、病号。他们的一言一行，深深地感动着大家。这从根本上打破了在旧军队里官兵之间等级森严、生活待遇悬殊的壁垒，事实上开始形成了“军民一致、官兵一致”的民主制度。实践证明，这种新型的军民、官兵关系，不仅保障了士兵群众的利益，激发了士兵群众的热忱，也对肃清军阀主义残余，加强军队内部的团结，改善军民关系起了重要的作用。从而使人民军队与一切旧的军队区别开来。
　　 上堡整训其次是军事训练。在整训中，起义军保持每天上课，隔几天还有一次大课，主要是学习新战术，也就是打游击战。朱德还把“一线式”战斗队形改为“人”字战斗队形。起义军的指挥员多数是原来叶挺独立团的，不少是黄埔军校的毕业生。他们打仗所习惯的是正规战那一套。起义军中的战士，多数参加过北伐，打的也是正规战，南昌起义后的一些战斗仍是正规战。但现在的形势和任务已经发生变化，部队要转移到山区去寻找“落脚点”，斗争方式改为发动群众，打土豪，分田地，这就需要学习游击战。训练之余，部队以中队或小队为单位，分散到各个村子中去，向群众宣传革命道理，收缴地主的武装，组织群众分掉地主的粮食和财物。此时，起义军已经改变过去那种单纯打仗的模式，开始学会把武装斗争同农民运动结合起来了。这是起义军在战略战术方面的一个根本转变。
　　 经过“赣南三整”，特别是起义军在崇义县上堡、文英、古亭等地经过20多天的休整训练，开展群众工作，加强了官兵团结、军民团结，提高了军政素质，部队精神面貌焕然一新。部队的思想状况、组织纪律也得到了显著的改善，从一支濒临溃散的部队转变为颇具战斗力的、党领导的新型军队。朱德为保存南昌起义的火种做出了艰辛的努力，为尔后的湘南起义及井冈山会师创造了必要的前提条件。
　　
　　 成功发动湘南暴动，坚决抵制“左”倾冒险
　　
　　 1927年11月，朱德在领导南昌起义军余部进行了“赣南三整”之后，同国民革命军第十六军军长范石生取得联系，建立了反蒋统一战线。随后部队开到湖南省资兴县驻扎。朱德抓住起义军进驻资兴的有利时机，秘密派人联络湘南、粤北各地党组织，于11月26日至28日在汝城召开联席会议，做出了一个重大决定，即12月中旬在汝城发动湘南起义。然而，12月间，为贯彻广东省委支援广州起义的指示，起义军又从资兴南下，进入粤北，移驻韶关西北30里的犁铺头，因此汝城会议决定12月发动起义的计划未能如期实行。可当部队到达犁铺头时，广州起义已经失败，部队只好暂时在犁铺头进行休整和训练。汝城会议是一次极为重要的会议，出席汝城会议的起义军方面代表有朱德、陈毅、王尔琢；湘南方面有郴县的夏明震，耒阳的谢竹峰，宜章的毛科文、杨子达、彭晒，资兴、汝城的何日升、何举成，桂东的郭佑林、黄奇志；广东区委方面有任卓宣、钟古（党代表）；粤北的有乐昌的李光中、龚楚，仁化的阮啸仙和始兴等县委负责人。他们研究了形势，论讨了湘南和粤北的暴动问题，为1928年1月发动的湘南起义，在思想上、组织上和军事上作了必要的准备。在犁铺头驻扎期间,朱德要求部队抓紧一切机会进行军事训练。在训练时，朱德亲自讲课，他要求部队抛弃旧的队形，改为梯次配备的疏开队形，以减少队伍受到敌火力的杀伤；要求指挥员重视对敌情的搜索和侦察，不摸清敌人情况不动手；要求士兵除熟悉手中武器外，一定要做到不靠近敌人不开枪，打不中不开枪。当时任教导大队大队长的李奇中后来回忆，当时朱德反复强调：一定要让每个同志牢牢地记住，我们人少枪少，不能和敌人硬拼。我们要瞅住敌人的弱点，我们要注意避实就虚的游击战术。经过此次训练，部队的战术水平得到很大提高。
　　 1928年初，蒋介石发觉南昌起义军余部隐蔽在范石生部队中，于是下令范石生解除起义军余部的武装，逮捕朱德。情况万分紧急，朱德遂率部于1月3日晚离开韶关犁铺头。最初，他准备按照广东省委的意见，去东江同广州起义的余部汇合。但部队刚到达仁化，便发现国民党第十三军正开往仁化东面的南雄，切断了起义军前往东江的去路。朱德当机立断，在收集广州起义的一部分失散人员后，率部在龚楚的带领下于5日到达广东省乳源县的杨家寨。在杨家寨，朱德同陈毅、王尔琢、龚楚、杨子达研究决定，实现汝城会议决议，发动酝酿已久的湘南起义。
　　 湘南起义的序幕是从1月12日智取宜章开始的。宜章暴动成功后，朱德又以正规战和游击战相结合的打法，在坪石痛打许克祥，歼敌5个团。之后，朱德在皈塘召开军政联席会议，决定把起义烈火立刻引向湘南广大地区。歼灭许克祥部的胜利消息迅速传遍湘南，湘南各县的地方党组织纷纷来宜章同起义军联系，要求支持本地暴动并建立地方武装。在起义军的帮助和配合下，郴州、耒阳、资兴、永兴、桂东、汝城等县城相继被攻下，茶陵、安仁、酃县也举行了暴动，并先后组建了宜章工农革命军第三师、郴州工农革命军第七师、耒阳工农革命军第四师、永兴独立团、资兴独立团。
　　 正当湘南起义的大好形势迅猛发展，起义的烈火越烧越旺之时，不利于革命斗争进一步发展的局面出现了。1928年3月宁汉战争结束，唐生智余部通电接受南京政府收编，这使得敌人得以腾出手来，以更多的力量来对付湘南农民运动。为了扑灭湘南起义的熊熊烈火，湘粤军阀根据南京国民政府的命令纠集了7个师，从湖南衡阳和广东乐昌两个方向南北夹击，进逼湘南。同时，湘南地区的地主武装也相当强大。在敌我双方力量十分悬殊的情况下，起义军处于腹背受敌的不利境地。然而，面对这一严重局面，湘南特委却提出了“守土有责”，要湘南所有武装力量全部投入战斗，准备同敌人死打硬拼，进行决战。朱德坚决抵制了这种“左”倾冒险主义。他吸取南昌起义军主力失败的沉痛教训，坚决主张保存南昌起义的火种和湘南起义的武装力量，避敌锋芒，主动转移，毅然率部撤离湘南，向井冈山靠拢，历经千难万险，终于4月28日在宁冈砻市实现了与毛泽东的历史性会师。
　　 湘南起义的成功，沉重打击了国民党反动派的嚣张气焰。起义军席卷湘南,影响遍布宜章、郴县、耒阳、资兴、永兴、安仁、桂东、汝城等县,并逐步接近湘赣边界的茶陵、安仁、酃县等地区,扩大了起义军的政治影响,扫除了向井冈山进军的障碍,为井冈山会师开辟了通路。同时，朱德在探索“工农武装割据”道路方面也积累了许多宝贵的经验。如武装斗争与土地革命相结合、主力部队与地方部队共同发展、军事斗争与发动群众相结合、农村割据与游击战相配合等。湘南起义不仅保存了南昌起义的火种，而且使这支革命火种的力量得到很大的发展。起义前,朱德所部仅仅七八百人,而且兵疲枪少。经过湘南起义,朱德所率的正规部队发展到2000余人,而且装备齐全,弹药充足,加上湘南起义的地方武装，总兵力达到1万余人。这为会师提供了雄厚的力量基础,是井冈山斗争在会师后迅速打开局面的重要因素。
　　
　　 提出战略方向转向农村山区，摸索出一整套游击战争原则
　　
　　 纵观南昌起义后朱德的征战历程，茂芝会议和上堡整训是朱德实行由正规战向游击战转变的两个重要转折点，茂芝会议确定了转向农村和山区，不去打城市的革命战略方向，但如果仍然实行过去正规战的一套打法，这种战略方向的转变也是难以实现的。而上堡整训正式确立了从正规战到游击战的军事战略转变，只有这两个转变都完成以后，游击战略战术原则的形成才成为可能。从此，在这两个战略转变的基础上，朱德积极探索如何在农村发展壮大革命力量的有益经验。由于朱德的专长在于军事指挥上，所以他的主要关注点也就在于如何在打赢敌人的前提下使部队不断发展壮大。因此，他大部分的精力都在思考怎样在农村开展好游击战，其它诸如土地革命、发动群众等都是围绕这一问题而展开的。
　　 朱毛会师前，南昌起义军余部进行过两次集中的游击战术训练。一次是上堡整训，一次是犁铺头练兵。这两次军事训练，朱德都亲自给部队上课。朱德依据亲身经历的云南重九起义、讨袁护国战争、南昌起义和滇南、川南剿匪经验，以及他在德国、苏联所学的军事知识，结合当时的实际情况给部队传授游击战的心得体会。上堡整训时，朱德不仅向部队传授游击战争的经验与知识,而且将部队化整为零进行游击战模拟训练，通过发动群众，与群众结合起来展开游击战争，在战争中学习战争，从实践中创造新战术,使部队适应客观要求；犁铺头练兵时，朱德又根据当时敌强我弱的情况，提出了一些新的战术原则，例如：“强敌进攻莫硬打，抓敌弱点我猛攻，孤敌瘦敌我围歼，常遣精兵骚扰敌”等。通过课堂学习及模拟训练，广大指战员提高了对游击战重要性的认识，初步熟悉了各种游击战术要求，部队逐渐适应了从正规战到游击战的思想转变，整个部队的游击战术水平得到很大的提高。经过湘南起义的实战锻炼后，逐渐形成了一套游击战术原则：游击战与运动战相结合，以歼灭敌人有生力量为主要目标。发动群众，诱敌深入，不打硬仗，知己知彼，重视侦察，选择有利时机、有利地点，打敌不备等战术原则和“人”字形的战斗队形，以及军事斗争与政治瓦解相结合、武装进攻与智取相结合的策略原则等。智取宜章、坪石大捷、 山庙伏击战、大铺桥战斗、一打耒阳、二打耒阳等胜利，均显示出这些游击战术原则的威力和正确性。湘南起义的作战形式，是人民军队早期成功的游击战争实践之一，为以后红军游击战争的发展积累了有益的经验。
　　 井冈山会师后，朱德主要负责军事指挥，这些游击战略战术原则在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和总结。朱德又先后提出：集中主力于主要方向，用于打攻坚战、伏击战和歼灭战；非主力部队安排于次要方向，担任警戒、掩护、阻击、骚扰等新的战术原则，并与毛泽东一道将这些游击战的基本经验概括为：“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十六字诀”的作战原则。“十六字诀”成为中国共产党人指导游击战争的正确原则，成为人民军队积极防御战略的雏形。它解决了中国革命战争走“工农武装割据”道路在作战指导上最重大的问题。这些基本经验在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也得到了很好的运用：一打永新，红四军先集中兵力于一路，然后声东击西在五斗江设伏，溃敌周体仁第八十一团，歼灭黄兴邦先遣营，乘胜一占永新，取得第二次反“进剿”的胜利；二打永新，红四军避其锋芒，敌进我退，然后再次声东击西，奔袭高陇，在草市坳设伏，全歼敌第二十七师第七十九团，击毙敌团长刘安华，击溃敌师部，击伤敌师长杨如轩，乘胜二占永新，取得第三次反“进剿”的胜利；三打永新，红四军又一次声东击西，在龙源口歼灭敌第九师李文彬第二十七团，并击溃敌人第八十、八十一两个团，杨如轩负重伤，乘胜三占永新，取得第四次反“进剿”的胜利。在朱德的军事指挥下，红四军连续粉碎国民党军队对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三次“进剿”，井冈山根据地进入全盛时期。
　　 尽管1929年1月为粉碎敌人的第三次“会剿”，红四军实施“围魏救赵”的方针撤离了井冈山，但红四军却发展成为一支拥有4千多人的、当时全国最强大的主力红军。后来在开辟中央苏区的过程中，又连续粉碎了国民党4次全国性的“围剿”，红四军也发展成为拥有近十万兵力的红一方面军。这些成绩的取得，充分说明朱德首先实践的游击战以及他所摸索出的一整套游击战略战术原则的伟大和正确。
　　 井冈山会师，无疑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一件意义深远的大事。井冈山会师，使行伍出身的朱德和政治家出身的毛泽东走到了一起，奠定了中国工农红军和中国革命发展的领导基础；使南昌起义、湘赣边界秋收起义、广州起义、湘南起义的力量会聚一起，组成了红军的骨干和核心，即工农红军第四军。朱德为会师的实现无疑做出了巨大贡献，他的贡献主要在于以下4点：一是凭借自身坚强的党性及对革命事业高度负责的态度，危难中勇于承担保存革命火种的领导责任；二是为使革命火种发展壮大，实施“赣南三整”等一系列有效措施；三是善于灵活抵制“左倾”错误政策，适时地、自觉地率领壮大了的革命力量转向井冈山；四是在南昌起义后的艰难征程中，探索出一整套适应“工农武装割据”的游击战略战术思想原则，迅速扩大和有效巩固了井冈山会师成果。可以这样认为，如果不是朱德成功探索出一套机动灵活的游击战略战术，南昌起义军余部就不可能保存下来，也就谈不上井冈山会师。可以说帮助革命武装起了家的是朱德的游击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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