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元文化视阈下的跨界演唱] 跨界吴秀波演唱儿时

　　入新世纪以来，跨界演唱成为活跃在各类舞台上的一种新的歌唱现象，“跨界声乐”成为一种新的文化名词，这种歌唱现象甚至达到了一定的繁荣程度。活跃于世界乐坛的英国女歌唱家莎拉・布莱曼就是一位才华横溢的“全才”歌唱家，她不仅是百老汇歌后，还是美声和通俗两种唱法兼得的歌唱家。在中国乐坛也出现了不少探索跨界演唱的成功范例，如男中音歌唱家廖昌永出版的新专辑《情释》，在这张专辑中首先从曲目的选择上来说，无论是翻唱王菲的《红豆》、那英的《征服》还是迪克牛仔的《有多少爱可以重来》，对一位美声男中音歌唱家来说就是一种跨界演唱风格的挑战，廖昌永用纯正、醇厚的男中音来演绎这些经典流行歌曲，使得这些歌曲显得更加从容、大气，同时也拉近了美声唱法与听众的距离。
　　 透过纷繁多样的声乐跨界现象，我们应当采取一种什么样的审慎态度来面对这种演唱？如何透过这一现象来更深刻地认识到声乐艺术与当代多元文化的结合与碰撞及发展声乐艺术？这正是本文写作的初衷与探索。
　　一、 “跨界演唱”的本体属性
　　 跨界演唱或声乐跨界，是指同一个歌者以较高水准涉足不同声乐演唱流派作品的艺术现象，对于此种现象中外理论界尚无定论，金铁霖说过：“只要方法得当，演唱不同形式和风格的歌曲就如同修好了大路开不同的车一样是完全可能实现的。”最初得益于西方演唱家２０世纪以来舞台艺术实践的启示，如帕瓦罗蒂、斯泰方诺、巴托丽和莎拉・布莱曼等等，其主演特征分三层意思，一是所谓”全能型”，从意大利的一些音乐学院的演唱课程看，不仅演唱流派唱法复杂多元，而且声部划分细致入微，千差万别的人类嗓音都有其对应的作品进行有针对性的训练和演唱实践。歌唱人才的出炉有其擅长的声部作品和技术上对应的既定风格追求。说到“全能型”也就是打破了单一的声部概念和既定风格的演唱，本来如圣咏唱法、室内乐唱法、浪漫曲唱法、复调音乐演唱和歌剧唱法都是由专门唱家演唱，而现代具备宽广音域可以全部胜任，甚至是“有效音域”直接跨越声部。１７世纪以来由于意大利的Ｂｅｌ Ｃａｎｔｏ唱法影响了世界，到了１９世纪末包括欧洲出现的喜歌剧、民谣剧、清唱剧、轻歌剧等不同演唱方法融汇一起，美国兴起的摇滚、蓝调、乡村音乐，英国的音乐剧唱法等，到了２０世纪末都可以被一个歌唱家自由跨越翱翔。二是不同风格之间的跨越。这种跨界首先是传统唱法唱流行歌曲，一般技术技巧是传统的，而风格是流行歌曲，如帕瓦罗蒂、斯泰方诺等。到了莎拉布莱曼技术技巧就随着流行歌曲的发声改变了。这种技术上改变的跨界，笔者认为才进入深层意义的跨界。三，一般是些著名的古典声乐唱法的歌唱家跨界，而不是流行歌手或民间歌手的跨界演唱，这一点恰好说明流行唱法的发声技术本身无法驾驭传统唱法作品的缘由。古典音乐的清规戒律较多，发声的原则性强，所以即使其它唱法涉足其中也只是形式上的跨界，维持在兴趣表面，因为一种唱法风格的形成和它所形成的发声技术是配套的。而国内的情况有所不同，其最大的不同点是“杂交”，很像袁隆平先生的水稻?熏各种演唱风格的跨越使优良“基因”相互吸收，有的唱法乃至有颠覆性的表现，出现了美通、民美、民通以及戏歌和歌戏等，几乎创造出了新唱法。以至于很多的声乐专家称之为“中国的美声”（常思思、吴娜较典型），这些杂交的歌唱实践和声乐教育，实际上给我国的民族歌唱事业提供了发展新思路，也许会成为民族声乐的主流观念，在发生技术层面与外国歌剧唱法可以相提并论。
　　 我国跨界演唱文化现象是多元的：（１）作品演绎的跨界，自上世纪初引进翻译意大利、俄罗斯声乐学派的作品本身就引来一种跨界效应。这种跨界一度成为我国艺术院校的声乐教学体系和美学追求，中国人学外国人发声技术的同时理应接受他们的音乐审美。但是，与器乐不同的是语言问题。即便学得很像用原文演唱仍然是东方人唱西方的歌，更何况通过翻译，语言的音节性（如意大利语）与调值性（汉语），会直接影响音乐线条的表达，会出现去西方化的表达。可以论断，再优秀的歌唱家其精通外国语言的歌唱，都会让中国人听上去是中国味，让外国人听上去更有中国味，此为跨界。这种“鹦鹉学舌”式的跨界，对于我国的声乐艺术发展只是学到了技术层面，而风格的表达却“似是而非”，它毕竟不是母语文化。（２）性别之间的演唱跨界。其实早在西方阉人歌手时期男唱女角和旧中国的戏曲行当就有性别的跨界，只是称谓不同。此种演唱现象贯穿于各种唱法的实践中，美声中的“高男高”声部（频率是女高音）、流行歌中的高八度（亦可称之为咽音）、民族戏曲中的“男旦”和女“净”行等等。这种唱法当下有愈演愈烈的倾向，如声乐作品中第一段是男腔，第二段是女腔，更有甚者上下句也分男女，代之而来的是量身创作的这种作品，在风格上有的还采取歌与戏的混搭等。这种跨界演唱的出现听起来耳目一新，广受青睐，虽一些声乐专家持有异议，但是笔者感觉它是歌唱艺术中的亚文化，是对声乐艺术事业审美的补充。当今城市出现的“海豚音”和大草原一人多声部的“呼麦”唱法等都体现了性别跨界演唱的特征。（３）声乐作品之间的跨界。由于有了跨界演唱实践，很多某一流派的作品跨越创作风格的审美初衷，往往效果使曲作者始料未及。如流行歌曲《你是这样的人》，原本是刘欢版本，经戴玉强的演绎成为了严肃音乐的经典。声乐史上民间歌曲、流行歌曲变成艺术歌曲，艺术歌曲变成流行歌曲的例证比比皆是。这些不仅是歌手的求新求异，也能说明艺术的形式和内容结合的完美度，有时是不以作曲家的个人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艺术规律。它经过了跨界演唱者和受众群的接受程度的美感检验，形成了不同唱法风格的作品。（４）音乐元素的跨界。王洛宾改编的《在那遥远的地方》家喻户晓，本来是首新疆特色的民歌，经过从“原生态”、“民族”、“流行”、“美声”等唱法的跨界演唱，不仅音乐汉化了，而且经过世界歌王卡雷拉斯的演绎有些异国西化。电影歌曲《怀念战友》被流行歌手翻唱，加进切分、弱起和装饰音以及口语化的表达，打造成了流行歌曲的经典。可见，跨界演唱作品的过程是在为声乐作品不断加入新音乐元素的过程，使其更具生命力。中国的京剧旦角韵腔中的“媚腔”，在净行里本不允许，但我们看到包青天的唱段里用了一些“媚腔”，冲破韵腔的壁垒，丰富了净行当音乐。另外，戏歌综合的相互移植形成的民族歌剧演唱以及器乐填词演唱等，都不同程度地改变了音乐的原貌，增加了新音乐成分。
　　 总之，跨界演唱复杂多样，但是有第次之别，分别是兴趣、模仿、改动、分裂、融合和创造。这样的表述，表明跨界演唱的层次和品位的逐层深入，也说明跨界演唱的广泛性，同时从专业发展的眼光，跨界演唱使声乐艺术繁荣，而每一种声乐流派的形成都不可避免的地从诸多的唱法中汲取营养，它的根本是融合和创造。我们应当包容一切演唱中的跨界，发展本民族声乐要有“大声乐”的理念，在艺术领域里跨界是无处不在的，任何一种艺术都是多元文化元素的集合体。演唱界限的分分合合就是创造的过程，最终取法于上，独树一帜。因此，跨界演唱就必须谙熟各种唱法的文化内涵和理性的思考其文化属性。
　　二、“跨界演唱”的文化属性
　　 “声乐跨界”首先兴起于欧美，指的是古典技法、风格与流行唱法、风格的一种混合形式的演唱。跨界演唱在中国声乐艺术中还要兼具我国民族声乐的属性与气质。我们理解一种唱法，如果单纯从技法的层面去审视是比较片面的。所谓“唱法”，实际上应该包含方法和理论，是指能使人们更好地歌唱而又不损坏歌唱器官的技法与文化，两者在演唱中应当是协调统一关系。然而，从发展的眼光来看，文化的因素应当是第一位的，决定着技法的形成和特点。从这点出发，传统声乐观念中的歌唱艺术因为产生和孕育的文化环境、地缘环境的不同，因而都具有各自鲜明的文化特质。
　　 认识一种唱法不仅仅是技术的层面，还要关注其产生和发展的文化属性。《诗・大序》曰：“……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咏歌之。咏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歌唱是语言的升华，是语言与音乐的完美结合。语言的存在是声乐音乐区别于器乐的重要标识，并且对声乐艺术的形成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所以，从这一点来说，声乐艺术的产生和存在首先是基于不同的语言文化，而语言的产生又和不同的文化特质紧密联系，不同的文化造就不同的语言特点。从语系上说，欧美的语言主要属于拉丁语系，拉丁语系的语言基本属于节奏性语言，每个词的音节有轻重变化而无声调要求。在这种语言环境中产生的唱法特别强调对歌唱语言节奏因素和强弱规律的表现，声音审美注重立体形象，连贯饱满统一。
　　 中国的民族声乐语言绝大多数属于普通话（地域性语言省略），突出的特点是语言有声调的变化和音乐性的特点，汉语中包含了阴、阳、上、去等多种声调。这种语言特点使得中国形成了注重字调与旋律的结合，依字行腔，重视韵味的声乐审美观，在传统的中国声乐作品中，往往对节奏和速度的强调不甚严谨。民族声乐正是在这种文化背景中，在我国传统声乐技法的基础上，借鉴了美声唱法的发声技巧，融合了我国戏曲唱法的一些特点而产生的一种符合我国人民审美习惯的歌唱方法，其核内涵点还是基于中华民族的由语言特质而生成的声乐审美文化。由于人类歌唱均起源于吟唱和朗诵调，因此，中国的唱法中不可缺少念白，所谓“千斤白四两唱”。它既是依字韵腔的审美，又是特有的发声训练，是风格和技法的结合体。
　　 流行歌曲演唱是一种大众化的歌唱艺术形式。它没有约定成俗的唱法规定，方法相对自由，不同国家和文化对这种演唱的风格也各有不同，例如摇滚音乐、蓝调音乐、拉丁音乐就是不同文化中形成的，各具鲜明特色。流行歌曲的旋律优美动听、朗朗上口，发声方法自然真挚，听觉上亲切随和，有较强的感染力，容易和观众形成互动，引起观众共鸣。从文化意义上来说，它是大众文化在声乐艺术审美要求上的集中体现，不同民族的大众文化各具特点，这些特点又在全球文化的相互交流中形成了更为广义和复杂的大众文化，诉诸于声乐艺术的表现就是极具个性特色的唱法。
　　 综上，纷繁复杂的声乐艺术各具文化特质，跨界演唱是在声乐艺术中的跨文化结合和交融，形成了一种新的声乐审美文化。跨界演唱不是简单的唱法堆积，而是演唱者在演唱中能将各种唱法所蕴含的文化气质自如转换，熟练运用，这种运用要求跨界演唱者去了解特定的艺术范畴、领域的相关文化、艺术和人文知识，培养适应不同声乐风格所应有的艺术素质和修养。“跨界演唱”将这种唱法的内在文化相融合，实现了高雅音乐通俗化、通俗音乐高雅化的文化尝试。从上文对各种唱法文化特制的剖析，我们可以得出跨界演唱是一种具有多重文化属性，符合多重文化审美要求的歌唱现象和演唱方式，这种演唱因为对不同音乐文化的融合而更具可听性，更加能够吸引不同类型和不同层次的听众，其存在和发展也是符合当代全球文化相融潮流和受众群的多元文化需求的。
　　三、“跨界演唱”的时代属性
　　 声乐演唱是一种表演艺术，是艺术形式的一种存在和表现方式，“跨界演唱”是这种艺术形式中的新现象。文化艺术的表现形式与时代背景密不可分，这种多元歌唱文化格局的呈现是对我们这个时代特点的反映和折射。
　　 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要“推进文化创新，增强文化发展活力。在时代的高起点上推动文化内容形式、体制机制、传播手段创新”，同时强调“运用高新技术创新文化生产方式，培育新的文化业态”。这里出现了一个词汇“业态”，这一词汇来源于日本，最初指的是零售活动的具体形式。本文中说的文化业态是指文化产业生产、销售、服务的形态。“文化业态的不断涌现，实现了文化内容、品种、载体、风格的极大丰富，促进了文化的多元化发展。同时，多元文化的繁荣发展又不断创造新的文化形态，催生新的文化业态。”
　　 当今社会，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信息技术，网络手段，数字化趋势都使得大众获取文化信息的方式越来越多样化，同样，文化艺术本体的传播和展现状态也面对着越来越广泛化和多样化受众群体。面对着越来越多样化的消费形态和消费心理，面对着市场经济状况下的生存体验，任何一种艺术形式都需要通过创新和发展来提升自身的生命力和竞争优势，声乐艺术亦然，“跨界演唱”正是在这种时代环境中产生的一种新的声乐表演形式，这种形式体现了声乐艺术在文化业态的时代性结合，声乐的“跨界”现象增强了声乐艺术在“业态”范畴的竞争力，强化了声乐艺术在现代传播方式中的商业价值和受众广度。“跨界演唱”的形式能够在多元社会文化中更好地汲取丰富的营养，准确地把握社会文化生活的新特点和大众的精神文化需求，有利于更好地服务于时代文化需求，更好地塑造中华民族新的时代精神。
　　 歌唱艺术需要更大的生存空间，大众需要更加丰富的音乐艺术，当代社会呼唤更加多元的文化形态。歌唱艺术应该面对大众，以雅俗共赏的形式发展下去，但是跨界演唱也决不能演变成为了追求商业利益而迎合某些肤浅需求的媚俗文化。跨界演唱应当具有一定的艺术品格和宗旨，使歌声能够得到大众的喜爱，也能够折射出应有的艺术魅力，陶冶人们的情操。
　　 “无论是从当代快节奏的生活来看，还是从当代文化多元的角度来看，跨界演唱使得歌唱艺术面向大众、雅俗共赏地走向会千姿百态的继续下去。”这也许正是声乐跨界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意义所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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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６]刘大巍《论声乐跨界演唱训练》，《苏州科技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２００８年第１１期，第１５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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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８]何艳霞、曲洪启《关于唱法问题的再思考》，《中国音乐》２００７年第２期，第２３４―２３６页。
　　[９]肖荣莲《新兴文化业态与文化的多元化发展》，《文化交流》２０１０年第３期，第１８４页。
　　
　　（２０１１年度安徽高校省级科学研究重点项目，编号：２０１１ｓｋ２３４ｚｄ）
　　
　　薛强华 淮北师范大学音乐学院副教授，淮北市音乐舞蹈家协会主席
　　（特约编辑 于庆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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