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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观审慎金融监管政策工具的选择_金融危机背景下金融监管的宏观审慎方法

发布时间:2019-02-27 06:22:47 浏览数:

  摘要:金融危机使人们认识到微观审慎监管的不充分之处,从而更加重视从全局的、总体均衡角度进行的宏观审慎监管。本文主要讨论宏观审慎监管的原则,宏观审慎监管的主要工具方法及其实施状况和不足之处。
  关键词:宏观审慎 资本率 金融监管
  
  一、金融监管理论概述
  (一)微观审慎监管
  在金融危机之前的监管主要是基于微观审慎视角的,这次的金融危机反映出其具有很多监管不充分之处。
  对于银行的传统微观审慎监管是基于以下逻辑的:银行利用不会令其遭遇撤资的政府担保存款来融资,此时损失由纳税人来承担,这使银行经理倾向于承担过量风险。资本管制的目标就是促使银行能够将损失内部化,从而保护存款保险积极并且减轻道德风险。因此,如果存款承保人遭受损失的可能性降低到一个低水平时,微观审慎管制即发挥了作用。
  但是微观审慎监管存在一定的缺陷:当管理者利用微观审慎原则引导出现问题的银行恢复其资本比率时,管理者并不在意银行是通过分子还是分母调整――即筹集新资本还是缩减资产。
  当我们考虑的是单个因为特定原因陷入困境的银行时,这样对调整方式并不在意的监管是合理的。如果此银行选择缩减它的资产,其他金融机构可以买入。事实上,这样的资产缩减可以视为是优胜劣汰,市场份额由弱势机构转移到强势机构。然而,如果大部分金融系统都陷入困境,大量机构同时进行资产缩减会给经济带来更大的危害。
  (二)宏观审慎原则
  简单来说,宏观审慎方法是:当多家金融机构受到冲击时,控制由过量的资产负债表缩减带来的社会成本。
  当进行宏观审慎监管时,需要明白两个问题。第一,多家金融机构同时缩减资产所带来的社会成本是什么?第二,为什么金融机构不将这些成本内部化?或者说,为什么当其所持股票贬值时,为什么它们更愿意减持资产而不是筹集新资本?为什么它们不事前建立充足的资本缓冲,这样不用进行筹资或者减持资产?
  大规模的资产减持有两个主要的影响:信用紧缩和廉价出售。如果银行通过削减新贷款来减少资产,则企业由于信用更昂贵而减少投资和雇佣数量,会对经济产生负面影响。如果大多数银行没有减持资产而是抛出同种低流动性证券,这些证券的价格会大幅度下降,这就是被Shleifer 和 Vishny 称为“fire sale”的廉价出售行为。而且,廉价出售效应和信用紧缩效用是紧密联系的(Diamond and Rajan,2009;Shleifer and Vishny, 2010;Stein,2010a),廉价出售的实际成本也表现为未来信用紧缩的加剧。
  当经济危机开始出现时,资金由于“债务积压”(Myers,1977)会出现流动缓慢的现象。一旦当银行陷入巨大的困境并且其债务价值受损,即使是为了具有正的净现值的投资对象,银行也不愿意筹集新资本。这是因为其创造的大部分价值都被优先债权人所占有。在出现债务积压问题的情况下,银行考虑到股东的利益,更倾向于通过缩减资产来调整资本率,即使筹集新资本更有利于社会利益。
  总体来说,基于fire-sale和credit-crunch的模型显示金融机构有以下强烈的倾向:第一,当危机出现时,银行更愿意缩减资产而不是再融资;第二,银行在危机发生前持有资金缓冲不足,因此提高了危机发生和系统性的资产负债表收缩的可能性。因此,宏观审慎管制的目标在于平衡这两种倾向。
  二、宏观审慎管制的工具
  有两种方法可以阻止银行缩减资产:第一,银行可以筹集新资本来弥补损失;第二,银行可以降低资本/资产比率。宏观审慎工具都是通过这两方面来进行调整的。
  (一)随时间变化的资本要求
  防止资产负债表缩水可以直观地通过制定随时间变化的资本要求,银行被要求在经济繁荣时期保持比经济衰退时期更高的资本充足率。在这样的规则下,银行可以在出现困难时通过减少缓冲资金来继续运营,而且面临较少的资产减持压力。Kashyap and Stein (2004)认为当政策制定者意在将福利函数最大化时,随时间变化的资本要求是一个优选方案。
  设计此机制有一个难题,当经济萧条时,监管情况下的资本要求对银行的约束力并不强。当银行资产的风险增大时,市场通过拒绝融资于实力不强的机构而给银行以更大的考验。所以,为了达到有意义的时变资本率,经济繁荣时管制的最小资本率必须在实质上超过经济衰退时市场赋予的标准。IMF(2010)估计美国银行从2007年到2010年的累计信用损失大概是资产的7%,如果经济萧条时期资本充足率的市场标准是8%,那么在经济繁荣时期规定的资本充足率的最小标准应该是15%。
  (二)更高质量的资本
  传统意义上,管理者最注重的资本指标是一级资本占加权风险资产的比率。一级资本包括普通权益和优先股,因此当衡量是否满足资本管制要求时,权益和优先股用同样的方式来计量。从微观审慎的角度来看,这样很合理。如果只是为了避免银行破产导致存款保险承保者遭受损失,只要普通股和优先股的持有者的清偿权在存款承保人之后即可。
  然而随着金融危机的到来,许多投资者和监管者开始讨论银行的资本质量问题,并且讨论了普通股是如何在资本质量上优于优先股的。尽管从微观审慎的角度来看两者是没有分别的,但是从更注重动态、全局的宏观审慎角度来看,两者的区别对待是很自然合理的。普通股之所以在再筹资过程中比优先股的质量更高,是因为它的清偿地位次于优先股,这样会更少受到债务积压问题的影响。
  当处于困境中的银行面对快速融资的目标时,监管者应该要求资本要求中的大多数都为普通权益。
  (三)对债务期限的管制
  从近期的金融危机中,监管者意识到没有足够重视短期债务与长期债务之间的差异。尽管被政府保险的存款在危机开始时不容易被挤兑,但是对于大规模资金来说不尽然。事实上,大规模资金的挤兑――拒绝回购协议和商业票据的债务人延缓贷款偿还――在北岩银行、雷曼兄弟等的破产中起了重要作用(Shin,2009;Gorton and Metrick,2010;Duffie,2010)。
  监管金融机构对于短期负债的使用是基于以下两个观点的:第一,短期债务债权人在挤兑时比同量的长期债务能给银行带来更大的冲击。第二,在存在市场范围的廉价出售时,对债务期限的选择具有外部性作用。当一家银行选择短期负债来进行大部分的融资时,它没能在金融危机中将其内部化,无法对短期负债延缓偿付会促使银行变卖资产,这种廉价出售会对持有同样资产的机构产生负面效应,间接增加了其成本。
  宏观审慎监管方法主要涉及在经济繁荣时期提高对金融机构的资本要求。如果从一个长期、平稳发展的角度来看,相关理论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较高的资本要求可能会对贷款的成本产生长期的影响,不过这种影响很小。
  三、金融改革
  2010年9月,巴塞尔委员会在Basel III中针对银行监管提出一些建议。
  我们强调了金融机构保持较多资本及更高质量的资本的重要性,在这方面,Basel III也同样重视。它将普通权益量占风险加权资产的最小比重从2%提高到7%。尽管这个比重应该更高,但是Basel III的要求表明其正向正确的方向探索。
  资本金政策的主要不足是实施的过程很缓慢,预计到2019年1月新的资本要求才能完全有效,之所以这样做的原因是,如果要求银行在更短的时间内达到更高的资本率要求,银行会通过缩减资产负债表而不是筹集新的外部资本来实现,这样又会导致长远的信用紧缩。在过渡阶段,监管机构应该强制要求银行筹集新的美元股票权益,同时不能给它们进行缩减资产的选择。美国于2009年进行的压力测试表明这个方法是可行的,如果将其应用在过渡期间会使资本要求落实的更快而且对信用供给的负面影响很小。
  我们同样讨论时变资本要求的有效性。Basel 委员会提出一个位于0到2.5%之间的逆周期缓冲,具体的数量则针对各国不同情况给出。Basel 委员会在报告中给出:“逆周期缓冲的目的是为了达到更有效的宏观审慎目标,即在信贷增长过量的时期保护银行部门,对于任何银行来说,这种缓冲的生效条件是由整个系统范围的风险增加导致了过量的信贷增长。”这条规定在大体方向上是正确的,但是如何具体衡量“信贷增长过量时期”,还需要进一步探讨。
  在Basel III 中的某些改革还存在发展不足的问题。比如,对于债务期限问题,Basel 委员会引入了“net stable funding ratio”测试,要求金融机构的资本结构包含一定量的长期融资,并且其中应有期限超过一年的权益和负债。然而,关于这条规则的设计和校准的细节问题还没有完全落实,从2012年开始“观察期”直到2018年才正式引入这条标准。可以说委员会的确认识到了债务期限管制的重要性,但是具体的执行还需要很长一段路。
  最后,在Dodd-Frank法案和Basel III 中都存在一个不可忽视的弱点――没有全面地认真对待影子银行系统的重要性。如前文所述,如果从宏观审慎角度出发,金融监管的目标不仅仅是保护由政府保险的储蓄,而是减轻在整个金融系统内由过量短期借贷引起的廉价出售和信用紧缩效应。
  尽管对银行较高的资本和流动性要求可以帮助其减少金融危机的冲击影响,但是考虑到金融服务领域竞争的激烈性,这很容易使金融中介将其一部分份额转入影子银行领域。比如,越来越多的公司和个人贷款被证券化,并且这部分证券会被大部分高杠杆率的投资者持有(比如对冲基金),这些投资者不受针对银行的资本管制。如果这样,受监管的银行也许更安全,但是整个金融系统则不尽然。
  为了确保整个金融系统的安全性,就必须确保政策的制定能涉及到各个领域,避免导致产生意想不到的破坏后果。因此应该在管理影子银行部门和其他金融系统部门上具有一致性。这是一项艰巨的任务并且需要各种各样的特定工具。
  最后一个问题是关于监管的执行程度。在美国和欧洲,宏观审慎已经被分别授权予FSOC和European System Risk Board。这两个机构都由许多监管部门组成,其是否能有效执行或者引起权限之争还是个待解的问题。不过在判断监管系统是否存在不足上,这些委员会会起关键作用并能合理地进行处理,就像在影子银行问题上。
  参考文献:
  [1]Diamond, Douglas W., and Raghuram G. Rajan, 2009, “Fear of Fire Sales and the Credit Freeze,” University of Chicago Working Paper
  [2]Gorton, Gary B., 2010, Slapped by the Invisible Hand: The Panic of 2007(Oxford University Press)
  [3]Gorton, Gary B., and Andrew Metrick, 2010,“Securitized Banking and the Run on Repo”, Yale ICF Working Paper 09-14
  [4]Kashyap, Anil K, and Jeremy C. Stein, 2004, “Cyclical Implications of the Basel-II Capital Standards,” (with Anil Kashyap), Federal Reserve Bank of Chicago Economic Perspectives, 28 Q1, 18-31
  [5]Shin, Hyun Song, 2009,“Reflections on Northern Rock: The Bank Run that Heralded the Global Financial Crisis,”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23,101-119
  
  作者简介:
  刘慧娜(1985- ),女,汉,黑龙江人,西南政法大学经济学院2010级硕士,研究方向:国民经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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