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主穿越到二战欧洲【论二战后欧洲社会民主党的转型与参前危机】

　　摘要：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欧洲社会的方方面面都发生了巨大变化，这些变化对欧洲社会民主党产生了显著影响。为了适应时代发展，社会民主党开始在意识形态、群众基础、纲领政策、组织方式以及竞选策略等方面进行转型。虽然经过改变后的社会民主党在二战后的欧洲政坛上保持了重要影响，但转型也给社会民主党带来了新的问题，如认同危机、组织危机、执政危机等。所以，当前欧洲社会民主党必须尽快克服转型带来的消极影响，才能获得进一步发展。
　　关键词：社会民主党；欧洲政治：公民社会：媒体社会
　　中图分类号：D502(5)=5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0544(2012)01-0183-06
　　第二次世界大战改变了人类历史。在战争浩劫之后，人们开始反思社会，探索新的生活。在战争刺激下，产生的新科技革命极大地改变了人们的生产和生活方式。在欧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人们的就业情况、生活状况、价值观念都发生了很大变化。这对欧洲社会民主党也产生了显著影响。在欧洲社会各方面都已发生深刻变化的情况下。社会民主党不得不开始转型。社会民主党的转型是艰难的，又是漫长的。这一转型从二战后的反思开始，直到今天仍未完成。而且，转型后的社会民主党又面临新的危机。本文欲通过论述二战后欧洲社会的变化给社会民主党带来的影响，来梳理社会民主党的转型，并对转型后社会民主党突出的危机进行分析，来思考社会民主党的政治前途以及未来改革的方向。
　　一、二战后欧洲社会的变化对社会民主党的影响
　　1.经济结构改变带来社会结构以及社会民主党群众基础的变化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新一轮科技革命的刺激下，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结构发生了很大变化，最突出的就是第一、第二产业生产部门在国民经济结构中的比重不断降低，而服务业、信息技术等第三产业部门所占的比重逐步加大。这些变化产生的结果就是就业情况以及与之相关的社会阶级结构的变化。以法国为例，第三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在1949年仅为30.6％，到1973年，已经跃至52.5％，以后这一比例还在不断上升。从劳动力分布情况来看，1946年法国第一、第二、第三产业就业人数的比例分别为36％、32％、32％，到1975年，这一比例变为10.1％、38.5％、51.4％，1987年第三产业的就业人数占总就业人数的比例又上升至61.9％。德国、英国等国家的经济结构和劳动力分布也发生了类似的转变。
　　随着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产业结构的调整，这些国家的社会分层也发生了显著变化。传统意义上的体力劳动者人数在不断减少，而技术人员和办公室职员在劳动者中的比例在快速上升。他们成为工人阶级中的“白领阶层”，成为“新中间阶层”的一部分。在欧洲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社会的中间阶层主要包括白领雇员、公务员、中小知识分子、自由职业者等群体，他们的人数仍然在不断增加。这种社会各阶层力量对比的变化，直接影响到了欧洲社会民主党的群众基础。欧洲社会民主党一开始就是作为无产阶级、社会下层劳动者的利益代言者而出现的。它由于得到了占人口大多数的体力劳动者的支持而迅速发展壮大的。但是，到20世纪后期，体力劳动者不再占有人数优势，而成为日益弱小的群体。如果不做出相应改变，社会民主党的阶级基础只能是越来越小，这势必影响到社会民主党的政治地位和发展前途。
　　2.“后物质主义”对社会民主党的挑战
　　随着社会生产力的提高，人们的物质生活已经相对富足，更多的人们开始关注于生活资料生产之外的东西，如环境保护、个人自由和自我实现等。根据相关学者在1987年对包括挪威、瑞典、丹麦等北欧五国人们价值观念的调查统计，五国人民对环境保护的关注程度最高，平均值达到83％，要求在工作场所拥有更多发言权的平均比例为60％，而对经济增长关注的平均值仅为42％。这表明在“后工业社会”，人们对物质财富方面的关注已经大为减少，开始更注重非物质方面的东西，尤其是环境保护、个性自由等。
　　人们价值观念的变化，不仅仅局限于精神层面，还进入了社会政治领域。其中最突出的表现就是绿党的兴起。20世纪60年代，欧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部分知识分子开始认识到在工业社会中，人类对生态环境破坏的严重后果，呼吁人们要关注环境问题。这种反思在社会上逐渐形成强大的环境保护运动。该运动以环境保护、可持续能源、世界和平等为政治诉求，力图推动国内、国际政治的“绿化”。1979年，在联邦德国，欧洲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绿党成立。随后，欧洲各国的人们纷纷组建绿党，提出了生态永继、草根民主、社会正义与世界和平的口号。欧洲绿党自成立开始，就表现出锐不可挡的发展势头，对欧洲各国的政治产生巨大影响。绿党对社会民主党的影响也是十分明显的。以德国1983年联邦议会的选举为例，在该次选举中，德国社会民主党获得的选票占总票数的38.5％弱，与它在1980年绿党刚成立时的得票率相比减少了4.3％，而绿党在1983年的选举中，竟一举得到了5.6％的选票。而且，绿党获得的选票绝大多数是从原来社会民主党的阵营中得到的。这说明，绿党以其反工业主义的思想以及基层民主、社会正义的主张吸引了社会民主党大批的选民，成为在左翼阵营中，社会民主党强劲的竞争对手。社会民主党如果不调整其纲领政策，就会面临进一步丧失它在年轻一代中以及文化、教育和社会领域中属于社会中间阶层拥护者的危险。在欧洲其他国家，情况同样如此。绿党对欧洲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民主党形成了巨大挑战。
　　除了绿党兴起对欧洲社会民主党形成挑战外，“后物质主义”也改写了欧洲国家的政治格局，使传统政治中的“左”、“右”之分淡化了。在传统工业社会中，代表工人阶级利益的社会民主党与代表资产阶级利益的保守主义党派在关于社会财富分配的主张方面往往是截然不同的，“左”“右”阵营界线明显。但是在后工业社会，人们对物质生活的关注已经不再占据政治中心地位，他们开始更多地围绕着诸如接受还是拒绝核能、新的通讯技术、劳动关系的革新和灵活化、对自然界和环境的关心等等不能纳入传统左派、右派对立框架的问题展开争论。而且，这些问题即使在政党内部也难以达成一致意见。这往往会引发社会民主党内部的紧张关系，对社会民主党的团结统一形成新的挑战。
　　3.媒体力量的突起对社会民主党的影响
　　20世纪后期，随着通讯技术的发展，人类开始进入信息社会。在信息社会中，媒体的作用格外重要。随着电视、网络等技术的推广应用，人们的生活在很大程度上被媒体主导了。这对欧洲的政党政治产生了巨大影响。正如德国社会民主党理论家托马斯・迈尔(Thomas Meyer)所说：“在一个现代化的社会中。政治的传播不可避免地要通过媒体来进行。由于地域广阔，社会复杂，而且需要动员许多人，不通过媒体而进行有效的政治动员，将是不可想象的。”
　　媒体力量对社会民主党的影响首先体现在政党领袖 的产生与竞选上。在媒体社会中，社会民主党只有选一个能够在媒体中很好推销自己的领袖，才可能赢得大选。这样，社会民主党在确定其领袖候选人的时候，往往得接受被媒体宠爱或者是懂得媒体运行规律以及善于利用媒体的候选人。这在1992年美国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克林顿、1997年英国工党主席布莱尔以及1998年德国社会民主党领袖施罗德身上都得到了较好体现。在信息社会，不仅党的首席代表人物要从他们是否具有最大的媒体魅力的角度被选出，而且，政党的理论纲领也要以它们能够按照媒体运作规律，以最佳方式得到媒体的认可和支持为依据来被制定。这对包括社会民主党在内的所有政党的影响都极为明显。
　　媒体力量对社会民主党的影响，还体现在它对社会民主党组织和运行方式的改变上。在信息社会，所有政党间的竞争越来越多地集中于以媒体为基础的新平台上。在这个信息竞争平台上，包括社会民主党在内的政党的影响力已经不能取决于它们拥有多少成员，也不在于这些政党的政策是否具有合理性，而是在于这些政党怎样接受媒体规律、运用媒体来宣传自己。这一方面容易造成具有较强政治手腕与灵活传播手段的政客对党的独裁：另一方面也会造成普通党员对本党的疏远，出现政党围绕着政党领袖运行、政党领袖依据媒体精英的安排活动的局面。这样，就会出现社会民主党向领袖党过渡的危险。同时，由于要服从媒体力量的支配，社会民主党也有丧失其基本价值理念的危险。
　　4.个人主义化和公民社会的发展对社会民主党的影响
　　公民社会一般是指围绕着共同的利益、目的或者价值观而组织起来的非强制性的集体。它不属于政府的一部分，也不属于以盈利为目的的私人经济体。公民社会在二战前就产生了，在二战后，公民社会呈现出更为蓬勃的发展势头。首先，二战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社会的复杂性。使得政府和企业在处理社会问题方面的不足暴露出来，许多人对政府解决问题的能力失去信心；其次，二战后，欧美国家利益阶层的分化和价值观念的多元化使得传统的社会组织如工会、宗教团体等失去吸引力，不少人为了一些更为具体的社会问题而组织起来，进行社会参与活动：最后，二战后，人们受教育的程度得到很大提高，而且有了更多的自由时间，对独立和个性有了更高的要求，他们开始以非政府组织的形式实现自己的话语权。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公民社会在欧洲国家的快速发展是十分明显的。以法国为例，1960年共有1.2万个新社团注册成立。1980年，新注册的社团数为2.6万个。到1990年，这一数字达到6万。在欧洲其他国家情况同样如此。公民社会在欧洲政治领域以及人们的生活中，扮演了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公民社会在二战后的快速发展对社会民主党的影响是巨大的。其中最明显的影响就是，公民社会的崛起削弱了社会民主党的群众基础。由于公民社会具有灵活、多元、自由、独立的特点，它对普通民众的吸引力是巨大的。二战后，日益突出的个人主义化造成了社会民主党支持者的流失。这主要表现在个人主义化使人们对传统政党的组织方式失去兴趣。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欧洲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发展进入黄金时期，人们的生活水平得到较大提高，原来属于社会中下阶层人们的收入也已经超过他们维持生活所绝对必需的水平。而且，在这一时期，人们受教育的水平也提高很快，包括社会中下层的人们也有了更多的机会决定自己的生活方式和职业道路。这些因素促成人们对自主选择、自我实现的重视，社会开始日益个人主义化了。个人主义化带来了社会分化。传统的价值观念、权威在后工业社会失去了影响。而且，随着20世纪60、70年代后物质主义的兴起以及新社会运动的风起云涌，年轻一代开始更喜欢参加较小规模的政治倡议行动和团体。因为，在传统政党组织之外，他们可以通过更为直接地参与非常规的社会政治活动，获得更大的满足，他们逐渐拉开了与传统政党政治的距离。
　　综上所述，二战后欧洲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发生的深刻而广泛的变化。在方方面面对传统的社会民主党产生了巨大影响：经济结构的变化，以及由此而引起的社会就业情况的多元化和社会阶层的复杂化，打破了历史上社会民主党的支持者以蓝领工人为主的局面，改变了社会民主党的群众基础，并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社会民主党内部的紧张关系；在二战后兴起的后物质主义价值观，改变了社会的政治议题，一方面弱化了社会民主党的意识形态色彩。另一方面促成了诸如绿党等新的政治组织的产生，分化了左翼阵营的力量；信息社会中媒体力量的突起，改变了社会民主党的运作机制和竞选方式，使社会民主党日益发展成为“选举党”和“领袖党”，一方面造成了普通党员对社会民主党的疏远，另一方面，社会民主党又有被政客和媒体精英控制的危险；公民社会的崛起也对社会民主党提出了严峻挑战，在与社会民主党争夺群众的同时，公民社会为实现社会民主提供了更为直接、有效的途径，并将改写现存政党政治的格局。
　　二、二战后社会民主党的转型
　　1.群众基础的改变：由工人阶级政党向全民党再向精英党的转变
　　由于二战后，传统工人阶级的人数大为减少，社会中间阶层逐渐壮大，社会民主党不得不调整其理论纲领，以吸引更多的选民。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欧洲国家的社会民主党纷纷改变其群众基础，由传统的工人阶级政党向全民党转变。德国社会民主党于1959年通过《哥德斯堡纲领》，为欧洲社会民主党转型的典型代表。在新的纲领中，德国社会民主党强调：“社会民主党已经从一个工人阶级政党变成一个人民政党。它要把工业革命以及所有生活领域的技术化所释放出来的力量用于实现所有人的自由和公正。”在这里，德国社会民主党淡化了它的阶级色彩，肯定了它要代表全体人民的利益。这是德国社会民主党努力扩大其群众基础的表现，也是不得已而为之的改变。在《哥德斯堡纲领》的影响下，欧洲其他国家的社会民主党也先后改变自己的纲领政策，努力使自己的群众基础超出传统工人阶级的范围，以在一个已经变化了的社会能够继续存在和发展。
　　到20世纪末，由于媒体力量对欧洲社会的影响逐渐加大，社会民主党的政策进一步向掌握政治、社会话语权的社会精英倾斜。德国社会民主党领袖施罗德提出的“新中间道路”为欧洲社会民主党这一转型的典型代表。按照施罗德的说法，所谓的“新中间”主要是指德国社会中具有较高素质、富有社会责任感、并愿意改变自己地位、为社会做出贡献的人。他提出，社会民主党和社会的“新中间”力量构成了德国的希望。英国工党领袖布莱尔提出的“第三条道路”，其具体政策如增强社会竞争性、构建投贽性福利制度等也都是在向社会精英倾斜。虽然“第三条道路”、“新中间道路”的提出，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选举的需要，是为了引发媒体社会的关注，但社会民主党力图在传统的社会民主主义与新自由主义之间寻求平衡的政策，在事实上将其群众基础进一步向社会上层转移了。虽然社会民主党在较长时期内不会放弃维护社会下层人民利益 的基本立场，但在信息社会，它必须重视媒体社会的存在，并努力得到社会精英阶层的支持。随着传统工人阶级的式微，随着以知识精英为基础的社会精英阶层所掌握的社会话语权的增多，社会民主党也必将进一步向精英党转变。
　　2.纲领政策转变：弱化意识形态、关注社会新问题
　　20世纪后期，人们对物质财富的关注程度下降了，收入和分配等传统议题不再是压倒一切的核心问题了，要求社会制度替代的政治斗争的话语也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意识形态的重要性在“后工业社会”所带来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变化中被弱化了。社会民主党也在这一历史潮流中，逐渐成为资本主义制度框架内的左翼政党。二战结束后，欧洲国家的社会民主党开始否认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性地位，倡导价值观的多元化。如德国社会民主党在1959年通过的《哥德斯堡纲领》中就宣称：“民主社会主义植根于西欧的基督教伦理、人道主义和古典哲学……德国社会民主党是一个思想自由的党。它是由来自不同信仰和思想流派的人组成的一个共同体。”另外，二战后欧洲国家的社会民主党都明确宣布社会主义只能通过民主、改良的方式实现。到20世纪末，欧洲社会民主党干脆放弃了社会主义的提法，除了在正式文件中将“民主社会主义”的概念转变为“社会民主主义”外，一些国家社会民主党的领导人还在公开场合否定社会主义。如英国首相布莱尔就一再声称自己不是一个社会主义者，而是一个基督徒。英国工党的理论家吉登斯强调，当今世界的人们除了资本主义之外。别无选择。法国社会党领袖若斯潘也认为，20世纪给社会党的教训就是不能再把社会主义界定为一种制度，他在接受采访时说自己不知道作为制度的社会主义是什么样子。这些都说明。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社会民主党在不断地抹去其意识形态色彩，以适应时代变化。
　　为了应对后物质主义的挑战，尤其是绿党对传统左翼阵营的冲击，欧洲国家的社会民主党纷纷调整其理论政策，在竞选纲领中加入诸如环境保护之类的内容。仍以德国为例，在1984年，德国社会民主党就决定要制定新的基本纲领，以适应变化了的社会形势，促成广泛的改良联盟。1989年新的纲领获得通过。在这份纲领中。社会民主党指出了工业社会中，人类对自然生态的破坏。强调了环境保护的重要性，表示要“维持生态循环”、建立一个“对生态负责”的社会。这是德国社会民主党对绿党竞争的回应。除此之外，社会民主党不断地将社会发展新产生的问题纳入自己的纲领政策中。如核能利用、男女平等、媒体责任、移民问胚、恐怖主义等，都成为各国社会民主党关注的焦点议题。
　　3.宣传和组织方式的转变：利用媒体，尝试政党组织和竞选的信息化
　　在信息社会，媒体的影响是巨大的。随着电视、网络等电子媒体的出现，不少人由于对媒体信息快餐的依赖而失去了对政治的兴趣。严肃的政治问题往往也被当今世界数目巨大的、形形色色的信息而冲淡了。当然，媒体的发展也为政党政治带来了不少机遇。通过媒体，政党可以很迅速地让普通民众了解它的纲领政策、了解它推出的候选人。也就是说，政党可以利用媒体更快地渗透到社会政治和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在二战后，最早利用媒体进行政治竞选活动的是美国人。历史上，无论是共和党的候选人威尔逊・里根还是民主党的候选人比尔・克林顿，他们在参加竞选时，都充分利用了媒体力量来展示自己的个人魅力。里根作为电台播音员、电影、电视演员，本来就是媒体界的宠儿，而且他能够很好地利用媒体宣传自己。克林顿在选举斗争中，将传媒专家作为最重要的智囊。按照他们的安排，而不是依据民主党的纲领需要来活动。结果，他们先后取得成功。在欧洲，一些国家社会民主党的领袖充分了解到媒体的重要性，并开始利用媒体为自己造势，以赢得选举。其中，以英国工党领袖布莱尔最为典型。布莱尔1997年赢得议会大选，“以几乎是理想的、典型的方式向人们显示了通过媒体完美地进行政治交往能成为什么样子”。同时期德国社会民主党的领袖施罗德也是如此。首先，他在党内与另一位领袖奥斯卡・拉封丹竞争总理候选人时，就是因为媒体的支持脱颖而出。接着。他又通过媒体使自己被德国人民接受。通过这些经典实例。现在各国社会民主党都在探索如何适应媒体社会、如何利用媒体力量发展自己。
　　当然，目前在媒体社会中，出风头的只是党的领袖。他们在参加选举时，利用媒体的巨大影响，在很多时候能够迫使整个政党跟着他们走。普通党员在信息化的社会中，并不能通过传统的党组织的活动获得明显多于党外人们的信息，他们的作用被弱化了，被淹没在媒体社会中成为默默无闻的大多数。这降低了他们参与政党活动的热情，也降低了他们对于所属党派的忠诚度。这些问题的出现，对社会民主党提出了严峻挑战。针对这种情况，欧洲国家社会民主党在目前的改革中采取了不少措施，如尝试干部直选、活跃基层党组织社会实践、推广地方党组织的网络化、实现政党联网、加大对社会民主党中低层领导干部的培训，以提高他们与媒体打交道的能力等，都是为了应对媒体力量的崛起而做出的转变。
　　4.执政方式的转变：开放政治、加强社会参与、建立广泛同盟
　　二战后，人们的心理状态、生活方式和价值取向都发生了很大变化，人们对自由、个性和自我实现有了更高的要求。这造成了个人对较大集体隶属意识的日趋淡薄以及随之而来的社会分化。这些变化最突出的表现就是以环境保护运动、女权运动等为代表的新社会运动的兴起以及公民社会的崛起。它们不仅吸引了人们的注意力，分化了原有政党、尤其是社会民主党的群众基础(支持新社会运动的，往往是原来认同社会民主主义价值理念的人)，而且改变了传统政党政治格局，对包括社会民主党在内的所有政党都提出了巨大挑战。
　　在新社会运动和公民社会刚崛起的时候，社会民主党的一些领导人对它们是持怀疑甚至反对态度的。如曾任瑞典社会民主党领袖的奥洛夫・帕尔梅在20世纪70年代初，表达了他对“社会政治化”的忧虑，认为在形形色色的社会运动中，感觉到了“反政治”的倾向。公民社会是对政府工作以及有代表性的民主的“鄙视”。德国社会民主党的一些领导人也在新社会运动刚兴起时认为参与者是乌合之众，认为绿党是对现有民主政治的威胁。但公民社会的迅速崛起改变了这些社会民主党人的看法，他们开始重视社会的新变化了。以历来重视国家作用的法国社会党为例，在20世纪末社会党人通过的文件中也开始强调“国家已不再是至高无上的，它应当(与其他机构)分享自己的权力”，而不能“取代社会的其他行为主体”。在英国工党领导人提出的“第三条道路”中，也开始调整工党与公民社会的关系，强调要“开放政治、还政于民”。执政后，英国工党除了采取措施加强地方自治，推行分权改革外，还注意发挥公民志愿者组织专业、运作灵活等特长，为社会提供良好的服务。在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改革中，为了加强党员的社会参与活动、使政党融入公民社会，除了增加志愿者资金、提倡社团帮助外。社会民主党还开始引 进项目党员制。该制度主要是针对那些并不愿意终身加入社会民主党，但又对党的某些项目感兴趣的人，社会民主党吸收他们短时间入党，专门从事这些项目的工作。这不仅可以使社会民主党的功能更好地发挥、扩大党的影响，而且也满足了部分公民希望在一种近距离、可控制、无意识形态影响的范围内从事政治活动的愿望。通过社会民主党的这些转型，可以看出，社会民主党在公民社会的影响下，有从价值观型政党向服务型政党转变的趋势。
　　为了应对公民社会和其他新政治组织的挑战，除了社会民主党自身的转型外。欧洲国家的社会民主党还积极谋求建立广泛同盟。其中最为典型的就是德国社会民主党与绿党的联合。1982年德国社会民主党因选举失利下台，其后开始调整其纲领政策。几经讨论修改，1989年全党通过了《柏林纲领》。德国社会民主党在该纲领中，重点补充了环境保护、世界和平等反映绿党要求的内容，并表示：“我们对未来的构想是：建议成立一个新老社会运动的改革联盟。这个联盟的核心仍旧是与工会合作。但是，它也必须包括一切通过日常生活体验、或者通过积极投身新社会运动而坚信有必要进行深刻改革的人。”在1998年德国大选中，社会民主党与绿党合作，终于赢得选举胜利，告别了长达16年的在野党的地位。事实上，在公民社会的冲击下，欧洲国家的传统大型政党都受到较太影响，历史上一两个大党垄断选票的局面已经很难维持。在这种情况下，各国政党都在积极寻求政治同盟，并逐步形成泛左翼、泛右翼阵营。
　　综上所述，为了应对二战后欧洲社会出现的新情况给社会民主党带来的挑战，欧洲国家的社会民主党不断扩大其群众基础，从工人阶级的政党变为全民党，在20世纪末2l世纪初又逐渐向掌握着社会、政治话语权的精英阶层倾斜；针对新社会运动的兴起以及后物质主义价值观的流行，社会民主党弱化其意识形态色彩，调整其纲领政策，开始关注环境保护、核能利用、国际移民等新政治问题；针对信息社会中媒体力量的突起，社会民主党开始尝试利用媒体进行党的组织和竞选工作，并推行政党建设信息化；针对公民社会的崛起，社会民主党改变其组织形式和活动内容，开始向服务型政党发展，并尝试建立广泛同盟。
　　三、对社会民主党转型的评价
　　针对二战后欧洲社会发生的方方面面的变化，社会民主党进行了相应的转型。这些包括扩大群众基础，增加纲领内容、改变组织和宣传方式、建立广泛同盟等。总体来看，社会民主党通过转型，扩大了自己：在坚持维护工人利益的前提下，扩大群众基础，成为全民党；在坚持原有政治要求的基础上，在纲领中加入诸多新内容；在保留原有党员构成的基础上，扩大社会民主党外围，发展项目党员、“客座”党员；在坚持独立发展的基础上，建立广泛同盟。通过一系列扩大化，欧洲社会民主党得以在各国政坛上继续发挥重要影响。从这角度来看，欧洲社会民主党的转型是成功的、顺应了历史潮流的。
　　但是，社会民主党的这些转变也给自身带来了不少问题。首先，就是认同危机。二战前，社会民主党的成员组成相对均质，政治目标很明确，与其他政党区别很明显。但是到了二战后，一方面是传统工人阶级快速萎缩，社会中间阶层迅速壮大，社会结构趋于复杂化。人们的利益诉求呈现多元化；另一方面是政党政策开始趋同，它们对很多问题的处理早已不存在是与否的问题，而只是表现出程度的不同，加上较少带有意识形态色彩的新政治问题的出现，社会民主党已经很难简单地表达出自己的政治纲领。以德国为例，德国社会民主党在1891年只需要几千字的《爱尔福特纲领》就可以把自己的理论、要求旗帜鲜明地表达出来。在1989年《柏林纲领》中，社会民主党却需要用数万字来说明自己政策的具体内容以及与其他政党的不同。
　　社会民主党的认同危机还表现在原有支持者对党忠诚度的下降上。传统工业社会中社会民主党以一面旗帜就可以号召数百万群众的局面已经很难再现了。在20世纪后期，已经很少有人天生就会站在社会民主党的阵营中。社会民主党尽力去吸引社会各阶层的人民，必然造成其核心选民对党认同度的降低。而在社会民主党实际执政的过程中，也必然会因为照顾某一团体的利益而丧失另一群体的支持。在社会民主党内部的利益冲突中，人们也会产生政党认同的危机。由于失去了明确、单一的政治目标，社会民主党的扩大化，有“党将不党”的危险。
　　其次，是组织危机。社会民主党的组织危机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1)会民主党因囊括不同利益群体而引发的内部组织危机。20世纪后期，随着社会经济结构的改变、社会群体的分化以及人们利益的多元化，社会民主党从工人阶级的政党变为全民党。为了选举需要，它尽可能扩大自己所代表的利益群体，这就必然会带来党内各利益群体之间的矛盾。社会民主党面临着组织整合的危机。以党内新加入的环境保护者和传统的工人阶级两个群体为例，环境保护者往往是反对“工业进步”的，他们主张减少造成污染环境的工业生产，这就可能损害到部分蓝领工人的利益。因为，他们正是在这些工厂中工作，并以此为生的。20世纪末社会民主党政策向社会中上层人们的倾斜，也招来众多社会下层群众的不满，他们甚至开始放弃对“代表无产阶级利益”的社会民主党的支持。(2)在媒体社会中。因政党领袖一人独大，而造成的党员参与危机。媒体力量对当今世界的改变是巨大的，社会民主党也开始越来越多地利用媒体来宣传自己，将媒体作为赢得选举的重要工具。但在社会民主党适应媒体社会、运用媒体炒作的实践中出现了党被媒体操控的危险。首先，党的纲领政策在很多时候要因为媒体运作的需要而改变；其次，党的领袖要考虑媒体的喜好而产生；再次，党的活动要配合领袖在媒体社会中的表演而展开；最后，党的领袖可以通过将自己意见直接诉诸媒体而不是普通党员来施加对党的影响。党与媒体、党的领袖与普通党员关系的这些改变，给社会民主党带来了众多问题。其中最严重的问题之一，就是因党领袖作用突出、普通党员地位下降而带来的组织危机。因为在媒体社会中，广大党员在表达政治目标、传播纲领政策、影响选举结果等方面的作用相比于他们在传统工业社会时的情况，是大大降低了，这必然会减小他们加入党组织的动力、降低他们参与党组织活动的热情。
　　再次，是执政危机。社会民主党的执政危机主要表现在固定选民的减少和执政联盟的脆弱性方面。20世纪后期，社会民主党要代表的群体扩大了，它的固定选民却减少了。这主要是由二战后欧洲社会利益群体的分化造成的。在众多利益群体面前，社会民主党已经不能旗帜鲜明地代表单一阶层的利益。面对社会分化，社会民主党的执政地位受到很大挑战，它只能通过与其他政治组织结盟的方式，在选举中胜出。但是，选举或者是执政联盟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属于同一阵营的各政党之间虽然会因为某种需要而合作，但它们的关系仍十分复杂，还有更多的不信任的成分。以德国社会民主党与绿党的红绿联盟为例，虽然两党目前是合作关系，但两党间此消彼长的竞争还是很激烈的。包括工会在内的公民社会组织与社会民主党也有许多矛盾。对于社会民主党来说，凭借党际合作得到的执政地位并不是很可靠的。
　　总之，面对二战后欧洲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发生的种种变化，社会民主党作出了很多调整，以适应时代发展的需要，但这些调整也给社会民主党带来了不少问题，如社会民主党性质的改变、认同危机、组织危机和执政地位的危机等。为了谋求进一步的发展、保持并扩大其影响，社会民主党需要尽快克服目前的转型给它带来的消极影响，坚持理论创新、坚持与时俱进，在保留其政治特色的基础上继续转型。
　　责任编辑　王友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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