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可典当度日也不要“特权”】 日上行典当

　　文人多是羞于典卖的，然而上世纪初的西南联大的教授们，却几乎都有过这样不堪回首的经历。 　　当时文学系的闻一多先生白天给学生上课，晚上在批改完作业后，再于妻儿的鼾声中，强打精神，加班干点自己的“私活”。治印卖钱!活儿多忙不过来时。累得不行。而生意不上门的时候，又急得不行，因为下锅之米没有着落。
　　虽说治印很辛苦。但上街吆喝叫卖与之相比则更显凄怆。
　　社会学系的费孝通先生在学校门前卖过大碗茶，甚至一位外语系的著名教授去大街上叫卖自己夫人的泳衣。至于典当家中本就不多的生活用品就更是司空见惯了，几乎每个教授都这样做过。
　　典卖这些东西对先生们斯文的打击可想而知，然而还不是最要命的。因为他们还有书在，那是他们赖以安身立命的宝贝。可是，这些精神的寄托最后仍然抵不过盘中之餐的力量，不少教授还是忍着锥心刺骨的疼痛典卖了自己视若生命的藏书。
　　法律系费青教授长期患病，日子极为困难。只得请求学校收购他珍藏多年的德、英、汉文的藏书。
　　杜甫研究专家萧涤非先生，也被迫卖掉了珍藏多年的心爱书籍。为此，他痛苦地写道：“忆昔购置初，锱铢较书贾。既去而复返，往往三至五。今也戛然去，更依谁为主。衣食有妻儿，举步正艰难。”当年自己买书时讨价还价，锱铢必较。实在舍不得又往而复返，好容易积攒上这些珍宝：又被迫卖掉，除了无奈就是辛酸。
　　史学专家吴晗先生，爱他的的明史书籍如痴如癖。可是生活要花钱，夫人要治病，只好剜肉一般把自己珍藏多年的书籍，卖给清华大学图书馆。为此，吴晗心疼了好多年。
　　朱自清先生艰难无措时，也走了这条路，他请好友俞平伯出售自己留在北平家里的藏书。要知当年他为了买这些书。曾把父亲为他结婚时做的一件皮大衣卖掉，倘若不是山穷水尽，他怎么会有这个念头呢?其心之苦，其心之痛，是完全可以想象得到的。
　　就连一代大师陈寅恪。也曾为生活所迫，靠卖书来购煤过冬。
　　然而，即使生活这样艰苦，他们的骨气却一点也没有见少。1942年10月，联大25位名教授。竞集体拒绝教育部发给他们的特别办公费，坚决要和其他同仁一样，风雨同舟，共渡难关。
　　这种“刚毅坚卓”的精神，无疑是联大这些”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的教授们留下的一笔极为宝贵的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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