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生洪荒之六翅天蚕_小说《扶桑》“忍”之消解与重构

　　内容摘要：　《扶桑》是严歌苓小说的代表作之一。包含了严歌苓对华人命运、华人精神的探索和思考。本文试图通过对小说文本的分析，尤其是对以扶桑、大勇为代表的华人形象的探寻，来消解与重建深植于中国传统文化深处的忍之精神。并以此挖掘出小说《扶桑》所具备的深刻内涵。
　　关键词：《扶桑》　大勇　忍　消解　重构
　　严歌苓是八十年代旅美作家中的佼佼者。其小说《扶桑》描述了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一群华人在海外的艰苦生活。取材大胆，描写生动，一经出版便引起巨大反响。随后关于其小说的评论也是众说纷纭，但大多立足于爱情故事、女性命运、中美民族的对立和冲突等做文章。本文试图不再纠结于故事情节，而从细节入手，以“忍”之精神贯穿全文，传达出一种对生存的超然态度。
　　一.中国人的“忍”
　　自古以来，中国就一直流传着“忍”的传说。它真切地体现在每个中国国民的身上，也深深的扎根于中国人的日常生活。古老的中国人民用他们的坚忍，担起了一个民族的希望，而这希望又于无望之中延伸至了一个更为广阔的天地，俨然成了民族的脊梁。
　　翻开中国的古书，我们赫然发现，“忍”字它大摇大摆地躺在《说文解字》上：“是怒也，　从心刃”意为“含怒如怀刃”把刀放在心上，居然可以做到纹丝不动，这样的人不可不谓之强大。孟子也在其《孟子·告子》上说：“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明确的指出，只有能忍的人才能担起大任。于是“忍”字，自中国古代就饱尝了诸多赞誉。
　　这样的赞誉，于严歌苓看来似乎也同样具备强大的魔力，虽然她极力地想展现它的落后，它的不合时宜，却又不经意地在文本中透露出对它的欣赏。随她的眼光铺设开去，我们看到了异国的金山海岸上，那一群拖着沉重身体，挣着微薄公分的坚韧的中国工人。他们每小时挣着八十分的工钱，他们签着一切伤亡后果自负的合约，在已经废除了奴隶制的异土上，劳动生息，繁衍生长。“在海港之嘴广场聚集着很多的中国老单身汉，他们一辈子也没把娶老婆的钱挣够，但是再　穷也不流浪，行乞。他们忍受着生活的种种苦难，即便一天只能吃一顿饭，也安静地维持着饥饿中的尊严。”这是严歌苓借叙述者的口，来反驳杰克·伦敦所谓的中国人阴险，懒撒，很难了解和亲近，也不会对美国有任何益处的谬见的一番话。言辞之间，可以看出严歌苓的复杂情感，她似乎并不称许此种“忍”的行为，却又不能容忍外国人对自己国家国民的侮辱。或许在她看来，中国人正是凭借了这样的忍性，才能在非人的生存处境中活到今天。当外国人如潮水般地踏入他们曾经朝思暮想的安住着东方名妓扶桑的那栋小楼，看到离这儿不远的一个仓库给破了门，几百只麻包里淌出干海蛎时，他们都不由自主的想呕吐。“中国佬竟敢吃这样的糟粕”他们大声地喊出他们的嫌恶，殊不知中国人却是以此来度日。严歌苓在这里又以他者的视角，抓住时机加以点评，“能吃这样糟粕的人就能吃掉一切。能吃这样糟粕的人就能赖以万物去繁衍壮大。能吃这样糟粕的人恐怕难以灭绝。难怪这些中国佬不好杀”。作者以排比的句式否定了洋人的态度，又从洋人否定的话中，肯定了中国人的“忍”，而这样的忍，毫无疑问，正是中国人赖以生存的根。这种悲惨的生活境遇，在她看来也似乎具有了壮丽的色彩。尤其是在对待斗殴的态度上，她说，“他们不是在自相残杀，他们是在借自相残杀而展示和炫耀这古典东方的抽象的勇敢和义气。”在她看来，中国人是在用集体自杀的悲壮，来忍受洋人看热闹似的围观，在这无声的忍耐中，他们使这些买了望远镜，磕着瓜子，吃着零食的看戏的外国人震撼并领悟到中国人是在死给他们看，“死是最后一步，这一步都能走得这样从容，心甘情愿，它之前的许多步，如歧视、诋毁、驱赶、殴打，还值得提吗？”
　　如此这般，严歌苓似乎在为我们书写一个“忍”的世界，一个“忍”字所缔造的神秘的东方国度，他的国民具有坚韧，谦和，自抑的精神品质。然而事实上果真如此么？
　　二.“忍”之消解
　　按照以上的逻辑，我们或许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严歌苓是在肯定传统的“忍”，肯定这样一种吃苦耐劳，逆来顺受的生活态度。但细读文本，我们发现，事实并非如此。
　　为什么这么说呢。其实，我们可以由刚才笔者提供的几点论证出发。这几处关于中国人民忍耐行为的评论，严歌苓之所以会把它们说的那么美好，多半是出自于她本人的民族情结。就像我们日常生活所表现出来的一样，我们可以容许自己数落国家的不好，却不能容忍外人说它的半点不是。不管是对于杰克·伦敦的反驳，还是对于洋人嫌弃中国人的吃食，或是针对洋人围观中国人的自相残杀，我们都可以发现，这是严歌苓在民族自尊心受到严重伤害的情况下，进行的争辩。这样，就遮蔽了作者本人对其的真实看法。
　　纵观文本，我们发现，作者对“忍”这种古老的习性是没有好感的。大多时候，作者不明说，而是借助他人的嘴将它的罪恶道出：“这是奴隶的环境，你们的工资仅次于零！”，“别让你们的忍耐和宽容给奴隶主利用！”然而即便如此，中国工人还是一边用力地点头，一边又从他们身边拿起了磨秃了的锹和镐，提起小饭罐，走向工地。严歌苓对此感到非常愤怒。她忍不住再次借白种工人的口喊出“这些捧出自己任人去吸血的东西。他们安静地忍耐，让非人的生存环境，让低廉到践踏人的尊严的工资合理了。世上竟有这样的生命，靠着一小罐米饭一撮盐活下去。”“这些托辫子的人把人和畜的距离陡然缩短，把人的价值陡然降低。这些天生的奴隶使奴隶主们合情合理的复活了。”字里行间，我们可以感受到她对其的强烈批判。在她看来，这不是“忍”的美德，所谓的“忍”其实正在这种奴隶式的生存方式下逐步瓦解，而伴随着“忍”所承受的民族欺侮，非人残害或许才是“忍”在移民社会的本质，而这种一味的奴性本质，正在摧毁“忍”作为民族精神的根基。在她的笔下，中国工人的“忍”其实是麻木和愚昧的，他们的“忍”让人感到不可理喻。因此，我们看到了一系列惨绝人寰的事件。那个一心想挣钱回家养老婆，带孙子的老苦力在某个寂静的黄昏被白种工友活活打死了。理由很简单，因为他一天能忍着背一百筐石头，因为他一天能忍着铺一里的轨，因为他吃一顿饭可以活三天。由此可见，中国人的“忍”并没有成就宏大的愿望，相反，它在外国人眼里成了激发他们怒火的根源，也成了我们自己灭亡的导火线。这样，严歌苓就从正面消解了“忍”的神话。 　　除了从正面来消解“忍”外，严歌苓还从反面来塑造了一个不“忍”的形象。这个形象就是代表着中国男性身份特征的阿丁（大勇）——唯一一个不怕外国人，不逆来顺受的中国男人。他依靠一排飞镖创造着中国人在海外生存的传奇。作者毫不吝惜的描写他。外表上，他梳条粗黑的大辫，右手四个指头上带着肥大的宝石戒指。有着兽一般的俊美，豹子般矫捷的身姿；事迹上，他二十岁就欠了五条人命，九条马命。他眼睛不眨就掐死了五月的幼婴，不费吹灰之力就埋葬了与他合伙赌马的两个白人；社会地位上，“阿丁是这个地方冒犯不得的人，手下有二十多个‘不好男儿’，只要阿丁一个呼哨，就会有提着板斧的人出来。阿丁不光在唐人区有声名，洋人也对他的神鬼故事有传闻。”俨然一个中国土匪。而众所周知，土匪是绝不说“忍”的。他总是自来自往，无所畏惧。即便在最后被捕入狱，走向死亡时，他依然是洒脱自在，无所羁绊的。连狱卒们都对他另眼相看。阿丁的不“忍”，不仅没有使他丧失在种族歧视严重的异域的生存权益，反而使他得以用以恶制恶的方式维护了整个唐人区的秩序。直到死，敌人也从不敢忽视他的存在。在某种程度上，阿丁或许算得上那个特殊境遇里的民族英雄。
　　至此，我们发现，从远古时代建立起来的“忍”美德，就这样一点一点被严歌苓消解了。“忍”所代表的神话，创造的传奇，在中国人民残酷的生活遭遇的比照下，黯然失色。
　　三.“忍”之重构
　　然而，正如雷达在《当前文学症候分析》一书中所指出一样，我们应该切忌把批判精神和建构精神对立起来。文学的魂魄在于“它不仅表现对国民性的批判，而且表现为对国民性的重构；不仅表现为对民族精神的发现，而且表现为对民族灵魂重铸的理想。”自然，严歌苓是做到了两者兼顾的。
　　放眼小说，严歌苓以一个女性的低声诉语，重构了她心目中“忍”字体系。这个“忍“不是奴性，无尊严的一再谦让；不是惧怕，无胆量的一再妥协。而是一种平静，天然的看似痴傻，实乃大智若愚的安宁。这是一种受难之后的快乐，危险面前的坦然，是一种可以把跪的谦卑和宽容者的居高临下融为一体的真诚。就像文本中的主人公扶桑一样，她从原始的蛮荒中走来，却始终带着圣母般的微笑。她像《局外人》中的默尔索一样存活，站在自己的生命之外，却始终平静地直面荒诞的人生。严歌苓声情并茂，极其细腻地刻画了这样一个红极一时的中国妓女，试图从她的身上重新描绘出一幅全新的中国图像，一个带着智慧的，足以逼视灵魂的心灵缩影。这或许将是崭新的“忍”文化。
　　于是，我们的焦点便不由自主的随着作者的笔墨集中到了这样一位卑微而又绝非一般货色的中国妓女——扶桑的身上。她的命运是极其坎坷的。但她面对受难的态度，却让痛楚的苦难缀满了悲壮的光华。自被贩卖到金山海岸上，她经历过生死病痛，经历过种种非人的折磨，然而面对这一切，她却从不言说，她是那么的镇定，见怪不惊似的，穿好衣服，抚平伤口，静静地走进那座叫做历史的小楼。就像男主人公克里斯在年少时总是情不自禁地被她魅惑一样，我们也不由得感叹扶桑的丰富。那是一个谜，一个深得见不到底的谜。
　　于是，在克里斯迷醉的眼睛里，我们摄入了这样的一个扶桑。一个克里斯不懂的扶桑，“他以为该有挣扎，该有痛苦的痕迹。而他看到的却是和谐。”“克里斯懂得这雌性的周期血，但他仍被她对血的态度惊坏了。他不知道世上有这样对于血的从容。”这样的扶桑同样也让我们惊讶，一个人竟然可以如此心甘情愿地接受受难，并且在可怕的浴血中，使受难布满光辉。严歌苓正是借这样的扶桑来表明一种“忍”的态度。这种态度不仅表现在受难时，也表现在面对死亡之时。扶桑对于死亡有一种出奇的宁静。“你们要等我死透在烧哦”，“死了鞋就不会落。”她还告诉他们“死了的人腿都绷得挺直，因为它晓得这是唯一让它穿走的一双鞋，落了就没了，它不想赤一只脚走到那边去”扶桑总是这么的从容，不慌不慢，不着不急，平平静静地对待人生。就连见过大世面的阿丁也被她震住了。以从来没有过的郑重来对待扶桑被白鬼在马车上轮奸的遭遇。阿丁“的确想杀那些撕烂扶桑的白鬼们，但他最想杀得还是扶桑。他一贯认为男人只杀自己顶爱得女人。”但扶桑只言“别忘了喝我煲的汤”。这也让作者再次质疑扶桑，她或许是从很远古的年代来的。由此，我们发现作者笔下的扶桑总能在被撕碎被揉得如同垃圾的一瞬涅槃，总能在死亡急速迫近的片刻升华。对于她来说，似乎肉体和灵魂，羞辱和苦难，本来就没有亘古的意义。她的动作与语态，她天生的两撇微笑，将巨大的苦难和令人发指的死亡远远地排拒在了她生命的旅程之外，或许受难和死亡才是对她的成全。这大概应正了帕斯卡尔的话“人比致他于死命的东西更高贵的多，因为他知道自己要死亡”。扶桑似乎知道自己的死不过是万千世界中微不足道的一次陨落，自己所受的苦难必然有它存在的合理性。在某种意义上，其实爱与恨，生存与死亡，本质上都一样。所以她才不怕强奸，不恐惧死亡。她没有刻意去“忍”，但她却深得“忍”之精髓。她身上蕴藏着一股化解一切的神力。就连象征着“忍”的跪，在她表现出来也是那样的别致。跪着的扶桑是那么的美，她将天地间象征着忍的跪升华了，邪恶、残酷，在这刹那间消失了，只有一片和谐的光亮，这片光亮属于扶桑，属于克里斯，也属于阿丁，属于世界的每一个人，它穿上了宽容的外衣，将一切矛盾都消解了。而在这和谐　的光亮之中又同时腾升起一片自由，这片自由深藏于扶桑的内心，不是克里斯所谓的解放和拯救所能给予的，而是她自己建构的，她自己在那个满是荒诞和敌意的国度为自己建构起来的一片自由，一片超越宿命的自由。她就这样，超越了苦难，在生存的长途中过滤了伤害，成了自己生命之外的局外人。而这样的局外人，在作者看来，才是一种真正的“忍”，一种不同于谦和高贵的“忍”，也不同于卑微低廉的“忍”，而是一种直视苦难，坦然面对苦难，甚至超越死亡的和谐之“忍”。这种“忍”使得人在一次又一次的受难中，兵来将挡，水来土掩；这种“忍”虽然表面上千疮百孔，但却保存了内心的完整和自由。这就是扶桑的“忍”，也是严歌苓重新诠释的“忍”。
　　四.结语
　　严歌苓的《扶桑》，用一条情感的粗线，贯串起19世纪60年代，中国人民在海外的各种遭遇。作者以一个后来人的视角切入主人公扶桑的内心，将中国人的生存图景细致地展现在我们面前，深刻地解读了“忍”字含义的变迁。她通过主人公形象的塑造，消解了一直存在于中国儒家传统文化中“忍”字的精义，用心构造出了一个不卑不亢，不高贵也绝不卑微的忍者形象。既颠覆了传统，又构建了新意，不仅折射出作者对苦难的不屑，对人生命尊严和自由的肯定，还彰显出了民族文化独特的东方魅力，建立起了一种超脱的生存态度。的确不愧为一部洗涤心灵的经典之作。
　　参考文献：
　　[1]严歌苓.扶桑[M].北京：新星出版社，2009.
　　[2]雷达.当前文学症候分析[M].北京：作家出版社，2009.
　　[3]牟春广.论“忍”[J].赤峰学院学报（汉文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3）.
　　[4]王利青.浅析《扶桑》潜藏的文本内涵[J].绥化学院学报，2011（3）.
　　[5]周惠珍.在神性与奴性的解构中重建女性的光辉[J].山东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7（2）.
　　王蕾，武汉大学文学院现当代文学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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