吾心自有光明月意思【吾心自有光明月】

　　编者按：董平教授现为浙江大学“求是”特聘教授、哲学系主任、中国思想文化研究所所长、佛教文化研究中心主任，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先秦儒学、宋明理学、中国佛教哲学方面的研究。继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主讲《名相管仲》之后，他又被选为《传奇王阳明》的主讲人，此后又在教育部首批网络视频公开课上主讲《王阳明心学》，对心学研究倾注了极大的热情和心血。他说：“我愿意传播王阳明的心学，不仅是因为我本人从事中国古代哲学的研究与教学，而且还源于我本人对中国传统文化本身的敬仰，同时我也试图通过这样一种方式，使中国的传统文化对现实有意义，也就是能够获得其当代的价值。”愿读者通过阅读本文，能够随着董平教授一同走进王阳明的世界。
　　记者：您在《百家讲坛》主讲《传奇王阳明》时，说过每个学者对王阳明的解读和理解都不同，那么您对王阳明是如何解读的呢？
　　董平：就像每位读者都有自己心目中的哈姆雷特一样，对于王阳明，每个学者的认识也会不一样，每个人都会有不同的理解，作出不一样的解读。原汁原味地还原王阳明，我做不到，但是我会尽量做到所讲的每一点都有史料依据。
　　当前，国内外研究王阳明的人很多，成果也十分丰富，但借助电视媒体来介绍王阳明跌宕起伏的人生和传播王阳明博大精深的哲学思想，还是一种全新的尝试。我尽量做到深入浅出，比如对王阳明的“致良知”“知行合一”等思想，用浅显、老百姓听得懂的话语讲出来，还原一个立体、真实的王阳明，这样就会让大众理解、接受。
　　记者：您觉得王阳明是怎样一个人？他最大的特点是什么？阳明思想给您最大的启示是什么？
　　董平：历史上对王阳明的评价向来是相当高的，人们称他为“古今完人”，是实现了“立德、立言、立功”之“三不朽”的“真三不朽”者。我的观点是，他是明代中叶之后中国最伟大的思想家、哲学家、军事家。他的思想在中国历史上可谓独树一帜，境界宏大，极大地丰富与拓展了儒家思想，特别是宋代以来理学思想的理论境域。把王阳明放在世界哲学史上来看，他也毫不逊色，他本来就是一位具有世界性影响的哲学家。
　　王阳明的最大特点，我个人以为，就在于他是一位“知行合一”的人。他有非常强烈的实践性格，读书不只是读书，而是一定会把书中所说的东西去实践。例如他读兵书，会一边读一边用果核来布阵，朝廷让他监造威宁伯的坟墓，他就把民工组织起来操练“八阵图”。他读朱熹的“格物致知”论，自己就去“格竹子”，等等。正是这种强烈的实践性格，使他对先前的一切观点都能持疑，同时也成就了他在各方面的成就。
　　王阳明的思想给我的最大启示，就是“心外无物”与“心如明镜”。 “心外无物”不是否定事物的客观实在性，而是一种境界。王阳明12岁立志做圣人，整个生命历程中没有改变过这个理想，王阳明矢志不渝，坚持不懈，朝着自己的既定目标前行，忍辱负重，不折不挠，我觉得那是十分动人的！
　　记者：阳明心学到底是怎样一种学问，它跟前代学者如朱熹、陆九渊等的思想相比，先进的地方在哪里，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影响？
　　董平：王阳明的观点与朱熹、陆九渊都不同。简单地说，按照朱熹的观点，我们人的本质叫做“性”，这个“性”与“天道”是同一的，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圣人”。但比较麻烦的是，这个“性”是“隐微的”，它需要通过“心”来体现，可是“心”又往往容易受到“物欲”的牵引。所以朱熹认为，我们日常生活当中，一定要“存天理，去人欲”，只有这样，才有可能朝着圣人的方向前进。
　　这个观点也没有什么不好，只是理论上讲起来非常复杂。当时陆九渊就不同意朱熹的观点，认为他讲得太过繁琐，甚至有“肢解”圣人之学的嫌疑。按陆九渊的观点，实际上我们的“心”即是“性”，即是“天道”，即是“天理”。我们之所以不能成为“圣人”，是因为我们没有体现出我们的“本心”。
　　王阳明的观点与陆九渊比较接近。他晚年专门提出“良知”概念，实际上“良知”即是“本心”，即是“天理”。光晓得这一点是不够的，更为重要的是要“致良知”，也就是要把我们原本就有的“良知”实现出来，体现到我们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这样也就是圣人了。王阳明与陆九渊的最大不同，是陆九渊没有在“心即理”的前提之下发展出一个完整的“工夫论”系统，也就是实现“心即理”的实践方式。而王阳明“知行合一”与“致良知”之说，就是一个非常完整而有效的实践系统。所以王阳明的哲学更强调实践的必要性，是一种“实践哲学”。
　　朱熹的思想在某种意义上代表了元代之后的主流思想，王阳明的思想与他不一样，自然会引起人们的兴趣，而一旦了解了王阳明的思想，又非常容易受到他的影响，因为他所讲的的确是非常有道理的。另一方面，他在军事上的成就以及在佛教、道教方面的成就，也使他的生活充满传奇色彩，这当然也会引起人们的特别兴趣。
　　◎天泉证道与四句教
　　记者：“天泉证道”在阳明心学发展中是一次重要的事件，请董教授为读者解读一下“天泉证道”的本末。
　　董平：“天泉证道”作为阳明学发展过程中的一个“事件”，在某种意义上直接决定了此后阳明学派的分化。“事件”的主角除了王阳明外，还有他的两位大弟子：钱德洪与王畿。事情的起因在于钱德洪与王畿对王阳明的“四句教”有不同的理解，相互之间有争论。嘉靖七年，王阳明要出发到广西去之前，这两位大弟子觉得有必要当面请王阳明把“四句教”阐释清楚，于是就去请教王阳明。因为这一“事件”是发生在王阳明宅院里的“天泉桥”上，所以人们就把这一“事件”称为“天泉证道”。
　　“天泉证道”既然是与“四句教”有关的，那么我们就先看“四句教”的内容：
　　无善无恶心之体
　　有善有恶意之动
　　知善知恶是良知
　　为善去恶是格物
　　这四句话，虽然出现于钱德洪所编的《王阳明年谱》之中，在今天的《王阳明全集》中没有看到这样的集中表述，但四句的思想的确是包含在王阳明的整体思想当中的，所以我们有理由认为这是王阳明本人的思想。当时王畿对于这“四句教”的理解与钱德洪不同，他的观点是：如果说“心体”是“无善无恶”的，那么接着说“有善有恶意之动”就大有问题，因为“意”是“心之动”，如果心体“无善无恶”，那么“意”就必定也为“无善无恶”；如此再往下，“良知”也无所谓“知善知恶”，而同样为“无善无恶”；“格物”也无所谓“为善去恶”，因为“物”本身就为“无善无恶”。所以王畿认为，虽然王阳明平时也讲“四句教”，但不能把“四句教”作为“成法”，作为王阳明的“究竟话头”或者最终圆满的意思，而只不过是为了教导他人的一种“权法”或说是“权宜之计”。从根本上说，只要肯定“心体”为“无善无恶”，那么四句就都为“无善无恶”。这是王畿的“四无说”。 　　钱德洪的观点与王畿不同，他恰好认为“四句教”就是王阳明的“究竟话头”，王畿的解释是不合王阳明的根本意思的。有意思的是，“天泉证道”的结果是，王阳明既肯定了王畿的观点，也肯定了钱德洪的观点，但他强调指出：王畿的观点虽然是可以的，但见解太高，只适用于“利根人”，不能作为一般人进入“圣学”的途径；钱德洪的观点虽然也是正确的，但不能拘泥，也要懂得更上一层，所以他特别希望两位能够各取对方在理解上的长处，相互补充，使“利根人”“钝根人”都能够得到接引而进入于圣学的堂奥。相当遗憾的是，钱、王两位并没有能够真正遵循王阳明的教导，此后他们各自讲学，仍然是各讲各的，王畿特别发挥“四无”之说，钱德洪则遵循“四句教”原话，阳明学的分化也由此产生。
　　记者：对于“四句教”的理解，历来学术界也存在不同观点，各有主张。请问董教授您是如何解读“四句教”的？
　　董平：“无善无恶心之体”。这句话引起争议最多，后代对王阳明的批评也大多会集中到这句话，认为王阳明讲“心体无善无恶”是不符合儒家的根本观点的，因为自孟子之后，儒家基本上都主张“性善论”。其实在王阳明那里，“心体”就是“心之本体”。既然讲“心之本体”，那么也就是“心”的本来存在状态，这一本来存在状态，按照王阳明的理解，决不能“有善有恶”，否则它就无法对任何善恶进行合乎实际的价值判断了。
　　王阳明经常举两个比方来说明“心体”本身的“无善无恶”：一是“镜子”，镜子本身只是一个明净而已，明净即是镜子的“本体”。正因镜子本身为“明净”，它才能无所不照，不论美丑之物，镜子都能丝毫不差地给予如实呈现。如果镜子本身是有颜色的，所照之物就必然失真，镜子也就失去了它能照的真实功用。另一个比方是“眼睛”，眼睛能看，能够清楚分辨各种颜色，正因为眼睛本身并无颜色；眼睛里自然不能放进灰尘这类不好的东西，但也不能放进“金屑”“玉屑”这样一些所谓“好的”东西。人的“心体”也是一样，它本身既无善也无恶，只是一个“中正”，这样才能对一切善恶进行如实的判断，善的便是善，恶的便是恶，而还原善恶的本相。如果“心体”本身原本就有“善”存在，那么就好比镜子里面先有了什么颜色，好比眼睛里面先有了“金玉之屑”，都会失去对善恶事物之本相的如实判断。所以王阳明强调，正因为“心体”本身“无善无恶”而能始终立于“中正”之地，它才是“至善”，才能使一切善恶都不能逃离于它，才能成为我们生活当中的“定盘针”。
　　“有善有恶意之动”。这句话是就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的经验状态而说的。日常生活当中，我们的全部活动，都无非在与“事物”“人物”打交道，并在对事物、人物作出各种各样的评价。我们可能没有意识到，我们之所以对事物、人物作出各种评价，本原恰在于我们原有“心体”存在，但我们无法确保每一个判断或评价都能够真实地符合事物本来的存在状态。也就是说，我们所作出的判断是有可能“失真”的，那么原故在什么地方？王阳明告诉我们，虽然“心体”本身是“无善无恶”的，总是处于“中正”之地的，但它并不必然能够如实地被“意”表达到我们的经验生活当中来。虽然“意”是由“心体”发出的，但“意”同时会受到外物的影响，外物会对“意”发生“牵扯”的作用，这完全有可能使“意”在表达“心体”的时候发生某种程度的“偏离”，好比一根原本是直的棒子在水中看去会变得“弯曲”一样。所以“意之动”包含着两方面的情况：一是“心体”本身被“意”所表达，没有“心体”，则“意之动”是不可能的；二是“意”因受到外物的“牵引”而“动”，没有外物，则“意之动”也没有可能。正因为“意之动”是必然有经验事物介入的，所以“心体”通过“意”而被表达的时候才会呈现出经验上的“善”或“恶”。王阳明讲“有善有恶意之动”，正告诉我们修身的必要性，要使我们的“意”能够如实地、真切地表达“心体”的本来状态，那么一切事物善的便还它“善”，恶的便还它“恶”，这就叫做“致良知”。
　　“知善知恶是良知”。“心体”就是“良知”。“心体”本身是“无善无恶”的，但是它能够完全真实地了知一切经验上的“善恶”，哪怕是我们自己的“意之动”在刹那间的情况，不论它落于“善”还是落于“恶”，“心体”自身都能够明白无误地给予真实了解。我们做一件事、说一句话，自己的“用心”如何，别人不一定能够真实地了解，但我们自己必能真实了知，原因就在于我们原本有“良知”在。所以这句话，是就“良知”具足经验上的一切善恶事物之判断能力而说的。
　　“为善去恶是格物”。“为善去恶”是实践的工夫，是修身的工夫，也是“致良知”的工夫。王阳明经常说：“良知”的自知原是容易的，真正困难的只是不能致那“良知”，所以“致良知”才是真正重要的工夫。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意之动”的实际状况，不论是“善的”还是“恶的”，“良知”都是能够明确地给出判断的，既然如此，那么我们就需要按着“良知”的指引去实实在在地做“为善去恶”的工夫，这样才能使事物“各得其正”，也才能把“良知”这一“心之本体”真实地呈现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事物各得其正”即是“格物”，也即是“致良知”。按照王阳明的阐述，“格物”的意思就是“正物”，但物的本来存在状态原无所谓“正”或“不正”，只有“事”有“正”有“不正”，所以他说“格者正也”“物者事也”，“格物”就是“格事”。但“事”为什么会有“正”有“不正”呢？因为凡“事”都必然是有人本身的活动在里面的，所以我们平时也只说“做事”，没有听说“做物”的。要把“事”做“正”，首先就需要“意”能够“诚”、“心”能够“正”，所以所谓“格物”，在王阳明那里也就是“诚意”，也就是“正心”。而所谓“心正”，也不过就是要使“心”保持在它本身的“中正”地位，也就是按照“良知”的本来状态来表达，所以也就是“致良知”。王阳明说：致良知，就是要致良知于事事物物，使事事物物皆得其正。“事事物物皆得其正”即是“为善去恶”，即是“格物”，即是“致良知”的现实结果。
　　王阳明的“四句”其实是就“心体”的存在及其被表达的不同状况而说的，“四句”之间并不必然是一个完整的“逻辑”关系，这样在理解上才不至于会发生太大的偏离。但同时也没有充分理由一定不能把“四句”之间的内在联系理解为一种“逻辑”关系。这也正是“四句教”之所以引起争议的根本原因。如果把“四句”理解为一种完整的“逻辑”关系，那么就会引导出王畿的“四无说”。“四无说”算是一种理论上的“创新”，但从王阳明思想的整体来说，把“四句”从不同层面上来加以理解与阐释，更合乎他在大多数情况下的表述。 　　记者：王阳明也是历史上伟大的教育家，请问他的教育方法对现今教育有什么启迪？
　　董平：我们今天的所谓“教育”，基本上出于这样一种假设：即人生来是无知的，一切知识都是被灌输的结果。所以家长们总是让自己的孩子从小就要学这个、学那个，一点都不能让孩子“闲着”。而究竟学什么呢？家长其实只是凭自己的“经验”来判断的。他（她）判断学“钢琴”是“有用的”，所以就让孩子去学钢琴；参加“数学比赛”是“有用的”，就让孩子上额外的“数学班”。“有用的”从一开始就成了“教育”的目的。我讲得稍微过分一点，我们几乎从小就是把孩子当作“工具”来对待的。“工具主义”的教育理念，正成为今日教育的大害。我们在把孩子当作“工具”的同时，我们几乎很少照顾到他们心灵中原本所具有的东西，用王阳明的话说，那就是“心体”，就是“良知”，我们不晓得所谓“教育”的本来涵义只不过是“启迪”。而所谓“启迪”，那就是把原本所具有的东西“开启”出来，使它显现出来而已。在这一意义上，王阳明的“致良知”的观点，同时也就是一种特别的教育理念。王阳明强调就孩子的教育而言，必须考虑到孩子的“天性”，并在教育过程中要充分考虑其心智发育与健全的实际情况，给予适时启迪，这一观点我认为是相当好的，并且对今天的教育仍然是有现实意义的。他讲“立志”最为重要，就是要使心有所“向”、有所“在”，那就是生命立足的基点。心既有所“向”，则应当“知行合一”，把心之所向切实地落实到生活实践之中，那么我们的生活就会是心之所向、心之所在的实际展开。我们不妨把王阳明的这些观点作为教育思想来加以领会运用。陶行知先生当年就是这么做的，并成就了他作为“人民教育家”的伟大事业。
　　记者：您觉得阳明心学对当下社会尤其是正处于转型期的社会有哪些意义和作用？
　　董平：了解了阳明心学的最基本观念之后，我们才可以来谈论他的思想在当下社会的意义。首先，“心即理”的实际意义，是要为我们的心灵确立一个可靠的依止之境，也即是《大学》所说的“止于至善”，天道、天理即是“至善”，即是我们生活意义的根本坐标与价值的原点。我们今日的社会，物质资料已经是极大的丰富，但物质的追求是不是就是我们人生的全部意义？物质欲望的满足是不是就是我们人生的全部价值？如果不是，那么我们是不是还需要关照一下自己的心灵状态？如果这一点是需要的，那么毫无疑问，王阳明的观点，包括他关于“良知”的学说，就会显示出它独特的价值。“心即理”既是一种理论预设，更是一种精神境界，我们全部的生活实践，实际上都是出于我们自己关于生活意义的预设的。如果我们没有一种精神境界的建立，那么我们的生活完全有可能是漂浮的，是随着不断变化的物质生活面貌而迁移流转，没有根基的。而追求精神境界的提升，当然也并不是要反对物质资料的富裕，而是要为富裕的物质生活建立起“主宰”，建立起“脊梁骨”。要把丰富的物质世界与物质的生活纳入到崇高精神的“主宰”之下，而不至于使真实的自我丧失在物质资料的丰富之中。
　　“知行合一”，不论在何种意义上，它都强调了人的精神世界与行为活动的一致性，这叫做“人格完善”。我们自己的生活世界，是“人格完善”意义上的人自己所开辟与创造出来的。“我的生活我做主”，也就是“我的世界我做主”，那么我们需要一种怎样的生活与世界呢？按王阳明的观点，这取决于我们自己的心灵状态。心灵光明磊落而严正崇高，世界就光明磊落而严正崇高；心灵若阴幽黑暗，生活就阴幽黑暗。我们的生活行为是在我们的心灵状态主导之下的行为，而我们所享有的世界，就是我们行为的直接结果。在这一意义上，至少我个人以为，王阳明的观点，仍然有指导我们今日之生活的实际意义与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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