归义军设立前夕敦煌和长安僧界的一次文学交往:敦煌归义军时期

　　[摘要]归义军张氏初期敦煌僧界与长安僧界的多次交往中最引人注意的是大中五年（851）五月间悟真及其所率敦煌僧界使团的京城之行。到达后，在“诏入丹墀，面奉龙颜”并受敕封外，还被“诏许巡礼左右街诸寺”，因得与京城朝官及诸大德相过从并互有诗歌酬答。这次诗歌酬答既是归义军设立前夕两地僧界唯一的一次文学交往，也是整个归义军张氏时期两地间的第一次文学交往，在敦煌文学史上颇具史料意义和文学意义。其所留下的作品既是敦煌文学千年史中一批史籍无载的重要文学资料，表达了敦煌人的心声，又最早奏响了整个归义军时期敦煌文学的主旋律，为之后长时期敦煌文学主旋律作品的大量出现开了先河。
　　[关键词]归义军初期；敦煌僧界；长安僧界；悟真；敦煌文学
　　[中图分类号]K87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3115（2012）22-0035-11
　　一
　　归义军时朝，敦煌与长安间不仅进行多次文学交往，而且在大中五年（851）十一月归义军设立前夕即已进行。这种文学交往，尤以僧界为最堪注意。
　　张氏归义军初期，即从大中二年张议潮沙州起义到咸通二年（848～861）张议潮收复凉州的10多年间，敦煌僧界曾多次有重要人物前往京城，与朝廷和长安僧界发生交往。据各家的研究，张氏归义军初期敦煌僧人奉使入朝者，最著名和最重要的当推悟真及其所率僧团。除悟真外，主要的大约还有：
　　大中二年（848），张议潮起义取得胜利后，先派使团入京献表；在陆续收复伊、肃、甘等州后，大中五年（851）七月又派使者奉十一州图籍入朝，俗界有张议潭、吴安正等，僧界至少有沙州僧正慧菀。①
　　大中五年（851），沙州都法律洪辩所遣的以悟真为主使的沙州僧界使团中，即有曹法镜其人。②
　　郑炳林认为，张议潮称司空的咸通二年至咸通八年（861～867），恒安曾奉命出使长安。③既云是在咸通二年至咸通八年（861～867），则有可能是在咸通二年（861），属于本文所说张氏归义军初期。
　　施萍婷在1990年敦煌学国际研讨会上提交的论文《三界寺·道真·敦煌藏经》④中谈及敦煌向中原求经情况时云：
　　……张氏时代，官府曾有一次向朝廷请经，似乎正史没有记载。P.4962v有这样几句话：
　　准数分折奏 闻
　　陷蕃多年，经本缺落，伏乞
　　宣赐，兼降 宣命，诏当道在朝
　　在“当道”二字旁边有小字注“先请经僧正”，说明在此之前已有一位僧正先行到达中原。从“陷蕃多年”几字可以推测出此事在张议潮收复河西以后不久，可惜目前还不能确定哪些卷号的目录与此有关。
　　荣新江《归义军史研究》第九章《归义军时代的敦煌佛教与佛教界》第二节《九、十世纪佛教的盛衰》⑤也据施萍婷文指出：
　　张议潮执政期间（848～867）……张议潮顺应形势，除保护管内佛教教团及佛教教学活动外，还派出高僧出使中原，与长安的佛教界建立了联系，并且向唐朝请求沙州所缺经本。（P.270）并加注云：“P.4962v有残文：‘准数分折奏文，陷蕃多年，经本缺落，伏乞宣赐，兼降宣命，诏当道在朝’，下缺，但末句旁有小字曰：‘先请经僧正’，应系接读于‘在朝’二字下，惟下仍有缺文。此处所记沙州请经事，当在归义军初期。参看施萍婷《三界寺·道真·敦煌藏经》，《1990年敦煌学国际研讨会文集》，辽宁，1992年。”
　　这些僧界人物前往长安，更多的是负有政治使命，但同时也有负有诸如向朝廷请经和求授僧界领袖人物僧官职衔等宗教方面的使命。其中最典型和最引人注意的，则是大中五年（851）十一月归义军设立前夕悟真及其所率敦煌僧界使团的一次京城之行。这是归义军设立前敦煌僧界唯一的一次奉遣组成使团入京奏事之行。既然是奉遣入京奏事，那就当然带有政治色彩和宗教色彩，和使用所肩负的政治使命和宗教使命是分不开的。但从现有资料来看，这次京城之行却有一个副产品，即悟真和长安左右两街高僧乃至朝廷官员进行了一次在敦煌文学史上颇有意义的诗歌酬答。
　　二
　　悟真（约811～895），系敦煌名僧。俗姓唐，一称唐和尚、唐僧统，敦煌人。15岁出家于敦煌灵图寺，20岁受比丘具足戒（P.3720）。唐宣宗大中二年（848），张议潮率众驱逐吐蕃时，悟真参戎幕，掌笺表，后充沙州释门义学都法师。大中五年（851），作为张议潮所派以僧人为主的较高规格使团的主使入奏朝廷（《大宋僧史略》卷下）。大中十年（856）四月二十二日，敕授沙州都僧录（P.3720）。唐懿宗咸通三年（862）六月二十八日任河西副僧统（P.3720）。咸通十年（869）十二月二十五日（已入870年），敕授河西都僧统（P.3720）。唐僖宗广明元年（880），年届古稀，患风疾，一度病危，七月七日前河西节度侠掌书改试太常寺协律郎苏翚为其撰邈真赞，内云“耳顺从心，色力俄衰”（P.4660）；稍有转机，乃自省生平，作《百岁诗》十首并序。唐昭宗乾宁二年（895）圆寂，享年约83岁。⑥可以看出，悟真虽为名僧，且曾主河西僧务数十年，实际上却与政治有着十分紧密的关系。特别是在张议潮率众起义及之后的较长时期中，实际上参与了敦煌地区的逐蕃归唐起义和归义军张氏治理敦煌的一系列活动。因此，可以说悟真是一位僧侣政治家。
　　悟真本人自视一生中最为荣耀和自豪的行事，乃是大中五年（851）作为敦煌僧界领袖洪辩所派以僧人为主的较高规格使团的主使的入奏朝廷之行。如上文所述，悟真此行，不仅使洪辩被唐宣宗敕封为河西都僧统摄沙州僧政法律三学教主京城内外临坛供奉大德并获赐紫衣，他自己也被唐宣宗敕封为沙州义学都法师京城临坛大德并获赐紫衣，而且为张议潮所派后续的更高规格的使团打下了良好基础。后来，在已“年逾七十，风疾相兼，动静往来，半身不遂”时“恩忆一生所作”《百岁诗》十首（P.2748v）中，就有一首（第七首） 颇为自豪地追忆此事，诗云：
　　男儿发愤建功勋，万里崎岖远赴秦。 　　对策圣明天子喜，承恩至之一生身。
　　然而，关于悟真此次入朝的次数和时间，学术界叙及者虽不少，却似乎一直无人专文深入论述，致使人们对归义军建立前夕悟真入京的时间乃至悟真究竟入京几次等问题，情况不明，说法不一，笔者自己于此也一直颇感迷惘。比如关于悟真入奏朝廷究竟有几次的问题就是如此。本来下文将要论及的悟真自己所写《悟真与京城高僧诗歌交往集·序》已写明：“大中五年，入京奏事，面对玉阶，特赐章服。”宋释赞宁《大宋僧史略》卷下“赐僧紫衣”条也记载曰：“大中四年六月二十二日，降诞节，内殿禅大德并赐紫，追福院主宗茝亦赐紫。次有沙州巡礼僧悟真至京，及大德玄畅勾当藏经，各赐紫。”据此，专家学者们有的认为悟真入京奏事只有一次，而有的则可能是由于对《大宋僧史略》卷下“赐僧紫衣”条中“次有”一句的“次”字理解有误，未能看到“次”字所记时间与“大中四年六月二十二日”之间，虽有可能是一后一前而又大致同时，但也有可能一后一前而并非大致同时，有可能相距较长乃至甚久，而以为乃“一后一前而又大致同时”，从而认为其所记与悟真自己所写《悟真与京城高僧诗歌交往集·序》中所说“大中五年，入京奏事”云云所说各为一次，共有两次，即大中四年（850）一次、大中五年（851）一次。甚至连《敦煌学大辞典》辞条“悟真”的释文也模棱两可地说：“大中四年（850）六月，奉使长安（《大宋僧史略》卷下），与朝官及京城诸大德相过从，互有赠诗。五年五月，朝授京城临坛大德、赐紫、沙州释门义学都法师。”⑦直到最近两年，才有杨宝玉、吴丽娱两位先生合写的《大中五年敦煌高僧悟真的奉使入奏及其对长安佛寺的巡礼》⑧和杨宝玉先生所写的《大中二年张议潮首次遣使入奏活动再议》，⑨以及伏俊琏先生所写《唐代敦煌高僧悟真入长安事考略》⑩三篇论文专门论之，厘清其事。根据三位先生，特别是杨宝玉先生的研究，大中五年（851），至少有三个沙州使团到达京城长安。第一个使团是大中二年（848）张议潮所派以高进达为首的规格较低的10人报捷使团，该使团于大中二年（848）张议潮率众逐蕃后不久奉命出发，大中五年（851）二月到达，其规格不高，主要作用是通报张议潮逐蕃归唐消息，为后续较为正规的使团作铺垫，其重要成果之一是朝廷任命张议潮为沙州防衔使。第三个使团即张议潭所率最为正规、规格也最高的朝贡使团，该使团于第二个使团到达数月后到达，终于争取到十一月间归义军的建立和张议潮节度使旌节之获得。在这两次之间的第二个使团，即洪辩所遣由悟真率领的、主要由僧界人士组成的使团。该使团当于第一个使团抵京数月后到达，从莫高窟第17窟（即藏经洞）所存《洪辩悟真告身碑》（抄件即后文将要叙及的P.3770v《第一件告身》）时间题记是“大中五年（851）五月廿一日”可知，到达时间当在五月间。悟真到达后，“诏入丹墀，面奉龙颜”，不仅洪辩被敕封为河西都僧统摄沙州僧政法律三学教主京城内外临坛供奉大德并获赐紫衣，而且悟真本人也被敕封为沙州义学都法师京城临坛大德并获赐紫衣。细审三位先生的论述，笔者觉得其说颇善，故取其说。从三位先生的论述可知，归义军建立前夕，悟真入京奏事其实只有一次，即率洪辩遣其率领的主要由僧界人士组成的使团。前文已经说过的张氏归义军初期悟真以外入京奏事僧人之一的曹法镜，即为该使团成员之一。
　　悟真此次率使团入朝奏事，在“诏入丹墀，面奉龙颜”，唐宣宗授洪辩为河西都僧统和授悟真本人为京城临坛大德并赐紫之外，还被“诏许巡礼左右街诸寺”，因得与京城朝官及诸大德相过从并互有诗歌酬答（P.3720、P.3886、S.4654）。这是现知张氏归义军设立前夕敦煌和长安僧界唯一的一次文学交往，也当是张氏归义军设立前夕乃至整个张氏归义军初期敦煌和长安僧界的第一次文学交往。
　　三
　　悟真和长安僧界的这次文学交往所产生的文学作品，可能并未全部保存下来。那么，今所能见者究竟有哪些呢？
　　现在所知和这次文学交往有关的文献，主要见于敦煌遗书四个写卷，即P.3720、P.3886v、S.4654v和P.3770。关于这几个写卷正面反面所抄写的全部内容，《敦煌遗书总目索引新编》11有较详较全著录。从其著录可知，该四个写卷所抄内容很多，其中有悟真自著者，有与悟真直接有关者，但也有既非悟真自著亦非与悟真直接有关者。那么，哪些是悟真自著或和悟真直接有关的呢？那就是如下内容：
　　P.3720的“大中五年至咸通十年赐僧洪辩及悟真告身及长安名僧赠悟真诗”和“莫高窟记”；
　　P.3886v的“京城各寺大德美悟真献款诗七首”；
　　S.4645v的“赠悟真和尚诗”等；
　　P.3770的“敕河西节度使牒”。
　　对这些文书，敦煌学界已有好几位专家学者进行过研究，并总称其为“悟真文集”12或“悟真文书集”13等。不过，所谓“悟真文集”或“悟真文书集”所包括的，并非都与悟真与长安僧界的诗歌酬答有关，有关的仅是如下内容：
　　P.3720的“大中五年至咸通十年赐僧洪辩及悟真告身及长安名僧赠悟真诗”；
　　P.3886v的“京城各寺大德美悟真献款诗七首”；
　　S.4645v的“赠悟真和尚诗”；
　　P.3770的“敕河西节度使牒”。14
　　徐俊先生的《敦煌诗集残卷辑考》将其总称之为“悟真受牒及两街大德赠答诗合钞”。15然而，徐俊先生所说的这个“悟真受牒及两街大德赠答诗合钞”中所包括的文书，却并非都与悟真与长安僧界的诗歌酬答有关。比如P.3720的“大中五年至咸通十年赐僧洪辩及悟真告身及长安名僧赠悟真诗”和“莫高窟记”两项中，不仅后者显然与悟真与长安僧界的诗歌酬答无关，而且前者中也只有一部分与悟真与长安僧界的诗歌酬答有关。这就需要从 “悟真受牒及两街大德赠答诗合钞”中究竟具体纳入了一些什么作品说起。
　　首先应当说明的是，P.3720、P.3886v、S.4654v和P.3770均是抄本，有的还是残卷，其中所抄“悟真文集”或“悟真文书集”本来就不完整。至于其中与悟真与长安僧界的诗歌酬答有关的文书，各卷所抄今可见者既多寡不一，又互有重复。好在去其重复之后，可以看出悟真与长安僧界的诗歌酬答有关的文书原卷的大致完整面目。兹据各家研究，除P.3770“敕河西节度使牒”后文再说外，按原抄顺序有如下一些： 　　第一件黄牒 P.3720，末题“大中五年（851）五月廿一日牒”；
　　第二件 P.3720，末题“大中十年（856）四月廿二日”；
　　阙题 P.3720，首句为“河西都僧统京城内外临坛供奉大德兼僧录阐扬三教大法师赐紫沙门悟真”，徐俊先生《敦煌诗集残卷辑考》云其“必作于咸通十三年之后”（872年之后）；16
　　第三件副僧统告身 P.3720，末题“咸通三年（862）六月廿八日”；
　　阙题 P.3720，末题“咸通十年（869）十二月廿五日牒”（十二月廿五日已入869年） ；
　　右街千福寺三教首座入内讲论赐紫大德辩章赞奖词 P.3720，末题“咸通十年（869）十二月廿五日牒”（十二月廿五日已入869年） ；
　　悟真未敢酬答和尚故有辞谢 P.3720、S.10534残片；
　　依韵奉酬 P.3720，署“辩章大德” S.9424；
　　七言美瓜沙僧献款诗二首 P.3720，署“右街千福寺内道场表白兼应制赐紫大德宗茝” ；
　　五言美瓜沙僧献款诗一首 P.3720、P.3886v，署“右街千福寺内道场应制大德圆鉴”；
　　五言述瓜沙州僧赠款诗 P.3720、P.3886v、S.4654v，署“右街崇先寺内讲论兼应制大德彥楚”；
　　五言美瓜沙僧赠款诗 P.3886v、S.4654v，署“右街千福寺沙门子言”；
　　感圣皇之化有燉煌郡都法师悟真上人持疏来朝因成四韵 P.3886v、S.4654v，署“报圣寺赐紫僧建初”；
　　奉赠河西大德 P.3886v、S.4654v，署“报圣寺内供奉沙门太岑”；
　　奉赠河西真法师 P.3886v、S.4654v，署“京荐福寺内供奉大德栖白上”；
　　又立赠河西悟真法师 P.3886v、S.4654v，署“内供奉文章应制大德有孚”；
　　又同赠真法师 S.4654v，署“内供奉可道上”；
　　又赠沙州悟真上人兼送归 S.4654v，署“左街保寿寺内供奉讲论大德景导”；
　　又赠沙州都法师悟真上人 S.4654v，署“京城临坛大德报圣寺道钧”；
　　又赠沙州僧法和悟真辄成韵句 S.4654v，未署名 ；
　　谨上沙州专使持表从化诗一首 S.4654v，署“杨庭贯”；
　　阙题四首 S.4654v、P.3645v，未署名，四首诗为：
　　（燉煌昔日旧时人）
　　（重云缭绕拱丹霄）
　　（表奏明君入紫微）
　　（龙沙西尽隔恩波）
　　需要说明的是，以上诗文之抄写，并未严格按时间排序。徐俊先生《敦煌诗集残卷辑考》17在总题《悟真受牒及两街大德赠答诗合钞》下校录了《第一件黄牒》、《第二件》、《第三件副僧统告身》、《右街千福寺三教首座入内讲论赐紫大德辩章赞奖词》、悟真和两街大德赠答诗，并将其中的第三件阙题拟题为《序》后移于卷首，将其中的第五件阙题文拟题为《悟真充河西都僧统勅牒》，将其中《又赠沙州僧法和悟真辄成韵句》析为二题加以校录18，其目录为：
　　[序] 释悟真
　　第一件黄牒
　　第二件
　　第三件副僧统告身
　　[悟真充河西都僧统勅牒]
　　右街千福寺三教首座入内讲论赐紫大德辩章赞奖词 释辩章
　　悟真未敢酬答和尚故有辞谢 释悟真
　　依韵奉酬 释辩章
　　七言美瓜沙僧献款诗二首 释宗茝
　　五言美瓜沙僧献款诗 释圆鉴
　　五言述瓜沙州僧赠款诗 释彥楚
　　五言美瓜沙僧赠款诗 释子言
　　感圣皇之化有燉煌郡都法师悟真上人持疏来朝因成四韵 释建初
　　五言奉赠河西大德 释太岑
　　奉赠河西真法师 释栖白
　　立赠河西悟真法师 释有孚
　　又同赠真法师 释可道
　　又赠沙州悟真上人兼送归 释景导
　　又赠沙州都法师悟真上人 释道钧
　　又赠沙州僧法和
　　悟真辄成韵句 释悟真
　　谨上沙州专使持表从化诗 杨庭贯
　　[阙题四首]
　　（燉煌昔日旧时人）
　　（重云缭绕拱丹霄）
　　（表奏明君入紫微）
　　（龙沙西尽隔恩波）
　　敕河西节度使牒
　　不过，仔细分析即可看到，被徐俊先生归入“悟真受牒及两街大德赠答诗合钞”中的这些作品，并非都直接出自悟真与长安僧界的诗歌酬答活动之中。那么，哪些作品是直接出自悟真与长安僧界的诗歌酬答活动中的呢？这就需要从哪些文书应当从中剔除说起。笔者以为，需要剔除的是如下一些：
　　其一，目录中的黄牒、告身等件中的第二件黄牒、第三件副僧统告身、《悟真充河西都僧统敕牒》。该三件分别写于大中十年（856）四月二十日、咸通三年（862）六月二十八日、咸通十年（869）十二月二十五日（27、已入870年），故均与悟真和长安僧界的此次文学交往无直接关系。 　　其二，杨庭贯《谨上沙州专使持表从化诗一首》。该诗既抄于《悟真辄成韵句》之后，且题为《谨上沙州专使持表从化诗》，则应与悟真和长安僧人之酬答有关。不过，杨庭贯其人并非僧人，而很可能是悟真《序》中所说“诸朝官”之一，但并非本文所要论述的悟真和长安僧人之酬答这个范围，作为附录纳入倒是可以的。
　　其三，《阙题四首》。此四首诗恐亦并非直接出自悟真和长安僧人之酬答中。该四首原文如下：
　　燉煌昔日旧时人，虏醜隔绝不复亲。
　　明王感化四夷静，不动干戈万里新。
　　重云缭绕拱丹霄，圣上临轩问百寮。
　　龙沙没落何年岁，践疏犹言忆本朝。
　　表奏明君入紫微，便交西使诏书进。
　　初霑圣泽愁肠散，不对天颜誓不归。
　　龙沙西尽隔恩波，太保奉诏出京华。
　　英才堂堂六尺貌，口如江海决悬河。19
　　这四首诗中之第四首第二句为“太保奉诏出京华”，而张氏归义军时期称“太保”者仅张议潮一人，其称“太保”的时间在872年以后，20故当非出于悟真和长安诸僧酬答，而是872年以后的作品；从内容看前三首诗，当与“面对玉阶”且“特赐章服”等有关，但其中第二、三首亦非出于悟真和长安诸僧酬答中，写作时间有可能是在悟真和长安诸僧酬答之后不久乃至几年之后；仅第一首系悟真和长安诸僧酬答中所写《悟真辄成韵句》之开头四句，但将其从《悟真辄成韵句》中割裂出来独立成诗，其时间恐怕也应与第二、三首差不多。故此四首疑皆非出自悟真与长安诸僧酬答中，且其中有的可能是多年后之作；其未与直接出自悟真和长安僧人之酬答诗连写且见于卷背，似亦因此。
　　除上述应予剔除者外，均直接出自其中。具体言之，总计诗、文16题17篇（内一篇题存诗佚），又附诗一篇。现存悟真和长安诸僧酬答的诗文，就只有这些，笔者以为可以拟总题为《悟真与京城高僧诗歌交往集》。兹将其录之如后。至于悟真的《序》，徐俊认为“必作于咸通十三年之后”（872），21当然并非出自悟真与长安僧界的此次文学交往中，但观其内容，实为悟真为其文集之编辑而写，故亦归入其中并置于卷端；此《序》与《第一件黄牒》、《右街千福寺三教首座入内讲论赐紫大德辩章赞奖词》三篇文字，主要据徐俊《敦煌诗集残卷辑考》录之，诗歌部分则主要据张锡厚《全敦煌诗》录之。
　　序
　　悟 真
　　河西都僧统京城内外临坛供奉大德兼僧录阐扬三教大法师赐紫沙门悟真，自十五出家，二十进具，依师学业，专竞寸阴，年登九夏，便讲经论，闲孔无余。特蒙前河西节度故太保随军驱使，长为耳目，修表题书。大中五年入京奏事，面对玉阶，特赐章服，前后重受官告四通，兼诸节度使所赐文牒，两街大德及诸朝官各有诗上，累在军营所立功勋，题之于后。22
　　校记：见P.3720，据徐俊《敦煌诗集残卷辑考》录之。原无题，此处从徐俊所拟。
　　第一件黄牒
　　敕沙门河西都僧统摄沙州僧政法律三学教主洪辩、入朝使沙州释门义学都法师悟真等，盖闻其先出自中士（土），领（顷）因及爪（瓜）沙之戍（代），陷为辫发之宗，尔等诞质戎坛，栖心释氏，能以空王之法，革其异类之心。犷悍皆除，忠贞是激。虔恭敬旨，夙夜修行。或倾向天朝，已分其觉路；或奉使魏阙，顿出其迷津。心惟可嘉，迹颇劳止。宜酬节义之效，或将（奖）道途之勤，假内外临坛之名，赐中华大德之号，仍荣紫服，以耀戎缁。洪辩可京城内外临坛大德，悟真可京城临坛大德，仍并赐紫，余各如故。大中五年五月廿一日。23
　　校记：见P.3720，据徐俊《敦煌诗集残卷辑考》录之。
　　右街千福寺三教首座入内讲论赐紫大德辩章赞奖词 辩 章
　　我国家德被遐荒，道高尧舜，万方归服，四海来王，咸謌（歌）有道之君，共乐无为之化。瓜沙僧悟真，生自西蕃，来趍上国。诏入丹禁，面奉龙颜。竭忠恳之诚，申人臣之礼。圣君念以聪惠，贤臣赏以精待，诏许两街巡礼诸寺，因兹诘问佛法因由，大国戎州，是同是异，辩章才非默识，学寡生知，慙当讲论了之科，接对瓜沙之俊，略申浅薄，词理乖踈，却请致言，俾聆美说。24
　　校记：见P.3720，据徐俊《敦煌诗集残卷辑考》录之。
　　悟真未敢酬答和尚故有辞谢
　　悟 真
　　生居狐貊地，长在碛边城。
　　未能学吐凤，徒事聚飞萤。25
　　校记：见P.3720，据张锡厚《全敦煌诗》录之。
　　依韵奉酬悟真大德
　　辩 章
　　生居忠正地，远慕凤凰城。
　　已见三冬学，何言徒聚萤。26
　　校记：见P.3720，据张锡厚《全敦煌诗》录之。诗题“依韵奉酬悟真大德”，徐校作“依韵奉酬”；“已见三冬学”句，徐校作“已具三冬学”。
　　七言美瓜沙僧献款诗二首
　　宗 茝
　　其一
　　沙漠关河路几程，师能献土远输诚。
　　兹因却笑宾獒旅，史籍徒彰贡赋名。27
　　其二
　　行尽平沙入汉川，手摇金锡意朝天。
　　如今政是无为代，尧舜聪明莫比肩。28
　　校记：见P.3720，据张锡厚《全敦煌诗》录之。第二首“手摇金锡意朝天”句徐校作“手摇金锡竟朝天”。
　　五言美瓜沙僧献款诗一首
　　圆 鉴
　　圣主恩方洽，瓜沙有异僧。
　　身中多种艺，心地几千灯。
　　面进输诚款，亲论向化能。
　　诏回应锡赉，殊宠一层层。29
　　校记：见P.3720、P.3886v，据张锡厚《全敦煌诗》录之。
　　五言述瓜沙州僧赠款诗
　　彥 楚
　　乡邑虽然异，衔恩万国同。
　　远朝来凤阙，归顺贺宸聪。
　　冒暑闻莺啭，看花落晚红。
　　辩清能击论，学富早成功。
　　大教从西得，敷筵愿向东。
　　今朝承圣旨，起坐沐天风。30
　　校记：见P.3720、P.3886v，据张锡厚《全敦煌诗》录之。
　　五言美瓜沙僧赠款诗一首 　　子 言
　　圣泽布遐荒，僧来自远方。
　　愿移戎虏地，却作礼仪乡。
　　博笑词多雅，清谈义更长。
　　名应恩义重，归路转生光。31
　　校记：见P.3886v、S.4654v，据张锡厚《全敦煌诗》录之。“名应恩义重”句徐校作“名应恩意重”。
　　感圣皇之化有燉煌郡都法师悟
　　真上人持疏来朝因成四韵
　　建 初
　　名出燉煌郡，身遊日月宫。
　　柳烟清古塞，边草靡春风。
　　鼓舞千年圣，车书万里同。
　　褐衣持献疏，不战四夷空。32
　　校记：见P.3886v、S.4654v，据张锡厚《全敦煌诗》录之。诗题徐校夺“郡”字。
　　五言四韵奉赠河西大德
　　太 岑
　　肃肃空门客，洋洋艺行全。
　　解投天上□，日日不住禅。
　　飞锡登云路，摳衣拂戍烟。
　　喜同清净教，乐我太平年。33
　　校记：见P.3886v、S.4654v，据张锡厚《全敦煌诗》录之。“解投天上□”句徐校作“解投天上日）”；“日日不住禅”句徐校作“日日不住[□□]禅”句徐校作“不住[□□]禅”。
　　奉赠河西真法师
　　栖 白
　　知师远自燉煌至，艺行兼通释与儒。
　　还似法兰趋上国，仍论博望献新图。
　　已闻关陇春长在，更说河湟草不枯。
　　郡去五天多少地，西瞻得见雪山无。34
　　校记：见P.3886v、S.4654v，据张锡厚《全敦煌诗》录之。“还似法兰趋上国”句徐校作“还似法兰趍上国”，张先堂校云“趍”乃“趋”之异体字。
　　又立赠河西悟真法师
　　有 孚
　　沙徼虏尘清，天亲入帝京。
　　词华推耀颖，经论许纵横。
　　幸喜乾坤泰，忻逢日月明。
　　还乡报连师，相率贺昇平。35
　　校记：见P.3886v、S.4654v，据张锡厚《全敦煌诗》录之。诗题徐校夺“又”字；“还乡报连师”句徐校作“还乡报连帅”，张先堂亦校作“还乡报连帅”。
　　又同赠真法师
　　可 道
　　明王大启无私化，万里尘清世界通。
　　远国观光来佛使，边庭贡籍入王宫。
　　翩翩一鹤冲天阙，历历双眸钦帝风。
　　却到燉煌传圣道，常思日月与师同。36
　　校记：见S.4654v，据张锡厚《全敦煌诗》录之。“明王大启无私化”句张先堂校作“明王大启无柢化”；“历历双眸钦帝风“徐校作“历历双眸饮帝风”。
　　又赠沙州悟真上人兼送归
　　景 导
　　河湟旧邑新通后，天竺名僧汉地来。
　　经论三乘鹙子辩，诗吟五字惠休才。
　　登山夜振穿云锡，渡水还浮逆浪杯。
　　明日玉阶辞圣主，恩光西迈送书回。37
　　校记：见S.4654v，据张锡厚《全敦煌诗》录之。“登山夜振穿云锡”句徐校作“登山但振穿云锡”。
　　又同赠沙州都法师悟真上人
　　道 钧
　　河西旧地清虏尘，献款真僧入贡来。
　　谭论妙闲金粟教，诗情风雅逸篇才。
　　边庭望回平沙月，出塞逢河几泛杯。
　　丹阙礼仪新奏对，恩深未放使臣回。38
　　校记：见S.4654v，据张锡厚《全敦煌诗》录之。“天竺名僧汉地来”句徐校作“天外名僧汉地来”；“丹阙礼仪新奏对”句徐校作“丹阙礼仪新奉对”。
　　又赠沙州僧法和
　　佚 名
　　校记：见S.4654v，题存诗佚。据张锡厚《全敦煌诗》录之。诗题徐校作《又赠沙州僧法和》。按：此题和下题原连抄为一，即“又赠沙州僧法和悟真辄成韵句”。郑炳林录作“又赠沙州僧法师归□韵句”；徐校析而为二；张锡厚《全敦煌诗》中有两处校录，一处从徐校，而又一处仍以“又赠沙州僧法和悟真辄成韵句”为题；张先堂则校作“又赠沙州法师悟真辄成韵句”。详参本文注18。
　　悟真辄成韵句
　　悟 真
　　燉煌昔日旧时人，虏醜隔绝不复亲。
　　明王感化四夷静，不动干戈万里新。
　　春景氛氲乾坤泰，□煌披缕无献陈。
　　礼则宛然无改处，艺业得传化塞邻。
　　羌山虽长思东望，蕃浑自息不动尘。
　　迢迢远至归帝阙，□□听教好传闻。
　　莫辞往返来投日，得睹京华贺圣君。39
　　校记：见S.4654v，据张锡厚《全敦煌诗》录之。诗题徐校作《上缺悟真辄成韵句》；“□煌披缕无献陈“句徐校作“启（？）煌披缕无献陈”；“艺业得传化塞邻”句张先堂校作“艺业旁薄化塞邻”。
　　附：谨上沙州专使持表从化诗
　　杨庭贯
　　流沙古塞没多时，人物虽存改旧仪。
　　再遇明王恩化及，远将情恳赴丹墀。40
　　校记：见S.4654v，据张锡厚《全敦煌诗》录之。
　　四
　　总观《悟真与京城高僧诗歌交往集》中的这些诗作，艺术上平平，但产生这些诗作的悟真与长安僧界的这次文学交往，却既是张氏归义军初期敦煌政治和宗教生活中一件要事，又是敦煌文学中的一件颇有史料意义和文学意义的事件，因而其所形成的、独存于敦煌遗书中的文献《悟真与京城高僧诗歌交往集》中诸作，也就值得敦煌文学乃至整个敦煌学研究界注意。
　　毫无疑问，这些作品是研究有关张氏归义军初期历史的珍贵文献。悟真这次长安之行所负的主要是政治和宗教方面的使命，其与长安僧界的这次文学交往，如前所说，只是悟真奉遣所率僧团入奏朝廷之行的一个副产品。但事实上，这些作品乃是此次政治和宗教活动的文学记录，其中实际上反映了这次政治和宗教活动的若干情形。杨宝玉、吴丽娱两位先生即通过对这些文献的分析指出，悟真此次入奏朝廷，曾有“奉献佛教经论”、“巡礼诸寺”、“请益佛法”、“与高僧交友”、“与朝官往还”等佛教活动内容，41所说颇详，此处毋须再赘。这里要说的是，这些作品对政治活动也有反映。因为悟真此次入奏长安，实际上乃是张议潮逐蕃归唐之初向朝廷表达归唐之意并以之求得朝廷支持的一个重大的政策举措，其在长安期间“巡礼诸寺”等佛教活动本来就是奉唐宣宗诏而行的，因而其诗歌酬答虽未必一定也系奉诏为之，但其实际上也应是一种政治行为。试看《悟真与京城高僧诗歌交往集》中诸作，其中的每一篇其实都是在写政治或者说是因政治原因而发。辩章的《右街千福寺三教首座入内讲论赐紫大德辩章赞奖词》就不用说了，诸如诸诗首篇即辩章《依韵奉酬悟真大德》所谓“生居忠正地。远慕凤凰城”，之后宗茝《七言美瓜沙僧献款诗二首》所谓“沙漠关河路几程，师能献土远输诚”、“行尽平沙入汉川，手摇金锡意朝天”，圆鉴《五言美瓜沙僧献款诗一首》所谓“面进输诚款，亲论向化能”，彦楚《五言述瓜沙州僧赠款诗》所谓“乡邑虽然异，衔恩万国同。远朝来凤阙，归顺贺宸聪……今朝承圣旨，起坐沐天风”，悟真《悟真辄成韵句》所谓“燉煌昔日旧时人，虏醜隔绝不复亲。明王感化四夷静，不动干戈万里新……迢迢远至归帝阙。□□听教好传闻。莫辞往返来投日，得覩京华贺圣君”，等等，无不如是。而建初的《感圣皇之化有燉煌郡都法师悟真上人持疏来朝因成四韵》，诗题就更是说得明白不过。因而，这些诗作本身就既是政治行为的产物，又是张氏归义军初期政治生活史的一批重要历史文献，不仅记录了当年张议潮率众起义之后所采取的归顺朝廷的一次举措，而且记录了悟真此次入奏朝廷的某些细节，诸如入京奏事的大致时间、同行者除法镜外还有什么人、所受礼遇、受唐宣宗接见的大致时间、与长安诸僧酬答的大致时间、悟真离京西返敦煌的大致时间等，使今天的研究者从中可找到有关这些问题的部分或全部答案，或至少可以找到解决有关其中某些问题的一些线索。比如关于悟真此次长安之行的时间，悟真的《序》说是“大中五年，入京奏事”，《大宋僧史略》卷下“赐僧紫衣”条也记载曰：“大中四年六月二十二日，降诞节，内殿禅大德并赐紫，追福院主宗茝亦赐紫。次有沙州巡礼僧悟真至京，及大德玄畅勾当藏经，各赐紫。”而《第一件黄牒》书于“大中五年五月廿一日”，可见确是大中五年（851），《大宋僧史略》卷下所说“次有”确应作“并非大致同时，有可能相距较长乃至甚久”解；又，《第一件黄牒》书于“大中五年五月廿一日”，彦楚《五言述瓜沙州僧赠款诗》中有“冒暑闻莺啭，看花落晚红”之句，据此也就可以知道悟真此次入京奏事当在五月。又如悟真此次入京所率僧团，除悟真以及法镜外，还有些什么人，现在已经很难全数知之。但《悟真与京城高僧诗歌交往集》诸作中的佚名《又赠沙州僧法和》一首，虽只存诗题，而此诗题却说明悟真、法镜之外，还有一位僧人留下法名，此人即法和。再如悟真使团究竟何时离开长安西归敦煌，史无明载，但《悟真与京城高僧诗歌交往集》诸作中，景导的《又赠沙州悟真上人兼送归》一诗，诗题中就有“兼送归”三字，诗中又有“明日玉阶辞圣主，恩光西迈送书回”之句，而《第一件黄牒》书于“大中五年五月廿一日”，那么也就可以知道悟真使团当于大中五年五月廿一日之后很快就巡礼诸寺，并于巡礼诸寺之第二日“玉阶辞圣主”后起程西归敦煌，其具体时间也许就在大中五年五月廿三、四日。诸如此类表明，《悟真与京城高僧诗歌交往集》中诸作，在敦煌张氏归义军早期政治史和佛教史（乃至长安佛教史）研究中的确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然而，《悟真与京城高僧诗歌交往集》中诸作毕竟是文学作品。既然如此，当然就更应从文学角度讨论其具有什么意义。而当进行这方面的讨论时，首先就可看到，《悟真与京城高僧诗歌交往集》中诸作乃是敦煌文学千年史上的一批历来史籍无载的重要文学资料。由于敦煌遗书保存了这些资料，不仅研究界所知张氏归义军早期敦煌文学作品的数量有所丰富，而且得知悟真其人还是张氏归义军早期的一位诗人，还得知张氏归义军建立前夕敦煌文学界与长安文学界不仅已有文学交往，而且这次文学交往还是整个归义军时期敦煌文学史上的第一次。然而，仅仅如此认识，那还是很不够的，因为进一步分析即可知道，这些作品还有更为重要的价值。
　　《悟真与京城高僧诗歌交往集》中这批诗作，是直接由辩章的《右街千福寺三教首座入内讲论赐紫大德辩章赞奖词》引出的，而所有诗作的首篇就是紧接其后的《悟真未敢酬答和尚故有辞谢》，悟真此诗确实也是为答谢辩章的赞奖词而作的。悟真以诗答谢后，辩章首先以诗回赠，然后又有宗茝、圆鉴、彥楚、子言、建初、太岑、栖白、有孚、可道、景导、道钧11位长安高僧也依次以诗回赠。另外，还有某长安僧人赠沙州僧法和一首，惜其只存诗题。之后，悟真又以《悟真辄成韵句》一首作为对辩章等12位长安高僧赠诗的总回应。这批诗作中，出自悟真者两首，出自诸长安高僧者14首（内一首系某僧人赠沙州僧法和者，题存诗佚）。总体上说，这两部分诗作分别表达了敦煌人和长安僧界的心声，其主旨不离对张议潮逐蕃归唐的歌颂，而这种歌颂其实也是对朝廷的歌颂、对国家统一的歌颂。从长安高僧方面说，他们本来就是按照唐宣宗的旨意接待悟真的，而唐宣宗是因悟真使团带来敦煌逐蕃归唐的好消息而诏令长安僧界接待悟真一行的，因而他们的诗作既是表达对悟真及其遣派者张议潮的敬意，也是对唐宣宗和朝廷的赞颂。彥楚《五言述瓜沙州僧赠款诗》所谓“乡邑虽然异，衔恩万国同。远朝来凤阙，归顺贺宸聪……今朝承圣旨，起坐沐天风”，宗茝《七言美瓜沙僧献款诗二首》所谓“沙漠关河路几程，师能献土远输诚。兹因却笑宾獒旅，史籍徒彰贡赋名”、“如今政是无为代，尧舜聪明莫比肩”，有孚《又立赠河西悟真法师》所谓“沙徼虏尘清，天亲入帝京。词华推耀颖，经论许纵横。幸喜乾坤泰，忻逢日月明”，可道《又同赠真法师》所谓“明王大启无私化，万里尘清世界通。远国观光来佛使，边庭贡籍入王宫。翩翩一鹤冲天阙，历历双眸钦帝风”等，即是其例。从悟真方面说，他之受到唐宣宗“诏许巡礼左右街诸寺”等礼遇，显然是由于他本是逐蕃归唐的张议潮所遣使团的主使，深知张议潮逐蕃归唐之举既是敦煌之福，又是朝廷之幸，所以他的两首诗表达的不仅是他个人的感情，而且是张议潮和敦煌民众共同的心声，其中既有对张议潮率众逐蕃归唐的自豪和颂赞，又把逐蕃归唐之举的胜利归因于唐宣宗和朝廷的圣明，还表达了悟真本人和敦煌人自来就有的强烈的中原情结。《悟真辄成韵句》所谓“燉煌昔日旧时人，虏醜隔绝不复亲。明王感化四夷静，不动干戈万里新。春景氛氲乾坤泰，□煌披缕无献陈。礼则宛然无改处，艺业得传化塞邻。羌山虽长思东望，蕃浑自息不动尘。迢迢远至归帝阙，□□听教好传闻。莫辞往返来投日，得覩京华贺圣君”，就包含了如此丰富的内容。而无论是长安高僧对悟真及其遣派者张议潮的敬意和对唐宣宗和朝廷的赞颂，还是悟真本人对张议潮率众逐蕃归唐的颂赞和把逐蕃归唐之举的胜利同唐宣宗和朝廷联系起来，都是符合从吐蕃长达60多年民族统治下解放出来、回归唐治的当年敦煌人的心愿的，因而他们的这些诗作也就实际上是敦煌人的心声。
　　特别应当指出的是，从归义军时期敦煌文学的发展历程来看，这批作品值得注意的一个重要价值，就在于重新奏响了敦煌文学的主旋律，对其后敦煌文学的发展有着开新声的作用。关于这一点，笔者还未见到专家学者论及，但确实在敦煌文学千年发展史上有如此重要的意义。
　　归义军张氏时期的敦煌文学，有了全新的思想内容，即由吐蕃统治时期与反对吐蕃统治相联系的思想内容，一变而为与新时期紧相联系的思想内容，有着新时期的主旋律。据笔者所知，仅张氏归义军初期，主旋律作品主要至少有：
　　佚名：《可惜沙州好川原》（残诗）（P.2716，848年）；
　　佚名：《《菩萨蛮》（敦煌古往出神将）（P.3128，851年）；
　　悟真：《《张族庆寺文》（P.3770，851年）；
　　悟真：《悟真未敢酬答和尚故有辞谢》（P.3720，851年）；
　　悟真：《（上缺）悟真辄成韵句》（S.4654，851年）；
　　悟真：《谨上河西道节度公德政及祥瑞五更转兼十二时共一十七首并序》（P.3554，853年）；
　　悟真：《三五年来复圣唐》（P.2807v，853年）；
　　佚名：《望远行》（“年少将军佐圣朝”）（P.4692，853年）；
　　佚名：《三十余年在战场》（P.3192、S.9038v，856年）；
　　佚名：《儿郎伟》（驱傩之法。出自轩辕）（残文）（S.0329v，857年）；
　　张议潭：《宣宗皇帝挽歌》五首（“高坐星文掩”、“忆别西凉日”、“香锁郁金袍”、“巢阁方瞻风”、“七载朝金殿”）（北周064，860年）；
　　佚名：《苦峪城断碑》，清雍正间出土于安西县苦峪城东半里废寺墟中，两面镌字，首尾残缺，仅存中段。据云，正面字为唐体，因断残，文义不能连贯，而总系大中时复河湟、张议潮归唐授勋、大兴垦殖、水利疏通、荷锸如云、万亿京坻、称颂功德等语。向达《两关杂考》自注以为或是颂张守珪“兴修水利重整屯垦之举”者。42据此可知，该碑当是歌颂张议潮的作品之一，惜碑已佚。
　　在笔者看来，敦煌文学始终如一的主题、表现敦煌文化灵魂的主题，就是炽热的乡土之情和强烈的中原情结以及二者的交融为一。43但是，在不同时期，这一主题的具体表现有所不同，在归义军时期当然也有自已独特的表现。上述这些作品均是归义军时期敦煌文学最初的主旋律作品，其所表现的乃是以汉人为主体的各族人民群众对于张议潮率众起义逐蕃归唐斗争胜利之欢呼、对于重新成为敦煌地区主人的欢欣鼓舞之情的抒发、对以张议潮为首的归义军政权的热情颂扬、对重归唐治的自己安身立命之地敦煌地区的赞美，显现出浓烈的喜悦、欢庆、昂扬的气氛和情调。而这一切又最集中地表现为对张议潮的歌颂以及对敦煌乡土的赞美上。还是在逐蕃归唐的当年即大中二年（848），敦煌文学中就出现了歌颂张议潮的诗歌，即P.2716《可惜沙州好川原》（残诗）。李正宇《沙州贞元四年陷蕃考》44首次校勘发表了这首诗。诗云： 　　可惜沙州好川原，自从破落六十年。将作一生为奴婢
　　这首诗大约是今所能见归义军张氏时期最早的一首诗。虽系残篇，现在只能看到前三句，却可以看出，作者乃是在热情地歌颂张议潮领导的逐蕃归唐起义。从这首诗开始，敦煌文学中此类作品便源源不断出现，诗歌、讲唱、曲子词、儿郎伟等体式中的此类作品相当多。其重要者有如下一些：
　　曲子词《菩萨蛮》（“敦煌古往出神将”）（P.3128）。词云：
　　敦煌古往出神将，感得诸蕃遥钦仰。
　　效节望龙庭，麟台早有名。
　　只恨隔蕃部，情恳难申吐。
　　早晚灭狼蕃，一齐拜圣颜。
　　汤涒《敦煌曲子词地域文化研究》认为当是大中五年（85l）前后的作品，其中赞誉张议潮为“神将”，谓其“效节望龙庭，麟台早有名”，必能“早晚灭狼蕃，一齐拜圣颜”。45
　　《张族庆寺文》（P.3770）。郑炳林先生认为是唐宣宗大中五至十二年（851～858）间悟真所作。46该文将张议潮说成是“渥洼龙种，丹穴凤雏”，赞颂其为“劬劳为战，决胜三处，有死而荣，无生而辱”的英雄，对张议潮的功劳给予热情的歌颂。
　　《谨上河西道节度公德政及祥瑞五更转兼十二时共一十七首并序》（P.3554）。系悟真所作，其词已佚，仅存其序。荣新江认为“该序完成的确切年代是851～856年之间”。47其诗虽佚，但从诗题即可以知道，乃是歌颂“河西道节度公”即张议潮的德政以及与之有关的祥瑞的，其序文更可证明这一点。
　　《三五年来复圣唐》（P.28O7v）。作者应即悟真，诗云：
　　三五年来复圣唐，去年新赐紫罗裳。
　　千华座上宣佛敕，万岁楼前赞我皇。
　　谈士休夸登御席，道门虚设坐龙床。
　　圣众莫羡灵山会，只是眉间未放光。
　　既云“三五年来复圣唐”，则其写作时间应在大中七年（853）。全诗的主旨似非歌颂张议潮，而是自颂自赞作为释门上层之士的作者本人以及敦煌佛教界在张议潮逐蕃归唐斗争中的功绩及其所受朝廷的极高恩遇。不过，首句既是“三五年来复圣唐”，则创作此诗的前提无疑还是对张议潮逐蕃归唐之举的肯定，而且其中有的还出自悟真之手。
　　至于后来的百多年间，此类主旋律作品，如《张议潮变文》、《张淮深变文》等，更是层出不穷，此处不必再赘。
　　以上这些主旋律作品，几乎全都产生于悟真与长安僧界文学交往之后。之前也有过此类作品，但据现在所知，不仅大约只有《可惜沙州好川原》一首，而且这一首也是残而不全。可见，正是悟真与长安僧界文学交往中的诗文，最早唱响了归义军时期敦煌文学的主旋律，对之后长时期中敦煌文学主旋律作品的大量出现具有开启先河之功。事实上，后来这批诗文在敦煌地区也一直是广为传抄流布的，这从抄写这些作品的P.3720、P.3886、S.4654分别抄写于五代后、宋代初年、五代末至宋初48，即可知之。
　　[注释]
　　①冯培红：《归义军时期敦煌与周边地区之间的僧使交往》，《敦煌归义军史专题研究续编》，兰州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604～620页。
　　②③郑炳林：《北京图书馆藏〈吴和尚经论目录〉有关问题研究》，《敦煌归义军史专题研究续编》，兰州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557～577页。
　　④施萍婷：《敦煌习学集》上册，甘肃民族出版社2004年版，第140～169页。
　　⑤1347荣新江：《归义军史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第293～294页、第82页、第67页。
　　⑥以上关于悟真生平的论述，除参考了杨宝玉、吴丽娱《大中五年敦煌高僧悟真的奉使入奉及真对长安佛寺的巡礼》、杨宝玉《大中二年张议潮首次遣使入奏活动再议》和伏俊琏先生所写的《唐代敦煌高僧悟真入长安事考略》外，又参考了以下著作：《敦煌文学概论》，甘肃人民出版社1993年3月版，第95页；齐陈骏、郑炳林《河西都僧统唐悟真作品和见载文献系年》，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编《敦煌吐鲁番文献研究》，兰州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621～640页；张锡厚《全敦煌诗》，作家出版社2006年6月版，第2824～2825页。
　　⑦季羡林主编：《敦煌学大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98年版，第355页。
　　⑧41该文系杨宝玉、吴丽娱两位先生在2009年10月长安佛教学术研讨会报告的论文。
　　⑨见《兰州学刊》2010年第6期。
　　⑩见《敦煌研究》2010年第3期，第70～77页。
　　11施萍婷主撰稿、邰慧莉助编：《敦煌遗书总目索引新编》，中华书局2000年版。
　　12郑炳林：《敦煌碑铭赞辑释》，甘肃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第120页。
　　14关于该使牒，徐俊在《敦煌诗集残卷辑考》说明文字之注2（见第327页）中谓其或为《悟真受牒及两街大德赠答诗合钞》脱漏文书之一，郑炳林《敦煌碑铭赞辑释》《都僧统唐悟真邈真赞并序》校释2则迳以之为“悟真文集”中文书（见第123～124页），与悟真与长安僧界的诗歌酬答亦似有关系。
　　15161721222324徐俊：《敦煌诗集残卷辑考》，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323～344页、第323～341页、第329页、第329页、第323～330页、第332页。
　　18《又赠沙州僧法和》和《悟真辄成韵句》两首，原卷作《又赠沙州僧法和悟真辄成韵句》。各家对此均有疑问，并各有理解。郑炳林《敦煌碑铭赞辑释·都僧统唐悟真邈真赞并序》校释二以《又赠沙州僧法和悟真辄成韵句》为悟真之作，其题作《又赠沙州僧法师归□韵句》，并录全诗（《敦煌碑铭赞辑释》第141页）。徐俊《敦煌诗集残卷辑考· 悟真受牒及两街大德赠答诗合钞》析此诗题为二，而于《又赠沙州僧法和下缺》之校记云：“原卷题作‘又赠沙州僧法和悟真辄成韵句’，滞碍难明。疑‘又赠沙州僧法和（下缺）’与‘（上缺） 悟真辄成韵句’分别为二首诗之前后部分。因钞写舛行致使前后二诗题‘拼接’，前诗未钞而佚去。前者为赠悟真诗，后者究其诗意，应非赠悟真之作，‘悟真辄成韵句’与卷首‘悟真未敢酬答和尚故有辞谢’诗的题署方式相同，同为悟真答诗。”（《敦煌诗集残卷辑考》第339页） 张锡厚《全敦煌诗》两处录校《又赠沙州僧法和悟真辄成韵句》，其一在第2832～2833页，其二在第4374页。其一题为《悟真辄成韵句》，张锡厚认为系悟真诗，其校记（一）云：“此首见乙本（按指S.4654v），原题作‘又赠沙州僧法和’、‘悟真辄成韵句’。徐辑校云：‘原题滞碍难明。疑‘又赠沙州僧法和（下缺）’与‘（上缺） 悟真辄成韵句’ 分别为二首诗之前后部分。因钞写舛行致使前后二诗题‘拼接’，前诗未钞而佚去。前者为赠悟真诗，后者究其诗意，应非赠悟真之作，‘悟真辄成韵句’与卷首‘悟真未敢酬答和尚故有辞谢’诗的题署方式相同，同为悟真答诗。’又见郑本，题作《又赠沙州僧法师悟真归口韵句》；兹据乙本拟题作《悟真辄成韵句》为题。”（《全敦煌诗》第2832～2833页）。其二题为《又赠沙州僧法和悟真辄成韵句》，张锡厚谓其作者为无名氏，而于诗题下注云“一作悟真诗”。其校记（一）云：“敦煌遗书藏无名氏《又赠沙州僧法和悟真辄成韵句》见S.4654v《京城大德赠答诗》残卷，接钞在道钧《又同赠沙州都法师悟真上人》诗末句‘恩深未放使臣回’之后，诗题原作《又赠沙州僧法和悟真辄成韵句》，未署撰者，存诗七言十四句，简称斯本；兹据斯本原钞‘又赠沙州僧法和悟真辄成韵句’为题。”又云：“徐辑云：‘原卷（S.4654）题作‘又赠沙州僧法和悟真辄成韵句’，滞碍难明。’遂将此首诗题拆分为二：《又赠沙州僧法和（下阙）》，赠诗全阙；《（上阙）悟真辄成韵句》，校录全篇七言十四句。又判前者为赠悟真诗，后者究其诗意，应非赠悟真之作，遂将此首拟题《（上阙）悟真辄成韵句》，并归为悟真所作。” （《全敦煌诗》第4375页） 张先堂《敦煌写本〈悟真与京僧朝官酬赠诗〉新校》（《周绍良先生欣闻九秩庆寿文集》，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388～396页）则校该诗诗题《又赠沙州法和悟真辄成韵句》为《又赠沙州法师悟真辄成韵句》（《周绍良先生欣闻九秩庆寿文集》第395页）。 　　笔者以为，徐俊析此诗题为二，是有道理的。因为此题的确“滞碍难明”。郑炳林以《又赠沙州僧法师归□韵句》为题（见《敦煌碑铭赞辑释》，第120页），不如徐俊之之析而为二之畅无滞碍。张锡厚似同意徐俊之理解，但又于校录P.3720卷所抄该诗时，仍以《又赠沙州僧法和悟真辄成韵句》为题，则似又不取徐俊之说，欠妥。张先堂校此题为《又赠沙州法师悟真辄成韵句》，则将“法和”校为“法师”，使其成为对悟真之敬称，亦未妥。因为，“法和”确有其人，俗姓刘。敦煌卷子S.5711有阙题诗二首，其第二首首句即为“此院有个刘法和”，从“此院”二字看，此“刘法和”又确为僧人；与“此院有个刘法和”诗同卷所抄阙题诗二首之一“乍别大众三两月”中第三句云“伏蒙司空开大藏”，则此刘法和当为张氏归义军时期僧人，因为S.5711可能就是张氏归义军时期写本，盖“开大藏”之事，当在包括敦煌佛教早百废待举的张氏归义军政权初期，不可能迟至归义军政权建立之后甚久，而张氏归义军时期节度使称“司空”者，仅张议潮和张承奉，“开大藏”之举不大可能迟至张承奉时期，现有资料中亦未见张承奉“开大藏”之举，故此“司空”很可能指张议潮。所以，校“法和”为“法师”恐怕不妥。这样一来，《又赠沙州僧法和悟真辄成韵句》，就确应从徐俊之说析而为二。其中后者当然应归入悟真和长安僧人之诗歌酬答中，而前者如徐俊和张锡厚所说“为赠悟真诗”，则可能亦出自长安僧人笔下，惜其今已不存，只好仅存其目。
　　19此上四诗分别见张锡厚《全敦煌诗》第七册卷56第2834页、第2835页、第2836页、第2837页。
　　20荣新江：《归义军史研究》第二章附表一《归义军历任节度使称号年代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第129～130页。
　　25见张锡厚《全敦煌诗》第七册卷56，作家出版社2006年版。第2825页、第2825～2838页。
　　26272829303132333435363738见张锡厚《全敦煌诗》第七册卷58，作家出版社2006年版，第2892～2925页。
　　39见张锡厚《全敦煌诗》第七册卷56，作家出版社2006年版，第2832页。
　　40见张锡厚《全敦煌诗》第七册卷64，作家出版社2006年版，第3139页。
　　42向达：《两关杂考》，《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373～391页。
　　43请参看拙著《敦煌文化》下编《神论编》第三章《敦煌文化的灵魂：中原情结和乡土深情的水乳交融》（光明日报出版社2000年版，第423～465页）；笔者和张彦珍女士共同编著的《西陲文学遗珍——敦煌文学通俗谈》第七节第二小节《敦煌文学和敦煌文化》（甘肃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64～166页）。
　　44李正宇：《沙州贞元四年陷蕃考》，《敦煌研究》，2007年第4期。
　　45汤涒：《敦煌曲子词地域文化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第151～155页。
　　46郑炳林：《悟真邈真赞》校释之二，《敦煌碑铭赞辑释》，甘肃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第117～137页。
　　48徐俊云：P.3720“全卷最晚纪年为清泰元年（934），知此卷为五代后传钞本”；P.3886正面书仪末题记为“维大周显德七年岁次庚申七月一日……”，“知卷背诗钞当钞於宋代初年”；S.4653卷“最晚之年代为《萨诃上人诗》所云广顺四年（954），可证此卷亦钞于五代末至宋代初年”。见《敦煌诗集残卷辑考》，中华书局2000年版，分别见第324页、第324页、第32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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