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部未定稿》漫忆] 漫忆檐声五十年打一肖

我1964年在北京大学经济系毕业，报考本校国际政治系研究生被录取。后来没有读成研究生，被分配到中共中央宣传部。持证报到后才知道，是到中宣部和《红旗》杂志编辑部共同主办的《内部未定稿》工作，行政编制在红旗杂志社。对内对外都称《红旗》八组，因为先前《红旗》杂志编辑部已经设有哲学、政治、经济、农村、文艺、国际和哲学史等7个编辑组。当时中宣部和红旗杂志社在沙滩北大红楼后面同一幢大楼里办公。《内部未定稿》的负责人是中宣部常务副部长许立群，他因此也兼任《红旗》杂志副总编辑。日常工作由同时担任《红旗》杂志和《内部未定稿》编委的张先畴负责。红旗杂志社并不过问《内部未定稿》的编辑工作。和我同时调来的，还有8个分别从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和南开大学来的当年毕业生，包括哲学、经济学、文学、历史和新闻几个专业。在我们之前调来的，有两个人：一个是中共中央办公厅的孙泱，革命烈士孙炳文之子，早年留学日本，当过朱德的秘书，是来做《内部未定稿》专职编委的，但不久就调任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文化大革命”中死于非命；另一个是中央编译局的余征，懂俄文，在那里译校马列著作，此前已借调在新华社从事中苏论战的资料编译工作，是许立群点名调到《内部未定稿》来的。许立群当时兼任中央编译局局长。当时正大张旗鼓开展“四清”运动，过了国庆节我们都随红旗杂志社机关大队人马到北京通县农村搞“四清”，张先畴独自留守。1965年春通县“四清”结束，这年秋天张先畴和八组的多数人又去广西农村和北京的工厂参加“四清”。这样，许立群就更多地直接管《内部未定稿》的事，刊发的所有稿子都是他亲自定的。具体工作由余征和我们留下来的几个人做，他很放手。我对许立群一向怀有敬意。记得1960年《毛泽东选集》第4卷出版时，他应邀到北大作报告，开口便说：“要读原著，辅导报告是学习心得，都不如原著好。”转而又说，“也有例外，列宁的《哲学笔记》就比许多原著好”。这种思想理论上的机智，给我留下深刻印象。听说1951年批判《武训传》的时候，许立群的一篇文章①受到毛泽东的赏识，毛泽东亲自打电话找他面谈，给予表扬和鼓励。这像是传奇故事，我问过他的夫人杜晓彬（曾任红旗杂志社机关党委副书记，“文化大革命”中我们一起下放“五七干校”多年），竟确有其事。她在晚年写的回忆许立群的文章里，详细叙述了这件事的经过②。 我在许立群领导下工作，对他的明快严实的工作作风与平易随和的对人态度感触很深。他说话没有官腔，在院子里碰到我们还常常主动停下来闲聊几句。当时正是“文化大革命”的酝酿期，思想理论领域气氛日益紧张，许立群作为中宣部的常务副部长，工作很难做。在《内部未定稿》的编辑出版方面，也表现出他的犹疑和彷徨，以及为争取事情向好的方面发展所做的努力。当时国际共运除中苏论战外，还发生过其他一些大事。1965年印度尼西亚发生军事政变，残酷杀害共产党人和左翼人士，共产党总书记艾地被害，苏加诺总统被软禁。这件事在我国引起强烈关注。许立群说，苏加诺态度软弱，有点像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时的汪精卫，让我们搞一份汪精卫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前后的言论摘编，发表在当年12月8日出版的第4期《内部未定稿》上，标题是：《汪精卫在“四·一二”前后对共产党态度的变化》，副标题是“学习中国革命史的参考资料”。加了个“编者按”：“汪精卫和蒋介石一样，也是中国人民的一个反面教员。本刊发表他的这一材料，值得认真一读。因为，过去的历史事变固然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但是，它所提供的经验，却是绝不可忽视的。”现在看来，这或许是他试图把思想理论领域简单上纲的政治批判引向深入讨论历史经验教训的一种努力。1966年1月5日出版的第1期《内部未定稿》，刊登了人民文学出版社古典文学编辑部舒芜等人搞的《〈水浒〉评注本一至六回样稿》。“编者按”说：“帮助他们把这第一次开始实验的工作做好，关系到古典文学遗产研究如何批判地继承的问题，欢迎大家来稿讨论。”还刊出了评注者关于评注意图、原则和方法的说明。现在看来，这样的评注工作，不论在政治上和学术上，即使在当时，也看不出有什么违碍之处，完全可以公开出版，而不必在《内部未定稿》这样的刊物上发表。这或许也反映了许立群在姚文元批判吴晗《海瑞罢官》的文章发表之后，彷徨不知所措而又试图在开展学术研究方面有所作为的努力。记得有一次他和我们一起参加中宣部理论处的学习讨论会，对姚文元的文章表现出明显的不满。1966年2月，许立群调正在北京第二机床厂搞“四清”的苏星回来，主持在《内部未定稿》批判孙冶方。苏星是《红旗》杂志经济组组长，也是《内部未定稿》的编委。批判孙冶方此前已由中宣部有关方面负责组织进行着，苏星只是负责在《内部未定稿》组织发表批判文章。苏星主持编了两期，在3月15日出版的第2期没有发别的文章，只是全文刊发了孙冶方的四篇文章。苏星写的“编者按”说：“孙冶方同志提出的观点和主张，关系到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根本问题，也关系到我国经济应该走什么道路这样一个根本的原则问题。本刊准备自下一期起陆续发表讨论文章，希望大家积极参加这个讨论。”当时正传达《二月提纲》（即《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苏星所主持的批判是按《二月提纲》的精神进行的。在当时“文化大革命”即将到来，学术界和整个社会都是“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形势下，还能够用一整本刊物全文刊登被批判者的文章而不是断章取义，“编者按”语气也比较温和，已属不易。4月12日出版的第3期，刊登了两篇孙冶方所在的经济研究所的批判文章，同时也全文刊发了孙冶方过去发表的一篇文章③。《内部未定稿》的这种批判没有进行下去，因为很快就有林彪委托江青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作为中央文件下发，接着就是批判《二月提纲》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即“五一六通知”，打倒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许立群是彭真主持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④学术批判办公室主任，又是彭真所主持的《二月提纲》的起草者，首当其冲，被批判斗争，不久即被投入秦城监狱。《内部未定稿》因为是许立群所主持的，被指责为“以反修之名宣传修正主义”，宣布停刊。苏星所主持的《内部未定稿》对孙冶方的批判被指责为假批判、真包庇⑤。《红旗》八组被解散，人员分别划入其他几个编辑组。张先畴被从广西叫回来接受揭发批判，他曾有诗自嘲曰：“十年一觉京华梦，赢得红楼黑帮名。” 《内部未定稿》刊名五个字，集自魏碑。1964年4月创刊，1966年4月停刊，总共出版12期：1964年5期，1965年4期，1966年3期。不定期出版，每期篇幅也不确定，甚至是一篇文章。总共发表文章和资料32篇。正式出版前在1964年4月出版过两期“试版”，所载5篇文章和1篇资料，正式出版时分别在第1期和第3期刊发。这32篇文章和资料，大部分是和苏联论战的，批判“物质刺激论”，批判“全民国家论”，还有关于历史观和国际形势等方面的批判文章。这合乎当时办刊的宗旨。这种批判，正如邓小平20多年后在会见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时所说的，“回过头来看，双方都讲了许多空话”，“意识形态争论的那些问题，这方面现在我们也不认为自己当时说的都是对的。真正的实质问题是不平等，中国人感到受屈辱”⑥。也有些文章，因为有比较扎实的研究和分析，现在看来也还是有价值的。例如历史学家蔡美彪的《关于“黄祸论”的历史考察》（1964年第1期），考察了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者编造“黄祸论”的历史，批判了苏联营垒的一些人重拾这种谬论对中国的攻击。又如《驳苏联修正主义考古学者的谬论——批判Л·C·瓦西里耶夫〈关于外因影响在中国文明发生中的作用〉》（1966年第1期），用考古发现的确凿事实，驳斥了苏联学者也是长期以来欧洲一些学者编造的中国石器时代文化“西来说”。这种错误观点当然不一定要戴“修正主义”的帽子，但据理驳斥是需要的。这篇文章是考古学家夏鼐主持写作的，我们到考古研究所找夏鼐商谈定稿事宜，他临时署了个化名“文晋臣”，含义现在已经记不起了，似乎是从几个比较年轻的执笔人姓名中各取一字合成的。又如语言学家傅懋勣的《评兹维金采夫的阶级语言论》（1965年第3期），在国内“阶级斗争”声浪日益高涨的条件下坚持语言没有阶级性；《红旗》杂志哲学组副组长朱波的《形式逻辑有阶级性吗？》（1965年第4期），坚持形式逻辑是推理形式而不具阶级性。文艺理论家朱光潜的《谈古为今用，外为中用》（1965年第4期），也是深入进行学术讨论的文章。他在文章中肯定舞剧《红色娘子军》是“古为今用，外为中用”的一个成功典范，同时也提出：“这种舞步是否适合《红色娘子军》的革命斗争的情节和情调，还值得商讨。”当时说这样的话是需要胆量的。在文学艺术方面，有郭沫若解读毛泽东诗词的两篇文章：《梅花欢喜漫天雪》和《五洲震荡风雷激》（1964年第2期）。赵朴初的《散曲两首》（1964年第3期），最早是许立群拿来在《内部未定稿》发表的，不胫而走，万口相传，为讽刺诗之杰作。赫鲁晓夫下台后赵又作一首《哭自己》，以《某公三哭》为题公开发表，在国内外引起热烈反响。刊发这些文章，当然也反映着许立群的办刊思想，以及他在意识形态问题上所采取的立场。《内部未定稿》是当时形势的产物，时局的变化也决定着它的命运。以交流和通报情况为宗旨的内部刊物和简报历来不少，但由中共中央作出决定，由党的中央宣传部和中央理论刊物两个权威机构共同主办这样一个内部理论刊物，以后再也没有过，此前也不曾听说有过。现在社会信息日益公开透明，内部刊物似乎并不怎么为人所重视，《内部未定稿》创办时的情况并不是这样。《内部未定稿》的缘起是：1963年12月18日，中共中央《关于在报纸刊物上发表批判现代修正主义的文章和试办内部刊物的通知》，决定中央试办一个内部刊物。根据中央的决定，1964年2月6日，中央宣传部和《红旗》杂志编辑部联名向中央书记处提出《关于试办反修内部刊物的请示》，经中央批准实施。4月24日，中央宣传部发出《关于出版〈内部未定稿〉的通知》。根据《请示》和《通知》的规定，刊物内容“主要是批判现代修正主义，发表理论方面、哲学社会科学方面和文学艺术方面的反对现代修正主义理论文章的未定稿。同时，也可发表一些研究现实问题的文章”。当时的设想是，除《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外，中央一级报刊发表的反修文章，一般要先在这个刊物发表，以便征求意见，进一步修改；不宜或暂时不宜在报刊公开登载的反修文章，不宜公开或不够成熟的有价值的研究文章或者有理论意义的调查研究报告，也可以在这个刊物上登载。每期印1万份。发行面比较宽，有关领导干部可以订阅，党内外学术工作者也可以订阅，不限级别，但订阅名单须经省、市、自治区党委宣传部批准，中央机关则由中直机关党委和中央国家机关党委批准。订阅费半年1元，一年2元，不零售，由新华社在《内部参考》发行系统代发。中央的内部刊物订阅不限级别，在当时是绝无仅有的。根据中央《通知》的规定，由中央宣传部和《红旗》杂志编辑部等单位共同组成刊物领导小组，负责对中央一级报刊发表反修文章的审批和掌握，同时负责对反修内部刊物的领导。领导小组由周扬、胡绳、邓力群、范若愚、林默涵、许立群、姚溱、关锋、于光远等9人组成，周扬任组长。《内部未定稿》组成阵容宏大的编委会，除前述许立群、张先畴、孙泱和苏星外，还有刘汉（解放军总政宣传部副部长）、陈道（中宣部理论处处长）、林涧青（中宣部科学处副处长）、袁水拍（中宣部文艺处处长）、赵正晶（中宣部国际处副处长）、姚洛（《红旗》杂志国际组组长）、王惠德（中央编译局副局长）、吉伟青（《新建设》杂志主编）、林聿时（《哲学研究》杂志主编）、黎澍（《历史研究》杂志主编）、秦柳方（《经济研究》杂志主编）、毛星（《文学评论》杂志主编）、张光年（《文艺报》主编）、刘思慕（《国际问题研究》杂志主编）、穆欣（《光明日报》总编）。编委会的组成，包括思想理论主管部门以及哲学社会科学、文艺和国际问题研究的权威刊物的领导，人物都是一时之选。从中央决定创办这个刊物，到中央宣传部和《红旗》杂志编辑部这样的权威机构向中央提出详细的办刊方案，以及领导小组和编委会的宏大阵容，都说明中央对这个刊物非常重视，寄予很高的期望，是想把它作为开展中苏论战和国内思想理论领域斗争的一个重要阵地而有所作为的。实际上《内部未定稿》并没有起到预想的作用，甚至从创办之初就举步维艰，不大好办。根本原因是，国内外形势发生了剧烈变化。在《内部未定稿》正式创刊的时候，中共中央《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已经发表，以《人民日报》编辑部和《红旗》杂志编辑部名义发表的9篇评论苏共中央公开信的文章，就是被广泛简称为“九评”的，已经发表了8篇，第9篇也于创刊不久的1964年7月发表，中苏分歧和争论已经完全公开，两党和两国关系近乎完全破裂。中苏论战公开表现为激烈的意识形态争论，其根源和实质则多是国家利益的冲突。中国反对大国沙文主义，捍卫国家主权和民族尊严的立场是完全正义的，但现在看来，当时对苏联国内为搞活经济而采取的改良政策的批评，例如对所谓“物质刺激原则”和“利润原则”的批评，则带有非常激进的“左”的倾向。这种“反修斗争”更促进了国内本已存在的普遍“左”倾，“阶级斗争”的弦越绷越紧。1964年开展“四清”运动，1965年初提出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党的中央核心层的矛盾日渐暴露，一场大的政治动荡即将来临。在这种情况下，无论是对国内还是对国外，都不再有通过内部刊物深入讨论问题的环境，也不再有这种需要。学术界风声鹤唳，敢写文章的人越来越少，组稿越来越困难。至于许立群本人，更因为主管意识形态领域的工作而处于越来越为难和被动的地位，惶惶不可终日。《内部未定稿》本来设想一年出一二十期，结果前后三个年头，整整两年时间，总共才出12期。阵容宏大的编委会，更是一次也没有开过会。虎头而蛇尾，在“文化大革命”发动期即被停刊，是势所必然。一个刊物的命运，就是这样和国内政治大局以及国际形势密切地联系在一起的。关于这份内部刊物的名称，在中央宣传部和《红旗》杂志编辑部向中央书记处的请示报告中，曾经设想过采用《内部未定稿》或者《内部资料》、《内部文稿》。在酝酿过程中还设想过采用《锻炼》或《反修未定稿》的刊名。余征告诉我，采用《内部未定稿》这个刊名，是许立群的主张。许立群说，这样有几层保险，可以不被抓辫子：第一，是内部的，非公开的；第二，是未定的，研究讨论之中的；第三，还只是一个稿子，可以说是草稿，更突出其未定性，当然“稿”也可以是定稿，例如陆游的《剑南诗稿》。许立群的这种机智，让我立即联想到他在北大的那场报告。《内部未定稿》存在时间不长，刊期不多，但毕竟是党刊史特别是内部理论刊物史研究的一份重要材料，也是研究“文化大革命”前史的一份重要材料。这份刊物可能现在世间已经罕有保存，余征保存有完整的一套，捐献给了图书馆。我托一位朋友从图书馆借到，得以在将近半个世纪后重新看到《内部未定稿》的全部，读之恍如隔世，也不免多有感慨。关于《内部未定稿》的情况至今没有稍为详细的记述⑦。我的这些拉杂散漫的回忆，或许可为研究者提供一点参考。（责任编辑?汪文庆）注释：① 即杨耳：《试谈陶行知先生表扬“武训精神”有无积极作用》，载《文艺报》1951年第2期。1951年5月16日《人民日报》转载这篇文章，标题改为：《陶行知先生表扬“武训精神”有积极作用吗？》。许立群时任团中央宣传部副部长，杨耳是他的笔名。② 杜晓彬：《一生忠贞，英灵不泯——回忆许立群》，载《许立群文集》下卷，当代中国出版社2003年出版，第851页。③ 苏星晚年在他的回忆录中对此有翔实记载，见《我的理论生涯》，人民出版社2007年出版，第183页。④ 文化革命五人小组是1964年文化部整风时成立的，彭真为组长，陆定一为副组长，成员有康生、周扬、吴冷西。“五一六通知”宣布撤销这个文化革命五人小组，成立中央文革小组。⑤ 苏星：《我的理论生涯》，第183页。⑥ 邓小平：《结束过去，开辟未来》，《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出版，第291-295页。⑦ 就我见闻所及，只有苏星的《我的理论生涯》和苗作斌的《红旗风云》（红旗出版社2009年出版）提及《内部未定稿》。

推荐访问:定稿 漫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