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信仰与文化自觉刍议: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

　　【摘要】文化信仰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无具象却蕴涵无穷力量的“精神种源”，也是民族自我尊重、自我认同以及自我提升的重要旨归。建立在回归和创新坚守文化信仰上的文化自觉，是尊重生命和引领人性从善、从真、从美、从德这四个价值维度的坐标起点和终结。
　　【关键词】文化信仰 文化自觉 价值维度
　　文化信仰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自古到今，无具象却蕴涵无穷力量的“精神种源”。它以文字为起源，以集结民族性格和民族精神为全维内涵。文化信仰是民族自我尊重、自我认同以及自我提升的重要指归，是民族文化性格和民族精神取向的“凝晶”。中国拥有世界独一无二的几千年稳定传承的文化传统，这种文化传统是以血缘宗法为核心，并以深厚渊源的血缘文化宗法凝聚成为所有崇敬，甚至用生命捍卫的“生命之擎”。它具有“天人合一”的时空感、人性感与未来感。观照信仰之“信”，是对本土民族文化传统的认同、坚守，通过内化和升华，凝结成为“仰”的根基。笔者认为，民族文化根基的深度决定文化信仰的力量，而文化信仰的危机则是人本体对民族文化传统坚守恒心的考量。
　　文化信仰的危机和对人本体的思考
　　当前文化生态不平衡发展境遇下文化传统被严重消解，审美文化的生活化和体制转换加速文化信仰危机，同时带来人对自我认识的危机而缺失心灵安定和幸福感。那么，人作为文化信仰的执行者本体，应该怎样思考对民族文化信仰的回归和坚守呢？
　　人是什么？苏格拉底把人定义为：人是一个对理性问题能给予理性回答的存在物。卡西尔认为，人被宣称为应当是不断探究他自身的存在物—一个在他生存的每时每刻都必须查询和审视他的生存状态的存在物。在王阳明看来，人是心与性的合体，性与天命联接。天命就是体，性就是用，体用合一，天人合一，知行合一，他揭示的本然之态实际上是强调“止于至善”的全维涵义。在我看来，对“人”生活价值终结的理解是对自身的理性审视和自律。对于人的正心、修身是关于身体的、心理的，《大学》对此有详细的阐明。“修身在正其心者”，修身首先要修心。修身主要指的是言辞、姿态、仪态等要合乎道德规范。修身就是用一种社会的规范和道德使自己和社会其它角色能够和谐相处。
　　对于“天人合一”，范曾先生认为，处于不同文明对话的当下，东西方都需要把“天”和“人”结合在一起，如柏拉图的“永恒的理念”和孔子讲的“天”，实为一个内涵，都属于本然的存在。天与人合一，成就永恒的理，亦即本然的延续，是老子的“道法自然”的终结，道与法均为自然之“止”，是个体天性由体用、天人、知行合一制约的文明存在的“道与法”。“止”与司马迁的“礼”的内化有相通之意，他认为：“礼由人起，人生有欲，欲而不得则不能无忿，忿而无度量则争，争则乱。先王恶其乱，故礼义以养人之欲，给人之求，使欲不穷于物，物不屈于欲。二者相待而长，是礼之所起也。”这里的“礼”与“止”皆有自觉的涵义，都是对法的“遵”与“循”，终究回归到文化信仰。所以，无论知、行的个体用怎样的方式去解读，都离不开这背后的重要观念—文化信仰这个“正脉”之上，“正脉”是认识和了解一个国家、民族的钥匙。
　　由自我身份认同和延伸看问题，引申到在追求现代化的过程中或实现现代化以后，中华民族以何种面貌呈现于世界的问题。这也是一个民族自我认同和自我定位问题。从理性的维度观照体现了现代性的核心观念，无论以何种方式追求现代化，都是以自觉的方式在促进历史的理性化，这必然遇到一些历史理性化过程中共性的问题。中国在实现现代化的过程中也出现了一系列的问题，有许多可以归结到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形式理性与实质理性的矛盾问题。中国如果不能很好地解决这个问题，就要重走西方的老路，再现人类的生存困境。
　　有别于宗教的文化信仰
　　从哲学维度看，文化信仰有别于宗教。宗教，产生于“对神的绝对依赖性”，是社会艺术形态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一种历史现象和文化现象。启蒙思潮将“科学”、“理性”、“进步”所体现的核心价值归纳为：“基督教不要适应新境则已，若要适应新境，便离不开理性，便须在信仰上，生正确的理解。”所以，“理性”与“科学”才是信仰的最终裁断。蔡元培在他的《以美育代替宗教》中指出，宗教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已经走到它的末路。欧洲人的宗教生活，只不过是一种历史习惯，犹如现代中国人将以前清袍褂为礼服，以及祝寿、葬礼等等仪式，“在学理上了无价值，然戚友中既以请贴、讣闻相招，势不能不循例参加，藉通情愫”。而宗教的产生只不过是人“精神作用”的结果。蔡元培认为，这一“精神作用”包含“知识、意志、感情”三个维度。但是随着社会进步，人的“精神作用”中的“知识”范畴已经从宗教中脱离出来，并通过科学研究活动获得满足。而人的意志体现为道德，在现代社会，人们也已经发现道德标准的多元化，经生理学、心理学、社会学等实证科学来论证道德可以随地而变迁，而没有发自于神的永恒道德命令，道德或意志也已与宗教脱离了关系，因此，文化信仰是有别于宗教的。而文化信仰无论是以诗意变形出场，抑或一种仪式的嬗变，都是对承载理性和感性共同维系民族尊严和民族道德秩序的再思考。国家或民族抑或个人缺失、离弃这种理性的、庄严的文化信仰，无疑是对本族群尊严的漠视，无疑导致民族性格的苍白和民族精神的缺钙。
　　文化自觉的价值维度
　　什么是文化自觉？文化自觉是前辈学者费孝通先生提出的，他认为，我们应当对中华文化的全部历史有所自觉，有清醒的认识，有自知之明，有自信，且有文化转型的自主能力和文化选择的自主地位。文化自觉包括两个维度，一是对民族文化保持清醒的立场和态度；二是人个体的自省与自觉。
　　自我启蒙和觉醒。自我启蒙，就是人摆脱自己所加之于自己的不成熟状态。不成熟状态就是不经别人的引导，就对运用自己的理智无能为力。但是其原因不在于缺乏理智，而在于不经别人的引导就缺乏勇气与决心去加以运用，所以这种不成熟状态就是自己所加附的。康德曾提出“勇敢地使用自己的理智”。在我看来，自我启蒙亦即觉醒，是对自我理性的挖掘和自觉。回顾启蒙运动，是把文艺复兴时期的感性变成理性的自觉，将情感上升为主义。笛卡尔的“理性准绳”的观点把一切“放在理性的尺度上校正”。由此观照建立在文化信仰上的文化自觉，是规避盲目信仰带来的荒谬、自相矛盾，来寻求理性，因为理性是人与生俱来的一种辨别真假的能力，是自然之光，是判断一切的准绳。所以理性成为当下保持我们身份的尊严与独立的自我启蒙和自觉的重要尺度，也是尊重生命和引领人性从善、从真、从美、从德这四个价值维度的坐标起点和终结。
　　理性判断。理性判断，指“我”作为理性主体的“反思”。意旨主体在反思中运用理性演绎地建构出整个知识的体系，衍化为理性和自我的人。从伦理学观照“人”，是由于理性的成熟，人类的伦理意识开始产生，人才逐渐从兽变为人，进化成为独立的高级物种。人和动物的区别在于自然总是被动受支配，人在受支配的同时具有“自我完善化的能力”，这就是理性的能力，也是自律的命令，归结到“慎终如始”的问题。第一个方面是“守道归朴、依道而行”。老子“绝知弃辩”里说要守道归朴，真正唤起或恢复人的自然本性，进而消除种种社会弊端，就应当弃绝“知”和“辩”。老子说：“圣人能辅万物之自然，而不敢为也。”另一方面是超越现有文明，引领“人”放弃工业文明时期形成的重功利、重物欲的享乐主义，摆脱生态缺失给予人类损伤的悲剧结果。如孔子讲的，“富与贵、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取之，不处也”，就是说富与贵，虽然是人们希望得到的，但如果不符合道义下得到它，“我”坚决不做。这是人个体对名利物的理性判断与取舍，尊重自然、认知自然价值，建立人自身全面发展的文化与氛围，引领“人”重塑民族自信和民族自尊，理性去“自卑”！
　　文化自律。理性去“自卑”！是以“跳脱”意识指引下的文化自律。“跳脱”意旨陷于纷繁环境下的自觉。要“知其雄，守其雌”，“知其白，守其辱”。只有如此，才能“常德不离”，“常德乃足，复归于朴”。面对当下的社会现实，需要“先于天下的庄严无畏的独立而严峻的思考，耿直不阿的人格操守以及勇锐的抗争精神的结合，这更是一种精神合成的魅力”。理性、清醒坚守“全球意识”下的民族文化信仰和民族精神，“有怎样的历史眼光和意识，就有怎样的自觉取向”，才能实现培根所提倡的“改善生活”，抛弃他所反对的“卑微目的”。
　　文化精神追求和审美文化取向被消解直接导致文化自觉的缺钙。尊重历史和尊重文化信仰，需要从“心”开始，回归“道法自然”，回归民族文化传统，寻“根”溯“本”。秉承“体用合一”、“知行合一”的“道”，进入“历史”与“全球化”中间地带实现文化自觉的沉淀与坚守，保持民族的独特思想和文化信仰，才能唤醒民族的文化自觉，提高民族自信，才可能不陷入“被全球一同化”的危机，并在创新传承文化“天人合一”、“知行合一”的语境下，去创造“人性”历史以及和谐共存的文明世界。
　　（作者为广西工学院艺术与文化传播学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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