犬儒 [从“犬儒”到“儒犬”]

　　近几年来，“犬儒”抑或说是“犬儒主义”使用得颇为频繁，有论者甚至认为当今的中国社会就是一个“犬儒社会”，中国的文化就是一种“犬儒文化”。实际上，无论这些论者还是广大读者，对“犬儒主义”这一概念内涵的认知都未必清晰和准确。
　　“犬儒主义”（cynicism）原本是一个外来词，汉语中并没有现成的对应词。这样一来，对其理解与使用就难免产生不同程度的误读和偏差。当然，笔者对此也知之不多，只不过想谈点儿浅见以就教于各位方家。
　　犬儒学派起源于古希腊，据说为苏格拉底的弟子安提西尼（公元前445-365年）所创立，其核心思想是摒弃世俗事务，提倡一生追求真善。古希腊的哲学家狄奥根尼（公元前404-323年）堪称犬儒主义的代表人物，他鄙弃荣华富贵，倡导清心寡欲，回归自然。他自称像狗一样活着，平时竟住在一只桶里，别人也讥笑他活得像条狗。可见，“犬儒”一词开始时并无贬义，而实际上早期的犬儒的确是很严肃的。狄奥根尼本人就是一个激烈的社会批评家，他愤世嫉俗，敢于揭穿人世间的伪善，一心追求心灵的自由。据传狄奥根尼经常提着灯笼在城里游走，说“我在找一个真正诚实的人”。看来，在他的眼里世上已难寻诚实可信之人了。此举不仅令“犬儒”的愤世嫉俗溢于言表，其讥诮嘲讽的风格也发挥得淋漓尽致。因此，我们将“犬儒主义”的本义界定为“一种愤世嫉俗的哲学”当是不错的；而且像狄奥根尼这样特立独行的“犬儒”实在是很难得，他鄙视虚伪，针砭时弊的批判精神更是值得我们效法。
　　然而，随着社会的发展，犬儒主义的内涵逐渐发生了变化。后继者或只学其皮毛而弃其内核，或因无力反抗而趋于消极，或东施效颦乔装出一副激愤的样子来，不一而足。总之，愤世嫉俗已然演变成玩世不恭——其实二者之间仅一步之遥，亦不妨说是一个硬币的两面，由愤世嫉俗滑向玩世不恭是很容易的。因此，后世的犬儒由正面走向了反面，由愤世嫉俗变得比世俗还俗，甚至从激烈的批评家变成了既得利益者的同谋，也就没什么奇怪的了。王尔德说：“犬儒主义者对各种事物的价格一清二楚，但是对它们的价值一无所知。”此言可以说是一语中的。
　　不过，这种“犬儒”毕竟是专制社会的产物，民主社会是不太适宜它生存和发展的。自进入现代之后，在那些思想开放、言论自由的国度里，犬儒主义业已没有多大市场。我曾就此问题请教过一位美国学者，据他介绍，犬儒主义在美国已很少有人提及。大约是前些年的一次总统大选，许多选民没有积极参与投票，致使那一届总统选举的投票率较低，因而有学者撰文批评那些没投票的选民，在批评时使用了“犬儒主义”这一概念。有学者撰文辩护，说指责这些没投票的选民为“犬儒主义”并不恰当。因为在美国的宪政制度下，谁当总统都一样，谁当总统都得接受这一制度的监督与制衡，都必须在这一“铁定”的框架内运作。投谁的票，不投谁的票，乃至不参与投票，都是选民自身的权利，认为不积极投票就是“犬儒主义”的说法不太恰当。其实，这两种看法各有各的道理，都值得我们借鉴和思考。前者有着高度的政治敏感，随时警惕犬儒主义的滋生；后者更看重个人选择的自由，不积极参与投票固然有失一个选民的责任感，但毕竟还不是对政治以及公共事务的普遍冷漠。应该说在理性上双方的认识基本上还是一致的，即都不认为“犬儒主义”是什么好东西，都不希望“犬儒主义”侵蚀美国的社会肌理。
　　相比之下，中国的情形就大不相同了。究竟是谁将“cynicism”一词翻译成“犬儒”的，我不得而知；但以“犬儒”来应对“cynicism”，不能不说是妙手偶得。“犬”字在西方并无贬义，因此当人们以“犬”来形容狄奥根尼时，他一点儿都不恼，还自称“像狗一样”呢！可“犬”或者“狗”在汉文化中就大不一样了，比如“丧家犬”、“狗腿子”等，不是好字眼。倘有人望文生义，认为“犬儒”即“像走狗一样的读书人”，大约也没多大的错，只不过有些极端罢了。但至少在“犬儒”一词翻译过来时，“犬儒主义”的原本意义怕已荡然无存，而其延伸的诸多贬义，倒成了这一翻译的歪打正着。
　　若要从中国文化的根源去寻找犬儒主义的元素，也并非无迹可寻。老庄哲学中就有它的影子，“竹林七贤”更是将其发挥到了极致。而且老庄也好，“竹林七贤”也好，前面所喻的“一个硬币的两面”，他们似乎都具备：既有愤世嫉俗回归自然的一面，又有消极避世玩世不恭的一面。更重要的是，中国两千多年来的超稳定集权专制，积淀下不知有多厚的腐殖质，进而成为萌生“犬儒主义”的肥沃土壤。国人普遍奉行的是“好死不如赖活着”的活命哲学，“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则是天下儒生的信条。郑板桥的“难得糊涂”，至今仍被国人当作座右铭，挂在自己的办公室或自家的客厅里。民国时期就连茶馆里都贴着“莫谈国事”的告示。革命话语虽然号召大家“关心政治”“关心国家大事”，但自经历了1957年的“阳谋”之后，人们变得小心翼翼如履薄冰。一个个似乎看透了身处的世道，普遍地产生一种简直有些令人不寒而栗的政治冷感；部分年轻人甚至以“顽主”的心态把玩人生，要么“潇洒走一回”，要么“我是流氓我怕谁”。人们沉湎于各种粗制滥造的电影、电视剧和莫名亢奋的歌会、晚会中，以致娱乐至死。浴血八年的抗战可以被明星们拿来调侃和搞笑，浩劫十年的“文革”可以被艺术家演绎成充满小资情调的温馨——现代中国刻骨铭心的两大苦难，就这样被解构、被消费、被忘却。如此作为，恐怕不是一声“犬儒”就能轻易带过的吧？资中筠说“我们这一代人，痛点比较低”，那么，当今的中青年人甚至包括一部分与资先生同龄的人，其痛感显然就比较高了。高到什么程度呢？我们的语言系统几乎被“假、大、空”所操纵，从超市到高校，无不听凭“假冒伪劣”横行。理想主义离我们越来越远。长期生活在恐惧与谎言之中，人们早已丧失了独立思考的能力；人云亦云却又未必相信所云，剩下的只是空虚、冷漠与茫然。社会的种种不公均已习以为常、见怪不怪了，其麻木不仁真不知到了何种地步！
　　由于“启蒙”的夭折，犬儒主义在广大民众中蔓延似还情有可原，可知识界、读书人呢？那些专家、学者、教授以及文学家、艺术家们，他们怎么一个个也都“犬儒”了呢？何止是“犬儒”，恐怕已沦为“儒犬”了！犬儒主义尽管滥觞于欧洲，后来也是在欧洲发生的蜕变，但始终未成为一种风行的社会思潮。即使在王朝时期，欧洲的诗人、学者以及许多艺术家，也并不认同犬儒。别看他们经常出入宫廷王室，乃至包括贵族沙龙在内的上流社会，但他们从未低眉顺眼地去依附和谄媚权贵。中国则不同了，历代王朝豢养了一代又一代的御用文人，而文人无不以赢得王权的青睐为喜。就连落草为寇的土匪都期盼着招安，何况一心“货于帝王家”的读书人了，一个个都巴不得成为“师爷”“幕僚”和“南书房行走”。于是，“士为知己者死”，纷纷投靠朱门，甘当看家狗，为权贵效命，虽肝脑涂地也在所不辞。从历次政治运动的摇旗擂鼓者和卧底告密者，到当今腐败、垄断乃至暴力的辩护士，称之为“儒犬”，难道还辱没了他们的身份么？
　　如此说来，本文开头提及有论者对本土作出的“犬儒社会”和“犬儒文化”的界定，似不为过。笔者倒觉得，其批判精神还真颇有点回归元典“犬儒主义”的味道呢！
　　（实习编辑 朱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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