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贝克特的小说创作与否定的生态观】贝克特大主教

　　摘 要：贝克特小说研究一般集中在意识和语言上而没有彰显他的否定生态观。本文试就贝克特三部曲小说为文本解读其无情的否定生态观，力图提供有关贝克特否定生态观的全面叙述，以揭示现实世界的不良习惯、无知、生存痛苦以及本体变化等主题。
　　 关键词：贝克特；小说创作；否定的生态观
　　
　　 贝克特的小说研究一般集中在意识和语言上，很少问津其生态观，即便有，也没有显示现代本体学的特点。本论文将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力图提供有关贝克特否定生态观的更全面的叙述，解读内涵的现实世界的不良习惯、无知、生存痛苦以及本体变化等主题。
　　 《莫洛依》中的习惯、无知
　　 《莫洛依》的第一部分是关于瘸子莫洛依寻找故乡和母亲的故事。他在寻找母亲和故乡的生命旅程轮回中，莫洛依为了与不公的生存状况做抗争，无意中形成了养成一些不良习惯：如顺手拿走人家几件小银器；狂暴地驱赶森林里遇到的樵夫等。毫无疑问，“习惯将包裹在生存表面的所谓合理性、所谓逻辑性统统撕碎，把人躲藏在懒惰后面逃避生存的荒诞，直至最后，连呼吸和生命都是习惯。”[1]
　　 莫洛依的所谓不良习惯和马尔库塞所言的“人的自由游戏” [2]如出一辙。马尔库塞认为自由游戏可以达成和自然和谐，将主导的、积极的主题从被动的、惰性的客体分离开来。当莫洛依失去了对自己主动权和稳定性的信念时，他的生活烦恼被生存的痛苦所替代。于是，他就马尔库塞式的“自由游戏”， 即 “执拗不良习惯”， 来“麻痹我们的注意力”。
　　 这种不良习惯对于莫洛依来说确实是用来减轻生存痛苦的方式，“是在个体与其环境之间或个体与其固有的怪癖之间实现的一种妥协，一种抑郁的不可侵犯的保证，他的生存的避雷装置。”莫洛依是一位独具混乱感觉的不幸人物，内心潜伏着生态否定观，同时却对他所挑战的社会无可奈何。贝克特的高明之处在于，他在用“习惯”解读人生痛苦时能够将从习惯和习惯的功效中解脱与自相矛盾的自由经历联系起来。
　　 莫洛依的另一个特点是他的无知。他疏远自然，疏远科学自然和常识，把自己等同于自然生物，不能享受经验模式和表现所带来的美好。从生态现代主义视角来看，莫洛依确切地说是非自然的。面对闯入者和权威人物的质疑时，莫洛依虽能将他与所有“现实”的联系起来，但只能说出一棵树的名字，一棵被华兹华斯斥为缺乏“尊严”的不规则的落叶树。当笛卡尔在他的《沉思录》开始坚持认为走出森林的唯一出路是沿直线前进，而莫洛伊却执意“绕圈前行，用这种方式实现他的直线行进”。这个主题在三部曲小说中重复着。没落的无知从零个层面来说是体现出反笛卡尔式的生态否定观，以逃避压抑的现实和痛苦。纵观他整个僵死的环境，这种逃避也许是多么幼稚和不切实际的，但对于坚持“任其自然”的贝克特而言，逃避受人主宰和体验“人生游戏”是一种真诚的生态姿势。
　　 《瓦特》中本体变化的可能性
　　 本体变化是《瓦特》的中心主题之一。《瓦特》讲述了有名无实的人物瓦特在神秘的诺特家干仆人的工作以及他的天真经验的失败的故事。诺特（NOT）的名字暗示着否定（“不”）和令人困惑的或无法解决的僵局（“knot”）。阿塞纳对瓦特的独白。瓦特的先辈，诺特家的另外一位仆人阿塞纳预言他要改变瓦特。他回忆瓦特的自然属性：“他置身于其中的花丛；他上面的天空；被踩过的土地；正在踩踏的土地。周围全是他的回音。”
　　 然而，这种生态昭示却时常然折磨他，因为它局限于狂想的稀有时刻，决不能替代为了生存而工作的实用方向。他对着墙壁抽烟，倾听着“无所求、无所令、无所名和无所议的声音”。他的叙述没有消除本体变化的主题经验的确能够产生时机变化的可能性。他悟出：“我的个人规则是太夸张不容易对内、外事务做出区分。……不容分说，我好像来到了不同的庭院，来到了不同的季节，来到了陌生的乡下。”
　　 阿塞纳的内心矛盾象征着作为现实法则破裂的生态变化。他清楚地觉察到他与客观世界关系的变化。他不相信有什么理由能够区别变化了的主体和变化了的客体，因为他处于“梯级生存”的状况。在这种状况下，自我和他者之间的可信赖的界限不能维持。阿塞纳把这一经历与“遗忘的可怖的欢乐”等同起来。蒂莫西・莫顿称这种现象为主体和客体的模糊。一方面，周围环境是许多生态书写的目标，努力书写可以创造周围环境的印象；另一方面，它也是哲学现代主义的目标。当周边环境有价值的时候，人们不再从生态意义上来思考它，因为它阻碍了人们建立一个统一的、超然的自然，也因为可怜自然使得人们难以确立受保护的客观“对象”。的确，这里，莫顿使用的克里斯蒂娃语言，即环境是表型文本从中导出的基因文本。基因文本具有巨大的潜在力，因为它建立了表型文本象征秩序，并注重其建构特性。然而，它却不能提供任何种类的道德指导。道德指导是有关自然书写和环境伦理等方面的事情。因此，道德选择最终总是要留给人类主体去解决。
　　 因此，对莫顿而言，环境一旦释放就是意识形态的死胡同，或者最多它是带有误导价值的相对无害的偶发现象。莫顿恰当地将其描述为终点。“环境的最终幻想是我们实际上得到的是没有主体的生态。我们所拥有的生态知觉就像阵雨一样如此令人沉迷和相信。” 这种评定似乎阻碍了环境是生态学必不可少的可能性，似乎否定了阿塞纳本体变化的体验。本体变化是真实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没有什么权威可以核查它，但是，当它不是集体体验时，它似乎只是幻想。如果自发的集体本体变化有可能的话，莫顿关于生态理解也许是错误的。也许这正是维持贝克特作品中现代主义生态学的希望。贝克特作品在追求没有主体的生态时到了疯狂的地步。用莫顿的话来说，它是环境的有问题的异常行为。这种倾向在《无名的人》中得到了最充分的体现。
　　 《无名的人》和现代生态学的不可能性
　　 贝克特在《无名的人》中创造了一种叙述声音。这种声音本身就是一种落魄的自然之物。它想象着没有主体的生态，让环境本身说话，因为无名的人不能以主张主体和客体区别的语言来命名，因为他存在两者之间。后来，他否认有两个可以区分的领域：“没有两个地方；没有两个监狱。”一般自然之物不存在这种叙述，甚至没有一点自然可谈。但是记住无名的人远离自然也就等于亲近自然，即亲近自己―自然之物，最终成为不知名之物。他的困境是他不像在死亡中发现自由的马洛纳，他必须说话。因而，他必须是自我压迫者，并通过逃避式的残缺语言从事“自我实现”的解放工程。
　　 无名的人不断的周而复始的自我否定说明他的的叙述是事物的出现和消失的叙述。这无疑受到环境的影响。环境想象与其说是关于主体和客体区别的消解，还不如说是关于克服保持支配玄学的“剩余压抑”的问题。在这个意义上，不能作为实用原则来维持的环境就生态批评的潜在力而言并不那么重要。贝克特用意在于我们不要全盘怀疑环境，而是承认环境的局限性和理想化的特点。《无名的人》的主旨可以从这些方面得到最佳理解。即使当无名的人从自然之物的位置来叙述，他也不能完成征服基本压抑这一不可能的任务。这一幻想只有当他成为沃姆（可怜虫）时方能实现。沃姆才是真正的自在之物。他的出现引起人们对相对熟悉的不与主体对立的自然之物的注意。当自然之物通过否定现实主义本性而得以实现时，任何对沃姆的领悟都意味着他的消失。甚至在模糊的环境中，所有的界限都打破了，没有了区别。沃姆到别处去了。如果使用生态学术语，这里没有沃姆关心的生态，因为沃姆本来就与其他一切都没有关系。沃姆不可能是本体变化的主体。贝克特的小说否定生态学的目的不仅仅是要打破表型文本，而是要找到沃姆，说起沃姆。然而，对贝克特而言，当现代主义的实现和好的愿望受到阻碍而成为不可能的时候；当现代主义生态学陷入了它的最后僵局的时候，他却没有失去对它的信任。现代主义生态学面临这最后的僵局却保持这韧劲是在失败中求胜利的最有活力的表达。
　　 作者在《无名的人》中努力超越周边环境，用消除主体和客体而不是消除和模糊他们各自的领域的的方式定位自然。无名的人成为沃姆的幻想反映了他想有一个使得整个现代生态学话语变得无意义的后人类国家。吉奥乔・阿甘本博士在《开放社会及其敌人》中反思了这一离奇的末世论。黑格尔关于人类与自然和谐的系统叙述悖论―“历史的终结”，是我们所知晓的人性将在黑格尔和谐的宁静中消失，因而永远不能体验到人性所梦想的乌托邦。虽然贝克特不是系统的黑格尔主义者，但是《无名的人》的关于沃姆幻想同样表明了上述观点。如果我是沃姆，就没有生态学，就没有前途或生态变化。他会沉默。作为生态工程或者不作为生态工程，这从字面上都无法猜测的。
　　 沃姆的行为却与上述幻想相悖，因为任何构成声誉压抑的叙述将受到缺乏理性限制的挑战。马尔库塞认为幻想作为与现实的、虚构的和不可能的态度的流行叙述相对立而保存着。这一立场的明知之处在于它能够保存一种乌托邦式的生态视野，并最终引发至今尚未发现其概念的政治想象的图式化活动的思想。有趣的是，如按幻想来解释，深层生态学的愿望就似乎有新的见解。这就是本体变化行为的积极理想。这种理想是反直观的。它作为一种内在的解构冲动，迫使我们不断怀疑指导环境主义工程的概念。深层生态学的真正目标，按这种解释，将确保我们一直处在限制占统治地位的形而上学。《无名的人》认为这同样是现代主义生态学的目标。在这个意义上说，这一目标就是早期的、更具活力深层生态思想的表达。
　　 本论文分别对隐含在贝克特三部曲小说中的习惯、无知以及本体变化等主体进行了深度解析。解析发现贝克特的作品与劳伦斯・贝尔（Lawrence Buel）生态批评不一致。贝尔认为环境现实主义要求忠实于生态问题，而贝克特在他的创作中并不厌倦冗词，故意违反现实主义的传统，呈现给我们的却是一种否定生态观。这种生态观再生出现实世界的疏离感；甚至当这种生态观把“历史的伤疤”演化成艺术形式时，它又能将现代自然意识形态构架彻底摧毁。
　　
　　 参考文献：
　　 [1] 焦洱、于晓丹. 贝克特―荒诞派戏剧大师[M]. 长春：长春出版社，1995：53。
　　 [2] Marcuse, Herbert. One Dimensional Man: Studies in the Ideology of Advanced Industrial Society[M], Boston: Beacon Press，1964:240.
　　
　　 该文为2010年江西省社会科学“十一五”规划课题，2010年12月立项，（主持）。课题题目为 “后现代文学话语与生态批评研究”，项目编号：10WX22。
　　
　　（作者单位：南昌航空大学外国语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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