搜神记干宝_从《搜神记》中的谶纬灾异看干宝的历史意识

　　 摘 要：《搜神记》通常被认为是魏晋时期优秀的志怪小说辑本，但是素有“良史”①P253之称的干宝在编辑这样一部书时，是否会将自己史学家的历史意识渗透其中呢？谶纬之说虽然是一种迷信，但对于史家而言，却是天人沟通的桥梁，甚至是一种解释历史更替的历史哲学。本文通过讨《搜神记》中的谶纬现象，希望能另辟蹊径，窥探干宝编纂《搜神记》时的一番别有用心。 　　 摘 要：《搜神记》通常被认为是魏晋时期优秀的志怪小说辑本，但是素有“良史”①P253之称的干宝在编辑这样一部书时，是否会将自己史学家的历史意识渗透其中呢？谶纬之说虽然是一种迷信，但对于史家而言，却是天人沟通的桥梁，甚至是一种解释历史更替的历史哲学。本文通过讨《搜神记》中的谶纬现象，希望能另辟蹊径，窥探干宝编纂《搜神记》时的一番别有用心。
　　 关键词：《搜神记》；谶纬；历史意识
　　 关键词：《搜神记》；谶纬；历史意识
　　
　　
　　 《搜神记》二十卷，旧题晋干宝撰。干宝字令升，新蔡人，他的生卒年已经不可考证。《晋书》本传说他有感于生死之事，“遂撰辑古今神祗灵异人物变化，名为《搜神记》，凡二十卷”②。干宝的原书在宋代已经散佚了。今天我们看到的二十卷本，据考证，可能是明代的胡元瑞从《法苑珠林》及诸类书中辑录而成的。它最初刊行于海盐胡震亨的《秘册�函》中，后来为毛晋收入《津逮秘书》，至嘉庆中，又为张海鹏辑入《学津讨原》第十六集。胡元瑞见闻博洽，又很懂得编辑体例，辑本的多数条目大抵处于干宝原书。可能是因为是胡元瑞编书有遗漏和兼收他书的习惯，鲁迅说《搜神记》“今存者正二十卷，然亦非原书，其书神祗灵异人物变化之外，颇有神仙五行，又偶有释氏说”。②
　　 《搜神记》二十卷，旧题晋干宝撰。干宝字令升，新蔡人，他的生卒年已经不可考证。《晋书》本传说他有感于生死之事，“遂撰辑古今神祗灵异人物变化，名为《搜神记》，凡二十卷”②。干宝的原书在宋代已经散佚了。今天我们看到的二十卷本，据考证，可能是明代的胡元瑞从《法苑珠林》及诸类书中辑录而成的。它最初刊行于海盐胡震亨的《秘册�函》中，后来为毛晋收入《津逮秘书》，至嘉庆中，又为张海鹏辑入《学津讨原》第十六集。胡元瑞见闻博洽，又很懂得编辑体例，辑本的多数条目大抵处于干宝原书。可能是因为是胡元瑞编书有遗漏和兼收他书的习惯，鲁迅说《搜神记》“今存者正二十卷，然亦非原书，其书神祗灵异人物变化之外，颇有神仙五行，又偶有释氏说”。②
　　 《晋书》本传中干宝震惊于其父婢开棺复生和其兄气绝复生家两件神异之事，于是编纂此书，想要“发明神道之不诬”③。可是沈士龙也在序中说：“唯《晋书》本传称称其兄气绝复苏，而不名。道书《吴猛传》谓宝兄西安令干庆，而本记第称西安令干庆，而绝不谓兄，亦可疑也。”①P253另外，干宝家中婢女生还于坟墓一事，在《搜身记》中卷十五，杜锡婢女“家葬而婢误不得出。后十余年，开冢�葬，而婢尚生。云：‘其始如瞑目，有顷渐觉’问之，自谓当一再宿耳。初婢埋时，年十五六。及开冢后，资质如故。更生十五六，嫁之有子”。这个故事和干宝所述其家婢女的事，大致情节相同，本条故事可见《法苑珠林》说引自《搜神记》。可是干宝�什麽要说是杜锡，而不直言是自己家中的事呢？导致干宝编纂 《搜神记》两件直接动因事件都出现了可疑之处，如果这两个动机并不如干宝自己所说的那样对他编书影响之大，那么或许这两个事件就是干宝移花接木，把别人的事情说成是自己亲历的。既然发明“神道之不诬”动机有问题，那么他背后的或者是幽微的动机又是什麽呢？
　　 《晋书》本传中干宝震惊于其父婢开棺复生和其兄气绝复生家两件神异之事，于是编纂此书，想要“发明神道之不诬”③。可是沈士龙也在序中说：“唯《晋书》本传称称其兄气绝复苏，而不名。道书《吴猛传》谓宝兄西安令干庆，而本记第称西安令干庆，而绝不谓兄，亦可疑也。”①P253另外，干宝家中婢女生还于坟墓一事，在《搜身记》中卷十五，杜锡婢女“家葬而婢误不得出。后十余年，开冢�葬，而婢尚生。云：‘其始如瞑目，有顷渐觉’问之，自谓当一再宿耳。初婢埋时，年十五六。及开冢后，资质如故。更生十五六，嫁之有子”。这个故事和干宝所述其家婢女的事，大致情节相同，本条故事可见《法苑珠林》说引自《搜神记》。可是干宝�什麽要说是杜锡，而不直言是自己家中的事呢？导致干宝编纂 《搜神记》两件直接动因事件都出现了可疑之处，如果这两个动机并不如干宝自己所说的那样对他编书影响之大，那么或许这两个事件就是干宝移花接木，把别人的事情说成是自己亲历的。既然发明“神道之不诬”动机有问题，那么他背后的或者是幽微的动机又是什麽呢？
　　 在沈士龙和胡震亨的《搜神记引》当中对干宝作书的意图进行了这样的推测：“岂司马家以两世凶黠，奸有神器，其阴画秘算，默为天地之害者，不得不借此开泄，用为非德受命者监耶？”[1]P253，这就是说干宝作此书并非光记一些鬼神之事让人们相信神道，而很有可能借神道谶纬说明司马氏并非受命于天，并且记载下他的一些暴戾和不得民心和当时社会的真实状况。这很有可能是他的真实意图之一。《搜神记》卷六至卷九基本上都是由谶纬衍生出来的征兆之说组成。大多数记录的是灾异之说，即一般为有违常理之事发生之前都有怪异的征兆，干宝在每件事之后都进行了分析解说。得不借此开泄，用为非德受命者监耶？”[1]P253，这就是说干宝作此书并非光记一些鬼神之事让人们相信神道，而很有可能借神道谶纬说明司马氏并非受命于天，并且记载下他的一些暴戾和不得民心和当时社会的真实状况。这很有可能是他的真实意图之一。《搜神记》卷六至卷九基本上都是由谶纬衍生出来的征兆之说组成。大多数记录的是灾异之说，即一般为有违常理之事发生之前都有怪异的征兆，干宝在每件事之后都进行了分析解说。
　　 《晋书 干宝传》关于干宝创作《搜神记》的动机乍看之下似乎很有道理，但是若深入推敲就会发现许多内容与实施不符。其父婢于其父下葬之时被其母推入墓中，后十余年，母丧开墓，女婢竟然复活。这样的事情纯属子虚乌有，稍具科学常识的人即知其绝不可能发生。也就是说，《晋书 干宝传》所载关于干宝创作《搜神记》的动机绝非历史事实，而是带有一定创作性质的民间传说，尽管在《搜神记》开篇记序中干宝言道：“及其著述，亦足以发明神道之不诬也。”详细探究其语义，可发现其亦非纪实的声明，而是引经据典之套语。“神道”一词有三解：一指神妙不测的自然造化；二指神仙之术；三指墓道，即神魂所行之道。干宝创作《搜神记》的初衷在于第一层含义，即说明儒家“圣人以神道设教，而天下服矣”一语之不诬，而并非刻意证明世上是否真有鬼神。《搜神记序》的最后一句话也揭示了根本：“幸将来好事之士录其根体，有以游心寓目而无尤焉。”表明干宝早已预见到后来一定会有读者批评《搜神记》所记之事有失实之处，因此他希望读者要“录其根本”，只要能够“游心寓目”，就不要批评著述失实了。所谓“游心寓目”涉及到小说的社会娱乐功用和审美心理问题。干宝少勤学，博览群书，年轻时便以才气卓著而被召为著作郎，性好阴阳术数，留心京房，夏侯胜等传，足见其钟情于志怪。其少年勤学，博览群书，先为著作郎，后领国史，可以利用广泛接触管办和私立图书的公务之便广泛涉猎各种古代文献。干宝当过史官，称为“良史”，属于那个时代的主流学者，其所著《搜神记》体现了追述历史和关注社会的取材和寓意。如《搜神记》卷十三中记述张仪筑成都城一事，对于后人了解秦朝统一巴蜀之后张仪在成都筑“龟城”的说法是一条非常有价值的史料。又如《搜神记》卷二记载了晋永嘉中，由天竺胡人来到江南展示异域巧技，能断舌复续、吐火，引来众人围观的记载。汉代随着丝绸之路的开通，各种域外特产和丰富多彩的文化不断涌入，其中也包括了外来的杂技艺术和幻术表演。无疑是一条研究中外文化交流史的重要资料。此外，《搜神记》中关于彭祖的记载也可与其他史书，如《史记》、《大戴礼记》等典籍相互印证。魏晋南北朝的小说源于神话传说，产生于巫术、方术和其他宗教迷信所提供的诸多传说、鬼怪故事的土壤，唯有史传文学成为了孕育六朝志怪小说的母体。我国古代史籍虽然看重史实，但是也不排斥传说和异闻，这与其后的小说创作紧密相通。由于史书的正统地位影响了小说作者的创作理念，使其在创作过程中不自觉地向史书看齐。魏晋时期由于小说刚刚从史传文学中脱胎出来，在众多作者观念之中，小说和历史还没有严格的界限，他们多用历史实录的笔法创作小说。《搜神记》的记载有相当数量可与当代及以后史书如《魏晋春秋》、《宋书》、《南史》等相互参证。干宝在《搜神记》中创作的故事“似虚实实”，虽然大部分是虚构的故事，但是作者追求即使有“虚错”，也极言其“虚构之真”，“虚构之真”体现在仙鬼神妖故事虽都是虚构的产物，但这种虚构并非由作者个人有意识地完成的，而是集体无意识的产物。《随书 经籍志》和《旧唐书 经籍志》将《搜神记》列入史部传记类，直接反映了其在成书后很长时间内是被当做史书来看待的，不过，相较于正统的史书来说，透过《搜神记》浓郁的神怪色彩，我们可窥见丰富的历史信息，对于我们揭露历史真相无疑开辟了一条趣味横生的捷径。
　　 《晋书 干宝传》关于干宝创作《搜神记》的动机乍看之下似乎很有道理，但是若深入推敲就会发现许多内容与实施不符。其父婢于其父下葬之时被其母推入墓中，后十余年，母丧开墓，女婢竟然复活。这样的事情纯属子虚乌有，稍具科学常识的人即知其绝不可能发生。也就是说，《晋书 干宝传》所载关于干宝创作《搜神记》的动机绝非历史事实，而是带有一定创作性质的民间传说，尽管在《搜神记》开篇记序中干宝言道：“及其著述，亦足以发明神道之不诬也。”详细探究其语义，可发现其亦非纪实的声明，而是引经据典之套语。“神道”一词有三解：一指神妙不测的自然造化；二指神仙之术；三指墓道，即神魂所行之道。干宝创作《搜神记》的初衷在于第一层含义，即说明儒家“圣人以神道设教，而天下服矣”一语之不诬，而并非刻意证明世上是否真有鬼神。《搜神记序》的最后一句话也揭示了根本：“幸将来好事之士录其根体，有以游心寓目而无尤焉。”表明干宝早已预见到后来一定会有读者批评《搜神记》所记之事有失实之处，因此他希望读者要“录其根本”，只要能够“游心寓目”，就不要批评著述失实了。所谓“游心寓目”涉及到小说的社会娱乐功用和审美心理问题。干宝少勤学，博览群书，年轻时便以才气卓著而被召为著作郎，性好阴阳术数，留心京房，夏侯胜等传，足见其钟情于志怪。其少年勤学，博览群书，先为著作郎，后领国史，可以利用广泛接触管办和私立图书的公务之便广泛涉猎各种古代文献。干宝当过史官，称为“良史”，属于那个时代的主流学者，其所著《搜神记》体现了追述历史和关注社会的取材和寓意。如《搜神记》卷十三中记述张仪筑成都城一事，对于后人了解秦朝统一巴蜀之后张仪在成都筑“龟城”的说法是一条非常有价值的史料。又如《搜神记》卷二记载了晋永嘉中，由天竺胡人来到江南展示异域巧技，能断舌复续、吐火，引来众人围观的记载。汉代随着丝绸之路的开通，各种域外特产和丰富多彩的文化不断涌入，其中也包括了外来的杂技艺术和幻术表演。无疑是一条研究中外文化交流史的重要资料。此外，《搜神记》中关于彭祖的记载也可与其他史书，如《史记》、《大戴礼记》等典籍相互印证。魏晋南北朝的小说源于神话传说，产生于巫术、方术和其他宗教迷信所提供的诸多传说、鬼怪故事的土壤，唯有史传文学成为了孕育六朝志怪小说的母体。我国古代史籍虽然看重史实，但是也不排斥传说和异闻，这与其后的小说创作紧密相通。由于史书的正统地位影响了小说作者的创作理念，使其在创作过程中不自觉地向史书看齐。魏晋时期由于小说刚刚从史传文学中脱胎出来，在众多作者观念之中，小说和历史还没有严格的界限，他们多用历史实录的笔法创作小说。《搜神记》的记载有相当数量可与当代及以后史书如《魏晋春秋》、《宋书》、《南史》等相互参证。干宝在《搜神记》中创作的故事“似虚实实”，虽然大部分是虚构的故事，但是作者追求即使有“虚错”，也极言其“虚构之真”，“虚构之真”体现在仙鬼神妖故事虽都是虚构的产物，但这种虚构并非由作者个人有意识地完成的，而是集体无意识的产物。《随书 经籍志》和《旧唐书 经籍志》将《搜神记》列入史部传记类，直接反映了其在成书后很长时间内是被当做史书来看待的，不过，相较于正统的史书来说，透过《搜神记》浓郁的神怪色彩，我们可窥见丰富的历史信息，对于我们揭露历史真相无疑开辟了一条趣味横生的捷径。
　　 在中国文化之中，人、神、鬼、妖之间的界限有时显得泾渭分明，不可逾越；有时又显得浑然一体，难以分辨，这在《搜神记》中有充分的体现。书中有大量神怪鬼仙相恋相爱的故事，打破神、鬼、仙、妖的界限，展现了作者浪漫的艺术情怀。然而，透过《搜神记》的故事本身探究背后的深层次内涵，我们会发现，每一步艺术作品都要受限于其创作时代的社会特征，《搜神记》也不例外。以人鬼恋为例，事实上，人鬼恋早在魏晋六朝时期就已经成为了志怪中常见的题材，这类故事的产生源于古老的鬼魂崇拜的遗迹和冥婚习俗，反映了那个时代人类的思想情感意识。从这个角度来说，作为志怪小说代表的《搜神记》以其丰富的亦真亦假的故事内容展现了特定时代纷繁复杂的世情百态。
　　 在中国文化之中，人、神、鬼、妖之间的界限有时显得泾渭分明，不可逾越；有时又显得浑然一体，难以分辨，这在《搜神记》中有充分的体现。书中有大量神怪鬼仙相恋相爱的故事，打破神、鬼、仙、妖的界限，展现了作者浪漫的艺术情怀。然而，透过《搜神记》的故事本身探究背后的深层次内涵，我们会发现，每一步艺术作品都要受限于其创作时代的社会特征，《搜神记》也不例外。以人鬼恋为例，事实上，人鬼恋早在魏晋六朝时期就已经成为了志怪中常见的题材，这类故事的产生源于古老的鬼魂崇拜的遗迹和冥婚习俗，反映了那个时代人类的思想情感意识。从这个角度来说，作为志怪小说代表的《搜神记》以其丰富的亦真亦假的故事内容展现了特定时代纷繁复杂的世情百态。
　　
　　
　　 注释：
　　 注释：
　　 ①《搜神记・附录》.汪绍楹校注，中华书局，1979年版。
　　 ①《搜神记・附录》.汪绍楹校注，中华书局，1979年版。
　　 ②《搜神记》.汪绍楹校注，中华书局，1979年版，卷六，第84页。
　　 ②《搜神记》.汪绍楹校注，中华书局，1979年版，卷六，第84页。
　　 ③《搜神记序》附于《搜神记》，汪绍楹校注，中华书局，1979年版。
　　 ③《搜神记序》附于《搜神记》，汪绍楹校注，中华书局，1979年版。
　　
　　
　　（作者单位：四川城市职业学院）
　　（作者单位：四川城市职业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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