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骨凛然的杜鹃精神】士的精神风骨

　　【编者按】1913年5月出生的刘绪贻先生是中国美国史学界的一代史学大师、学科建设的卓越奠基者，是具有强烈现实关怀而始终不忘思而行的公共知识分子。刘老不仅学问精湛、著作等身，而且在道德情操上可谓高风亮节，甚至在耄耋之年还在为推动中国的民主、自由和法治竭尽心力，秉笔直书，既有剑指禁区之勇，又有箫吟天下之壮心和道义豪情。如今，刘老虽已期颐之年在望，却无丝毫闲云野鹤之意，仍然在思考在耕耘，让他那充满理想、道义和激情的文章如清澈的泉水一样，去滋润和浇灌一代又一代年轻人的心田。为祝贺刘老百岁华诞，本刊特刊发以下文章，以飨读者。
　　刘绪贻先生是武汉大学历史系美国史和社会学著名的学术大家，他虽然已离休快三十年了，可是他一直笔耕不辍，晚年的学术成果累累，经常发出振聋发聩的声音，成为一代有良知的知识分子的典范。他的论著和他追求真理的精神，获得了国内外学术界高度的赞誉，也鼓舞着许多有理想的青年人。
　　先生出生于1913年5月13日，他比我年长二十岁，是我的师辈。我们同是湖北人，他是黄陂县人，我出生在枣阳县。我虽然没有授业于先生，但他却是我心目中的楷模，是我永远的精神导师。今年是先生的白寿之喜，古人以汉语语辞的蕴意，或以汉字的笔画或是拆字法，来形象地寓意各个年龄段的寿庆，如喜寿（77）、米寿（88）、白寿（99）、期颐（100）、茶寿（108）岁等。按照传统的习俗，给老人祝寿是祝九不祝十，因此先生在校内外的学生和朋友们，准备出版一本《庆祝刘绪贻教授百年华诞纪念文集》，以此作为献给绪贻先生百年华诞的寿礼。该书编辑委员会来信约我写篇序言，我感到诚惶诚恐。但是，为了表达我对绪贻先生的崇敬之情，尽管我才疏学浅，但我还是不揣冒昧，以拙笔叙述我与先生交往的一些轶事。
　　我是1953年秋进入武汉大学学习的，当时绪贻先生已不在学校，但他解放前后在武大的轶事还是在学生中广为流传。先生1947年9月于美国芝加哥大学获得硕士学位后，旋即受聘到武汉大学任教。他思想进步，解放前被吸收入中共武汉地下市委的外围组织武汉市新民主主义教育协会，任武汉大学分会教授支部书记，并被选为武汉大学教授会主席；武汉解放后，他被选为“协助（中共军代表）接管委员会”主席，协助军代表做了一些工作。后来，由于各种原因，他不无遗憾地离开了学校，曾在武汉市（当时是直辖市）和湖北省担任过多种职务。但先生无意留恋官场，在追求学术真理的驱使下，于1964年重返武汉大学执教。根据国务院的指示，武汉大学和南开大学分别成立了全国最早的美国史研究室，在美国史学界素有南刘（绪贻）北杨（生茂）之誉。
　　那时先生正值天命之年，是学校比较活跃的教授之一。我于1963年由苏联辍学回国，与先生同住在武大珞珈山十八栋。它们位于山南半麓，掩映在青松翠柏和香樟林中，是上个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专为教授建造的别墅式的住宅。先生住在十四号，我家住在六号。我们上下班时常相遇，先生也偶尔询问我关于苏联国内形势的问题。
　　我第一次与先生接触是1981年7月出任武大校长之后，他是我利用暑假拜访和求教的六十多个教授之一。我主要是向他了解芝加哥大学的情况，也询问他关于武大解放前后的历史，听取他对办好学校的有益建议。
　　上个世纪80年代，武汉大学教育改革热情很高。当时历史学系是学校实行学分制试点单位之一，曾得到绪贻先生的大力支持。那时，大学生的思想也十分活跃，成立了各式各样的学生社团组织。有一个叫快乐学院的社团，历史系七七级学生赵林是一个活跃分子，常常提出极有创意的问题。《中国青年》杂志1980年第5期发表了署名“潘晓”致编辑部的信（作者是潘�和黄晓菊二人的合名），标题是《人生的路啊，为什么越走越窄？》，由此发起一场关于人生意义的大讨论。一个星期日的上午，赵林去系资料室看书，他突然看到“潘晓”的那封信，他的思想就像触电一样激动，立即给《中国青年》杂志写了一封致潘晓的信。编辑部根据他的观点，发表了署名赵林的公开信，题目是《只有自我才是绝对的》，发表在该刊第8期上。文章刊出后，立即掀起了一场轩然大波，赞成者有之，反对者也不乏其人。批评者说：赵林是一个赤裸裸的个人主义者，是丑陋灵魂的大暴露。当时，正在开展清理所谓的“精神污染”，白华的《苦恋》、王若水的《人性异化》和赵林的《只有自我才是绝对的》作为全国批判的重点。一瞬间，赵林遭到了巨大的压力，但在校内，我们却采取了“大事化小和小事化了”的低调处理方法，事实上保护了赵林。
　　赵林自幼喜欢哲学，1981年他报考了我校哲学系的研究生，虽然他的考试成绩达到了录取标准，但哲学系以他的政治表现不合格为由，拒绝录取他。在这个困难的时刻，赵林就读的历史系伸出了援助之手，曹绍濂教授录取了赵林，但他对导师的研究方向不感兴趣。经学校与刘绪贻先生沟通后，很快转到刘绪贻教授的名下做研究生，研究方向是美国现代史。真是名师出高足，刘绪贻先生不仅保护了赵林，而且为赵林成为一名杰出的学者奠定了基础。二十多年后，赵林在回忆往事时写道：“当年，若非刘绪贻先生慷慨同意接纳我到他的门下，我的学业就会半途而废。同样，1985年我毕业之时，若非刘校长的保护、热心关怀和亲自安排，我至今还不知流落在何方。二位刘姓前辈，一位是我授业之恩，另一位是我知遇之恩，大恩大德，难以为报，唯有兢兢业业地投身于学术事业，以微薄的成绩还报恩师。”
　　在我出任校长之初，曾经把公元3-9世纪中国传统文化、国际问题、数学、空间物理、功能材料、病毒学等作为学校的重点研究方向。在国际问题研究方面，包括国际法、美加经济、世界史、西方哲学等，在这些学科方面，我校拥有雄厚的师资力量，其中包括刘绪贻先生领导的美国史研究。他在美国史研究方面著述甚丰，特别是研究罗斯福新政的权威，提出了一系列有创新的学术观点。
　　《中国的儒学统治――既得利益抵制社会变革的典型事例》一书，是先生早年在芝加哥大学的硕士论文，后来由他的两位私淑弟子翻译成中文，于2006年出版。我十分想读到这本书，可是不知何处购买。2008年10月，我与夫人散步经过先生门前的小径，正巧遇先生由外面回家。故人相见，自是情切无比，我们站着谈话十五分钟，先生已是九十五高龄，但思维清晰、精神矍铄、身板硬朗，这是人生之大幸。我们的谈话广泛地涉及改革开放，还谈到了当今国学热的问题。他说：纵观历史，凡是改革者都是批孔的，如孙中山、鲁迅、胡适、陈独秀等，而历朝历代的统治者都是尊孔的。最后，先生说要送我一本书，于是我随他到家中得到了我一直想看的这本书。令我吃惊的是，绪贻先生写这本书时年仅三十四岁，对儒学透视得如此之深刻，实乃一家独到之言。
　　我怀着新奇的心情，一口气读完这本书，的确受益匪浅。这部十八万字的论文，是在芝加哥大学著名社会学家威廉・奥格本和路易斯・沃思的指导下写就的。由于见解独特新颖而获得了一笔奖学金，他也被列为芝加哥大学“杰出的中国校友”。在论文中，首次提出了诸如“中国儒学统治”“儒学既得利益集团”“儒化社会” 等观点，令人耳目一新。
　　什么叫“儒学既得利益集团”？绪贻先生解释说：“儒学既得利益集团主要是由‘皇家和儒生阶层’组成。两千年以来，中国的朝代一变再变，但那只是换了皇室的姓氏，而建基于儒家思想的社会总结构，特别是它的政治和宗法制度及其经济基础小农经济，一直是不变而且日益强化的。”他进而分析道：“这种统治阶级各组成部分既得利益一致的社会分层模式，使得统治阶级既得利益成为一种非常强大的、抵制社会变革的力量。”儒化社会就是以儒家思想来治理的社会，统治者以儒家的思想维护其统治，而儒生又从统治者那里得到擢升和利益，是一个由独裁者与儒生相互勾结和利益均沾的社会。正如绪贻先生所云：“儒化社会的弊端在于必然形成帝王控制儒生，儒生治理百姓的自上而下专制独裁――一个社会只有皇帝与儒生极少数人成为儒学既得利益集团，社会既得利益如此单一而非多元化，这个社会必然是不公平的，必然难于改革，必然危机四伏。”
　　学习了绪贻先生的论著，对于一个长久困惑我的问题，忽然茅塞顿开。是什么问题呢？就是为什么我国大学的教育改革难于进行，也正是当今的“儒学既得利益集团”。古今对比，何其相似乃尔！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文学评论家爱德华・萨义德（Edward W.Said，1935-2003）曾说：“真正的知识分子在受到形而上的热情以及正义、真理的超然无私的原则感召时，叱责腐败、保护弱者、反抗不完美的或压迫的权威，这才是他们的本色。”可是，中国现少有这样的知识分子。现在体制内的有权势的人，他们虽然也拥有高级的学位和学术职称，但为了维护既得利益，仅仅只是把“改革”“创新”之类的口号挂在嘴边上，几乎没有一个在位的领导者敢于打破掣肘教育改革的禁区。试问：如果没有“敢于下地狱”的殉道精神，怎么可能有教育体制改革的根本突破呢？
　　2011年4月25日是清华大学百年校庆，北京《看历史》杂志准备约请十个文化人，各给清华大学写一封信。我问他们有哪些人，回答说有李泽厚、刘心武、周有光、易中天等。我又问有什么要求和限制，回答说体裁不限、观点不限、长短不限。鉴于观点不限，所以我就接受了约稿，并信手写了一篇致清华大学百年校庆筹备委员会的信，题目是《大学需要有反思精神》，字数有五千多字。绪贻先生是我崇敬的前辈，又是清华老校友，于是，文成以后我第一个送先生审查，是否有不妥之处，请先生为我把关。
　　我的信文如下：
　　
　　绪贻先生：早上好！
　　今年4月25日是清华大学百年校庆，《看历史》杂志邀请十个文化界的人士各给清华写一封信，我是其中之一，现把我写的信发给您审查，您是清华的老校友，是最有发言权的，如有不当，请赐教为盼。
　　学生 刘道玉
　　2011年3月21日
　　绪贻先生看了我的信后，立即给我回了信，他写道：
　　
　　道玉同志：
　　我仔细读了你给清华的信，真是金玉良言，苦口婆心。我敢断言，这样的信，恐怕只有你能写、敢写，其他九个人是不能、不敢写的。只有这样的信，才对清华有用，才是对症下药。我担心的是，他们不一定听得进，即使他们听得进，教育部也不会让他们听。作为清华校友，我感谢你。
　　顺颂
　　时绥！
　　刘绪贻
　　 2011年3月22日
　　
　　得到了绪贻先生的首肯，我心里踏实多了，相信不会有太多的谬误。于是，我就把这封公开信发给了《看历史》杂志编辑部。《看历史》于4月初正式出版，遗憾的是编辑部删去了其中关于当今大学以及教育部没有反思精神原因的分析。这当然引起我的不快，邃向该刊声明保留以适当方式说明的权利。编辑部还算恪守信誉，他们随后在网上发表了我的公开信的未删减版。让我所料不及的是，这封公开信在各网站予以转载，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版）、《东方早报》等许多报刊也都予以转载，各大学的教师也以电子邮件相互传播这封信，一时成了人们谈话的主题。我感到很欣慰，毕竟说出了很多人想说而没有说出的话。北京华通房地产有限公司董事长任志强先生在网上评论道：“刘道玉的公开信，比清华百年庆祝大会上任何一个人的发言都要好，应当送到中央电视台播发，在全国展开讨论。”我在国外的不少学生，也纷纷发来邮件表示：“你的信真是太棒了！我们为是您的学生而感到骄傲！”
　　绪贻先生进入高龄后，我不敢轻易造访，唯恐打扰他的静思与写作。但每逢春节，我都会打电话向他表示节日的祝贺。今年是先生的白寿之喜，我特地去府上给先生拜年，并赠送了一盆盛开着的一百二十八朵鲜红的杜鹃花。那是一个精致蓝瓷花盆，由于盆体太大，我的小儿子刘维东开车送到先生家的路边，再帮助搬到先生的家里。我喜欢杜鹃花，更喜爱古代和近代诗人以杜鹃吟咏的脍炙人口的诗句。清末黄遵宪在《赠梁任父同年》诗中的后两句是：“杜鹃再拜忧天泪，精卫无穷填海心。”难道不是吗？当今我国一批有良知的知识分子，不正是像杜鹃忧天一样地在忧国忧民吗？不正是像精卫鸟不知疲倦地希望填平东海那样，在无穷地为改革而呐喊吗？宋朝诗人王令在《送春》中两的两句诗是：“子规半夜欲啼血，不信东风唤不回。”诗中的子规，也就是杜鹃。这是一种情结，是我国当今一批追求改革的知识分子喊出的心声。无论时势如何艰险，他们都没有放弃，更不言退却。他们就像杜鹃一样，昼夜不停地啼鸣，直到啼出鲜血而死去，不正是为了唤回改革的春天，呼唤民主、自由、宪政和富强的现代文明中国吗？
　　刘绪贻先生的道德文章，正是体现了这种风骨凛然的杜鹃精神。我们晚辈后生应当以刘先生为榜样，为追求真理而不懈努力。
　　谨识
　　2012年2月6日（元宵节）于寒�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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