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于情色归于宗教:

　　1935年，曹禺鉴于演出者和评论者一致认为《雷雨》是社会问题剧或政治宣传剧的严重误读，在《的写作》中明确表示：“我写的是一首诗，一首叙事诗……这固然有些实际的东西在内(如罢工……等)，但决非一个社会问题剧。”在1936年1月的《(雷雨>序》中，曹禺又采用起于情色归于宗教的“原始的情绪”和“蛮性的遗留”的概念，为自己设定了“请了看戏的宾客升到上帝的座”的神道设教、替天行道的宗教先知加抒情诗人的特权身份。
　　从史料的细节入手，再对曹禺作品的文本细读，张耀杰在新书《曹禺：戏里戏外》给出了一个新的观察维度，也就是宗教文化学的维度。这本书是其母课题《现代戏剧与宗教文化》的―个新产品。《现代戏剧与宗教文化》系中国艺术研究院“九五”规划的课题。该课题于1998年7月立项，于2000年7月结题。这之后，张耀杰便从宗教文化的角度进入了对曹禺的观察。
　　1936年的曹禺，显然是把为艺术而艺术的本体价值摆在戏剧创作第一位的。但是，随着抗日战争的爆发，曹禺在1938年7月25日标题为《编剧术》的讲稿里，第一次高度宣扬了中国传统儒学礼教所主张的正统狭隘的“文以载道”文艺观。他此后把为“文以载道”的政治宣传摆在第―位的戏剧创作，在很大程度上丧失了《雷雨》《日出》《原野》中充满生命活力的特殊魅力。
　　1949年之后的曹禺，更是被周恩来所说的阶级斗争加个人崇拜的“新的迷信”捆绑束缚，再也没有创作出―部激动人心的戏剧作品。相比之下，反而是他早期为艺术而艺术的三大经典作品《雷雨》《日出》《原野》，既表现出极其丰富的社会问题，又起到了发人深省的宣传作用。
　　在作者看来，就中国戏剧文化史的发展演变来看，颇为自觉地以起于情色归于宗教的“原始的情绪”和“蛮性的遗留”作为戏剧创作原动力的曹禺，已经拥有包括关汉卿、王实甫、汤显祖、孔尚任在内的传统戏剧大师所不具备的世界性眼光。他运用舶来品的现代话剧和现代电影的文体形式，把鲁迅在《女吊》一文中所概括的传统戏曲“开场的‘起殇’，中间的鬼魂时时出现，收场的好人升天，恶人落地狱”的情节模式，最大限度地扩充改造为一种集大成的“阴间地狱之黑暗+男女腈爱之追求+男权家庭之反叛+专制社会之革命+合身爱人之牺牲+天诛地灭之天谴+替天行道之拯救+阳光天堂之超度”的密码模式。这种模式既根源于中国传统神道文化，又充分吸纳外国宗教文化。相应地，曹禺和他笔下的戏剧人物最为基本的人生模式，颇为一致地表现为先在阴间地狱般的此岸世界中，以起于情色的或替天行道、天谴诅咒或忍辱负重、奉献牺牲的方式，朝着归于宗教的阳光天堂般的彼岸世界一再追求或一再出走。这些戏剧人物最后的结局，或者是遭受悲剧性的阴暗地狱般的天谴罚罪，或者是获得喜剧性的阳光天堂般的人间正果。
　　曹禺早年在戏剧创作方面的艺术魅力，以及后半生思想僵化甚至于一度精神崩溃的惨痛教训充分证明，现代化的文化建设和艺术繁荣，必须以最大限度地尊重艺术家为艺术而艺术的第一位的本体价值和艺术规律，作为最具根本性的前提条件。否则的话，无论多么轰轰烈烈的文化建设和艺术繁荣，都注定要归于落空和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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