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历史上的“理性”概念|理性与感性议论文素材

　　编者按：人民版高中《历史》必修三中关于“启蒙时期的理性”问题，教师普遍反映难度较大，王加丰教授对此问题进行了细致梳理，尽可能将复杂的问题讲得通俗一些。希望老师们阅读本文后能对教学工作有所帮助。
　　[关键词]希腊，启蒙运动，理性，文化
　　[中图分类号]G63[文献标识码]B[文章编号]0457―6241(2012)07―0003―07
　　一、理性的概念及其在古代希腊的产生
　　在西方的文献中，“理性”(reason)这个概念大体上有三种意思：
　　1.指自然秩序(自然理性)或宇宙秩序(宇宙理性)或自然界和人类社会运行的准则，是先天存在的，有时又称客观理性，有点类似于我们常说的客观规律，相当于荀子《天论》中的“天行有常”中的“常”。
　　2.人认识世界的方法，如归纳、演绎、判断、推理等，相当于我们常说的“理性认识”，这时它与“感性认识”或“非理性”(本能、无意识、潜意识)相对应。
　　3.人的一种属性或能力，如追求善和美德，能使用归纳或演绎等符合逻辑的方法来认识世界等。这时也可称为人性，与神性相对应。
　　以上三点，就其各点来说，似乎与中国人讲的理性没有多大区别。人类的思维总有一致之处，但西方人的理性的特点在于其各方面意义的结合方式和具体表现形式。另外，即使是在西方的不同时代，理性的这几种含义也有不同的表达方式并含有不同的具体内容。
　　大约在公元前7世纪末到公元前4世纪中期的希腊，哲学家形成了相当系统的理性概念。从其形成过程中可以看出理性的最初意义是关于宇宙秩序的看法。比如，梯利在《西方哲学史》中这样介绍赫拉克利特(Herachtus，约公元前540--470年)的思想：“宇宙进程不是偶然的或随意的，而是依据‘定则’，或者像我们现在所说的，由规律所支配……在一切变化和矛盾中唯一常住或保持不变的，是位于一切运动、变化和对立背后的规律，是一切事物中的理性，即逻各斯(10gos)。”这种认识中特别难能可贵的是：赫拉克利特本人强调：“事物的这一秩序不是任何神或人所创设的，它过去一直是、现在是、将来也永久是永生之火，按照定则而燃烧，又按照定则而熄灭。”也就是说，把世界的“基质”归之于某种物质，而不是某个神或某种神秘的力量。希腊人关于认识这种理性或规律的方法，就是在这一认识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这一宇宙秩序还有一个重要特点，也是希腊人所特有的，那就是宇宙的各个构成部分都是平等的，“任何部分都不能统治其他部分”，它们之间的关系不是那种吉和凶、天堂和地狱的关系，而是“相互的、对称的、可逆的”，因此这是一种“具有明显的几何学性质”的宇宙秩序。
　　古代希腊人为什么对宇宙秩序产生这样的看法?一般认为，这与他们的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的现实分不开，是他们的公民平等及宗教控制力薄弱这两大现实条件的产物。法国学者韦尔南指出：古代希腊比较系统的理性思想，最初见之于公元前6世纪以小亚细亚西岸的米利都为中心的一批哲学家(伊奥尼亚的哲学家)的学说，他们对自然现象作出了“充满实证精神的、世俗的解释”。如泰勒斯认为万物的本源是水，他们在作出这种解释时无需顾及各种既定的宗教礼仪和从上古流传下来的神圣故事的要求。韦尔南还说：古希腊人认为“所有的公民都是同类，他们应该轮流服从和指挥”，这种思想反映在他们的宇宙观上就是认为万物之间的位置是相互的、可逆的；“在哲学的黎明时期，正是这样一种受‘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调节的社会宇宙的图景，被伊奥尼亚的哲学家们投射到了自然宇宙上”。
　　总之，把宇宙看成是一个万物通过平等的关系组织起来的整体，这种思考方式来自于希腊人的社会现实，但它最符合自然界的本来面目。循着这条思路，他们展开了如何才能更好地认识这一宇宙秩序的探讨，其结果是发展起一整套至今仍十分宝贵的认识方法。这就是汪子嵩说的：“希腊哲学家很重视方法论。他们很早就提出推理和论证的方法、公理和假设的方法、演绎和归纳的方法、重视分析的方法、从现象探索本质的方法，还有揭露矛盾的辩证法等等。”希腊人的求知精神和通过反思、怀疑、逻辑归纳和演绎来获得新的知识，这在古代其他民族中是少见的，因为任何以某个神或某个神化的人间领袖统帅万物的观点来认识宇宙秩序都很难得出这么一套系统的、科学的认识方法。
　　当然，这并不是说古代希腊人都那么“理性”，真正做到如此“理性”的其实也是少数人；而且他们要在那样理性地认识世界，也碰到过很多困难。在《理想国》一书中，苏格拉底(socrates，公元前469―399年)及其学生柏拉图把人比作囚禁在洞穴中的囚犯，他们看不到真实存在的世界，只能面对反映到洞壁上的影像，把反映到洞壁上的影像看做是真正的现实。苏格拉底于是提出：人应当摆脱捆绑的绳索，也就是社会的习俗，走出洞穴，到阳光下去看各种真实的事物。只有这样，人才能真正得到自由、真理与快乐。苏格拉底思想的彻底性在于他认为：自然界超越神祗之上，认识自然就使人精神上得到解放，也真正懂得了人生，所以不必惧怕神祗；但大多数人的思想处于受蒙蔽的状态，囿于各种偏见和谬误，只有少数人经过教育后会使用理性来考虑问题，这就是“启蒙”。我们知道，苏格拉底由于没有信奉城邦居民都应信奉的神祗，被指控犯“不虔敬”罪而被处死。但他的申辩中有两点非常值得注意：他承认他的思想与公民职责之间有矛盾，但极力为他自己的哲学思想辩护，以缩小两者之间的矛盾；他又承认他的公民职责与他的理性之间有矛盾，试图把公民职责与理性统一起来，办法是让哲学家成为统治者，但这是不可能实现的。苏格拉底之死把理性与公民责任、个人与社会的关系问题留给后人思考(关于柏拉图与苏格拉底关于洞穴的对话原文，见柏拉图：《理想国》第七卷)。这里还提出这样的问题：苏格拉底被判处死刑，是民主制度的产物，但民主并不一定就合乎理性，而苏格拉底认为更重要的是理性。所以他在《申辩》中说了一句名言：“未曾经过检验的人生是无法活下去的。”
　　但也不能因此说古代希腊除了几个知识分子，其他人的思想都与其他文化中的人一样。也就是说不能把少数思想家与大多数希腊人割裂开来，因为只有在一定的文化氛围中才会出现那些少数知识分子的思想。思想家们与古希腊普通公民的思想差异主要是程度上的，所以我们不能否定希腊神话中所表达出来的神人同形同性等观念，正是产生苏格拉底、柏拉图这些思想家的思想土壤。西方人把自己的思想源头归之于古代希腊人，而不是归之于某个“天才”，原因盖在于此。
　　二、希腊化时期到宗教改革时期
　　理性概念的演变
　　亚历山大东征建立了庞大的帝国，通过进一步吸收东方文化，希腊文化发生了极大的变化。罗马帝国的建立更有助于这种变化的巩固和发展。这时期理性的变化主要有两点：(1)眼界扩大了，这是与亚历山大帝国的建立，特别是 与后来罗马帝国的建立分不开的，理性被认为是全人类共有的特征；(2)宗教意味越来越浓，为理性(逻各斯)最终向上帝过渡打下了基础。换言之，整个变化趋势就是：理性或逻各斯变成上帝，宇宙秩序变成上帝创造世界的规则。
　　这方面的变化首先见之于斯多葛派(其创始人塞浦路斯的芝诺(zeno ofCyprus)生活于公元前344―262年)的学说。他们认为：“世界为理智和天意所主宰……因为理性渗透在世界的每个部分，正如灵魂渗透在我们身体中的每个部分一样。各部分之间只有程度的差别，有些部分理智稍多，有些部分理智略少。在有些部分中它表现为‘力量’，就像灵魂在我们的骨头和筋肉中一样；而在另一些部分中它表现为理智，一如灵魂的主导部分。因此，整个世界是一个活生生的存在，拥有灵魂和理性，把以太作为其统治原则。”(pp.624-625)这里讲的是理性的一个方面的意义，即自然理性或宇宙理性。他们也论及另一个方面的理性，即人的认识能力：“感官知觉是一切知识的基础。头脑有能力构成一般的观念，用概念按类别来概括许多个别情况，根据同类而形成一般的判断。这种能力叫做理性，是思维和使用语言的能力。在本质上它同按照理性思维而塑造世界物质的普遍的理性相等。因此，人的头脑能够再现上帝的思想，而且也是那样看待世界。”
　　罗马帝国晚期出现的新柏拉图主义进一步发展了上述两种趋势，是古代理性向中世纪理性过渡的重要步骤，其代表人物是普罗提诺(Plotinus，公元205―270年)。此后西欧进入了基督教“万流归宗”(恩格斯语)的时代，哲学成了神学的婢女，但基督教神学统治一切，不意味着理性这个概念的消失，而是有了新的解释。比如，安瑟伦(Anselm，1033一1109)坚决主张：使用理性不仅不会破坏信仰，而且事实上这样做是完全合适的。他有一句名言：“我不寻求为了相信而理解，而是为了理解而相信。”这种应用理性的工具的愿望“延伸到了所有的知识领域”，同时我们还可看到那时的人有一种同样用理性来理解人类行为和外部世界的“渴望”。
　　中世纪在理性问题上提出重要思想的是经院哲学集大成者托马斯・阿奎那(ThomasAquinas，1225―1274年)。我们可以这样来理解他关于理性的基本思想：世界是上帝根据一定的规则创造出来的，人也是上帝创造的，所以人是拥有理性的；上帝拥有神性或天启理性或最完美的理性，而人类拥有的只有一般的理性即自然理性；前者是后者的依据，后者来源于前者；人只能认识上帝的部分理性，其最奥秘的部分是人的理性无法认识的，只能靠启示或信仰。当代西方人写的哲学史一般都要提到这个问题。梯利讨论阿奎那时说：阿奎那效法阿尔伯特，把理性和信仰作了区分，认为像三位一体、化身、原罪、世界在时间中创成和圣典等教义，不能用自然的理性予以证明，它们是信仰的问题，神启的真理；它们“超越理性，但不违反理性。”罗素说：阿奎那认为理性“虽能证实信仰中的某些部分，却不能证实其余的部分”，所以重要的是把信仰中那些能由理性证实的部分和理陛无法证实的部分区分开来。阿奎那的一本传记的作者肯尼也说：阿奎那“小心地区分了两种关于上帝及其创造物的真理。他认为，一种是独立于任何所谓天启的理性能够确立的，另一种则只有圣经或基督教会的教诲所体现的上帝权威才能证明……自然理性只能达到关于上帝的有限数量的真理。像三位一体、神灵化身等学说，孤立无援的理性是无法证明的，它们只能靠天启认识。”牦马斯・阿奎那自己也说：“宇宙的整个社会就是由神的理性支配的”，人类的法律只要“按照真正的理性办理，它便具有法的性质；在这方面，显然可以看出它是从永恒法产生的。”可见，他认为理陛就是上帝创造世界的准则，而人间的立法只要符合这种准则就可看成是上帝制定的法律(永恒法)。
　　总之，阿奎那把人类的知识分成两大部分，一部分是靠人的理性(通过理性的方法)能够认识的，另一部分只能靠信仰来感晤。他这样做是为了维护信仰的权威，但这样做的结果是无形中给人类理性的科学认识留下了一个空间。因为“理性所在，信仰便不见；同时认识一件事和同时信仰一件事是不可能的。”人们在从事哲学或科学探讨时，便会把信仰抛在脑后。这种相信人有能力在一定程度上理解上帝所创造的世界的各种准则(自然秩序)的思想，对未来西方科学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当然，在阿奎那那里留给理性的这个领域并不大，但这毕竟是一个重要的起点。
　　14世纪时奥卡姆(William of Ockham，约1285--1349)进一步指出：“不可能对基督教教条做理论上的说明；我们所能做的只是相信那些教条。因此，没有神学的科学这样的东西，关于宗教真理的确实性完全依赖启示。哲学和神学互不为谋。”也就是说，科学与神学互不相干，信仰只用来感悟上帝的伟大，而理性则用来认识人们面对的世界。此后，理性地认识世界慢慢成为潮流，认识的范围也不断扩大。
　　在16世纪的宗教改革和宗教战争中，特别是在17世纪的新教和天主教的大论战中，人的理性与信仰的关系越来越难以协调，把信仰的最后阵地――圣经或上帝进行理性化的过程开始了。一些人提出了“自然神学”或“自然宗教”，强调“只使用人类的理性就能获得关于上帝的知识”。这就是17世纪出现的自然神论(Deism)。自然神论认为：上帝是一个全能的、仁慈的但远离人类的、不具人格的创世者，上帝以一定的计划或法则创造了世界，并给了它第一次推动，接着就远远退居天边，懒洋洋地躺在自己的宝座上(17世纪一个诗人的诗句)欣赏自己的杰作，不再加以干涉，宇宙万物不停地按创世时的准则运行着，这个计划或准则是人类理性能够理解的。斯宾诺莎1670年写的一部著作干脆把上帝看成自然或宇宙结构的同义词。这样，整个自然界和人类社会都成了理性认识的对象，启示除了神秘的创造和第一推动力之外，已没有什么地盘。实际上，“上帝的法则”在这里已变成了理性的概念“自然规律”。赵林有一段话形象地说明了这一点：“在17至18世纪，科学理性尚未壮大得足以与宗教信仰正面抗衡，因此它不得不采取自然神论这种‘犹抱琵琶半遮面’的形式，借助上帝的权威来为理性开道。在自然神论那里，上帝虽然在名义上仍然保持着世界的创造者和主宰者的至高地位，但是他实际上已经被理性本身所取代，他不过是一个被理性的线索牵动着的傀儡。自然神论将上帝置于自然之外，然后通过把上帝的无限性赋予自然界本身而使上帝陷入一种没有立锥之地的尴尬状态中。它用自然来蚕食上帝，用理性来限制信仰，通过剥夺上帝的具体内容而使其成为一个抽象的符号、成为虚无。于是我们在自然神论那里就看到了这样一种对立：一方面是丰富具体的自然界，另一方面则是空洞无物的上帝。自然界越是丰盈完善，上帝就越是贫乏干 瘪；理性越是气宇轩昂，信仰就越是形态猥琐。上帝的内容既然已经被自然所蚕食殆尽，他就不得不最终化解于自然之中。因此在稍后的斯宾诺莎的泛神论中，上帝就被完全等同于自然本身了；而到了18世纪法国无神论者那里，这个无处栖身的上帝终于被羽毛丰满的理性送上了断头台”
　　可见，从中世纪到近代早期，关于理性概念的一个重要变化，是理性所探讨的对象越来越扩大，上帝的奥秘所统治的范围越来越小，最后整个自然界和人类社会都成了理性探讨的对象。17世纪和18世纪初，英国和法国的一些哲学家最终完成了这方面的转变，这些哲学家中最重要的是法国的笛卡尔(Ren 6・Descartes，1596---1650年)，他被尊称为近代科学之父。罗素说：“笛卡尔在某个意义上可说是近代科学的始祖，他本人就是17世纪科学的一个创造者。”肯尼也说：中世纪的哲学在“那个逐渐被认为是近代哲学之父的人而永远改变了，他就是勒内・笛卡尔”
　　三、启蒙运动时期的理性概念
　　先说一下启蒙运动这个概念。启蒙运动(英语Enlightenment、法语lumi　res、德语Aufldarung)是“用来描述18世纪的一场重大思想、文化运动的术语，这场运动的特征是深信人类知识能够解决现存的基本问题”。关于启蒙运动的基本内容，康德有一个经典的说法：“启蒙就是人类脱离自我招致的不成熟。不成熟就是不经别人的引导就不能运用自己的理智。”关于启蒙运动的时间则一直存在争议，“大多数人同意把1680年作为一个大致的起点”。一些人认为它结束于法国大革命，但另一些人认为应定在法国大革命结束的1815年。还有的主张延续到这之后，至少是德国的启蒙运动要推迟到1815年以后。
　　启蒙运动时期的理性思想一般分两大类，一类是欧洲大陆的理性主义(rationalism)，又称唯理论或唯理性主义或唯理主义，另一类是英国的经验主义(empiricism)或经验论，被称为客观理性。
　　欧洲大陆理性主义的产生，得从笛卡尔的主张说起。众所周知，宗教改革的结果是欧洲出现了新教与天主教的对立，两者都声称自己代表真正的真理，是上帝在世上的唯一代言人，但两大派共存并恶斗不已的局面所产生的一个重要后果，是使一些人开始对两大派所主张的“真理”都产生怀疑。16世纪下半，古希腊怀疑主义者的著作趁机重新出版，知识界中像法国的蒙田(Montaigne，1533―1592)这样著名的人文主义者开始成为怀疑主义者，他的名言是“我知道什么?”到17世纪，一些著名的学者一方面怀疑天主教的权威，另一方面又在苦苦寻找能清晰明白地判断确定不移的知识的方法。正因为如此，有人说道：“17世纪理性主义的诞生是为了回应16世纪末的怀疑主义。与怀疑主义相反，理性主义者断言，人类运用理性即能够获得关于世界的确定而正确的知识。”首先明确肯定地作出这种回应的就是笛卡尔，“我思故我在”就是他的答案。他与其他理性主义者的基本主张是：上帝依照数学模式创造出世间万物，因此人类理性能够理解这个世界；人类只要识别出若干关于世界的简单的类似于几何学公理的假定，就可以借助演绎推理完满地说明世间万物，正如几何学家从少数简单公理推导出可靠知识的完备体系一样。简言之，只要具有理性的能力，人就能揭示世界的真理。
　　与笛卡尔思想类似的还有莱布尼茨和斯宾诺莎。他们所说的理性既是宇宙秩序，又是人类的理解方式和人类的理解能力。但这一理论有一个前提：人生下来就有成熟的理性认识的能力(又称天赋理性)。英国的洛克和牛顿等人对这种理性主义表示不满。他们认为人的心灵需要借助于经验才能发展和完善起来，心灵不像理性主义者所设想的那样在其出生时就已基本成型，而需要经过后天的学习和实践。既然心灵随着经验而发生变化，那么“通过控制经验来影响人的发展”的想法促使人们对教育产生了兴趣，因为通过教育能影响人的思想和行为。这种思想被称为经验主义，但经验主义也是理性的一种表现形式，被称为经验理性。经验主义与理性主义的区别，主要在于：理性主义主张通过假设来认识世界，而经验主义主张通过经验观察，再把观察得来的材料加以归纳，然后才能得有关自然规律的正确结论。牛顿说他不想提出假想，因为他不能抛弃不首先搜集观察数据就对自然现象进行推理的方法，所体现的正是经验主义的主张。经验主义的先驱通常追溯到弗兰西斯・培根(Francis Bacon，1561―1626年)。
　　经验主义似乎是对理性主义的一种纠正，但在启蒙运动中这两种主义都有重要影响。它们各自的特点是：理性主义是“从某种抽象的概念下降到感性事物”的思路，经验主义是“从感觉经验上升到普遍的理性概括”；前者着重使用的是演绎法，后者着重使用的是归纳法。它们各自的缺点是：经验主义由于“固守经验的壁障，无法解决人类认识的普遍必然性、科学有效性和逻辑确定性的问题”，因而有其片面性；而理性主义“由于轻视感觉经验的作用，无法确保知识的客观有效性和拓展知识的新领域，它同样是一种片面的理性观”。尽管如此，两者都曾对当时的思想和科学作出过重要贡献。牛顿的成就众人皆知，而理性主义在科学上也有不菲的表现，“比如，拉格朗日和拉普拉斯在理论力学上取得的伟大成就，就是受到数学理性主义的启发。因此，启蒙运动的科学研究涵盖了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把这两种方法结合起来，创造出了对于人类进步具有重大推动作用的激动人心的新思想”。
　　明白了启蒙运动中这两种理性，就可以谈谈18世纪启蒙运动的基本主张或特点了。启蒙运动的代表人物，我们有时称启蒙运动家，有时称启蒙学者，法国人通常称为哲学家(法语philosophes)，我觉得称启蒙学者比较好。他们的基本主张是：
　　1.理性是最终评判标准。在启蒙运动家那里，任何事物的判断的最终标准就是“理性”。理性就是科学和逻辑，理性就是人的一种生理功能，与其他生理功能是一样的。
　　2.通过日益有效地运用理性，通过运用理性来控制自然与文化的环境，可以使人类走向进步。这里的运用理性，主要指运用科学知识，因为“基于经验性观察的自然科学知识是知识唯一可靠的方法”。这实际上一种“以牛顿物理的基本定理为模型的世界观”，它与宗教势不两立，启蒙学者那么激烈地批判宗教，就是从这一点出发的。
　　3.世界上不管什么地方人类的目标都是一样的，正如人性一样。也就是说，理性是普世存在的。这一点特别为法国的启蒙学者所坚持，他们的基本信念是：在任何时间和地方，人性基本上是一样的；从理性的角度看，作为一个种属的人类在历史或地理上的差异没有太大的意义。由此出发，他们还认为：对古代宗教、各地的文化和风俗的研究，其目的只在于发现全体人类在宗教、道德、历史、社会背后的理性原则，犹如牛顿物理学对于物理世界一样。 　　4.人类唯一真正普遍共有的价值观都是纯功利性的――“食物、住居、物欲的满足、财富与权力”。这导致了后来价值的失落，导致了主张“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快乐”的功利主义的产生。
　　从以上主张出发，凡与此不符合的或者相抵触的全部都受到了无情的批判，这当中最重要的批判对象是教会，因为教会所宣扬的东西最经不起理性的审判。18世纪的启蒙学者普遍认为，历史遗留下来的教会、国家、社会及迷信、无知、偏见、贫穷和邪淫等都是阻碍理性功能正常运转的东西。“最大罪恶来自于宗教的超自然和出世，置信仰与神高于人类之上”，批判教会就是恢复并重振理性的功能。
　　四、从启蒙运动后期到浪漫主义
　　对启蒙理性概念的批判
　　启蒙运动向浪漫主义的演变，与启蒙思想的弱点有关，当然它也是欧洲思想界向前发展的结果。启蒙思想的缺点是：
　　1.否认人类的差异，或者说没有处理好人类社会的普遍性与特殊性的关系。
　　2.放弃了对崇高事物的追求，客观上造成价值失落。这就是艾恺说的：启蒙运动虽然改变了欧洲的世界观，但由于其本身即包含了“道德真空”的基因，因而为日后“价值失落”播下了种子。
　　3.认识论上的机械主义。他们以机器的原理来认识理性(这方面最著名的是法国拉美特利的著作《人是机器》)，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简单化了，造成既割断历史又割断现实的人相互之间的血肉联系。
　　另外，理性本身就是一种批判精神，所以当启蒙学者无情地批判封建教会和宗教学说等时，他们所主张的一些观点同样也会被人怀疑和批判。有人说，启蒙运动本身就是从比埃尔・培尔的《历史批判辞典》(1697)开始的，这种批判和怀疑精神开始时对准传统，但到18世纪中叶，批判的矛头开始部分地转向理性自身，从而“在18世纪中叶的启蒙文化中产生了一个引人注目的转变”。这时，理性主义、经验主义、怀疑主义等“一起分享舞台的中心地位，所有这些思潮都对认识论进行了截然不同的解释”。
　　在以上条件的作用下，加上德国的独特文化背景，启蒙运动开始向浪漫主义过渡，这首先出现在德国。德国的独特性表现在两个方面：
　　1.文化民族主义形成，作为反抗法国政治文化侵略的主要手段。宗教改革以来，德国在政治上分裂和十分软弱，无力抵抗法国的侵略，而法国启蒙运动所主张的普遍理性又有侵蚀和同化德国文化的趋势，比如连18世纪普鲁士的腓特烈大帝(1740---1786年在位)都曾是伏尔泰的狂热崇拜者，文化民族主义由此产生。所谓文化民族主义，就是“把思想的触角始终停留在文化层面，把德意志民族视为一个自然的文化有机体，沉浸于对德意志民族古老文化传统的追忆。期望以此来抵御外来文化的入侵、弘扬德意志的民族精神，从精神文化上统一处于分裂割据状态的德意志”。也就是说，它只限于在文化层面上表达对外来文化入侵的愤恨，对德意志民族的歌颂与赞扬，以及对德意志统一的期亡望。
　　2.文化传统上强调非理性的认识手段。有人说：“在德语地区，对理性的批判孕育出一种独特的认识论，直觉和想象等心智机能与理性同样受到关注。在美学这一新的领域，想象和直觉成为获得创造性思想或知识的主要思维方式。根据这种新理论，直觉和想象提供了有创造力的洞察和灵感，使得拥有天才的艺术家能够超越人类经验的普遍局限性。在创造性过程中，理性的角色退居其次。”这方面康德是代表，“康德的著作标志着对知识基础的开明考察达到巅峰”。他在《纯粹理性批判》(1781年和1787年)、《实践理性批判》(1788年)、《判断力批判》(1790年)这三部论著中，考察了心智活动的各种主要形式，提出了“一种复杂而内涵丰富的认识论”。他的目的是“试图消弭理性主义与经验主义之间的鸿沟”。该作者还指出：“康德的认识论成为启蒙运动批判精神的逻辑顶点。而对想象和直觉作用的全新强调，播下了19世纪浪漫主义的种子。”
　　浪漫主义有一句口号叫“回到中世纪”，是卢梭提出来的，说明浪漫主义不纯粹是德国的文化运动，可以说某种程度上它也是对启蒙理性的一种抗议。
　　以上讲的理性，现代哲学称之为古典理性，一直到黑格尔讲的理性都属于古典理性。通常认为，那以后现代理性开始发展。所谓现代理性当然与古典理性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但它们也有多方面的区别，关于这点，就不在这篇文章讨论了。
　　参考文献：
　　[1]梯利，西方哲学史[M].北京：商务印书馆，1975.
　　[2]韦尔南著，泰海鹰译希腊思想的起源[M].北京：三联书店，1996.
　　[3]汪予嵩，希腊的民主和科学精神[M].北京：三联书店，1988.
　　[4]赵复三，卢森堡公园漫步[J].中国社会科学，1988(2).
　　[5]苗力田主编，古希腊哲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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