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文名家，独树一帜]杂文名家

　　国家兴，杂文兴；国家危，杂文灭。国民党统治时期，禁止以鲁迅为代表的战斗性杂文，政权垮台，败亡台湾。建国初期，杂文写作的空间比较广阔。特别是1956年贯彻“双百”方针，杂文一度繁荣，出观了曾彦修（严秀）等一批杂文家。不久，反“右派”，杂文作者几乎全军覆没。1961—1962，搞调整，以“三家村”（邓拓、吴晗、廖沫沙）为代表的杂文，又风行一时。但其后以“阶级斗争为纲”，从北京的“三家村”到全国各省、市的杂文作者大都挨整被斗，邓拓、吴晗更被迫害至死。“四人帮”倒台，新时期到来。在思想解放运动和改革开放期间，全国出现了数以千计的杂文作者队伍。名家当推何满子、李普、牧惠、舒展、邵燕祥、陈四益、王春瑜、朱铁志等先生。其中的王春瑜先生则以其历史家的身份写作杂文，“井喷”般发表作品，出版《牛屋杂俎》《喘息的年轮》《漂泊古今天地间》《“土地庙”随笔》等多部杂文集。2011年又在东方出版社出版了《牛屋杂文》。我通读了该书的全部杂文，果然是杂文名家，独树一帜！
　　王春瑜写的杂文，与其他杂文名家不同的，首先是学者杂文。他本是知名的历史学者，造诣深厚，发而为文，常常是上下古今，夹叙夹议，指点江山，品评人事，以“另一种眼光看历史”，在历史中看出新意，具有丰富的现实意义。读他的杂文，如醍醐灌顶，豁然而悟，得到一种学术美的享受。如《“万岁”考》，洋洋洒洒8千字，考证了“万岁”的历史发展，指出：“随着封建主义中央集权的强化，皇权的膨胀，‘万岁’一词成了帝王大辞典的专有名词”。其他如《语录考》《烧书考》，其考订的精确，资讯的详瞻，都使读者叹为观止，但又在阅读过程的不知不觉间接受了作者的新观点：“‘语录’风行的结果，使人们只记得‘圣人’、名人支离破碎的牙慧，而忘记或忽略了思想的完整性”（《语录考》）。“秦始皇烧书的结果，在某种程度上说，不过是引火烧身，熊熊燃起的秦末农民大起义的烈火，不是很快将秦王朝化为灰烬么？”中国作家协会会员逾八千，少的是学者型作家；中国杂文家以千计，少的是学者型杂文家。正因此，王春瑜的杂文独树一帜。
　　王春瑜的杂文独树一帜，还表现在他对国民性负面的持续不断、持之以恒地针砭上。鲁迅大半生为我国国民性中的负面改造问题进行了持久的“韧”的斗争。可是，不知道什么原因，随着新中国的成立，我国国民性中的负面因素好似已经解决了，无论什么词典、辞海、辞源，都不再有“国民性”的条目。“文化大革命”期间，国民性中的负面恶性大发展，给国家造成了严重的内伤和外伤。新时期市场经济下，一方面是国民经济的快速发展；另一方面，也使国民性中的负面沉渣泛起。王春瑜有见于此，《牛屋杂文》中的许多篇杂文都是对我国国民性中的负面因素的彻底揭露和严厉批判。如喜欢给别人“戴高帽”，也喜欢别人给自己“戴高帽”（《戴高帽考略》）；以“父母官”自居，又把官员视为“父母官”（《“父母官”考》）；萧何月下追韩信，固然是佳话，但萧何又是纳贿、行贿的老手，可因为萧何—人之下、万人之上，谁也不敢追萧何（《月下谁敢追萧何？》）；瞎起哄，“起哄实是国人的劣根性之一。”（《起哄考》）；“瞒和骗”，剽窃了别人的论文，还说“学问乃天下之公器”，不识羞耻二字（《何必登上你的贼船》）……30年来，王春瑜揭露和批判国民性中的负面，一以贯之，坚持不懈。他深知，改造国民性中的负面，乃解决我国存在问题的根本。当我国国民性中的负面，被视为过街老鼠，人人知所警惕、知所克服的时候；当我国国民性中的正面，如鲁迅所说的为民请命、舍身求法、苦干硬干、拼命实干等，以及改革开放以来产生的新的国民性正面，如创新意识、真抓实干、树人精神等，都有所继承和弘扬的时候——中华文明才能领先于世界，中国才会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大国和强国。这是王春瑜三十年如一日地针砭国民性中负面因素的缘由所在。
　　王春瑜的杂文，尖锐泼辣，饱蘸感情，嬉笑怒骂，激扬文字，但并不使人感到偏激。这是因为，他善于掌握杂文写作的“度”，即实事求是。如王春瑜论评钱牧斋：他作为明朝的大臣（官至礼部尚书），在清兵下江南时，率领弘光小朝廷的官员，向多铎投降，并派人四处张贴揭帖，号召百姓不要抵抗，免得化为齑粉云云，“实在是大节有亏”。但是，钱降清后，很快就辞去新朝的礼部右侍郎，读书、著述不辍；还曾极力营救过抗清志土顾炎武，使顾炎武得以释放。“作为优秀的文学家、诗人、历史学家，事实上，他从来没有从历史上消失过。翻开任何一部明清文学史，不可能不述及他的文学成就”。（《我意独怜才》）如此评论钱牧斋，是实事求是的，符合钱牧斋的历史实际。
　　学者杂文家；持久不懈地揭露和批判国民性中负面因素；评价人物和事件实事求是——终使王春瑜成就了独树一帜的知名杂文家。如今王春瑜已75岁高龄，但他依然思维敏捷，创意多多。可以预期，他在今后会写出更好更精彩更启迪人心的杂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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