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王的演讲是真实的吗 国王的演讲

　　2012年12月11日凌晨，莫言从瑞典国王卡尔十六世·古斯塔夫手里接过诺贝尔文学奖证书、奖章和奖金支票，现场掌声雷动，乐队奏响了《阿拉丁组曲之中国舞曲》。　　莫言通过自己独特的创作，把高密东北乡这样一个默默无闻的、隐秘在胶东平原边缘的丘陵和平原过渡地带的微地，扩展为世界性的中心舞台。在这片普通而神奇的土地上，以“我爷爷”余占鳌为代表的高密东北乡子民们上演了一出出慷慨激昂的人生大剧，一如高密地方戏茂腔演唱时的凄凉，一如电影《红高粱》里“酒神曲”吼诵时的高亢。在文学的世界里，莫言成功地建立了自己的高密东北乡文学王国。
　　西方世界的写作者们发言时，更多的是以个人灵魂的形态，面对永恒或永恒不在。而东方世界，或者说西方之外的其他世界的写作者，一旦上了诺奖的舞台，都自觉不自觉地背负着他们所属的整个国家民族的身份，并需要为自己族群和文化发言说话。此刻，他们是国王。
　　他们在领受诺贝尔文学奖时说些什么？
　　川端康城的演讲题目是“我在美丽的日本”，大江健三郎的题目是“我在暧昧的日本”。帕慕克诉说的是父亲留下的手提箱——箱中是父亲的写作手稿和在伊斯坦布尔做的关于西欧文学的翻译。德国籍波兰移民米勒讲述的是手帕——她自己在波兰时被秘密警察找去谈话，失去工作和办公桌后仅留下的一块手帕，可以遮盖自己。但我们在海明威、贝克特、加缪和西蒙的演讲中听不到任何一个“美国”、“法国”、“爱尔兰”这样的词。
　　即使获得了世界性的荣誉，即使富有创造力而成为了大师，但东方世界的写作者依然是人群中的人，他们的身体和精神都必须呼吸和存活在自己所属的那个人群之中，并在人群的背景中开口说话。
　　乔伊斯在巴黎的小咖啡馆里用英语法语拉丁语甚至梵语写成天书《芬尼根守灵（Finnegans Wake）》，至今地球上真正能读懂的可能尚未超过100人，但此公恰恰以不能为人类所读懂而自豪，因为人类的语言和感觉神经恰恰是在他的巨著中得到了极限性的扩展。而海明威、贝克特一代正是与乔伊斯共享着这种延续自18、19世纪以来对于个人创造力的尊崇。但在这一批大师去世之后，也就是20世纪六七十年代之后，随着经济体和国家组织的急剧膨胀，每个个人在世界上的地位急剧下降，人只有在为世界付出劳动贡献了价值的层面上，才获得立身之地，才是体面的。因此，上世纪末到我们这个世纪，不是乔伊斯，而是乔布斯成为了世界精神的英雄代表。
　　这一态势，在诺贝尔文学奖演讲中，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就已显露出了端倪。与海明威略带冷漠和傲慢的姑妄受之但大爷也不缺这一口的态度相比，1985年，克劳德·西蒙（Claude Simon）在答谢时却大肆吐槽。他诉说自己得奖之后，《纽约时报》居然压根不知道此人为何人而到处打听，而公众与大众媒体也对他所代表的新小说派这一路的写作颇为不解，甚至觉得他们完全是自娱自乐的游戏一族，甚至就是寄生虫。因此，获奖演说，成了自我辩护。
　　2010年，略萨获奖，他演讲的开端，便是一个自己被诸多男士要求签名的故事，但是那些抛头露面的男士自己都不读略萨的小说，只是为了家中的女儿或妻子才来求签名的。略萨哀叹着，文学和阅读已经成了家庭主妇与少女的休闲活动，而不再是人类重要公开的精神生活。当然，演讲的结尾总是一个光明的尾巴，这位来自南美的大师表示，为了对抗世界上的强权和暴力，阅读文学是必要的，因为阅读让人抛开虚假空洞的观念，沉浸到人类生命的具体而微的经验之中。
　　但这一理由，貌似是对文学的正面 评估，但事实上，已经让文学处于服务于对抗强权的女仆地位之中。对照以海明威的态度，在我们这个世纪，显然文学不再是文学本身的主人。个人的精神世界，想象力和体验能力已经不再是自足的，而是需要在对抗强力和克服世界的某些障碍中，才能证明是有价值和有意义的。活着，就是要产生对于他人有用的价值， 而不能仅以自己的独创与辉煌而获得尊敬。世道就是如此。这也是诺贝尔文学奖以及整个世界文学乃至世界文化创造在近年来迅速疲软化的根本症结。
　　讲故事的人 / 2012年 / 莫言
　　“上世纪六十年代，我上小学三年级的时候，学校里组织我们去参观一个苦难展览，我们在老师的引领下放声大哭。为了能让老师看到我的表现，我舍不得擦去脸上的泪水。我看到有几位同学悄悄地将唾沫抹到脸上冒充泪水。我还看到在一片真哭假哭的同学之间，有一位同学，脸上没有一滴泪，嘴巴里没有一点声音，也没有用手掩面。他睁着大眼看着我们，眼睛里流露出惊讶或者是困惑的神情。事后，我向老师报告了这位同学的行为。为此，学校给了这位同学一个警告处分。多年之后，当我因自己的告密向老师忏悔时，老师说，那天来找他说这件事的，有十几个同学。这位同学十几年前就已去世，每当想起他，我就深感歉疚。这件事让我悟到一个道理，那就是：当众人都哭时，应该允许有的人不哭。当哭成为一种表演时，更应该允许有的人不哭。”
　　我在暧昧的日本 / 1994年 / 大江健三郎
　　“我觉得，日本现在仍然持续着开国120年以来的现代化进程，正从根本上被置于暧昧（ambiguity）的两极之间。而我，身为被刻上了伤口般深深印痕的小说家，就生活在这种暧昧之中。暧昧的进程，使得日本在亚洲扮演了侵略者的角色。而面向西欧全方位开放的现代日本文化，却并没有因此而得到西欧的理解，或者至少可以说，理解被滞后了，遗留下了阴暗的一面。在亚洲，不仅在政治方面，就是在社会和文化方面，日本也越发处于孤立的境地。
　　就日本现代文学而言，那些最为自觉和诚实的“战后文学者”，即在那场大战后背负着战争创伤、同时也在渴望新生的作家群，力图填平与西欧先进国家以及非洲和拉丁美洲诸国间的深深沟壑。而在亚洲地区，他们则对日本军队的非人行为做了痛苦的赎罪，并以此为基础，从内心深处祈求和解。我志愿站在了表现出这种姿态的作家们的行列的最末尾，直至今日。”
　　拉美式的孤独 / 1982年 / 加布里埃尔·加西亚·马尔克斯
　　“拉美不愿意，也没有理由成为任他人摆布的棋子。尽管航海技术的进步大大缩短了我们美洲和欧洲之间在地理上的距离，然而我们双方在文化上的距离却扩大了。我们历史上无所顾忌的暴力和过分的痛苦，是世代的不公正和无止无休的苦难的恶果，而不是什么远离我们家园三千海里之外的地方策划出来的预谋。可是，不少欧洲领导人和思想家却相信这种策划，他们犯了和他们祖辈同样的幼稚病，忘记了他们祖辈年轻时代进取向上的狂热，似乎以为除了任凭世界两大主宰者的摆布之外就没有其他生路。朋友们，这就是我们孤独的严重程度。”
　　作家的孤独巅峰 / 1954年 / 欧内斯特·海明威
　　“写作，充其量，不过是场孤单的人生。为作家而设的组织减轻了这份孤单，但是我怀疑这样是否会增进其写作。褪去孤单时，他的公众声望日增，作品往往每况愈下。正因为他独自工作，如果他又够好的话，所以他每天都得面对永恒的存在，或虚无。对真正的作家来说，每本书都应该是全新的开始，他再度尝试未可及的新的东西。然后有时候，运气好的话，他会成功。要是我们只需依照另一种已经写得很好的方式写作，文学的写作将会变得何其简单。正因为在过去我们拥有如此伟大的作家，一位作家才会驱策自己远远超过他力所能到达一个没人能帮助他的境界。”
　　苏晨根据《纽约时报》、译言网、《羊城晚报》综合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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