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知文集》序]恽仲升文集序

　　编者案：刘家和先生的序文原为《日知文集》而作。他以弟子的视角讲述与林志纯先生交游、从学、合作中的见闻。其中可见林先生治学追求真知、不惮自我否定，又能兼收并蓄，不存偏见。为纪念林志纯先生、弘扬先生的治学精神以自勉、勉人，本刊特将刘先生的序文重刊。
　　林师志纯先生（1910年11月11日—2007年11月14日）的部分著述将结集为《日知文集》出版。友人张强教授在为此文集收集书、文稿件并联系出版的同时，就将情况随时惠示给我，并说要我写一篇序。我深知自己的学力并不足为林师的书写序。林师门下，高才硕学甚多，写序的事照理轮不到我。张强兄以为，我是林师早期学生，现在年长而精力也还可以，以序齿为理由说明我应该写。“应该写”，的确没有问题，甚至可以说，其中且有不容辞之义。所以，我接受了这个任务。我想，自己既然没有能力为此书写一篇完美的序，那么，就以林师一个老学生的角度来写一篇稍具特色的序，也就是从几十年来我对林师之为人与治学的认知来写一些个人的管见。这也许能从另外一种角度有助于读者对此书的了解。
　　当然，首先还是要简介一下全书的概略。现编《日知文集》共五卷：第一卷《远足丛稿》，包括55篇文章，除前10篇为解放前在上海执教时所作以外，其余均为上世纪50年代以后在东北师范大学执教时所作，乃林师学习并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以后的成绩。这45篇文章大体又可以分为三期：50年代的文章，写成于努力学习苏联的时代，属于第一期；60年代至80年代初的文章，写成于深入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反思苏联史学并从而走出其消极阴影的时期，这些文章大体与准备及编写《世界上古史纲》相呼应，属于第二期；80年代中期以后文章，乃林师努力建立中西古典文明学并作中西古史比较研究时期所作，与《中西古典文明千年史》、《中西古典学引论》相表里，属于第三期。第二卷《世界上古史纲》，为专著，体现了林师第二阶段的学术发展，即摆脱了前苏联古史观念的教条而提出自己对于世界古代史的系统见解的成果。第三卷《中西古典文明千年史》、第四卷《中西古典学引论》，为林师晚年致力于中西古史比较研究的成果，为后人开启了一片新的研究领域。第五卷《未刊稿》，我未曾见过，谅多吉光片羽，自然弥足珍贵。
　　林师的学术成就自有公论，他的见解启发了后人，当然也要由后人来分析研究，从而有继续的发展。我作为他的学生，曾经深深受益于他，在他引领下学习苏联，同样，也深深受益于他，随同他反思苏联史学而从其消极阴影中走出来，并力求在中西古史比较研究中不断前进。这是一个经历了重大转化的过程，以下就让我以自己与林师的交往经历来做一些具体的说明。
　　林师在1952年至1953年初发表的七篇关于世界古代史的重要文章，在当时我只是粗略看了一下。其结果是，除了知道有一位既通俄文又熟知苏联史学的日知先生以外，其余所得无几。因为我当时正在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新任世界中世纪史助教，必须在业务上打好基础，可是自己在外文方面只能看英文书，而学习苏联是当时的方向，为了做好教学辅导工作，又必须全力以赴地突击学习俄文，所以实在无力他顾。从1953学年起，我的工作转到世界古代史方面。那时候，一本苏联米舒林原著王易今中译的《世界古代史》（原为四十年代苏联中学教科书），竟然成了师生们都必读的参考书，对于苏联先进经验那时真是求之若渴啊。当然大家都知道，单凭这一本书是绝对不够的，可是当时还没有其他中译的苏联史书，而老教授们已经很难再学俄文，我们年轻助教要学到能顺利地读俄文书的程度也需要几年时间。这时候看日知先生的文章简直就像干旱的土地浇上了雨水那样解渴。大约1954年初春的一天，日知先生来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世界史教研室作交流访问，这是我第一次见到他，知道日知原来是林志纯先生。他给我留下的第一印象是极度的热情而精力充沛，不仅对苏联的俄文书籍知识广博，而且对英文的专业书也很内行。真是让人不得不油然而生敬佩之心。也就在这时候，我们教研室要求编写自己的讲义，油印发给学生。世界古代史讲义当然主要由老先生执笔，为了培养青年人，也让我参加编写一些章节的初稿。中文参考书很少，我主要参考英文书，俄文书开始努力看一点，但是速度、精度都跟不上，很苦恼。林先生来，给我们带来了一些俄文书的译稿打印本，并且告诉我们，他正在译苏联师范学院用的《世界古代史》教科书，即将由教育部作为交流教材分章逐渐寄给各兄弟学校。随后这份译稿真是不断由教育部陆续寄来，简直是雪中送炭。我作为新手参加讲义编写，不能不十分用心地研读这部译稿（从原始社会到古代希腊部分），这竟然使自己对于苏联当时对世界古代史的基本思路框架有了一个初步的了解。当时，我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有着浓烈的兴趣，觉得苏联教材能够从生产力、生产关系到政治、文化作有机的统一理解，而且对于世界古代各国历史也能有一个统一的规律性的理解，所以很具有魅力。而这些在西方的同类教材中是难以发现的。
　　1955年，教育部聘请的苏联专家格拉德舍夫斯基来到了东北师范大学历史系，开办世界古代史教师进修班（实际是二年制的研究生班），从全国各高校中青年教师中招考学员，我也考进了这个进修班学习。在这个进修班与苏联专家合作的中方导师就是林先生。从此林先生也就成了我的老师。在此要附带说明的是，据传教育部最初曾有意把这位苏联专家聘到北京师范大学设教，可是由于东北师范大学有林师这样对俄文与苏联史学均深有造诣的古史专家，还有张正元先生那样的精通俄文而又循循善诱的老师（其实林师母陈筠老师也是一位俄文专家，在无声无息中为协助林师的教学与研究做了大量的工作），以及一支较好的翻译团队，这个进修班才最后定在长春开办。东北师范大学成为全国世界古代史的一个重点基地，也是由此正式开始的，可见林师在其中起了关键的作用。
　　自1955年深秋至1957年夏，我在东北师范大学听苏联专家讲了两年世界古代史的课程。他讲课的总体框架是四部分：原始社会、古代东方、希腊、罗马（实际罗马部分因时间不够而未系统地讲）。后三者为奴隶制社会，又分为两大块：古代东方诸国属于早期的家长制奴隶制社会，希腊、罗马则属于发达的古典奴隶制社会。古代东方早期奴隶制社会的特点是：奴隶制不发达，私有制不发达且近邻公社（或作农村公社）长期存在，君主集权或“东方专制主义”的存在。这是当时在苏联占有支配地位的历史观点，即B. B. 斯特鲁威的观点。苏联的大学历史教材（如阿甫基耶夫的《古代东方史》、林师所译的苏联师范学院教材《世界古代史》以至1955年出版的十卷本《世界通史》第一卷、1956年新版师范学院教材《世界古代史》等等，所采用的基本都是这样的说法。）当时林师所持的也是这样的看法，这也表现在他与别人商榷的文章中。林师当时在翻译、介绍、传播苏联世界古代史的教学与研究经验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1956年暑假期间，教育部在北京西苑饭店召开制定全国大学各科历史教学大纲的研讨会，林师任世界古代史小组组长，我作为北京师范大学的一个青年教师代表兼任小组秘书，参与了前辈学者的讨论，也看到了林师在引领前辈学者们学习苏联方面所起的作用。在那时的中国世界古代史学界，如果论推动学习苏联最有力者，林师大概当之无愧。那时我也成了一个非常卖力地学习苏联史学的青年人。 　　不过，正如友人王敦书教授所言：“但是，正由于林先生重视发现新材料，注意吸收新成果，又有独立思考的精神，我觉得，从六十年代开始，林先生的学术研究已显示了跳出苏联窠臼的端倪。”（《垦荒播种创学业 学贯中西通古今》，载《中西古典文明研究——庆祝林志纯教授90华诞论文集》，吉林人民出版社，1999。）这一段话，充分地显现了王先生眼光的深邃与敏锐。在这里，我还可以用亲身的经历作一些补充的说明。
　　我在东北进修的二年中就感觉到，林师在“一边倒”地学习苏联之时，是承认学习苏联史学是学习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一个重要途径的，不过他觉得最重要的还是学习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原著；是承认苏联史学是先进的，不过也并不认为在苏联以外就没有任何其他需要学习的先进的东西。以下可以略举一些例子。
　　我们进修班是要通过毕业论文才能毕业的，而毕业论文的主要指导者不是苏联专家而是林师，因为一则专家不仅要忙于给我们上课，还要兼任校长顾问，时间忙不过来，二则专家与学员之间口语交流有困难，很不便。我的论文选题，就是首先经与林师谈好后才报告苏联专家确定的。在去东北进修时，我基本已经自己初步设计了一个题目，所以到后不久就开始向林师报告。他首先让我把已经看过的书和准备要看的书开列一个目录给他，然后他再找我谈。我遵命交了书单，一两天后他就找我谈话。在去他家的路上，我心里七上八下，因为书单里俄文书少的可怜，百分之九十以上都是西方的英文书，这样怎能符合大力提倡学习苏联的林先生的要求呢？不禁诚恐诚惶。万万没有想到，见了面，他又问了我的选题初步设想，然后竟然说基本还可以，要求我必须看每一期苏联的《古史通报》杂志的目录，遇到有关论文的文章再细看，还要我尽量查找西方的《希腊研究杂志》（这在当时远非易事，因为此杂志国内很少且不全），并关注西方新书目录（当时通过国际书店得到）。他说，要努力学好俄文，西文只有英文也不够用，最好再学一门（正是听了他的话，进修的第二年我开始自学德文）。他丝毫也没有因为自己通俄文而自满或骄傲。在这次谈话的最后，他还说了一句使我难忘的话：“作研究，资料要up to date！”顿时在我的脑海里产生了一次震动：一种强烈的自强不息精神在他身上熠熠闪耀。在回宿舍的路上，我忽然似有所悟，原来林师学苏联是为了学先进，学先进才是目的，学苏联不过是途径，达到目的的途径当然不必是一条。当时，他组织涂厚善、刘文鹏、崔连仲、周怡天和我成一个翻译小组，从苏联《古史通报》中把《中期亚述法典》和《赫梯法典》译为中文，让我们分译互校，涂厚善大学长总校，他并亲自把关。他非常重视。我把普鲁塔克《希腊罗马名人传》中的《来库古传》从《人人丛书》的英译本译出，告诉了他，他说此乃通俗读物本，只能作参考，要据《洛埃布古典丛书》的英译本重译。完稿后，他又请我心中深深敬重的涂厚善兄帮我细校了一遍。他同样非常重视。可见他并没有偏重俄文书之倾向。此其一。
　　在苏联专家讲古代东方史的时候，农村公社一词频频被提到，而且还会和东方专制主义挂起钩来。那时候已经从《史学译丛》上看到了马克思《答查苏里奇的信和草稿》，心里觉得问题很复杂，找不出一个头绪。有一次，我在私下就这个问题问了林师，还问古代埃及、巴比伦的具体的农村公社材料在哪里？在布瑞斯特德的五卷本《埃及史料集》和《汉姆拉比法典》里怎么找不到具体的材料？为什么在苏联编的《世界古代史史料选集》也找不出像恩格斯在《马尔克》一文里讲的那种农村公社的材料？而且，说古代东方属于奴隶制社会早期，那么到了古代晚期那里还是早期，真是永远无法前进吗？他凝神想了一下，说：“这个问题要深入研究，我正在深入学习马克思的经典著作。看来要下大工夫。”不久，他所翻译的马克思的《资本主义生产以前各形态》（人民出版社，1956）中文本就出版了。我赶快买了一本就读，句子是那样地长，行文结构是那样地复杂，以致不得不用文法分解的方法一句一句地往下啃，简直是读天书啊。读了一遍后只是有了一个很粗浅的了解，这时才想起林师为了学习和翻译这部重要的书要付出多么艰辛的劳动！当时我觉得自己一时无力彻底弄清这个问题，而且其他功课很紧，就放下了。以后写过《古代印度土地关系》（1963），那也只是试图补充介绍一些印度古代农村公社土地制度方面的一些材料，仍然没有能够涉及“亚细亚生产方式”到底如何理解的问题。一直到了文革晚期，复课、编教材逐渐提上日程，林师就又找到我们这群老学生（毛昭晰、刘文鹏、周怡天、崔连仲和我）商量合作编写一部新的世界古代史的事。其实，他已经拟就了一本《世界古代史（上册）》（初稿），他找我们一则是增加助手，再则是帮助我们从过去苏联那一套古代东方特殊说的阴影下走出来。为了先解决理论上的认识问题，他把自己多年学习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笔记整理出来，自己刻钢板油印分寄给我们，然后约我们一同讨论。还要我们找到当时西方出版不久的M.萨维尔所著《马克思主义与亚细亚生产方式问题》（1977），作为参考。当时他住在人民出版社，我们到那里去讨论，中午他邀我们到附近餐馆吃一顿相当丰盛的饭，最后他总是掏出一张十元的人民币（当时可不是一个小钱）付账；可是他平时自己的饮食，却是非常简单节约的，通常几角钱就够了。当时所讨论的这些笔记，就是他稍后写成《世界上古史纲》第八章（《亚细亚生产方式，不成其为问题的问题》）的基础。大体同时，他又和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廖学盛研究员合作撰写了《怎样理解马克思所说的“亚细亚生产方式”？》一文。廖先生是苏联留学生出身，他也和林先生达到了同样的见解，真是“所见略同”。（学盛兄其他文章亦可参考，见《廖学盛文集》，上海辞书出版社，2005年。）当我看到这些的时候，心里终于明白过来，林师其实不是忽然之间来了一个180度的大转弯，原来他已经刻苦学习马克思经典著作多年了。敦书兄说林先生“有独立思考的精神”，我的经历可以补充证明，在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期他就已经开始认真地学习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来自己思考问题了。此其二。
　　林师不仅认真深入学习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而且也正如敦书兄所说，“重视发现新材料，注意吸收新成果。”我们在东北进修时期，主导苏联世界古代史的是斯特鲁威的观点。不过林师也让我们注意秋梅涅夫和季雅科诺夫的文章，看来他不同意秋梅涅夫的东西方古代两种类型的说法，而更注意较年轻的季雅科诺夫的观点。（当时此人的某些观点在苏联十卷本《世界通史》第一卷中有时也以备一说的形式出现。）上世纪六十年代以后，他注意到了《剑桥古代史》正在出新版，以及其中新考古材料的重要性，自己努力钻研西方考古学，同时他又从《吉尔伽美什和阿伽史诗》中发现了古代苏美尔的军事民主制，从S. N. 克拉梅尔的《历史始于苏美尔》里看到城邦在苏美尔的出现等等，发现了东西方国家形成之间的若干十分重要的相通之点。看来，这些对于他的早期国家城邦说的形成起了一定的促进作用，这是从正面看。同一时期，他又看到了K. A. 魏特夫的《东方专制主义——极权国的比较研究》，觉得这种歪曲马克思主义的见解必须予以深入的批评与厘清，（附带说明，林师所作《亚细亚生产方式，不成其为问题的问题》一文，即将在《历史研究》报表时，杂志社责任编辑曾打电话给我，让我劝林师删去副标题，以免使国内某些有类似观点的学者感到压力。我到林师处转达了编辑意见，同时自己也表示赞成编辑建议。他的回答很干脆：“我发誓没有任何针对国内同行的意思。我的目的是批判魏特夫，所以不能改。”我觉得此时他虽不太冷静，但是那种对魏特夫批判的坚定性的确毫不含糊。）这又从反面促进了他的古代国家从城邦到帝国说的形成。他的年事越来越高，可是阅读国内外新成果的努力始终不减。真是实践了自己的笔名，做到“日知其所亡，月无忘其所能。” （《论语·子张》）为了论证古代国家形式从城邦到帝国说，林师在晚年大力从事中外古史比较研究，本文集的第三、四两卷就是其具体成果。他作到与时俱进，“日日新，又日新。”（《大学》引“汤之盘铭”）此其三。
　　我深知自己在世界古代史领域的素养无法望见林师的项背，所以对于他的成就只能以管窥天、以锥指地。个人所见可能还有若干不准确之处，尚祈史界方家、同门诸友多予指正。我所无疑于心的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林师对于我国世界古代史教学与研究的贡献，对于我国古典学基地的创立，对于我国中西古史比较研究的开拓，都是具有历史性的。林师个人的性格，有时看起来有些固执（更准确的说法，应该是执着）。可是从来不惜以今日之我与昨日之我相对敌，所以他的学术思想体系基本是开放的。他的晚年著作，应该说很有开拓性，不过他已经来不及精雕细凿了，所以开放性似乎更强。这对于我们来说，无疑是一份珍贵的遗产。古往今来的历史学者，如果能够在史学史上留下自己的一页，那么就已经具有历史意义或历史性了。应该说林师已经具有了这种历史性。当然，历史性本身还有更深一层的二重含蕴，那就是他既必须对前贤有所超越，同时他又值得后人来力求超越他。记得1983年在长沙开社会科学六五规划会，我和同门好友毛昭晰教授住同一间房，一天林师来到我们房间，把他自己设计的项目申请书放在书桌上，说“你们两人看看，同意就签字！”昭晰兄和我看了，都说：“没有意见，不过这是您辛勤劳动的研究成果，我们怎能滥竽其间呢？”林师近乎发怒地说：“我都七十多岁了，知道哪一天会死掉，你们要接着我作，要超过我。你们必须签字。”我们两人几乎含着眼泪签了字。我们怎么敢说超过林师，不过我们都认为，要学习林师这种在学术勇于超越前贤的精神，当然也要学他那样艰苦卓绝地脚踏实地的实干精神，更要学习他那样希望被后人超越的精神。林师说“要超过我”，我想这一句话也可以奉献给更多的年青的治古史的朋友们。
　　2011年8月门人刘家和谨序
　　于北京师范大学寓庐愚庵
　　[作者刘家和（1928年—），北京师范大学史学研究所教授，北京，100875]
　　[收稿日期：2011年9月8日]
　　（责任编辑：刘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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