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学视角 社会学视角下的环境审视

　　摘要：结合社会学相关理论，分析了《次生焦虑》如何在国家、市场和社会三者关系中探讨太湖流域水污染的成因和特征，并阐释了社会学在解决水污染问题中的独特作用，为研究当下环境问题提供了一种思考路径。
　　关键词：《次生焦虑》；国家；市场；社会
　　1引言
　　工业革命让人类步入了现代社会，但现代化除了给我们带来快意生活外，它还带来了无穷的生态灾难。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经济建设取得了长足进步，与此同时在环境方面也付出了高昂的代价。环境污染已成为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受到社会各界广泛的关注。这一问题不仅影响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更影响到整个社会的安定与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环境污染是市场经济发展的伴生品，我国在发展市场经济时曾经想努力避免这一问题。但中国也免不了和当初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一样走上“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
　　陈阿江教授的《次生焦虑——太湖流域水污染的社会解读》一书以2001年“民间零点行动”和2005年“6·27特大水污染事件”为例，对太湖流域水污染背后人的行动、人行动的社会文化背景进行分析，在以时间（历史）为纵轴，以地域（国家）为横轴的时空坐标间展现了太湖水污染问题的成因和特征，指出国家、市场和社会三者相互制衡和博弈，往往酿成环境问题。
　　2从公共物品走向公共灾难：太湖水污染的历程
　　水污染在环境污染中处于一个特殊的地位，因为水具有很强的藏污纳垢的功能，作为一种公共物品，它又比其他任何一种载体（比如土壤）更具“公共性”。传统农业社会中，生活以及生产给水带来的污染在其消解范围内，所以即便洗菜和洗马桶共用一条公共河流，大家也不会觉得存在什么问题。在生态保存比较完好的宏村，水从每家每户墙根流过，生活用水基本就解决了。但作为对公共物品的保护，对水的使用又存在着严格的不成文的规定。什么时候取水做饭，什么时候洗衣洗菜都有严格的乡规民约。在这些被涂尔干称为“集体良知”的约束下，村民对水的利用和保护井然有序。在《次生焦虑》中的传统社会环境是：经过一夜的澄清，河水变得洁净，清晨家家户户去桥口挑水。早饭后是洗衣服的时间，与淘米、洗菜的时间是错开的。即使相遇，也会各占一角清洁水域。洗刷马桶则在离桥口有一定距离的地方进行，桥口可扔一些脏东西，但又不可随便扔，如果清晨起来到河边洗脏衣服，会被别人说闲话。朴素的道德习俗约束着人们对共同资源使用的秩序维护。
　　随着工业社会的到来，这种安然恬静的田园牧歌生活被轰鸣的机器声所代替。特别是1980年代以后乡镇工业的异军突起，开始了地方工业的大规模污染。企业主出于对经济效益最大化的追求往往进行污水直排，水资源受到严重污染。作为公共物品的水资源逐步走向公共灾难，在《次生焦虑》中作者形象地把水资源这个公共物品称为“唐僧肉”，大家都想来咬一口。在对行为者进行分析的基础上，水污染可以分为外源污染和内生污染。内外以村落为界限，从村落的角度看，污染源头来自外部的为“外源污染”，主要是外在于村落的工业污染，包括乡镇工业，以及城市转移的污染。而“内生污染”是村民自己在自己的社区内产生的污染，村庄中的生活垃圾成为污染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污染首先是从外源污染开始的，随着市场经济在中国的确立，大批的工业企业随之建立。市场经济是个舶来品，现代意义上的市场经济或者说工业经济是在西方产生的。M·韦伯为我们很好地呈现了资本主义的诞生过程。韦伯认为，在传统社会中，人们的行动是非理性的。这种非理性行动包括两种形式，一种是基于情感的行动，由现时的情绪或情感状况决定，另一种是传统行动，由习俗以及惯例决定。理性行动又包括价值合理性行动和工具合理性行动两种。价值合理性行动指的是以固有的价值为目的的行动，而不管这个目的是否会取得成就，对于价值的追求就是其终极目标。工具合理性行动的目标则是最大化地追求利润，而不管这样做产生的后果，利润本身即为目的。新教伦理催生了这种理性的资本主义精神，致使资本主义大行其道。而在中国却一直没有产生类似于“新教伦理”的东西，这样在传统向现代的转变过程中社会经受了更大的张力，以至失范、失向。所以在此逻辑上，中国的市场经济根基不稳，不免走形，表现出来就是破坏起公共产品来更加肆无忌惮。
　　中国的水污染在短短的数十年间已经到了非常严重的地步。工业对河水的污染速度和工业发展速度一样惊人。以《次生焦虑》中所举许村为例，历史上村民一直饮用河水，在河里淘米洗菜洗衣服，在河里游泳洗澡。20世纪90年代初，河水出现异味、怪味。到1994年，河水不能饮用，河中所产的鱼虾有怪味、异味。1996年河水完全无法饮用，村民用井水，1999年接通自来水。以前河水是公共产品，现在则俨然成为公共灾难。
　　市场经济和工业化不仅破坏了河湖水域，而且还影响了村民的态度行为与价值。在传统社会当中，村民对于河湖的利用有着不成文的规定，以习俗和自觉为依靠，大家都会遵守。但随着工业化的推进，外在的污染致使河流失去正常的功能，而后又开始内生污染。河的原先的功能丢失了，河成为生活垃圾的容纳器——粪便、生活污水和垃圾，或填埋以供建筑使用……从某种公共物品中获益的人数越多，平均每个人对公共物品做出贡献和获取收益的份额就越少，人们就越有可能不对公共物品的保护做出贡献。河湖的水被污染之后，对于个体来说不仅是无用的，而且“变保护者为污染者”。这样，在水域高级功能丧失后人们开始开发水体的纳垢的低级功能。因而，原有的维护河流生态平衡的传统价值观念沦丧，水体渐趋走向持续恶化的态势。在内外夹击下，河湖水终于从一种公共物品走向一种公共灾难。
　　3国家、市场与社会的失衡：时空坐标中凸显水污染的成因
　　3.1国家、市场与社会的三角制衡关系
　　国家社会与市场三者之间的关系，苏珊·斯特兰奇在其《国家与市场》一书中曾用一个荒岛故事加以描述。在一艘船失事后，三批人先后来到一个荒岛上，并都认为自己是这个岛上的唯一主人。他们分别首先考虑秩序和安全、公正和平等、财富和生产效率，这三者对应着国家、社会和市场。当然，这样的划分是在不同的群体之间进行的，而且仅仅是一些理想类型。斯特兰奇分析的是国际社会之间的关系，这三个群体在现实中分别对应着不同类型的国家。那么在同一国家内部，又该如何处理三者之间的关系呢？面对“铁笼”，我们有没有出路呢？它的回答需要我们全人类组织起来共同努力。在现实表现中就是通过社会的力量与国家和市场三者之间形成一种有效的制衡。这需要国家让渡出一部分权利，以使社会得以形成。这里的社会是与国家对应而言，是指既与机制化的国家相分离又与这一机制互动的社会各阶层、各集团的自治性组织及其活动领域。 　　以往的关于国家与社会关系的研究大概有两种类型。基于唯名论和唯实论的区别，唯实论者认为国家应高于社会，他们的代表是黑格尔；唯名论者认为社会应外在或先于国家，他们的代表是洛克。邓正来在分析前两者的基础上，指出这两种架构相对于对方都具有某种制衡性的因素，并在历史的现实中，彼此构成了相互制约的关系，他主张“型构一种社会与国家间良性的结构性互动关系”。国家与社会是一种互动的关系，但在这种互动中，市场又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呢？查尔斯·泰勒认为，现代性存在着三个隐忧：个人主义、工具主义理性和专制主义。它最终归结为我们生活与其中的制度性结构，即现代化的市场与国家。
　　在市场因素对现代社会影响越来越大的前提下，国家与社会的架构理应包含进市场的因素，以使这一架构具有更强的解释力。邓正来在其《台湾民间社会语式的研究》一文中，曾探讨过“经济·市民社会·国家”的三元分析框架。在自由资本主义时期，国家采取放任市场的政策。这样的结果是市场充分发挥了它的功能，创造和发明了很多工业产品，全方位改变了人们的生活。社会在国家与市场的双重压制下失去生存的土壤，以致生活中形成市场的独大。这样的后果便是社区生活的衰落和经济危机的爆发以及生态灾难。托克维尔指出，现代国家政府的主要目的不在于使整个国家拥有尽量大的力量或尽量高的荣誉，而在于使国内的每一个人享有更多的福利和免遭涂炭。在市场的冲击下，它理应成为社会的“守夜人”。于是国家不得不一方面对市场进行干预，另一方面让渡出一部分权利给社会，重建社区，让社区中成长出能与市场对话或对接的主体，以便对市场产生制衡。《次生焦虑》通过对中外历史上水污染事件的横向比较和对中国改革开放前后水资源状况的纵向比较，为我们展现了当今水污染的状况和成因。正是因为国家、市场和社会的平衡关系被打破，才有了生态的无限灾难。
　　3.2现今国家市场与社会关系的展现
　　如何治理或改善环境污染的现状是从社会大众到学院都在探讨的焦点，到底在环境污染这个网络中谁该负责、谁该主动，也有不少案例显示出推脱和指责。以日本的一次水污染治理为鉴，或许可以提供更深刻的反思。日本熊本县水俣市1953～1956年间甲基汞的工业废水污染水体，使水俣湾和不知火海的鱼中毒，进而引发人食用毒鱼后中毒者283人，死亡60人。对此，熊本县花费14年的时间，对其进行了处理和填埋，总费用达485亿日元。智索工厂为污染受害人给出了巨额的赔付，至今仍在逐年偿还因污染导致的赔偿债务。日本政府在面对公共灾难时，不仅承担了责任，还使相关企业受到严厉的惩罚，使企业的排污行为受到监管和限制。
　　在中国，政府虽然对环境污染予以重视，并有环境法的各种提案，但是监督的力量还非常有限。科尔曼指出，国家控制法人行动，使其履行社会责任的手段主要是加强外部管理、运用法律和税收政策。对于环境污染来说，中国政府控制企业所用的手段还存在缺陷，而企业的道德良知和环境保护意识较弱，违法的建设项目得以继续，并且企业主利用各种缝隙在政府和企业之间游走。
　　国家和市场力量的关系，纵容了污染的产生和发展。作为受害的个体却很难组织起有效的力量来予以对抗。在社区和社会随着工业化的进程日益式微后，个体直接面对的是“企业巨人”。普通的个体对于污染企业总是很无奈，“民间零点行动”这样事件行动者的核心人物往往是利益受到损害的相关行业的老板。个体由于缺乏社区或社会力量的帮助，在国家和社会之间，往往过于依赖政府。在“6·27”事件中，官方吸取教训，变成了有组织的官方行动，没有农民直接参与或成为事件的干涉者，政府代替受影响的农民、企业进行登记处理，因而成为官方与官方的对应，而生存在此区域中的个体则只是依赖政府，这样民间的自主意识依然没有被调动起来，在市场强力出击下，水污染可能成为严重的社会问题。
　　4结语
　　《次生焦虑》所提供的思考在于，这一湖浊水让我们反思了对现代化的无序追求。于是“在感知外部压力的同时，为了免于亡国亡种，中国人选择了追赶现代化的道路”。但“加之历史文化压力和中国人特殊的心理文化结构，在追赶现代化的过程中产生了社会性焦虑”。陈阿江把它称为次生焦虑，这是相对于为了成为“选民”，新教徒的内心焦虑和中国人传统的焦虑而言的。和“新教伦理”以及“资本主义精神”一样，“次生焦虑”也具有理想类型的意涵。它反映了中国人从传统向现代转变过程中的特征，同时也是“中国的环境问题和其他社会问题的社会文化根源。”
　　在中国经济大步前进的同时也产生了一系列的社会问题。环境问题不仅威胁到民众的生活和生产，同时也威胁到社会的安定与团结。书中所及2001年“民间零点行动”、2007年厦门PX（对二甲苯）化工项目事件以及最近的启东事件无一不说明水污染对于社会治安的危害。虽然参与者身份不尽相同，但后果对于国家来说却越来越严重。在此情况下，水污染早已溢出了经济学和生态学的范畴，成为一个社会问题。社会学的视野从国家、市场以及民间主体的社会参与等层面提出对环境污染的反思，而“次生焦虑”概念的提出不仅解释了水污染的成因和特征，而且也为这一问题的解决提供了新的思索空间。
　　2012年11月绿色科技第11期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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