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地上的禾苗_大地禾苗太阳

　　田中禾在少年时代便展露了不凡的文学才华，但老天要培养一个人，必然在他最张扬恣肆的时候，把他打翻在地，还要踏上一脚，不过，让禾苗在泥土中生长，永远比拔苗助长要好，文学上的幸运常常是用命运的不幸换来的。到新时期他写出《五月》等一批作品，它们已是他与这片土地互赠的礼物。好多新时期知名作家实际上都没有走过90年代，尽管他们也时有新作证明存在，但那不过是在消费的名声的储蓄。田中禾显然不一样，《匪首》（上海文艺出版社1994年2月版）和《落叶溪》（河南文艺出版社1997年5月版）的出版，显示了他不断跃进的步伐。而七十岁时写出的《父亲和她们》（作家出版社2010年8月版）不禁让你惊呼，他越写越好，而且带给我们很多期待：他还会写出什么来？但是，不能不说当今文坛势利，《父亲和她们》的价值显然被低估了，可是如果从另一个角度来讲，今天被捧上了天的那些作品又能怎么样呢？大地生长着万物，但从不炫示什么，万物平等，也各有归宿。
　　如果说小说创作是田中禾的前庭的话，那么新近出版的散文随笔集《在自己心中迷失》（河南大学出版社2012年3月版）就是他的后花园，把它与小说捆绑在一起阅读，能够看到作家的背景、小说的背景，如同《我与父辈》之于阎连科的小说，《芳心似火》之于张炜的创作一样。我始终认为小说如同老蚌生珠，这不仅是个写作技术问题，写作技术可以解决或者弥补一些问题，但它的作用终究有限；或者说，也不存在脱离作家主题、创作内容和整体精神境界的技术，所以，更无限的修炼在作家的心胸、眼界、学养、精神气度等更广阔的空间里，它们看似无形却终将决定有形。这也是我为什么要强调作家的背景，背景是什么？是你的根，是你扎根的沃土，是养育你的文化土壤、精神氛围，也是你区别于他们人的精神气质。在这个全球化的时代中，人类从思想到生活方式不断地趋同化，同一性不由自主地覆盖彼此的差异，文学创作也概莫能外，我们看够了那些统一定制出来的无根、无背景的创作，说不清作品的场景来自好莱坞电影，还是国产电视剧，甚至饭桌商店出流行段子，作家仿佛使出浑身解数也逃不出如来佛的手心，太阳底下没有新鲜事，但太阳底下人们的“背景”却差异很大，作品的差异并非决定于个人奇绚的文字，而背景才是文字的血液，或者讲得冠冕点，那是属于你的文化资源。田中禾的“背景”至少有三：一是中原大地的丰厚文化土壤和在这片土地上的他的生活经历。这个不用多说，大家都明白，他的作品也赤裸裸地呈现了一切。二是俄罗斯的文学精神传统，鲁迅等人的精神血脉，或者可以笼统地概括为知识分子的精神传统，那种为了社会正义而抗战，为高昂的自由精神不惜抛弃精神的气质，那种悲天悯人的人道情怀，甚至那种昂扬中也有感伤的抒情语调，都来自于此，当然，始终不变的现实批判精神，更是这些精神营养所表现出来的棱角。在他的随笔集中对于封建专制的批判，他小说中对于国民性的再反思都是这种精神的体现，他的作品不是由故事和经历所支撑起来的虚空的空间，而有着精神的向度和主体的追求。三是前两者的自然结果，也是向前的延伸，那是在个体经历和知识分子人文传统的基础上所形成的探索精神和自由精神，浅白点说，前两者是田中禾的优势，但也会化为绳索束缚住他，让他执于一端，封闭，狭隘，或者思想僵化，背景像座大山反而挡住了这个人的视线，这样的例子不少，田中禾的可贵在于能够扎根于此，也能够跳出来，他的精神气质是充分的自由、开放的，这也是他在同代作家中出类拔萃的地方，体现在文字中就是他叙述方式的变化都很成功。《父亲和她们》的叙述已经有人谈过了，《十七岁》（江苏文艺出版社2011年3月版）用人生切片的方式将历史和人生贯穿起来，举重若轻，中间的衔接也天衣无缝。《父亲和她们》与《十七岁》的结尾处理也干净利索、手起刀落，该结束就结束，一点也不拖泥带水，既写出了一切，又留下了很多，反倒余音绕梁。说实话，文字的流畅和自如的叙述让我想象不出它出自一个七十岁的老人之手（我不应该用“老人”这个词，无论从作品和精神气质上，他无法让我与田中禾联系在一起，然而又能说是七十岁的少年吗？）。还是回到开头说的话，我从来不单纯地把这理解为文字技术，相反觉得这是自由的开放的精神驱动的结果，让这颗创作的心永不疲倦地探索下去。西方有学者认为，置身于人类的人文传统中，我们每个人会超越自身，变成一个“无限的人”，它至少具有三项好处：“首先，这个无限的人不会犯下违反人性的罪。他/她不会再狭隘地专注于自我及其眼前需求，专注于自己感受到的冤屈，及其欲以报复的欲望。”“其次，这个无限的人将不再为僵硬的偏见所束缚……”“再次，这个无限的人不会妄下结论，而是会在对一个问题作出判断之前审视它的方方面面，他知道任何判断都不是最终的，因此他总是愿意根据最新的资料对这个问题进行重新思考。”如果说田中禾有违“规律”越写越好的话，我认为恰恰是他的“背景”起了很重要的作用，使作品有了一种元气和生命力。
　　具体到《父亲和她们》这部小说，作者说要写一个满怀激情的人是怎样“不但回归了现实和平庸，而且变成了又一代奴性十足的卫道者”，提出了“奴性是怎样炼成的”这样的问题。这是鲁迅一代人所发出的五四声音的再次回响，这种再启蒙的呼唤，是田中禾的精神背景所起到的作用，这使得他形成了自己的价值标准和底线，使得他不仅对于“父亲”马文昌的人生有了评估，而且对于“娘”肖芝兰的人生也有了理性的解读。特别是后者，不仅是作者创造出来的非常重要的当代文学形象，而且在于作者对于她的理性把握，比如在她勤劳、勇敢、坚韧、宽厚的背后，是否充当了扼杀父亲自由精神的帮凶呢？作者一直在追问这些。有这样的追问，那时因为在作者的精神底色中有俄罗斯等知识分子带给他的营养，他更倾向于精神的高贵、自由的可贵和人的尊严的宝贵，然而，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尤其是民间文化中，自然是“好死不如赖活着”“好汉不吃眼前亏”，是忍辱负重，是崇尚实利的苟活文化，而不是精神至上的精神传统，如果说父亲的一个个劫难是原汁原味的中国故事的话，那么在这个故事的背后支撑着的却是精英知识分子的人类精神，是后者不断地叩问现实，作者也始终不肯认同这样的现实，所以小说在情感和理性上产生了“分裂”，情感上，“娘”是伟大的，理性上，“娘”的伟大酿成的结果一直是作者所质疑的，这两者之间的张力构成了小说的整体魅力。 　　是谁改造了“父亲”？政治威权、传统伦理、社会现实等等都有份儿，作者对于“奴性”的敏感让我再次联想到先驱们呼喊的五四精神。这一点，不仅是作者的使命感问题，而其中尚有作者对于中国当代社会现实的洞见，可能忙着查找“后现代”曲谱的人会嘲笑作者跟不上当代的节奏，但作者比我们某些高举着西方理论却看不到脚下坑坑洼洼的学者们更了解“现实”。近年来，倒是一些饱经沧桑、体会甚深的老知识分子在忧心忡忡地呼吁要“重建精神的家园”“还是要接着五四精神的茬走下去”，他们认为：“当前我国亟须开启民智，进行一次再启蒙，打破新老专制制度造成的精神枷锁，否则民族精神有日益萎缩之虞。”在这一点上，田中禾不仅用漂亮的方式讲了一个漂亮的故事，还带给我们一个精神的提醒，这是他的可贵之处，当代作家精神上的无力或远离精神话题，遗志他们成为侏儒尚且不自知，文学的软骨病已经到了不能再讳疾忌医的地步了。对于小说中的“娘”，我们需要进一步反思，为什么她总能在现实中站住脚？与之相对应的是，为什么作为知识分子的“父亲”就要步步退却，最终被成功改造呢？首先“娘”本身就属于这个现实，是这个现实具有强大的塑造人的力量。其次，必须认识到这个“现实”不仅仅只代表着政治威权，否则处在月白风清的日子里的人们，会放松警惕，认为政治威权不存在了，“现实”就不再能够改变我们，恰恰相反，习俗的力量或许更强大，“娘”大约正是掌握了这样的逻辑，才知道什么是倾势而发，获得自己需要的。但是这个需要是现实的需要，却未必是精神的需要。那么，需要反思的是代表着精神指向的知识分子为什么就那么容易在现实面前落花流水一败涂地？怎么就那么容易“兜了圈子”呢？或者说我们需要重新提问，当年鲁迅曾经问过的问题：娜拉出走以后怎样？“父亲”让我们反思不仅是奴性的问题，还有他何以背道而驰接受这种奴性的奴役？中国知识分子通过这个形象也应当反思如何让不着地的精神与这个古老的“现实”的碰撞，不能那么不经碰撞、不敢碰撞，也不能总是高蹈地在演说，知识分子弘扬个性精神也好自由精神也罢，首先得脚踏实地，也得有坚韧的、百折不挠的精神，不能甩甩袖子就不干了，或者唯一的本事就是写信向上级反映情况……小说当然不是在为我们提供现实的解决方案，但我觉得在“父亲”和“娘”放在一起的时候，小说的这种人物形象的复杂性和内涵能够引导我们作出更多的思考。《父亲和她们》让我想到很多类似的作品，比如尤凤伟的《中国一九五七》，讲的也是知识分子的精神是怎样被“阉割”的，但两者又有着不同，《中国一九五七》着意于控诉，有着让人发指的现实惊叹。而《父亲和她们》却力图反思，反思人性在苦难中的沦落起伏。
　　在河南，我曾经说过，几百年后再回看今天的河南形象，可能不是由高楼大厦或惊奇的变化所承担，而是河南籍的小说家们以他们的文字建立了河南的形象、保留了河南的现实，这不是开玩笑，小说本身就有着承载民族记忆的功能，更何况鲜有这么一批作家对这片土地用情如此之深、用心如此之专，他们以参差和斑驳的创作为这片大地上的泥土、禾苗和人们的汗滴保鲜，多少年后，一切都不在时，倘有人问起：黄河曾经东流过吗？那么只有去这些遗存的文字中找寻，正如今人们谈起商周旧事，只好去叩问殷墟甲骨一般，此时，再回头看田中禾和他的同行的价值，就不是薄薄的几页纸的分量了。
　　2012年6月18日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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