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需要培育的国民心态包括 爱国需要成熟的国民心态

　　今年是“九一八事变”81周年，中日建交40年。　　1931年9月18日，日本关东军制造“柳条湖事件”，对中国东北地区发动了武装进攻。　　1972年9月29日，周恩来总理和日本国总理大臣田中角荣在北京签署了《中日联合声明》，宣布自该声明公布之日起，中日两国正式建交。
　　然而，时至今日，中日关系急剧恶化。
　　因为日本政府宣布“购买”钓鱼岛，实施所谓“国有化”措施，导致两国关系急速下降。
　　从9月15日开始，尤其是9月16日，中国几十座城市突然爆发规模不等的反日示威游行，抗议日本政府非法“购岛”行径。各地强烈的爱国表述和抵制日货的民间情绪不断涌现，在激烈的表达中，一些非理性的抗议活动也屡有发生，在有些地方，甚至有人当众焚烧或打砸日系车、抢砸日资(合资)商场等，还发生了袭击日本人的过激行为。
　　每个公民都有爱国表述的权利，但爱国的表述应该理性文明，不能以爱国之名，行不法之实。面对钓鱼岛问题，必须从容镇定，必须冷静理性，必须谋定而动，否则，国家利益未必得到维护，反而可能遭受损害。
　　毫无疑问，中国必须捍卫自己的领土完整，维护自己的民族尊严。这不仅是政府的职责所系，也是每一个国民的责任。日本在钓鱼岛问题上不断采取小动作，中国政府当然应予必要反击，国民也可以采取恰当的方式表达自己的爱国情感。但是，所有这些措施必须深思熟虑。所有这些表达也必须合理合法。
　　为什么每次面对日本的挑衅，我们在表达自己情绪的时候总会有失控的行为出现?根本原因深植于历史当中。19世纪末以来，缺乏资源整合能力的中国，与船坚炮利的欧关列强相遇，中国连吃败仗，备受屈辱。爱国之士一方面仇恨列强，但又痛感自身贫弱。长此以往，形成了弱者心态。这种心态刺激中国人产生危机意识，拼命学习，急起直追。可以说，整个20世纪的中国历史，就是追赶列强的过程，在此过程中，中国进行了各种尝试，也付出惨重的代价。
　　过去十年，中国与强国之间的差距迅速缩小，中国在全球的影响力迅速上升，世界各国，包括一些传统大国，都在以复杂的眼光看待中国。“中国威胁论”表明了他们的焦虑。也就是说，世界已意识到中国的壮大。从某种意义上，世界也期待中国发挥与自己的实力相称的领导作用。
　　所以，中国人对于自己的世界地位应该有充分的认识。中国在身体上壮实起来了，在心灵也应该成熟起来。中国人的身体已不再是病恹恹的了，已经恢复了健康，中国人思考问题的方式，不管是思考自己，还是思考世界，以及中国与世界的关系，不能仅仅停留在病恹恹的那个时期。
　　中国人不必总以一种弱者心态看待自己。因为国力增强，所以很多学者、更不要说青年，要求更为大胆地使用中国所拥有的力量。然而，有的学者、青年所瞄准的方向，以及使用它的方式，仍然是弱者时代所形成的。比如，弱者面对曾欺凌过自己国家的强国，更多地会有一种怨恨心态。因为不能在外投放力量，所以，多倾向于在自家街头表达愤怒。抵制外国货、乃至于打砸自家同胞所拥有的外国货，动辄指责其为汉奸，通常也是弱者的武器。
　　中国人必须逐渐习惯已经变化了的中国，以大国心态面对世界，尤其是面对日本这个与中国始终纠缠在一起的国家。中国既然已经今非昔比，那么，与日本周旋、博弈的手段比以前多得多。中国手里握有很多好牌，那就应当深谋远虑打好这些新牌，应当以中国人源远流长的智慧，使用这些以前并不拥有的手段。
　　相应地，一些传统的手段就完全可以逐渐放弃。这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取舍原则是，实现应对主体之转变。对钓鱼岛这样的局部外交纠葛，应当交给政府，交给专业的政治、外交、战略人士去处理。至于在抗议日本的过程中，打砸市民所拥有的日系品牌财物，乃是通过自残，表达愤怒的一种方式，在今天，是不应使用这种武器的。
　　再者，中国已深度融入全球分工体系中，普通中国人的生活已不可能离开外部产品，包括日系品牌产品。国家之间有限度的领土纠纷，不应冲击中国人的正常生活。如果拥有日系品牌的国人因此而生活在恐惧之中，并导致国人内部的分裂，那就是对国家利益的损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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