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周迷梦晓蝴蝶 扑朔一蝴蝶,,幻影一迷梦

　　摘要 华裔美国剧作家黄哲伦凭借《蝴蝶君》一举荣获美国戏剧界最高奖——托尼奖，并奠定了在美国戏剧界的地位。作为对西方后殖民主义《蝴蝶夫人》的拆解颠覆之作，该剧成功塑造了两大主角沉迷于各自的虚幻生活，最终不可避免地陷入悲剧。本文就东西方主义背景下的人物性格和心理缺失进行分析，试图得出其悲剧产生的缘由是二者错位的意识形态。
　　关键词：《蝴蝶君》 东方主义 错位 意识形态
　　中图分类号：I106.3 文献标识码：A
　　在美国有一专门名词“华美文学”（Chinese American Literature），现已成为了美国主流社会文学作品的一个支脉。继《FOB》拉开“华裔三部曲”后，1988年，黄哲伦在意大利戏剧家普契尼的歌剧《蝴蝶夫人》的基础上，根据当时真实的故事创作了《蝴蝶君》。上世纪60年代，法国驻北京的外交官伽利玛因观看《蝴蝶夫人》而爱上京剧名伶宋丽玲，但最后却吃惊地发现“她”是中方的间谍，而且是一名男性。伽利玛不堪接受这一残酷而荒诞的结局，在狱中自杀身亡，结束了他的幻影蝴蝶梦。他们的关系复杂矛盾、荒诞迷离亦相互满足。这个包含了欺骗、背叛、失去和双面阴谋的爱情悲剧深刻地反映了性别角色的理想化，幻象的极端化，性别主义和帝国主义等主题。一方面，伽利玛的西方大男子主义和帝国主义，令他对东方女性着迷且充满幻想，十几年沉醉于自我欺骗中的虚幻意象里，因无法接受迷醉的幻想和残忍的现实，走向自杀的悲剧。另一方面，出于政治目的，在这场危险游戏中，宋丽玲既出卖了自己的身体又欺骗了伽利玛对他的爱情。他是一个戏子亦是一颗棋子，无法掌握自己的命运，他陷入爱恨纠结的漩涡，走向道德伦理的悲剧。两位角色是心理悲剧式的人物，由于各自的生活环境和教育背景造成不同的意识形态，而正是这种错位的意识形态导致了二者心理的缺陷，最终酿成了悲剧的发生。
　　一 伽利玛：错位的东方主义和自我性别焦虑意识形态
　　萨达尔把东方主义定义为：“东方主义不是源自东方经验的产物。它是一种先在的西方思想的虚构，是对东方的夸张，并将之强加于东方”。此外，在萨义德看来，“东西方之间存在着一种固有的支配关系、权力关系和霸权关系”。而这种关系紧密影响着东西方在经济、政治、文化乃至性别等各层面关系中的定位。在西方帝国主义者的两性概念中，西方具有典型的男性特征：开明发达、威武强大、充满阳刚之气，而东方虽然带有神秘色彩，却如女性一般，保守落后、脆弱隐忍。在他们根深蒂固的殖民主义概念中，弱小的东方希望有朝一日被强大的西方所统治并获得他们所谓的“文明”和“开化”，由此，黄皮肤的东方女性亦会无条件地献身于白皮肤的西方男子。所有的这些东方主义深深地烙印在伽利玛的头脑里，在他的想象里，中国衰老柔弱，中国人害怕西方人，因为他们卑微、低贱，中国女子更是如此。伽利玛并不喜欢歌剧，可是《蝴蝶夫人》却让他看了多次且看得刻骨铭心。因为他的内心长期深受这种东方主义的影响和渗透：心目中总怀有一个“蝴蝶夫人”的虚幻梦，蝴蝶夫人般的中国女性强烈地刺激着伽利玛内心膨胀的征服欲望。
　　身处20世纪60年代女权主义盛行时期，伽利玛的自我性别认同过程既不易又漫长。按照传统西方男性气质的标准，男子应该文明、理性、风度翩翩、富有进取心和进攻性。很明显，伽利玛不符合这样的衡量标准。他从小受到同伴排斥，自卑胆小且不善交际。他有性心理障碍，又是一个婚姻生活的弱者：出于前途和事业的考虑，他娶了比他年长的妻子埃尔加，仅仅是因为埃尔加的父亲是个外交官，他希望事业的平步青云能够弥补他内心自我认同的自卑感和焦虑感。缺乏激情的婚姻和妻子对他男性能力的质疑，深深地伤害了他的自尊心。伽利玛对婚姻迷茫而麻木，他有了一个西方情人，可他并没有为此而树立男性的权威，反而是屡屡受挫。观看《蝴蝶夫人》后，主角平克顿和蝴蝶夫人的爱情给了伽利玛希望，他明白：尽管他内心一直压抑着对爱情和男性力量追求的潜意识，但这种本能的征服欲望却从来没有消失，反而一直存在，时不时都在刺激着他。于是他希望能有平克顿那样的境遇，去实现和满足心中久违的男性角色。他开始构思虚无的意象：既不英俊又无才情的他有朝一日能像平克顿一样，拥有蝴蝶夫人那样坚贞温柔的东方女性，迷恋他依赖他，让他可以走出自卑压抑的境地，重树本能的男性力量。东方主义使伽利玛充满了一种幻想，“我心中有一个幻象，身材苗条、身着旗袍及和服的女子，为了那些毫无价值的洋鬼子的爱情而牺牲”。
　　他遇到了参加《蝴蝶夫人》演出的宋丽玲，她所扮演的日本女子在被她的美国情人抛弃后决然自杀，这点燃了伽利玛脑海里长存的蝴蝶夫人情结，并驱使他步步心甘情愿地走入自己编织的爱情幻想。他自以为是地视宋丽玲为蝴蝶夫人的化身，她就是等待他去征服的的东方女子，他痴迷地幻想着“把她搂在怀里——她是那么的娇柔，甚至我也能保护她，把她带回家，对她溺爱纵容，直到她露出笑容”。他期待宋丽玲也会像蝴蝶夫人一样毫无保留地爱恋他，显然，这样的关系定位在强权和弱势之上。伽利玛陷进了虚幻的爱情迷雾，他执意地认为他得到了最完美的爱情，一个东方女人的爱情，这也造就了伽利玛能被宋丽玲利用欺骗长达二十年之久。宋丽玲对他的崇拜和表面臣服让他找到了自我的回归，而正是因为获得了这种认同，他才会痴迷于宋丽玲并相当地依恋“她”。宋丽玲温柔迷人，甘于为他奉献，和他幻象里的蝴蝶夫人极其匹配，这样的遭遇成就了他的男性优越感及自我性别认同。因此，他的性别期望与实际性别角色已经错位。为了获得他的信任和满足他的虚荣心，宋更是假装怀孕并为他“生”了个孩子，这不仅洗清了伽利玛之前“被阉害”、丧失“能力”的屈辱，还让他获得男性的征服感和虚荣感。虽然如此，他仍然效仿平克顿背叛了宋丽玲有了新的西方情人，因为他“感到兴奋的，是蝴蝶的眼泪和她的沉默”，他在东方女性身上滥用男性特权以彰显他的性别和种族优势。正如萨达尔所说的：“东方主义者建构的东方是一个被动的、如孩子般的实体，可以被爱、被虐，可以被塑造、被遏制、被管理、以及被消灭。”
　　伽利玛苦心经营着自己的蝴蝶梦，奋不顾身去追逐那扑朔迷离的蝴蝶夫人。他通过自欺欺人以期能维持他们的“情人关系”。所以后来当宋丽玲主动要求脱去衣衫展露自己的身体时，伽利玛总是哀求“她”不要脱，正如他所说的：“总是有一种感觉，知道我的幸福是暂时的，我的爱情是个骗局。可是我的理性却不让我知道真相。使我的等待变得好受一些。”这是因为他害怕从事实中醒来，不愿宋丽玲带给他的蝴蝶梦消失殆尽，从而丧失自我认可的基础并导致自我性别认同的崩溃。故事的最后，当宋丽玲男扮女装的间谍身份暴露之后，伽利玛的自我防御机制失败并解体。弗洛伊德的死亡本能认为：“人们所承受的刺激是有限的，当刺激降低为零的时候，人们追求快感，而这种终极快感就是死亡，所以都会走向最终的死亡。”当宋丽玲脱光衣服赤裸裸地站在他面前，蝴蝶幻象破灭了，无情的真相狠狠地打击着他并促使他陷入个人心理紊乱的幻境，伽利玛的自我意识随之灰飞烟灭。最后一刻，他穿着和服带着假发想象自己便是蝴蝶夫人，他喃喃自语地说：“我的名字叫勒内·伽利玛—又名蝴蝶夫人。”说完，将匕首刺进了自己的身体。根深蒂固的东方主义和过度的蝴蝶夫人情结最终导致了伽利玛陷入自恋的泥潭，迷失在自我性别意识形态中。 　　二 宋丽玲：错位的种族复仇主义和同性恋意识形态
　　间谍活动的介入令《蝴蝶君》的故事具有浓厚的政治隐喻色彩。分析主角的心理构造，便不可能脱离当时的历史和政治背景。故事发生的20世纪60年代正是整个世界政治经济风云变化的时期。这一时期，许多国家正经历着关键的政治变革，中国的文化大革命；美国陷入越南战争，掀起了反华浪潮企图颠覆新生的人民政权。特定的政治环境造就了宋丽玲多变和畸形的命运，身为一名华人女性，宋丽玲痛恨西方列强的殖民侵略，他希望国家强大，由此东方人能在人格和身份上和西方人平起平坐。他通晓西方文化且会流利的英语，他身兼戏子和间谍双重身份。宋丽玲扮演的蝴蝶夫人令伽利玛神魂颠倒，伽利玛自然而然地对他心生爱慕。从某种意义上讲，出于民族自尊心和国家利益他奉献了自己。宋丽玲在第一次和伽利玛见面时便说：“你觉得动人，只不过因为你觉得东方女子应当为你们牺牲。”显然，西方人的强权和优越感使宋丽玲心生不平，也产生了对这种不平等的强权的报复心理。宋丽玲利用间谍身份与帝国主义抗衡，利用伽利玛报复西方殖民主义。
　　《蝴蝶君》中的宋丽玲是后殖民主义时代的蝴蝶夫人，他的真实性别为男性，但在“她”和伽利玛的离奇故事里以女性身份出现。伽利玛不知道中国戏剧界的男旦体制，故不了解戏剧里的女性角色大都由男性饰演，而误认为宋丽玲是曼妙女子。宋丽玲出身卑微，母亲是位妓女，生下来就没见过父亲，复杂的生活经历让他周旋于母亲和嫖客之间，并从那里学得如何取悦于男人。加之他从小学习旦角，刻苦模仿女性的语言举止和音容笑貌，使他的一举一动柔美优雅似女性。在与伽利玛经历长达二十多年的同居生活中，宋丽玲不仅获得了伽利玛的爱，还获得了他的情报，他以男人的身份爱上了伽利玛，虽然这不是份纯洁的同性之爱。即使在接受法庭审判时他也没有做出对伽利玛的直接指证，相反，很多时候，他却在处处维护着伽利玛，诉说着两人相爱的种种。他甚至在法庭上大肆宣扬他们的结合是出于本能的需要，是完美的结合，丝毫无视旁人的非议。
　　宋丽玲活在各式各样的谎言世界之中：他的性别是一个巨大的谎言，他所从事的职业是以谎言来换取真相，谎话太多连他自己都相信是真的。尽管他嘴上不承认，而且对西方还带有仇视心理，但他内心却一直在编织着虚幻的真相。他享受并依赖伽利玛对他的依恋和迷恋，他想在西方人面前表现得平等，想要证明他和伽利玛之间有真爱，这种爱超越了种族、性别、身份。他最后赤身裸体站在伽利玛的面前为的就是想让自己和伽利玛都接受同性之爱，他以一个男人的身份，企图在最后一刻迫使自己曾经的爱人证明他仍然爱他，而并非爱上自己制造出来的幻象。他希望伽利玛认同的不仅是他的外表，更是他的内在，即使性别不同。对于伽利玛，这样的谎言结局让他绝望，他多年来爱着的只是蝴蝶夫人的幻象，而宋丽玲却向他展示了真我，真的同性之爱。
　　《蝴蝶君》里，伽利玛和宋丽玲两人忽男忽女，错位倒置，都被自己的身份确立所迷惘，都活在的谎言和虚幻中并被其所颠覆。谎言的揭穿令双方都深受伤害并最终酿成悲剧。而正是由于西方的殖民主义和东方主义，导致了二者的悲剧心理和错位的意识形态。伽利玛无法接受真相穿上了蝴蝶夫人的服饰自杀，宋丽玲则穿着西服站在伽利玛的尸体旁边，抽着烟，喊了两声：“蝴蝶？蝴蝶？”他们之间的爱恨情仇，幻想和现实的冲突到头来不过是沧海一蝴蝶，迷离一幻梦。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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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唐友东、刘岗：《〈蝴蝶君〉中性别文化身份转换的双重解读》，《作家》（下半月），2010年第20期。
　　作者简介：许静，女，1981—，四川荣县人，硕士，讲师，研究方向：英美文学、文化，工作单位：四川理工学院外语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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