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妃嫔寝戏_清代妃园寝制度及其对明代妃嫔埋葬方式的继承

发布时间:2019-05-17 06:38:04 浏览数:

  【关键词】明清时期;妃嫔;埋葬方式;妃园寝  【摘 要】清代的妃园寝是在明代帝王妃嫔丧葬处理方式的基础上改进发展而来的。明初恢复活人殉葬制度,殉死的妃嫔都葬于帝陵的左、右配殿,明英宗废止宫人殉葬后,妃嫔死后各建坟茔或葬于同一墓室中。清朝入关后,随着后宫等级制度的建立,妃嫔埋葬形式逐渐固定,历朝皇帝的妃嫔死后,各随其所属皇帝的陵地,分别集中埋葬在东、西两个陵区之内,称之为妃园寝。
  清代的妃园寝是在明代对历朝帝王妃嫔的丧葬处理方式的基础上,经过改进发展而来的。所谓清代的妃园寝,是指有清一代自后金建国开始至清王朝灭亡的296年期间,除历朝皇后之外的所有皇帝妃嫔的墓葬。
  一、明代妃嫔的埋葬方式
  明代从元惠宗至正二十八年(1368年)朱元璋灭元称帝建立明朝,到明思宗崇祯十七年(1644年)李自成攻入北京,明朝灭亡,前后共历277年16帝。其中,明太祖朱元璋死后葬于南京东郊钟山之阳,称孝陵,惠帝朱允炆(即建文帝)在朱棣发动的“靖难之役”中失踪,没有建造陵墓,其余14帝的陵墓都在北京。葬在北京的14位皇帝,有13位葬于北京北郊昌平县天寿山明陵之中,后人称之为“明十三陵”。明代宗朱祁钰(景帝)因英宗复辟遇害,初以王礼葬于北京西郊金山,至成化年间恢复帝号,将王坟稍扩其制,改为帝陵,世称“景泰帝陵”。自明成祖永乐十九年(1421年)迁都北京之后,明代历朝帝王的妃嫔死后,也就都埋葬在十三陵和金山这两个地方。
  明代从洪武年间开始,恢复了自春秋时期就已经逐渐被历代统治者废除了的以活人殉葬的制度。这一灭绝人伦的人殉制度的恢复,无疑是对历史的极大反动。洪武二十八年(1395年),朱元璋的次子秦愍王朱死,明王朝让其两名王妃殉葬。洪武三十一年(1398年)三月,朱元璋的三子晋恭王朱死,亦用人殉。至于皇帝死后,殉葬的宫妃数量更是多得惊人。根据《大明会典》记载:“孝陵(明太祖朱元璋)四十妃嫔,惟二妃葬陵之东西,余俱从葬;长陵(明成祖朱棣)十六妃,俱从葬;献陵(明仁宗朱高炽)七妃,三葬金山,余俱从葬;景陵(明宣宗朱瞻基)八妃,一葬金山,余俱从葬。”[1]另外,景帝(明代宗朱祁钰)死后,因李贤之奏,汪妃以抚养幼女而免殉,但唐妃等亦被“赐红帛”从死。而据朝鲜国《李朝实录》记载,明成祖死后,“宫人殉葬者三十余人,当日死之,皆饷之于庭,饷辍,俱引升堂,哭声震殿阁。堂上置木小床,使立其上,挂绳围其上,以头纳其中,遂去其床,皆雉颈而死。……诸死者之初升堂也,仁宗亲入辞诀。”[2]其惨烈之状,可以想见。
  直到明英宗死前,才“遗诏罢宫妃殉葬”。于是,自“裕陵(明英宗朱祁镇)以后,妃无从葬者”。但由于这种灭绝人伦的做法在明朝已实行了近百年,所以直到明朝晚期,诸藩王府中妃妾自尽殉夫之事仍屡见不鲜,而明王朝不仅没有严加禁止,反而列予旌表,体恤鼓励,所以以活人殉葬的事件在明朝一直都有发生。
  明英宗之前各朝殉葬的妃嫔是怎样埋葬的,当时的官方史料都没有明确的记载。清人顾炎武在《昌平山水记》中说:“宫人从葬之令,至英宗始除。故长陵有东、西二井,东井在德陵东南馒头山之东南,西向。西井在定陵西北,东向。并三重门,门三道,殿三间,两庑各三间,绿瓦周垣。”[3]又《明孝宗实录》卷39有弘治三年六月甲申“修长陵东、西井香殿及厢房墙垣”的记载,据此可知,长陵的东、西二井应当就是长陵殉葬妃嫔的埋葬之地,而不是像过去有些人所推论的那样,是明代若干代殉葬妃嫔的集体合葬地。长陵东、西二井所葬人数,或如《大明会典》所述是16人,也可能如朝鲜国《李朝实录》所说的是30余人,有待于将来考古发现去证实。至于为什么长陵把殉葬妃子的埋葬地称之为“井”,顾炎武在《昌平山水记》中解释说:“《会典》言长陵十六妃从葬,位号不俱。其曰井者,盖不隧道而直下,故谓之井。”清人梁份在《帝陵图说》中则解释得更加明白:“东井、西井当天寿山正东正西之地,永乐间所置,取金井之义,下窆穿圹不隧,为成祖十六妃殉葬之所,以次而也。”[4]至于成祖之后至英宗废止活人殉葬期间,仁、宣二帝殉葬的宫妃是怎样埋葬的,根据王岩先生对天寿山陵区诸陪葬墓的排比调查,认为仁、宣二朝的殉葬宫妃与长陵东、西二井的规制大体相同,都是葬于其所属帝陵的玄宫之左、右配殿[5]。
  英宗之前诸帝,由于实行宫妃殉葬制度,被殉葬的宫妃们是在被集体缢杀后而一次性统一埋葬的,故“位号不俱”,这应当是成、仁、宣诸陵殉葬妃嫔墓葬方式的共同特点。明英宗废止宫人殉葬以后,皇帝死后不再集体缢杀宫妃,妃嫔们得以享其天年,这样情况就有了改变,不可能再出现一次性统一埋葬的情况。所以英宗以后,“先是妃皆自为坟。宪庙十三妃,始同为一墓。嘉靖三十年,以古世妇御妻皆九,宜九妃为一墓,同一享殿,内作七室两厢等各备。于是金山预造五墓,墓各九数,以次葬焉。”[6]这里特别要注意的是,这段文字中使用了“坟”和“墓”两个概念,而这两个概念自古以来一直是有区别的。所谓坟,指的是墓上的封土,而墓则指的是封土下埋葬死者的墓室,所以孔子曾经说“古者墓而不坟”[7],就是这个意思。所谓的“先是妃皆自为坟”,指的是英宗初废宫人殉葬后,妃嫔死后是各自建立坟茔的。而“宪庙十三妃,始同为一墓”,则是说从宪宗开始,才将诸妃葬于同一墓室中。按照这一说法,宪宗的13个妃嫔因为葬于同一个墓室之中,所以应当只有一个坟头。到嘉靖三十年,又规定九妃同葬一墓,同一享殿,于是在金山预造了五个墓室,每个墓室中都预设有九个放置棺椁的位置,按照妃嫔死亡的先后顺序,而不是按照其生前的地位来安置她们的棺椁。对于这些妃嫔的祭祀,“先是从葬诸妃,岁时俱享于殿内,其别葬者,俱遣内官祭以牲醴。嘉靖十七年始命并入各陵,从祭恩殿之两傍,以红纸牌书曰大明某皇帝第几妃之位,祭毕焚之。隆庆六年改造木位,刻列名号,置各陵永远从祭。其世庙诸妃,并迁永陵,各置木位配享。阿保诸夫人俱葬金山,惟清明霜降,遣内官以牲醴祭之。其余一用素羞。”[8]   明英宗裕陵之后至明穆宗昭陵各朝的妃嫔埋葬情况,据《大明会典》记载:“裕陵十八妃,一葬绵山,余俱金山;茂陵(明宪宗朱见深)十四妃,一葬陵之西南,余俱金山;康陵(明武宗朱厚照)一妃葬金山;显陵(明世宗本生父,追尊睿宗献皇帝)一妃葬金山;永陵(明世宗朱厚)三十妃二十六嫔,惟五妃葬天寿山之儿峪,余俱金山;昭陵(明穆宗朱载)诸妃葬金山。”[9]金山位于今北京西北15公里,颐和园西,约当青龙桥西北1公里之地。这里所葬的明代妃嫔情况,根据《程文恭公集》中《议睦妃茔疏》的记载:“金山一带,约长三里,中间新旧陵墓约计二十余处,支陇高下,封茔殆遍,昨经审择似更无余。臣查得先年英庙妃坟一所,共十七位。宪庙妃坟一所,共十三位。当时地尚有余,不嫌同。去年宜妃包氏、静妃陈氏逝,钦奉圣谕:‘昨二妃相近而逝,可同一地为墓。我宪宗诸妃,皆同处者,且省民力一分,是同藏之便。’皇上已有成命矣,昨所择地一处,切在二妃坟左。臣见本坟圹域甚广,左右可容。见今工作未完,并睦妃尤便。况体魄所藏,神灵依,悬处孤寂,亦或未安。又况去秋虏警,上轸宸衷。若使兆域仍旧,守者增新,人众力多,亦可防御。盖臣反复思之如此,则于地为宜,于灵为妥,于守为易,一举而三便焉。”[10]可见当时金山一带明朝的妃嫔墓葬已显得非常混乱,尤其是皇帝的陵墓在天寿山,而其所属的妃嫔却葬在金山,所谓“支陇高下,封茔殆遍”,又与旧坟杂处,时日既久,属系就很难明了,甚为不便。
  二、清代妃园寝建立的历史原因
  清代的妃园寝与宗室王公的园寝一样,都是在清室入关之后才逐渐形成一定制度的。在努尔哈赤时代,后宫制度尚未像后世那样完备,所有皇帝的妻妾统统都按照女真风俗称之为“可敦”,汉语音转为“福晋”,还没有皇后、皇贵妃、贵妃等位号之分。 据《清史稿》记载:“太祖初起,草创阔略,宫闱未有位号,但循国俗称‘福晋’。福晋盖‘可敦’之转音,史述后妃,后人缘饰名之,非当时本称也。”[11]按后金时期,后宫位号既没有像后来那样形成制度,后宫的等级制度也没有建立起来,客观上自然也就不存在建立妃园寝的需要。妃园寝的建立,只能是在后妃制度形成之后,后宫中皇帝的“妻子们”的地位及社会政治权利在客观上形成了高低尊卑等不同的等级差别后,才可能出现在丧葬制度上的区别。所以,清代妃园寝制度的建立,也同样是在皇权专制发展到一定时期,后宫严格的等级制度形成并发展到极端化的产物。没有等级制度的存在,就不可能产生丧葬制度上的等级分化,因而也就不可能产生中国封建社会的陵寝制度。同样,等级观念如果没有被极端化,也就不可能有清代各种园寝的形成和园寝制度的建立。
  后宫的等级制度,缘于封建时代帝王的一夫多妻制。努尔哈赤时代,“宫闱未有位号”,所以其福晋可以有受宠、不受宠的不同,但不可能有后宫的等级差别。清代的后宫等级制度是从皇太极崇德改元后才开始建立的。《清史稿》记载:“崇德改元,五宫并建,位号既明,等威渐辨。”[12]而把这种等级制度推向极端化则是在顺治入关以后,“世祖定鼎,循前代旧典。顺治十五年,采礼官之议:乾清宫设夫人一、淑仪一、婉侍六,柔婉、芳婉皆三十;慈宁宫设贞容一、慎容二,勤侍无定数;又置女官。循明六局一司之制,议定而未行。”[13]所以清朝入关之前,并没有建立过妃园寝,至于现在沈阳清太祖努尔哈赤福陵的“寿康太妃园寝”和清太宗皇太极昭陵的“懿靖大贵妃园寝”,都是在清廷入关之后才建立起来的。
  三、清代的帝陵与妃园寝制度
  清代自明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努尔哈赤在赫图阿拉建立后金政权,到宣统三年(1911年)清末帝溥仪退位,共历296年12帝。其中,清太祖、太宗二帝时期,其统治范围一直都没有达到关内,所以太祖、太宗死后分别葬在沈阳福陵和昭陵。自世祖顺治皇帝福临入关定鼎北京后,清王朝在北京附近的河北省遵化和易县分别建立了两个陵区,后世称之为清东陵和清西陵,入关后的10个皇帝就都葬在这两个陵区之内。
  清室入关之后,据说顺治帝一次到西距北京市区125公里的今河北省遵化市境内狩猎,看到昌瑞山东西逶迤,气势不凡,左右有鹰飞倒仰山和黄花山龙盘虎踞,前面有金星山持笏朝揖,昌瑞、金星两山之间又有影壁山如书案可做凭依,其地“龙穴砂水无美不收,形势理气诸吉咸备”,正好符合中国传统风水学建立陵寝的理念,遂将此处选定为自己百年后的陵寝之所。顺治死后,康熙皇帝按照其父的遗愿,于康熙二年(1663年)在昌瑞山南麓为顺治建立了孝陵。其后,康熙皇帝也在这里修建了自己的陵寝景陵。至雍正即位后,又在今河北易县城西15公里的永宁山下选定了自己的陵地。于是,清代的帝陵就有了东西两处,这便是后世所称的东陵和西陵。至乾隆皇帝时,按照中国传统的宗法制度,规定其后各代皇帝都要按照左昭右穆的原则,在这两个陵区建立陵寝。按照这一原则,乾隆皇帝即葬在了东陵,其继弥者嘉庆皇帝就应当埋葬在西陵,而嘉庆之后的道光皇帝则又应当埋葬在东陵。道光皇帝最初的确也是按照昭穆的原则,在东陵的宝华峪为自己建立了陵寝,并于道光七年将去世的孝穆皇后葬入陵中。不料一年后,发现地宫渗水一尺七寸,道光皇帝闻之非常震怒,遂将已完工的陵寝建筑全部拆毁,并不顾祖制,把陵址选在西陵重建。这样,原本应当葬在东陵的道光皇帝最后葬进了西陵,而他之后的继弥者就只能从他开始重新安排昭穆了。
  清东陵内共建有五座帝陵,分别是顺治皇帝的孝陵、康熙皇帝的景陵、乾隆皇帝的裕陵、咸丰皇帝的定陵、同治皇帝的惠陵;西陵内则建立了四座帝陵,分别为雍正皇帝的泰陵、嘉庆皇帝的昌陵、道光皇帝的慕陵、光绪皇帝的崇陵。另外,末代皇帝溥仪1967年10月去世后,其骨灰先是寄存在八宝山,1994年,旅居海外的张世义先生在易县崇陵西北兴建了一座华龙皇家陵园,劝说溥仪的妻子李淑贤,将溥仪的骨灰于1995年1月26日安葬于此陵园之中。   清代对皇后和妃嫔的埋葬方式改变了明朝的做法,规定只有皇帝与皇后的墓葬才称之为陵,皇后以下所有妃嫔的墓葬则统称之为园寝。一般情况下,皇帝死后都与皇后合葬,同一个皇帝的妃嫔一般都集中安葬在同一个园寝之中,每位妃嫔的墓葬位置也是生前就按照其地位事先预留好的。清代的妃园寝一般都建在其所从属的帝陵附近,这样,历朝妃嫔所属的统系也就清晰明了,一目了然了。
  由于清朝入关后建立了东、西两个陵区,因此历朝皇帝的妃嫔死后,也就各随其所属皇帝的陵地,分别集中埋葬在东、西两个陵区之内。这些妃嫔的墓葬被称作园寝,以示等级的区别。妃园寝分别建在各自所属皇帝的陵寝附近,一般根据其所属的皇帝陵号冠名,而被称之为某陵妃园寝。在清东、西两座陵区中,共集中埋葬了清廷入关以来各朝皇帝的200余位妃嫔。妃园寝皆以绿琉璃瓦覆顶,以示区别。
  建在东陵陵区内的妃园寝有五座,分别是康熙皇帝的景陵妃园寝和景陵皇贵妃园寝,雍正皇帝的老贵人园寝,乾隆皇帝的裕陵妃园寝,咸丰皇帝的定陵妃园寝,同治皇帝的惠陵妃园寝。按照乾隆皇帝规定的昭穆相间的定制,原本道光皇帝的陵寝建在东陵的宝华峪,妃园寝与帝陵同时建成。道光七年,道光皇帝的平贵人去世,入葬于该园寝中。但后来因为宝华峪陵寝进水废毁,改在西陵重建,宝华峪妃园寝同时被毁,迁至西陵之中。另外,清世祖顺治皇帝的妃嫔原本葬在今天津蓟县境内的黄花山下,称之为悼妃园寝,后来在顺治皇帝死后,康熙五十七年将悼妃园寝内所葬的三位妃子全部迁葬于孝东陵中安葬,悼妃园寝遂废,孝陵便没有了妃园寝。
  建在清西陵的妃园寝有三座,分别是雍正皇帝的泰陵妃园寝,嘉庆皇帝的昌陵妃园寝,光绪皇帝的崇陵妃园寝。道光皇帝在西陵为自己重建陵寝时,原来修建在东陵宝华峪的妃园寝迁到了西陵重建,地址选定在双峰岫,因当时道光皇帝未死,没有陵号,所以就被称作双峰岫妃园寝。道光皇帝死后,其皇贵妃博尔济吉特氏自恃抚养咸丰皇帝有功,临终前讽示咸丰,不封其为皇太后则死不瞑目,咸丰皇帝不愿被人说他薄情寡义,无奈之下,只得尊封她为康慈皇太后。未几,博尔济吉特氏薨,咸丰皇帝虽然尊封了她,但心中却不无愤懑,所以并没有专门为博尔济吉特氏建立慕东陵,而是将原来的双峰岫慕陵妃园寝略加改造扩建,依然将其葬入该园寝之中,算是对这位皇太后的报复。于是,双峰岫慕陵妃园寝因葬入了这位康慈皇太后而“升格”为慕东陵。
  [1][6][8][9]《大明会典》卷90《礼部·坟陵等祀》。
  [2]朝鲜《李朝实录》卷163《世宗庄献大王实录》。
  [3]清·顾炎武:《昌平山水记》卷上。按实地考察,东井在德陵西南,西井在定陵西南,故原文中“东南”应为“西南”之错讹,“西北”应为“西南”之错讹。
  [4]清·梁份:《帝陵图说》卷2,清汪鱼亭传抄本,北京十三陵特区影印,第19页。
  [5]王岩:《明十三陵的陪葬墓——兼论东西二井陪葬墓的墓主人》,《考古》1986年6期。
  [7]《礼记·檀弓上》。
  [10]《皇明经世文编》卷221《程文恭公集》。
  [11][12][13]《清史稿》卷214《后妃传》。
  〔责任编辑:许潞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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