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口红利发展模式的代价与化解】 人口红利谁提出的

　　内容摘要 人口红利发展模式的动因内在于“人口机会窗口”。依赖于一系列经济、政治和社会制度的变革，人口红利才能得以变现。中国借助于人口红利发展模式，实现了数十年经济的高速发展，但同时也正在向人口负债时代快速转换，产生大量劳动力闲置、收入差距拉大、产业结构升级举步维艰、以人口红利为支撑的出口导向型经济增长模式潜力不足、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思维定式与路径依赖等隐患。这一系列问题，必须通过促进有效就业、加强社会保障体系的建设、适时调整国家的计划生育政策、统筹把握好下一阶段的城市化进程、加强人力资本投资和利用、适时调整退休年龄等政策举措予以积极化解。
　　关键词 人口红利发展模式 人口负债 计划生育 退休年龄 可持续发展
　　作者 1朱礼华，南开大学经济学院人口与发展研究所博士生；2李建民，南开大学经济学院人口与发展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天津：300071）
　　基金项目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人口变化对经济发展的影响”（BE011202）
　　人口转变理论及其对经济的影响成为现代人口经济学的一个重要内容。近年来，诸多文献指出20世纪下半叶东亚一些国家和地区的高速经济增长得益于其有利的人口结构，并称其为“人口红利”。事实上，人口结构本身的变化并不必然导致人口红利，而仅是提供了一个“人口机会窗口”。日本、韩国、中国台湾地区，以及紧随其后的大陆地区的经济高速增长恰恰是抓住了这一机会窗口，通过一系列经济、政治和社会制度的变革而使人口红利得以变现。由于这一过程中人口因素是经济高速发展的共同和核心因素，因此，我们不妨说，东亚奇迹向世界展现了一个全新的经济发展模式——人口红利发展模式。
　　人口红利发展模式
　　人口红利发展模式的动因内在于人口转变阶段中出现的有利于经济发展的人口年龄结构，即“机会窗口”，具体表现为：第一，抚养比降低，劳动适龄人口占比大，劳动参与率相对提高，劳动力供给充足，劳动价格下降，鼓励资本投资，资本投资又会进一步拉动就业，就业劳动力数量提高和资本增加都是促进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第二，抚养比的降低一般会减轻家庭抚养负担，同时，劳动人口也会为未来退休生活进行储蓄，二者都会增加当今储蓄，鼓励投资，从而促进经济增长。第三，抚养比的降低通常伴随着预期人均寿命的延长和少儿抚养比的降低，二者往往激励家庭倾向于人力资本投资，从而提高特定区域和国家的整体国民素质，而相关研究结果表明[1 ]，人力资本投资较物质资本的投资回报率大。
　　以上三个有利条件仅仅是人口红利发展模式的内在动因，要真正成为一种经济发展模式，还必须借助外部的有利条件与一系列相关的政策和制度，将该“机会窗口”转化为现实的人口红利。
　　在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西方发达国家逐步普及了覆盖全民的福利制度，劳动力成本较高，消费市场潜力巨大，同时借助国际的产业分工，淘汰和转移了某些工业和制造业。而此时的东亚刚好从战乱中恢复过来，面临发展经济的强烈需求，同时战后人口急剧增长，涌现出大量的劳动力，社会存在着巨大的就业压力需要解决。在参与国际产业分工的过程中，太平洋沿岸的东亚国家不仅具有急迫的需要，其得天独厚的地理交通位置和勤劳节俭的历史传统，也是额外的优势。于是，东亚奇迹的几个代表国家和地区在这一时期皆通过共同的发展模式抓住了这一机遇，具体表现为：及时抓住人口转变的“机会窗口”和劳动力资源的供给优势，顺应世界产业分工的趋势，对外开放，对内改革，积极引进外资，鼓励国内投资（特别是民间投资），依靠国际大市场大力发展出口导向型经济，提高就业、增加国家积累、提升国家实力，较快实现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的转变。我们称之为“人口红利发展模式”。
　　依托人口红利发展模式而崛起的经济体，就其速度而言，同西方发达国家比较确实可以称得上“奇迹”，但奇迹往往和代价相伴。运用该模式快速成长起来的经济体，不仅在其发展过程中面临世界市场容量、技术和产业结构提升、社会保障体系健全、充分就业、资源和环境、收入分配等问题的挑战，后人口红利时期的可持续性发展也将是突出问题。笔者认为，要保证人口红利发展模式的成功和后人口红利时代的可持续发展，应具备几个基本条件：（1）良好的国际环境，包括海外巨大的市场容量，良好的国际经济合作关系；（2）比较优势下的充分就业；（3）做好应对后人口红利时代老龄化的准备；（4）不太严重的收入差距问题；（5）国民素质的提高和技术的储备，为将来的产业升级和技术进步做好准备；（6）工业化和城市化过程中对资源和环境的适当保护。这也是日本、韩国以及中国台湾地区运用该模式的经验和教训的总结。
　　目前，正在收获人口红利的中国较前期的日本、韩国所面临的形势更为严峻：中国人口底数大，起步晚，出口导向型经济面临发展空间的限制；原先的计划经济、户籍制度对人口红利的实现产生了不利影响；庞大的国有企业的用人机制和就业政策限制了劳动力的流动和优化配置；大量体制外企业粗放式的生产和雇佣行为在收入分配、技术进步、社会保障以及资源和环境等方面，带来了一系列比较严重的问题。如果说人口红利模式是中国在特定历史时期所采取的合宜发展模式，那么，在这种发展模式经历了而立之年并且取得巨大成就的今天，深入而全面的思考过去有助于我们明确未来努力的方向。
　　中国人口红利发展模式的代价
　　中国的人口转变堪称人类历史上最为迅速和规模最大的人口转变，中国人口“机会窗口”所蕴藏的能量十分巨大，开启的时期亦非常短暂。虽然我们正在收割着巨大的人口红利，但是由于在这一过程中缺乏前瞻性、系统性的制度安排和解决方案，广大劳动适龄人口处于粗放、低效和责任缺失的使用状态，从而引发和孕育了一系列的经济和社会问题，成为中国经济和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障碍与和谐社会建设的隐忧。具体表现有：
　　1.中国正面临着人口红利时代向人口负债时代的快速转换，但目前中国尚未做好迎接老龄社会的准备。对于经济发展来说，中国人口快速转变既带来了“红利”也蕴含着“债务”。在此，人口债务主要指老年人口数量快速增长所导致的人口老龄化。据联合国推算，中国总抚养比在2015年前后将达到历史最低点，在此之前，总抚养比降低的主要因素是少儿抚养比的降低，而未来总抚养比升高的主要因素是老年抚养比的升高；并且，中国老龄化速度很快，65岁以上老年人口比例从7%（2000年）上升到14%，西方发达国家一般要经历80～100年，而中国仅用了32年。[2 ]这种快速的人口转变过程及特殊的后人口转变形态，会在经济增长、社会代际关系以及政府政策等方面对中国产生重要影响，增加中国未来的不确定性。最为令人担忧的是，中国的情况是“未备即老”，目前的社会养老体系和养老支出还相当薄弱，并且很不平衡。因此，就人口老龄化的角度分析，无论从社会负担还是发展动力来说，都会对未来中国的经济和社会产生负面影响，逐渐从“红利”阶段过渡到“负债”阶段。所以，如何充分开发现有潜在的人口红利，挖掘可供替代的经济增长源泉，在社会保障、政策安排、文化观念等方面迎接老龄化的挑战，刻不容缓。 　　2.伴随人口红利的劳动力供需失衡，导致了大量劳动力闲置，增加了当前和未来的社会负担。近年来，中国的劳动力市场存在一个特殊现象：在全国大面积爆发用工荒的同时仍存在大量劳动力剩余或闲置[3 ]，甚至有学者认为2005年仅农村待转移劳动力就超过1亿[4 ]；相对于人均寿命和健康状况的明显改善，劳动力的职业寿命较短，失业率（含隐性失业和就业不足）较高，“40、50”就退出劳动力市场的现象较为普遍。我们认为，虽然导致这一现象背后的原因很复杂，但这其中有人口红利发展模式的很大影响：基于充足而廉价的劳动力供给，用工方容易产生粗放和短视的用工行为，倾向于雇佣青壮年工人，随用随招，合同期短，没有激励去培训工人以提升他们的技能并长期雇佣，劳动力的优化配置以及技能提升面临较大障碍。长此以往，加剧了当前供需失衡的矛盾，影响了人力资源的充分利用，加速了人口红利的枯竭。也就是说，人口红利的实现是通过大量具有“劳动能力”的人而非通过“富于生产和创造能力”的人来实现的，造成大量“就业不足”和人力资源与人力资本的浪费，成为中国当今和未来的社会隐患。
　　3.人口红利实现的同时也引发了收入差距拉大等社会不稳定因素。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经济发展的各个阶段，价格低廉的劳动力比较优势一直是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依靠力量。在产出价值的要素分配中，劳动要素的份额低，资本的收益率自然就会高，因而可以不断吸引国内外的投资，最终导致中国的经济增长方式具有明显投资拉动型的特征，实物投资比例远高于世界平均水平，实物投资的收益也明显偏高。这种过于依靠人口红利的经济增长模式往往会导致广大劳动阶层收入低，少数资本提供者获利高，造成收入差距拉大。另外，投资的高收益往往会导致投资过热和产能过剩。这两种结果的出现会加剧经济的波动，降低国家的宏观调控能力，加大经济体的风险，增加产业升级和转型的成本，同时使得纺锤形的社会阶层结构难以形成，影响中国社会的稳定与可持续发展。
　　4.伴随人口红利发展模式的产业结构锁定效应，使产业结构升级举步维艰。一个经济体在扩大再生产过程中，资本的趋利性决定了投资的资本形式会受到技术水平和劳动力状况的影响。如图一所示，横轴L表示劳动要素，纵轴T表示技术水平，K1、K2表示投资的资本形式， Y1、Y2、Y3表示不同的产出水平。如果一个经济体中，劳动力充裕而价格低廉，投资便会选择倾向于使用劳动力要素的资本形式K1；反之，资本则会选择倾向于使用技术进步的资本形式K2。该经济体的资本形式又会进一步决定其生产方式是劳动密集型还是技术密集型。更为重要的是，劳动密集型生产方式往往是建立在低级劳动力使用基础上的，没有人力资本投资的激励（当前普遍存在的大学生就业难以及收入较低问题，就显示了人力资本投资与收益出现较大背离），人力资本存量和质量得不到有效提高，国民整体素质得不到应有提升，会进一步限制技术提升和产业升级，产生“锁定效应”。也就是说，劳动力的充足供给和低报酬会对中国的产业结构升级和技术提升造成不利影响，中国在实现人口红利的同时，也在经济提升的道路上添置了隐形的障碍。
　　5.中国以人口红利为支撑的出口导向型经济增长模式潜力不足，并引发了一系列问题。中国出口导向型经济发展壮大的重要支撑是充足的劳动力数量和低工资，由于缺乏科技创新和高质量人力资本，总体而言处于全球产业链的低端，导致出口产品的附加值较低，耗费了大量的能源，比如，就国内生产总值电耗（kwh/US$，2000年价）而言，2006年世界平均为0.46，香港地区为0.18，台湾地区为0.58，大陆地区则为1.28，① 同时对环境产生了较为严重的污染和破坏。当今中国虽然已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但人均收入水平和福利状况并不乐观，加之国强民弱，收入差距过大，内需长期不能顺利启动，一旦国外市场需求不足，中国经济则会受到较大影响，加剧中国经济发展的不确定性和风险。另外，这种经济模式使中国在国际贸易争端中经常处于不利地位，近期来自国际方面的碳排放压力也空前巨大。“血汗工厂”、“超剥削”、“反倾销”、“质次价低”等影响中国形象和中国产品市场的评价，无不和中国的人口红利紧密相连。以上因素都不利于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国际影响，限制了中国在国际上的发展空间。
　　6.“丰厚”的人口红利会在一定程度上造成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思维定式与路径依赖。自改革开放以来的较长一段时期，以解决温饱和社会闲置劳动力问题为重要目标的粗放式发展模式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劳动力领取生存工资也是合理的。但是，当整个社会收获了“丰厚”的人口红利并产生一定的积累后，以廉价劳动力为比较优势促发展的思维和路径似乎并没有改变，表现之一是对民生的关注度不高。1997年至2007年中国GDP比重中，政府财政收入从10.95%升至20.57%，企业盈余从21.23%升至31.29%，而劳动者报酬却从53.4%降至39.74%。[5 ]国家的财政支出中，支出项目类别也主要集中在经济性基础建设领域，俗称“铁公基”，在公共卫生、教育、老年保障等社会性基础建设方面的支出相对薄弱。据财政部社会保障司课题组（2007）统计，英、法、美、德、日本、瑞典、加拿大等国家2001年社会保障支出占GDP的比例在14.8%～28.9%之间，而中国在该年度的数值是3.87%，差距之大可见一斑。在国力大为提升的背景下，大量竞争性行业普通劳动者的社会地位和经济地位并没有得到相应的改善，其前景亦不容乐观。这种国强民弱局面的典型弊端在于：其一，政府资源过多，运作效率不高，政府的公信力受到质疑；其二，既得利益群体庞大，社会改良阻力加大；其三，民生改善难度大，影响社会的长远发展。
　　人口红利发展模式代价的化解
　　可见，人口红利发展模式的代价主要反映在老龄化、收入分配、劳动就业、社会保障、经济和社会转型等方面，其中，某些问题已经凸显，某些问题的出现还有待时日，但紧迫性不容轻视。因此，针对以上问题，从长计议，采取有效的措施来化解人口红利发展模式的代价，应该是当前政府宏观管理工作的一项重要内容。具体来讲，主要思路有： 　　1.促进有效就业，利用好人口机会窗口增加积累。促进有效就业首先应该从改善劳动力市场着力，当前中国劳动力市场结构性矛盾突出，主要表现在：劳动供求在地域间存在不匹配、劳动者素质和技能与需求不匹配、高等教育体系与劳动力市场之间存在严重脱节，同时，还存在劳动力市场保护、劳动力市场分割不平等问题。[6 ]要改善当前的劳动力市场，可以从供给和需求两个方面着手。在供给上，应通过适度的户籍改革、教育体制改革、健全国家培训和技能提升制度、构建“灵活安全”的劳动力市场等方式提升劳动力市场的供给柔性；同时，政策当局应通过有针对性的社会保护政策以矫正低收入群体在劳动力市场所遭遇的歧视问题，促进就业增长。[7 ]在需求上，国家应大力发展和服务好民营企业，按照公平和效率的原则来处理好国有垄断企业同民营企业的利益分配关系，进一步为民营企业的生存和发展创造条件，发挥好民营企业在吸纳就业方面的灵活性和潜力。
　　2.加强社会保障体系的建设，切实关注民生。一个国家和社会的发展成果归根结底是来自于人民，也必须由人民来享用。当代人口红利的产生得益于上一代人的额外付出，也会留给下一代人过多的负担，同时还产生了大批老而不知所养的当代人。因此，将当前人口红利蛋糕的一块切出来，加强社会保障和改善民生是一项必须的工作。做好该项工作，不仅要在财政支出等二次分配中增加社会保障和福利的投入并改善其结构，还需要高度重视收入初次分配过程中的公平性，在行业收入差异、垄断与竞争性收入差异、正规与非正规就业差异、要素收入差异之间进行有效的调节和缓解，为构建和谐社会与应对老龄社会的到来采取切实可行的举措。
　　3.适时调整国家的计划生育政策，规划好人口再生产。执行了30多年的计划生育国策有效遏制了中国人口的过度膨胀，同时也为当前的人口红利提供了必要的条件。世界各国人口发展的历程说明了人口转变有自身的规律性，过度鼓励和过度控制生育都会招致违背规律的惩罚。以往的计划生育措施使当前中国人口的总和生育率（1.3～1.65）已经远低于更替水平（2.1），加之人口转变自然规律的作用，当前中国婚育人口（特别是城市人口）的生育意愿已经处于较低的水平。如果现在不能够从长计议，适时调整现行的计划生育政策，势必会影响到中国未来劳动人口的数量和质量，由当前的人口红利快速转变为人口负债，对中国未来的经济和社会发展造成难以估量的不利影响。
　　4.把握好下一阶段的城市化进程，统筹解决各类社会问题。当前中国的城市化水平约为50%，2030年预计会达到70%，年均增加1%左右。伴随着农业机械化的推广，中国城市化率的提高可以有效解放农村生产力，缓解未来劳动力短缺，为中国经济的增长注入新的动力；同时，出生性别比过高的现状也可得到一定程度的改善。但在这一过程中，要注重吸取前期城市化的经验和教训，协调好人口、资源、环境、经济和社会发展与城市化的关系，借机改善城乡和地区的分配和收入状况，并用城市化的部分收益和资源来建立健全覆盖城乡的社会保障和福利体系。同时还要意识到，今后中国城市化进程的顺利进行，必然会对当前土地制度和户籍制度的改革提出新的要求。
　　5.加强人力资本投资和利用，提升国民素质。包含教育、培训、健康和迁移等类型的人力资本投资对现代社会和经济发展的巨大作用，已得到普遍认可。研究结果表明，人力资本投资的收益明显高于实物资本，拥有更高人力资本者，其职业寿命将会延长、职业转化能力和适应能力明显增强，进入现代部门的机会就越大，同时，人力资本也是提高个人收入水平的主要途径。[8 ]就国家整体而言，人力资本总量的提高和结构的优化是该国产业升级和综合国力提升的必备条件。因而加大中国的人力资本投资，优化人力资本投资结构是化解诸多人口红利代价的重要举措。为提高人力资本投资的效率和效益，国家在鼓励和引导家庭进行人力资本投资的同时，应该加大公共支出，重点关注人力资本投资的公平性和结构优化。
　　6.适时调整退休年龄。我国目前的法定退休年龄定于上个世纪50年代，半个多世纪以来，随着人们预期寿命的明显延长和未来劳动力的短缺状况，当前法定退休年龄的自然基础和社会基础已经改变，或者至少要在未来一段时期内发生改变。退休年龄的调整涉及到劳动者当前和预期的收入、代际利益的分配、人力资本投资的预期收益和决策等很多方面，是关系到个人、家庭和社会的大事件。因此，如何调整应该尽早进入议事日程，调整方案也有必要提前5年甚至10年、20年发布，从而给各方利益相关者以充分的准备时间和明确的预期。
　　当然，以上各种化解方式，最终还是需要进一步推进市场化改革与民主法治建设来提供保障。就中国当前的实际情况以及人们的期待而言，依照现代民主和法治的要求，建立起真正意义上的市场经济体制，体现出真正意义上的社会主义本质特征，中国当前才能真正享有人口红利，未来才会免于过重的人口负债和人口问题。
　　注释：
　　①数据来源：中国能源统计年鉴2008。
　　参考文献：
　　[1]Theodore W.Schultz.Investment in Human Capital.A.E.R，1961，51（1）；詹姆士·J.海克曼，曾湘泉等译.提升人力资本投资的政策.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61-90.
　　[2]田雪原、王金营、周广庆. 老龄化——从“人口盈利”到“人口亏损”.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06：2.
　　[3]蔡昉、王美艳.农村劳动力剩余及其相关事实的重新考察——一个反设事实法的应用.中国农村经济，2007（10）；奈特·约翰、邓曲恒、李实.中国的民工荒与农村剩余劳动力.管理世界，2011（11）.
　　[4]陈卫、都阳、侯东民.是人口红利，还是人口问题？.人口研究，2007（2）.
　　[5]收入分配改革：感受“幸福中国”.http：//news.xinhuanet.com/fortune/2011-03/07/c_121155502_4.htm.
　　[6]张车伟.中国30年经济增长与就业：构建灵活安全的劳动力市场.李建民、黄乾.中国劳动力市场：前景、问题与对策.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10：12-17.
　　[7]魏下海、余玲铮.我国城镇正规就业与非正规就业工资差异的实证研究.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12（1）.
　　[8]李建民.人力资本通论.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9：153-159.
　　编辑 李 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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