着手短期调整，着眼长期转型|个人转型发展

　　中共中央政治局12月4日召开会议，分析和研究了2013年经济工作。会议提出，保持宏观经济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着力提高针对性和有效性，适时适度进行预调微调，加强政策协调配合。
　　在经济企稳回升态势日渐明显的背景下，国内外经济形势仍有诸多不确定性，经济好转的基础尚不稳固。主要体现在三个矛盾交织，加大了经济回稳难度：外需低迷与内需增长乏力，制约了总需求的持续提升；企业成本上升利润下降，与政府财政收缓支增“剪刀差”交织，成为影响经济增长的因素；各地为稳增长着重选择的产业大同小异，容易造成新的产能过剩，而与此同时高端产品依然不足。这种产能过剩与有效供给不足并存，制约着经济增长质量和发展的可持续性。
　　中国经济需要保持稳定的增长已成为基本共识。此时，我们应警惕出现“产业空心化”。同时，注重外部环境的研究。全球经济很可能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呈现增长率低、风险大、失业率高的状态，发达国家的宽松货币政策与政府高负债并存，也许会让中国经济出现“低增长”、“低创新”、“低贸易”、“内外部不平衡调整”等不利现象。
　　在这种局面下，基于近几十年改革的综合优势基础，中国如果能够真正推进包括收入分配改革、资源性产品价格改革和金融财税等各类改革创新，就能挖掘多重红利，获得新的发展能量。
　　如未来二三十年里，城镇化率提高速度即使保持目前每年提高1个多百分点的水平，也将持续释放巨大的内需。此外，只要中国产业结构不断升级，大量相对廉价且受过高等教育的劳动力会逐步转向中等技术和中高级劳动力密集产业，中高端制造业的繁荣将进一步显化。人口大国与教育大国产生的叠加效应，也将进一步孕育出中国在中高端制造业上的新比较优势。
　　十八大已经规划了新的发展目标，对经济增长来讲就意味着有更多的要求。在今后一段时间内的宏观调控，也更需要协调多种政策之间的关系。
　　就稳增长来说，应避免两种极端倾向。一是不切实际追求过高GDP增速有害无益，应当防止地方政府在“换届效应”驱动下进行大幅度投资扩张。二是简单化地忽视GDP倾向也需防范。GDP增速太低，会给居民收入增长带来困难，财政支持的经济结构调整、社会事业发展、社会保障、就业也会受到影响。对企业而言，在经营方式和盈利模式未能根本转变之前，一旦短期内增速回落，企业效益也会相应下滑，并将波及财政稳定和金融资产质量，甚至引发系统性风险。
　　短期来看，稳增长需要注重四大措施。一是保证必要的投资增长，抓好经济转型升级的大项目建设，加强对一些急需的基础设施及民生领域的投资。二是加强对困难企业的帮扶，利用货币和财政政策进一步减轻企业成本，激发经济增长的活力。三是财政开源节流，适度控制地方债务风险。四是尽快落实“新36条”民间投资实施细则，进一步落实对民间资本特别是中小企业的支持政策，拓宽市场准入范围，缓解融资瓶颈，创造公平竞争环境，以创业促进和带动就业，确保就业水平总体趋好。
　　从中长期看，应在防范通胀风险的基础上推动经济转型升级，促进新的竞争优势尽快“接棒”。应该降低企业各种不合理税费，通过税收及财政补贴等手段，加速企业折旧，促进企业技术改造；强化鼓励企业技术创新的政策，加大政府采购对创新产品的支持，对重大技术装备自主创新提供必要的信贷支持。在金融政策方面，宜保持必要的流动性，降低企业资金成本，适当放松对过桥贷款等限制，支持与产业升级相伴的兼并重组，并通过发展中小型金融机构等手段，推动资金向创新活力强的中小企业流动。
　　此外，要把握好投资和消费的关系，多举措提高劳动生产率和劳动者收入，加速推进消费“接棒”。同时加快经济体制改革，提高经济效率，在“人口红利”逐渐减弱的趋势下，推动“制度红利”及时“接棒”。
　　经过一段时间的政策讨论，无论是政府还是民间，已形成一个共识，即保持经济中长期的持续增长，已不是短期经济政策调整和外延式增长所能够维系，需要深化经济体制改革，通过改革的实质性推进，有效防控风险，增强中国经济内生动力。在战术层面，价格、投资的“双放开”，电力、铁路、石油、金融等产业的改革，可以作为其突破口。如是而行，短期内可增加投资需求，缓解供给不足，并通过强化竞争提高效率、降低成本，有效减轻通胀压力；中长期，则可促进发展方式转变，为国民经济发展奠定长治久安之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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