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许物权变动中寻租行为的衍生路径及抑制】 特许物权

　　摘要 特许物权是自然资源用益物权。特许物权变动是指特许物权的设立、变更和终止行为。自然资源的稀缺性特征是为其变动过程被政府管制的重要原因，我国法律即采取特许物权变动行政许可制度，是国家为减少自然资源开发中的外部性问题而对私人权益实施的强制性干预。特许物权变动行政许可制度弱化特许物权人的最大化收益，产生了价格不菲的经济租。部分特许物权人为了谋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会做出各种努力旨在影响特许物权变动中行政许可的向度与强度。一旦寻租行为得逞，自然资源的法定变动路径将备受扭曲，社会总体福利下降。寻租行为在特许物权变动中的发生类型呈现出独占型寻租和竞争型寻租两种，但其有着共同的衍生路径。追踪寻租行为的发生脉路，可以洞察到自然资源特许物权变动中寻租衍生的特殊动因。可以通过合理化特许物权结构、规范特许物权变动秩序和强化行政许可权力制衡力度等措施来对寻租的动因加以有效抑制。�
　　关键词 特许物权变动；行政许可；寻租行为；衍生路径；抑制�
　　中图分类号 D922.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2104（2012）04-0124-07 doi:10.3969/j.issn.1002-2104.2012.04.021��
　　
　　 作为特许物权客体的自然资源，多为不可再生物，且具有存在上的共生性和整体性等生态属性。人们对某一类资源的合理利用或破坏，都会对其他资源产生有利或者不利的影响。自然资源的稀缺性僵化了其供给弹性，但人口增长及经济发展对自然资源的需求量无限，这就引发了对自然资源特许物权的竞争和垄断，特许物权的运作若缺乏必要的管控，就会产生诸如资源浪费、环境污染、侵蚀财产权模糊的公共领域等有损社会公益的事件。所以有必要通过立法来将自然资源物权的设立、变更和终止行为规范化。尤其是近年来我国自然资源特许物权变动中各种不良现象频发，如探矿权、采矿权招拍挂出让中的腐败及海域使用权、养殖权和捕捞权等权利行使过程中对水资源的污染和破坏，为规范自然资源开发利用秩序带来了严峻的挑战。因自然资源具有稀缺性，故各国法律多采取政府配置资源的方式，以资源供给引导需求，如日本、美国、德国等国家均采用许可证制度，我国即采取自然资源物权取得的行政许可制度。经政府配置的资源都具有某种市场失灵的特征，如交易成本过高、信息不对称、外部性等，同时政府对自然资源的垄断会产生巨额的经济租，这将诱使民众竞逐，于是寻租现象便成为不可避免，这也是目前自然资源开发领域腐败现象频发的根源所在。本研究以物权法律规范及其法理为视角，分析寻租行为在自然资源特许物权变动中的衍生路径，旨在发掘其规律，尝试为抑制寻租提供制度创新建议。�
　　1 寻租行为与特许物权变动的勾连�
　　1.1 《物权法》对特许物权的规制�
　　特许物权是自然资源用益物权。《物权法》第122条和第123条规定：“依法取得的海域使用权受法律保护”、“依法取得的探矿权、采矿权、取水权和使用水域、滩涂从事养殖、捕捞的权利受法律保护”，这是对自然资源使用物权化的表述，从立法上为学术界、实务界长期争论不休的“公权说”、“私权说”、“折中说”建构了制度向导。关于自
　　然资源的用益物权，有“特许物权”（从权利取得方式的视角）［1］、“准物权”（从权利性质的视角）［2］、“自然资源使用权”（从权利客体的视角）［3］、“资源利用权”（从权利客体的视角）［4］等称呼，文中统一采主流的“特许物权”说。一般物权的取得方式基本上是依据法律行为，当事人主要通过合同的方式取得用益物权，但是单位或个人获取特许物
　　�
　　① 关于权力滥用及其腐败的经典评述，详见法国思想家孟德斯鸠、德国历史学家Friedrich Meinecke及英国历史学家、政治哲学家John Emerich Edward Dalberg�Acton勋爵的观点。
　　
　　权的方式是行政许可，未经自然资源行政主管部门许可，不发生特许物权变动的效力。我国《水法》、《矿产资源法》、《森林法》、《渔业法》等明确规定：取水权、探矿权、采矿权、捕捞权、林业权等自然资源占用权的取得，必须获取行政主管机关颁发的取水许可证、勘查许可证、采矿许可证、采伐许可证和捕捞许可证。特许物权的变动，包括特许物权的设立、变更和终止。特许物权的产生源于政府的授权，通过签订特许合同来确立双方的权利义务；在合同履行过程中如需变更物权的部分内容的，需要政府的同意；特许物权人如欲将权利转让给第三方的，也需经政府部门批准；即使经营期限未满，出于公共利益的需要，政府仍可单方面终止特许授权，从而导致特许物权的终止。�
　　虽然《物权法》第117条明确规定用益物权的客体为动产和不动产，但是具体法律条文所涉权利的客体均为不动产。根据物权法定原则，物权只能依据法律设定，禁止当事人自由创设物权，也不得变更物权的种类、内容、效力和公示方法［5］。可见，《物权法》仅仅是预留了通过特别法设立动产用益物权的空间，而形成了以土地为客体的典型用益物权体系和以自
　　然资源为客体的特许物权体系（即非典型用益物权抑或准用益物权）共同构成的用益物权体系，《物权法》确立的特许物权类型包括海域使用权、探矿权、采矿权、取水权、养殖权和捕捞权等。�
　　
　　作为特许物权客体的土地和自然资源均归属国家或集体所有，这为自然资源的合理开发和生态平衡的维持，起到了调控作用。但因缺乏具体的资源所有权主体代表，在制度上又未明确相关行政主管部门的权力义务，资源所有权主体实际上处于虚置状态。《物权法》仅仅确立了自然资源利用权的物权属性，特许物权变动的具体操作规程依照现行自然资源法的有关规定， 《矿产资源法》 (1996)、 《水法》 (2002)、 《渔业法》 (2004)等均在《物权法》颁布之前即已生效实施，而以上诸法对于特许物权变动秩序的规定存在不完备之处。如《矿产资源法》第3条第3款规定：“勘查、开采矿产资源，必须依法分别申请、经批准取得探矿权、采矿权，并办理登记……。”第16条规定了审批和颁发许可证的主体，但是并未明晰许可的具体程序。国务院《探矿权采矿权招标拍卖挂牌管理办法》 (2003)确立了探矿权采矿权招标拍卖挂牌出让制度，旨在增强矿产资源特许物权变动的公平度。但实践中，探矿权采矿权出让过程的公开透明性还远远不够。法律的严格、僵化和滞后性特征，往往无
　　法迅速地反应市场的需求，导致我国资源配置效益低下和权利变动秩序的混乱，如开发者为谋求资源开发利益最大化而罔顾可持续发展及因行政主管部门行为失范引发腐败丛生。事实上，许多自然资源的市场并不存在，这在很多时候反映了这些自然资源本身是公共物品这一事实。在存在自然资源的市场的地方，这些市场通常是不完全竞争的”［6］。如果未来市场不明朗，则风险和不确定性很可能推动生产者加速开发已知矿藏”［7］。这就使得自然资源开发的外部性更加凸显。�
　　1.2 寻租行为与特许物权变动的勾连�
　　政府为了矫正社会活动的外部性而实施的管制，往往会导致经济租的产生，这些因为政府管制而创造的经济租或利益，会让寻租者愿意花费资源及成本竞相追逐，而政府为防止寻租的行为，可能会更加紧缩管制，这进而创造出更多的经济租［8］。自然资源特许物权变动的行政许可制度作为政府管制自然资源的重要手段之一，亦符合该经济规律，高额的经济租金膨胀了自然资源行政主管机关的权力行囊。公权力具有侵略性和扩张性，一个被授予了权力的人，总是面临着滥用权力的诱惑，面临着
　　逾
　　越正义和道德界限的诱惑，权力总是趋向于腐败�①。且特许物权制度
　　的设置假以保护公共利益之名，为公权力的运作提供了广泛的自由裁量空间。Lambsdorff 和Cornelius调查了26个
　　非洲国家，发现一种简单的相关性：腐败与“政府管制的模糊性和懈怠”呈现正相关［9］。我国自然资源所有权主体的虚置，为寻租行为的发生提供了诸多可乘之机。�
　　Sambit Bhattacharyya和Roland Hodler［10］通过对世界上124个国家1980年至2004年间的数据的实证分析发现自然资源可以诱发腐败，而这种影响源于各个国家民主化的程度，如果一国民主制度不健全，自然资源垄断产生的租金将促进腐败。另外Tornell and Lane［11］、Baland and Francois［12］和Torvik［13］等还通过实证分析得出自然资源特许权还会降低经济绩效的结论，因为它促进了寻租行为的发生。�
　　寻租结果往往是导致资源的浪费和社会成本的增加，经济学理论一般认为，寻租活动是人类社会的负和博弈。巴格瓦蒂（Bhagwati，1982年）提出了“直接的非生产性寻求利益活动”（Directly Unproductive Profit，简称DUP）的概念，它包括以直接非生产性活动取得利润的各种途径。这种活动可以产生收入或利益，但不直接或间接生产货物或服务，它们是消耗实际资源而没有任何产出的经济活动。寻租思想的创始者Tullock认为，寻租对经济利益的追求，即为直接的非生产性的寻利活动的代名词［14］。政府的权力寻租活动对稀缺资源的配置是毁灭性的破坏，它在原本就稀缺的资源基础上营造了另一种稀缺：权力稀缺。寻租理论将之形象的称为：“看不见的脚”踩住了“看不见的手”。Buchanan等通过分析寻租的三个层次［15］，揭示出利益集团（自然资源投资开发者）与公权力主体青睐寻租与创租的动因。国内学界对于特许物权变动与寻租行为的探讨多针对特许物权属性及其社会效应的展开规范分析，少有将其与寻租行为衔接的翔实研究。亦有学者针对某种特许物权领域腐败进行分析，如采矿权、取水权等领域的腐败行为，但并未抽象归纳出寻租的演进规律。�
　　随着经济发展对资源需求的不断扩张，矿产资源等自然资源被大量消耗，开发者争夺资源特许物权的竞争（隐性或者显性）时有发生。与此同时，特许物权的变动备受寻租的侵染，腐败成为一种常态。可见，洞察特许物权变动制度与寻租行为勾连的重要性，这也是减少自然资源开发领域腐败所必须考究的理论基础。 �
　　2 寻租行为在特许物权变动中的衍生逻辑�
　　2.1 寻租行为个案实证分析�
　　自然资源特许物权变动制度诱发寻租行为已经得到学者的充分论证，两者之间的因果关系已经成为定论。寻租行为的种类及形态多样，这也是其难以得到遏制的原因之一。特许物权变动中的各个阶段，诸如设立、变更、转移和消灭等各个环节都可能产生相对固定的寻租模式。寻租行为的多样性源于其主体的普遍性和广泛性。以主体为视角考察寻租行为，有利于发现并遏制寻租的动机。本研究尝试将特许物权变动中的寻租行为类型化为独占型寻租与竞争型寻租两种模型，辅之以集体行动的个案，实证分析寻租行为在特许物权变动领域的衍生逻辑。�
　　由于垄断特权是获取经济利益的潜在源泉，尤其是在政府管制下的垄断特权，所以对经济活动中能够带来经济利益的任何一种垄断特权的寻求活动，特别是政府力量维持下的垄断特权的寻求活动都是充满竞争性的。任何一个成功的寻租者的活动，都有两步战略目标：第一步是在寻求垄断特权的竞争性活动中打败竞争对手而获得垄断特权，这一步的竞争行为主要是在竞争对手之间展开的，该过程就是竞争型寻租过程。第二步是运用垄断特权实现自己的经济利益――不仅补偿自己在寻求垄断特权的投入与进行生产活动（或非生产性活动）的投资，还要追求超额利润的获得。该过程被称为垄断型寻租活动［16］。�
　　典型个案是2010年5月20日新华社披露的“山西平鲁一价值数亿元煤矿企业以一万元卖给个人”［17］一案。该案中，平鲁区经贸局将“东梁煤矿”的采矿权转让给徐某个人的行为，无论是采矿权的受让主体、变动程序、变动内容等方面存在着违法情形。属于典型的寻租者（投资开发商）与主管机关暗合，旨在获取独占开发权，且《采矿权转让合同》存在“公有变私有、左手倒右手”现象，导致了巨额国有资产的流失。该案同时反映了采矿权特许制度的外部性问题，导致国有资产被低价贱卖的根源在于矿产资源所有权主体的虚置和他物权权界的模糊性。作为特许机关的平鲁经贸局在特许物权变动中担当的是什么角色？矿产资源所有者的角色？按照物权法的一般法理，所有权人拥有对物的完整的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的权利。依照《物权法》、《矿产资源法》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矿产资源归国家所有，由国务院依法行使国家对矿产资源的所有权。可见各级矿产资源管理部门仅担当管理者的角色，应当依法保护矿产资源和国有资产的安全，本案中平鲁经贸局擅自“贱卖”采矿权的行为违反了特许物权变动的法律规范。�
　　该案最终的处理结果尚不可知，矿产资源属于非可再生资源，任何浪费和不合理开采行为都是应该受到遏制的。“东梁煤矿”的采矿权依法应当特许给有开采资质的特许物权人，且整个物权的变动过程应严格依照采矿权、探矿权转让的有关规定。本案中特许物权人徐某的采矿权受让行为实际上是将国有资产转让给利益相关者的一种关联交易，是违法和无效的，而现实中很多国有资产都是通过此种交易方式流失的。�
　　另外在诸多富矿区，官员办矿成顽症，矿产腐败“窝案”“串案”多。官员入股矿产资源开发严重扭曲了矿产资源特许物权变动的正常轨迹，官员入股企业往往以低价取得采矿权、探矿权，并在后续开发中牟取资源暴利。在某些地区，公权力通过不正当介入矿产资源特许物权变动过程，与采矿企业形成利益联盟，大肆进行权钱交易。使得诸多有资质的企业无法通过正当途径获取矿产资源特许物权［18］。为此，2005年8月，中纪委等部门还联合下发文件，要求投资入股煤矿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限期撤资。国土资源部、监察部于2009年5月联合部署开展2006年《国土资源部关于进一步规范矿业权出让管理的通知》下发之日至2009年4月30日期间各地探矿权、采矿权招拍挂出让制度执行情况专项清理，将专门查处违法违纪案件［19］。�
　　据最高人民检察院提供的数据，2010年上半年立案查处国土资源系统职务犯罪798人，同比上升11%。温家宝总理在2011年政府工作报告中，重点强调了要加大对矿产资源开发领域腐败的治理力度。可见，矿产资源特许物权变动过程中腐败现象的严峻性。目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尚处于粗放型经营向集约型经营的过渡阶段，经济发展过度依赖资源支撑，加上目前资源特许物权变动监管机制和体制存在漏洞，行政权力在资源配置中处于主导的地位，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腐败的滋生。�
　　2.2 寻租行为在特许物权变动中的衍生路径�
　　无论是独占型寻租还是竞争型寻租，都是相关主体以自身财产权益最大化为动因，试图变动特许物权的行为。通过操纵政治来寻租，是一种典型的寻租路径，其旨在通过政府改变自然资源的产权配置动向，实现特许物权以自身利益最大化的模式分配。透过对上述个案的分析，结合现行特许物权变动领域腐败案件的高发不止，不难揭示出，寻租行为在我国特许物权变动中衍生的逻辑，如图1所示。��
　　
　　图1 寻租行为在特许物权变动中的发生路径�
　　Fig.1 Derivation paths of rent�seeking behaviors� during the alternation of chartered real right�
　　 在未受寻租行为左右的前提下，特许物权变动沿着�A-�B-C的路径输出，但规范变动秩序制度的不完备、权力监督机制的不健全、特许物权界限的模糊性、市场环境的欠佳等因素会扭曲特许物权变动正常运行的脉路。诸如前文谈到的个案，“东梁煤矿”采矿权特许的过程及官员入股资源开发所涉特许物权的变动过程，均是沿着A-B-D前进的，在该过程中特许物权变动多属暗箱操作，违背了特许物权变动公开招拍挂的管理秩序。但因目前法律并未为违法试错行为开辟合法化的路径，所以，即使是寻租行为介入，寻租者与官员合谋，也难以实现寻租者理想的A-B-D-A抑或A-B-D-A-B-C衍生路径。�
　　之所以会出现A-B-D-A或者A-B-D-A-B-C的制度运行模式，一是因为制度本身有待完备。不科学的特许物权变动制度对资源产权的界定和对资源的配置是不能产生最大化的社会效益的，我国自然资源产权界定不明晰的制度现状即为一例。二是因为制度执行力的不足。特许物权变动制度执行力不足的原因很多，如公权力主体自身执行能力的欠缺、特许物权人及开发商资源开发理念的错位等。�
　　如果制度执行成本过高，公权力机关会考虑重新配置特许物权以实现制度创新。因私权主体多具自利倾向，不会过多考量公益性，所以公权力机关在决定创新资源特许物权制度之前，须综合考量各方面信息，不仅要追求短期效率，更要注重社会公平，尤其是应站在资源合理利用、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高度权衡利弊得失，最终做出是否重新配置财产权及如何配置的决定。政府往往会提供特定的信息反馈平台，如果出现制度创新的必要，则政府会考虑重新界定财产权，即出现A-B-C-E-A理想的制度创新路径。�
　　3 抑制寻租的特许物权变动制度�
　　前文对寻租行为及其衍生规律的分析，为我们揭示了特许物权变动制度完善的路径，也就是抑制寻租的方法。道格拉斯・C・诺斯（Douglass C. North）认为制度是“一系列被制定出来的规则、守法程序和行为的道德伦理规范”［20］。简言之，即制度由正式规则、非正式规则和实施机制三部分构成。要促进特许物权变动制度的有效实施，须从规范特许物权结构、强化权力监督力度、健全利益诉求机制和救济机制等方面加以保障。�
　　3.1 合理化特许物权结构�
　　解决外部性问题的方法之一，在于清晰地界定财产权，而所有解决外部性问题的方式，其实质都是资源分配的问题［21］。然而国家政策的制定是双面利刃，国家既可以制定出促进财产权运作效率的政策，也可能导致财产权的无效率，这就是“国家――财产权悖论”［22］。我国现行特许物权制度存在诸多欠科学的地方，诸如所有权主体虚置、管理主体不明晰、权利利用制度缺失、自然资源用益单行立法与《物权法》协调度不高等诸方面都有待完善，以上缺陷均可从资源特许物权体系中找到症结点。根据我国《物权法》、《矿产资源法》、《渔业法》、《水法》、《森林法》、《草原法》等法律，我国特许物权体系如图2所示。�
　　 我国现行自然资源所有权实行的是国家所有和集体所有的二元结构，故对自然资源的开发是通过行使他物权来实现的。自然资源国家所有权实际上是由各级政府或者政府的各相关部门行使。委托-代理机制失灵及地方利益和部门利益的存在，使得实际管理人的行为往往会严重背离自然资源所有权主体的利益目标。集体所有制度更易引发寻租，因为“集体”本身并未被明晰化。其结果，所有权主体被虚化，公共利益被地方化、部门化甚至个人化。在我国现行资源所有权公有制制度框架内，合理化自然资源产权结构的重心要放在特许物权的有效配置上。通过修订立法来协调《物权法》与自然资源单行立法，打� ��
　　特许物�权体系海域使用权―海洋资源（国家所有）�
　　取水权―水流资源（国家所有）�
　　采矿权和探矿权―矿产资源（国家所有）�
　　养殖权和捕捞权海洋资源和水流�资源（国家所有）�野生动物资源（国家所有�或集体所有）�渔业资源（国家所有或�集体所有）�
　　狩猎权―野生动物资源（国家所有� 或集体所有）�
　　放牧权―野生植物资源（国家所有� 或集体所有）�
　　采伐权―森林、山岭资源（国家所有� 或者集体所有）�
　　其他特许物权��
　　图2 我国自然资源特许物权体系�
　　Fig.2 The chartered real right system� according to Chinese law��
　　破《物权法》对自然特许物权敷衍了事的立法现状，改变单行立法对自然资源界定暧昧的局面，明晰特许物权的类型、界限及归属。另外，要强化特许物权，给特许物权人最优化利用自然资源创设制度保障，如通过构建严格的自然资源保护制度、建立健全特许物权在有限空间内自由流转的机制等措施来保障自然资源特许物权的实现。特许物权的合理有效保障，可以激发特许物权人更加有效利用自然资源的积极性，并能监督特许机关对自然资源的干预力度及方式，这就抑制了寻租行为发生的空间、威慑了公权力运行中的肆意倾向。
　　
　　3.2 规范特许物权变动秩序�
　　应该建立健全资源特许物权出让秩序，立法明确强制采招标拍卖挂牌出让的特许物权的类型和具体界限。
　　《物权法》将特许物权放在“用益物权”章，故特许物权应该内涵用益物权的权能属性，不仅包括占有、使用、收益权能，还应被赋予一定的处分权能，即依法变动特许物权的权利。但是现行立法并未建立符合市场规则的特许物权变动制度，甚至有法律、法规和规章明令禁止特许物权变动。如《取水许可制度实施办法》第26条和第30条规定：取水许可证不得转让。转让取水许可证的，由水行政主管部门或者其授权发放取水许可证的部门吊销取水许可证，并没收非法所得。又如《渔业法》第23条和第43条规定：捕捞许可证不得买卖、出租和以其他形式转让，否则，没收违法所得，吊销捕捞许可证。对特许物权流转的禁止性立法规定有违特许物权的私权属性，且公权力的不当干预增加了其腐败的空间。为特许物权流转开辟一定的自由空间会相应地限制公权力干预的随意性。禁止矿业权、取水权、捕捞权和狩猎权的转让，即限制市场主体进入，又人为割裂产权转让的利益驱动，不会带给用益物权人较高目标的利益兴奋和长久的利益驱动［23］。对自然资源的所有权实行国家垄断和市场化条件下建立资源要素市场之间并不存在必然的矛盾。在土地等主要生产资源的所有权为法律所禁止的情况下，通过他物权制度的创制，可以使物（资源）向最能使其价值得以最大化的地方流动［24］。�
　　3.3 强化权力制衡力度�
　　《物权法》用益物权一章虽然纳入了自然资源特许物权，但是确实寥寥数语，不仅未明确特许物权的权能结构，即便是权利的类型，亦未规范统一。如《物权法》第十章用益物权编“一般规定”部分，仅列举海域使用权（第122条）和探矿权、采矿权、取水权、养殖权和捕捞权（第123条），并未将狩猎权、放牧权、采伐权等同属于自然资源用益权的权利类型纳入其中，这就使自然资源用益权的“物权地位”大打折扣。《物权法》同时规定有关特许物权的具体规则使用自然资源单行法律，这就进一步削弱了特许物权的独立性，强化了其非市场性特征。自然资源单行立法较少关注自然资源的私权特性，行政干预色彩浓厚。应通过完善《物权法》和具体的自然资源单行法，强化自然资源用益权的物权属性，弱化其行政干预力度。�
　　强化自然资源特许物权变动过程的权力监督力度，还应增加政府许可过程信息公开的范围和力度。详言之，不仅应规范自然资源特许物权变动一级市场的出让秩序和二级市场的有限自由流转规程，还应确保利益相关人享有充分的参与权和知情权，只有知悉财产权被重新分配的过程及结果，才能为监督公权力的行使提供充分的理由和保障。健全利益诉求机制，为特许物权人及利益相关者提供畅通的利益诉求渠道，亦可牵制公权力行使的肆意。要建立健全诉求机制，为矫正、修复受损的社会秩序提供保障，其关键是制裁（sanction）机制的有效性，即侵权人受到应有的惩处。法律之所以规定制裁，其目的就在于保障法律命令得到遵守和执行，就在于强迫“行为符合业已确立的秩序”［25］，可见，健全诉求机制同样可对寻租行为产生威慑效应，强化对权力的监督力度。�
　　4 结 语�
　　自然资源具有稀缺性，且多属不可再生资源，故对其施以法律规制颇为必要。但我国现行自然资源立法尚未协调统一，各种自然资源用益权利变动规则散见于相应的单行法中。《物权法》虽首次将自然资源用益权物权化，但具体规定却甚为敷衍，导致特许物权体系的不健全和变动秩序的失范，其结果是公权力干预的肆意和寻租行为的乘虚而入。本研究以特许物权变动为依托，打破寻租行为研究一向的经济学视角惯性，通过对相关法学理论的规范分析和制度及案例的实证考察，挖掘寻租行为的衍生动因，同时通过绘制寻租行为的发生路径图，展示寻租在特许物权变动中演变的一般原理。剖析发现特许物权变动中寻租行为诱发的诸多深层系因素，诸如特许物权结构体系的不健全、特许物权变动规则的失序、公权力监督力度的薄弱等，这些动因对于抑制寻租的产生不无启示意义，而对这些动因的抑制，也将成为特许物权及其变动制度创新的切入点。�
　　（编辑：常 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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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rivation Path and Inhibition of Rent�seeking Behaviors� in Alternation of Chartered Real Right�TAN Shu�kui ZHANG Zi�yi YANG Ze�jun�
　　(College of Public Administrtion in Huazh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Wuhan Hubei 430074,China)��
　　Abstract
　　Chartered real right refers to the usufructuary right of natural resources while the alternation of chartered real right refers to the establishment, modification and termination of the chartered real right. The important reason why the alternation process of chartered real right is regulated by the government is mainly the scarcity of natural resources. The administrative license system for alteration of chartered real right is adopted by Chinese laws and it is a compulsory intervention imposed on the private rights by the government so as to reduce the externality in developing of natural resources. Administrative license system for the alternation of chartered real right has weakened the maximized benefits of the chartered holders of the right in rent and resulted in high economic rent as well. For the sake of maximum benefits, some chartered holders of the right in rent would make efforts to affect the dimension and the strength of administrative license in alteration of chartered real right. Once the rent�seeking behaviors take place successfully, the legal alternation path of natural resources would be distorted and the overall social welfare would be decreased. The rent�seeking behaviors in the alternation of chartered real right could be divided into two types,including exclusive rent�seeking and competitive rent�seeking, which have the common derivation path. The special derivation causes of rent�seeking behaviors in the alteration of chartered real right of natural resources can be divined by tracking the derivation path of the rent�seeking behavior, and as a result, the rent�seeking causes can be effectively inhibited by means of the measures such as the structural rationalization of the chartered real right, the normalization of alternation order of chartered real right and the enhancement of restriction strength of administrative license right and the like.�
　　Key words alternation of chartered real right; administrative license; rent�seeking behavior; derivation path; inhibition measu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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