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述评 [近十年书院改制研究述评]

　　书院是中国古代一种特殊的教育组织形式，始自唐代，历经千年发展，至清末内忧外患的时局之下，被一纸诏令改制为学堂，嘎然亡于盛势。改制后，书院虽成为历史，其精神却始终未曾被遗忘。时隔不久，胡适在南京东南大学演讲时就感叹“书院之废，实在是吾中国一大不幸事”[1]。而近年来，随着书院热的兴起，书院改制也成为了学界关注的热点之一。
　　据不完全统计，近十年来关于书院改制的研究成果包括：专著1部：（刘少雪，《书院改制与中国高等教育近代化》，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硕士论文2篇：（谢丰《晚清湖南书院改制研究》，湖南大学；曾带丽《张之洞与晚清书院的改革与改制》，湖南大学，相关期刊论文20余篇。其中厦门大学刘海峰先生于2001年9月、2011年9月分别发表了《书院改制百年启示》（《光明日报》）、《书院在中国的命运》（《科学时报》），以纪念书院改制100周年、110周年。
　　下文笔者将依据相关资料，从书院改制的原因、书院改制的评价及官绅与书院改制的关系三方面，对近十年有关书院改制的研究进行梳理。
　　一、书院改制原因的研究
　　书院改制发生在中国数千年未有之变局的大背景下，由多种复杂的因素促成，因而众多学者将改制的原因作为研究书院改制的基点。李兵从科举与书院的关系入手，提出科举改革是推动书院改革深入和取得实际效果的前提，废除科举是书院改制完成的最重要的推动力，并得出书院改制的进程始终取决于科举制度改革进程的结论[2]。谢丰通过考察湖南书院改制的情况发现，湖南书院大多数在废除科举前已完成改制，走在全国的前列；同时她非常重视书院与学堂名实关系的演变，指出伴随政治化斗争，两者关系经历了“名异实同”、“冲突破裂”、“名异实异”三个阶段，并认为书院、学堂的名实变化及传统的正名思想与传统教育的弊病、争夺有限的教育资源一起构成书院改制的主要原因[3]。陈汉强、黄建如将书院改制的原因归纳为三个方面：社会变革是书院改制、学堂兴起的根本动因，清末书院自身积弊太深不适应时代发展的要求是改制的内在依据，西方教育思想的传播和教会大学的建立促使并加快了书院改制和新学堂的兴起[4]。而黄育芳对于研究者将清末书院到学堂转换的原因归结为“社会的转型与自身的腐败”的观点持否定态度。他认为“社会转型”关注过于粗略而对历程有所忽略，“自身腐败”则不足以表述初始转换的真实；通过考察广雅书院向高等学堂转化的过程，他指出书院是在对社会转型的适应与突破、内化和吐纳以及自身产生新生因素中实现现代化转换的[5]。
　　刘少雪在对比书院与学堂的异同后指出，书院与学堂内在本质上的差别，没有其名称上的差别明显，且这种差别是可以改变的，从这点上说，书院完全可以在名称不变的情况下实现实质内容的转变。但在当时特殊的历史背景下，书院与学堂这两种不同的名称代表了两种不同的思想倾向，将书院改为学堂在教育上的意义是，以近代资本主义的教育制度取代了传统封建主义的教育制度，同时也是中国士人对中国传统教育进行反思、对西方近代教育内容和制度予以认同与接纳的过程反映。具体来说，她认为书院自身的衰败、自我调适的不力和西方近代教育思想、理论和实践的不断涌入是导致清末书院改制的内外动力[6]（P11）。
　　二、书院改制评价的研究
　　1901年的书院改制，标志着制度层面的书院退出了历史的舞台，而学者们对书院改制的评述由于关注角度不同，得到的结论也迥异。王兆祥认为大量新式学堂从书院脱胎而来，借用了书院的经费、房舍、师资，甚至办学的经验，在新式教育尚处于起步阶段的背景下，书院对新式教育的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7]。田正平、朱宗顺指出书院改制是书院作为中国传统的教育资源不断变革并融入教育现代化的过程，不仅顺应了教育现代化的要求，壮大了晚清教育现代转型的力量，而且为现代学校教育制度的建立、改革提供了一定的物质基础和宝贵的精神资源，对中国现代教育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8]。
　　陈平原在《大学之道――传统书院与20世纪中国高等教育》中指出，废除书院的决策是匆促作出的，朝野上下没有认真讨论过，当初之所以如此决断，主要是为了应急――将原有款项移作兴办学堂之用，以便尽快培养出“富国强兵”的“有用之才”。他认为当今中国主流虽为现代大学，但传统书院教育无论是从教育体制、教育理念或是教学方法上都可以为我们提供某种思想资源；20世纪中国大学教育的困境正是成功地移植了西洋的教育制度，却谈不上很好地继承中国人古老的“大学之道”[9]。刘少雪认为书院改制的完成标志着新的教育制度在中国基本建立起来，书院改制不仅为中国近代高等教育的发展奠定了思想、教育基础，同时还提供了重要的物质基础和部分的经费保障[6]（P109-P112）。
　　与之相对，李兵提出在讨论书院改制对近代教育的促进作用时，不应该仅以书院改学堂的数量为标准来衡量，他认为书院与学堂属于两个不同的知识体系，二者很难实现真正的贯通，在生源、师资、经费等方面书院都无法满足学堂的需求。因此，他认为书院改制对学堂以及近代教育发展的促进作用是有限的，更不用说传统书院因改制而走向现代。
　　学界对书院改制的原因、评价等基本问题能达成初步的共识，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对书院改制的研究逐渐深入与成熟。与此同时，不同的见解也说明问题并未盖棺定论，仍值得我们思考探讨。
　　三、官绅与书院改制关系的研究
　　官绅作为中国历史上一个特殊的阶层，是封建社会的产物，对维系社会安定、促进教育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在书院改革与改制中，地方官绅也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这一现象近年来多为学者所关注，甚至成为学界研究的重点。程国强、郑茵分析了1898～1905年广东潮汕地区的兴学运动，认为从书院到学堂――改革旧教育、兴办新教育实际上是一种社会动员，即国家如何动员社会各阶层、整合社会资源去达到其设想目标。在这个过程中，中央政府、地方官员士绅、宗族势力各自扮演了不同的角色，对兴学运动产生了不同的作用。曾带丽考察了张之洞的教育实践活动，指出张之洞不仅较早提出书院改制思想，并且将其用于实践，改革两湖、广雅书院，还创建了自强学堂，制定学堂章程，设立教育行政机构，后又联合刘坤一上奏《江楚会奏变法三折》最终促成书院改制的完成，因此张之洞在书院改制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10]。
　　湖南在维新变法时期被称为“最活跃的省份”，教育改革是其变法的重要内容。期间，湖南官绅在改革中，尤其是书院改制中所发挥的作用是不言而喻的。谢丰考察了在清末的湖南有着举足轻重地位的三位官绅――俞廉三、王先谦、赵尔巽的教育活动，指出三者对教育的思考虽然侧重点相异，但都延续了甲午战争以来积极兴办近代教育的潮流，以自己的方式推动或参与教育改革，使清末湖南教育在整体上表现出了转变革新的强劲张力[11]。李赫亚对比了近代湖南两位有名的士绅――王先谦、王�运在教育改革中对待西学和书院改制的不同态度，指出王�运不认同西式学堂教育，主张在传统书院教育体制之内改善书院教育，而王先谦虽接受了西式学堂体制，但仍坚守学堂不能离“道”而行，呈现出双重趋向；他认为“二王”的主张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了中国部分传统知识分子在近代化过程中真实的心理状态和心路历程[12]。刘平、章启辉则通过分析王�运面对书院改制所采取的应对措施，认为王�运之所以在改制的热潮下仍能坚持传统的办学形式，使船山书院至1915年才改为存古学堂，除了王�运本身对西学的反对以外，与当时的社会心理、现实问题等客观因素也密切相关[13]。
　　四、对书院改制的思考
　　“知古”以“鉴今”，研究书院改制，思考教育制度，旨在为现代教育改革提供借鉴。综合学术界的观点，笔者提出一些尚不成熟的想法，供学者讨论批评。
　　第一，书院与学堂的名实关系。书院作为中国古代特殊的教育形式，有着极强的适应能力，不仅能满足不同阶级的不同需求，而且随着社会的发展在每朝每代都表现出了其独特的魅力，即使在形势复杂多变的近代，书院仍保持开放的姿态，不仅可以延续中国的传统，更能积极引入西学，进行艰难的改革。尽管改革的步伐缓慢，自身调适的效果没有立即显现出来，但这一过程却是我们不能忽视的。然而列强的入侵、国破家亡的危机剥夺了中国社会和书院自主进行改革的权利。特殊的历史时期赋予了书院和学堂特殊的历史意义。书院土生土长于中国，是传统教育的代名词，学堂则是从西方引进的新生之物，代表着先进的近代教育，从制度层面来说二者有着不可逾越的鸿沟。此时的改书院为学堂，绝不仅仅是名称上的变化，更代表了对两种不同的社会意识取向和教育制度的选择。
　　第二，“中体西用”与“全盘西化”。在内忧外患的危局下，1901年清政府被迫实行“新政”，将书院改为学堂，而在诏令中又明确规定：“（学堂）其教法当以四书五经纲常大义为主，以历代史鉴及中外政治艺学为辅”[14]，且日后颁布的学制中也明确将修身、读经、词章等学科置于首位，可见在教育改革中始终将“中体西用”作为指导思想。“中体西用”的观念自然是先进知识分子无法忍受的，他们将其视为教育改革不彻底的重要原因。因此，民国初年的新教育体制一方面将学堂改为学校统一名称，另一方面则将经学从学校的教育内容中完全剔除出去，全面学习西方教育，从“中体西用”转变为“全盘西化”。随之而来的问题，不久即被学者发现，胡适、梁启超等人开始反思书院改制，提倡“整理国故”，并将西方大学制度与书院精神相结合，在大学中掀起了兴办研究院、国学院的小热潮，正如罗志田评价清华国学院所说：一场宁静的革命正在进行中[15]。
　　第三，现代新型书院的出现。在数千年未有之巨变的近代，需才孔亟，人们无暇考虑书院教育的利弊，也来不及细细地看清楚西方的教育模式是否适应中国的发展。20世纪20年代兴起的复兴书院的小高潮并未持续长久，直至80年代，书院研究才重新得到重视。今天，随着中国现代教育的日渐成熟，教育体制的日臻完善，教育改革取得了巨大成效，同时也暴露了许多问题。此时，书院教育再次进入人们的视野，书院代表的自由、研究精神为人们所怀念。许多教育研究者、实践者、家长，甚至是企业家，开始尝试创办新型的书院，这些书院层次、性质各异，有与现代教育体制相配套以德育教育为主的，（如北京的七宝阁书院），有类似现代教育体制又独具特色的拥有一整套从幼儿园到高中的教育班子的（如北京的日日新学堂、四海孔子书院），也有私人创办的类似私塾性质的以教授四书五经等传统国学为主的（如河北的仲舒学堂）。这些书院或学堂虽形式各异，却都以传统的儒家经典为主要的教学内容，以培养学生健全的人格为目的，同时也兼顾现代的自然科学。新型书院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在全国各地，并不是偶然，它是对现代教育存在问题的反映，以及试图进行弥补的努力。
　　在现代教育体系已经确立的今天，笔者认为书院或学堂所代表的意义似乎已不再那么重要，对“中体西用”或是“全盘西化”的讨论也非本意所在。对于我们来说，更为重要的是“以史为鉴”，吸取书院改制的经验和教训，正确处理中学与西学的关系，为现代教育体制改革提供借鉴，为解决现实问题提供帮助。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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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李兵.科举与书院关系研究[M].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287.
　　[3] 谢丰.晚清湖南书院改制研究[D].长沙：湖南大学，2006:86.
　　[4] 陈汉强,黄建如.清末书院改制与学堂兴起述论[J].煤炭高等教育，2009(1):20-22.
　　[5] 黄育芳.清末书院到学堂的现代化转化――以广雅书院为中心[J].思茅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4(2):53-57.
　　[6] 刘少雪.书院改制与中国高等教育近代化[M].上海：上海
　　 交通大学出版社，2004.
　　[7] 王兆祥.书院改学堂――教育现代化的一个过程[J].历史教学，2008(6):29-32.
　　[8] 田正平,朱宗顺.传统教育资源的现代转化――晚清书院嬗变的历史考察[J].厦门大学学报，2002(5):93-101.
　　[9] 陈平原.大学何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4-20.
　　[10] 曾带丽.张之洞与晚清书院的改革与改制[D].长沙：湖南大学，2006：45-48.
　　[11] 谢丰.清末新政时期湖南官绅对书院改制政策的不同思考――以俞廉三、王先谦、赵尔巽的教育改革活动为例[J].湖南大学学报，2006(6)：49-53.
　　[12] 李赫亚.湖南“二王”与近代湖南书院改制[J].北京理工大学学报，2006(4)：80-83.
　　[13] 刘平，章启辉.王�运改制船山书院探析[J].湖南大学学报，2007(5)：127-132.
　　[14] 朱有.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一辑下册)[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3：454.
　　[15] 罗志田.一次宁静的革命:清华国学院的独特追求[J].清华大学学报，2011（2）：5-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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