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作模式”下社区民间组织的运行逻辑――以上海市W老年协会为例] 逻辑模式

　　摘要：社区民间组织因其在政府职能转变和社区建设中的积极作用受到广泛关注和探讨，不同于其它制度层面的研究，本文着重关注社区民间组织在“合作模式”背景下的实际运行过程，及其体现出来的运行逻辑。研究发现，在“合作模式”下，社区民间组织通过协助参与、互惠互利、人心工程、实干风格来有效动员政府、市场、社会的多方资源，其运行逻辑可概括为依附逻辑、交换逻辑、人情逻辑、精英主导逻辑，而各逻辑也并非完全独立，彼此间存在一定的内在联系，共同构成了“合作模式”下社区民间组织特有的运行逻辑。
　　关键词：合作模式；社区民间组织：逻辑
　　中图分类号：c912.21(25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0544(2012)02-0154-05
　　“民间组织”是伴随中国改革开放的逐步深化在行政管理工作中提出和使用的一个概念，是一个颇具中国特色的词汇，在国际上类似相关用语有“非营利组织”、“非政府组织”、“志愿组织”、“慈善组织”等。近年来。基于民间组织的作用及其与当今现实的适应性，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注民间组织的发展，而社区民间组织因其在建设和谐社会、和谐社区过程中的积极作用而不断受到广泛关注和深入探讨。正是在这一背景下，笔者力图对“合作模式”下社区民间组织的运行逻辑进行了一些探索。
　　一、引言
　　(一)问题的提出
　　西方第三部门的研究开始于20世纪80年代，目前经常谈到的民间组织的理论也实际上来自于西方国家的一些研究，其理论视角涉及经济学、政治学和社会学。并都显示出市场、政府、民间组织“合作模式”的价值。就经济学的视角而言，最普遍的当数市场失灵(Market Failure)、政府失灵(Government Failure)以及在此基础上应运而生的志愿失灵(Voluntary failure)理论。三者显示出市场、政府和第三部门这三种机制都有存在的必要，它们之间的关系是互补关系。就政治学视角而言，对民间组织的研究我们不得不提到基于国家与社会关系的理论，典型的便是多元主义和法团主义，它们提供了两种不同的体制选择，而在国家作用从“极强”到“极弱”的序列中。两者都不是极端的，而是国家与社会力量的某种均衡。对此，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学者超越了过去保守的国家社会零和关系观，更多的看到了两者相互依赖和相互支持的关系。就社会学视角而言，仅仅从权力与利益关系、经济发展的角度来看待民间组织的理论。忽视了民间组织在此之外更本质的东西。比如社会资本以及民间组织的“志愿性”中所体现出来的一种社会中才有的较前者更深厚含义的价值等。当然，对“合作模式”的认可还有更多的理由：从制度经济学的交易成本讨论，这一模式是合作各方从理性人的角度在自身利益最大化考量之下的理性选择；民间组织相对于政府更接近于社区；出于政府权力下移与让渡的考虑等等。
　　正是在这一背景下，笔者希望以“合作模式”切入对社区民间组织运行实践过程的探索，以动态的角度关注目前社区民间组织的生存技术及其体现出来的运行逻辑，这将有助于更深人地理解民间组织的具体运行现状，同时在现在看来也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此外，相对于其它全国性的民间组织，社区民间组织更能从基层反映我国民间组织的现实艰难处境，特别是在目前我们建设和谐社会、和谐社区的大形势下，为了更好地发挥民间组织在社区建设中的作用，更需要充分了解社区民间组织在发展中碰到的诸多问题和对问题的处理方式，进而概括出其特有的运行逻辑。对此，笔者以“合作模式”切入对W老年协会这一社区民间组织与各方合作并利用各方资源的过程研究中：分析在“合作模式”下，社区民间组织需要运用何种技术和手段来充分利用各方资源维系自身的生存和发展，而其中又体现出何种运行逻辑?
　　(二)研究方法和研究假设
　　本研究以上海市W老年协会为个案，调查方法以访谈和参与式观察为主。在个案的选择上笔者按照研究意图。有意识地选择了较早作为上海市社区民间组织试点，并享有较高声誉的W老年协会，并对W老年协会成员和领导、所在街道相关负责人以及一些其他相关组织和个人进行了深度访谈，获得访谈录音共30多个小时，整理录音资料近12万字。有些资料虽无法在本论文中得到全面的反映，但这些资料的收集却对研究分析的进行和结论的获取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与此同时，笔者有机会到W老年协会进行了为期半个月的参与式观察，亲身参与到协会的日常工作和生活中，与相关人员进行面对面的直接接触，并获取第一手资料。此外，笔者也通过其它途径获取了一些其它老年协会的内部资料，在一些方面进行了必要的比较分析，也因此获得一些意外的发现。当然，在进行实地研究前，笔者也运用了文献分析法，阅读了相关的研究文献，也间接获取了与研究对象有关的资料，以便能顺利进入这一研究中来。
　　本文的分析框架是基于以下假设：第一，社区民间组织具有在政府职能转变、社区建设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的潜能，本研究认可市场、政府、民间组织的“合作模式”，摒弃过去零和关系的观点；第二，规范体系不等于实际运行体系。即使是在“合作模式”下，民间组织与政府、市场合作的开展也处于动态的、充满不确定性的变化过程中，其中将需要具备一些有效的生存技术和手段，也将体现出其特有的运行逻辑。
　　(三)相关概念的界定
　　1　合作模式。“合作模式”(Collaborative Model)的理解和界定基本源于两个理论的有关论述。一个是吉德伦、克莱默和赛拉蒙等人在对政府与非营利部门之间的关系进行跨国比较后提出的政府-非营利组织关系的类型学理论，合作模式便是其中之一。他们区分了两种合作模式，即“合作的卖者”模式(collaborative-vendor model)和“合作的伙伴关系”模式(collaborative-partnership model)。本文对“合作模式”的理解更多地引用了“合作伙伴关系”模式的相关涵义。努力将非营利组织与政府置于相互独立且平等的合作伙伴关系框架中，将非营利组织拥有大量的自治和决策的权利作为两者关系发展的方向。第二个理论是罗伯特・伍思努的政府、市场、志愿部门相互依赖理论。在伍思努看来，政府、市场和志愿部门之间存在着频繁的互动和交换关系，当不止一个部门的组织提供相似服务的时候，就存在着竞争关系，当集中不同的资源来共同解决社会问题时，彼此之间就是合作关系。
　　本文的“合作模式”正是基于上述认识，认为政府、市场、民间组织存在广泛的合作，并通过一定的方式进行资源交换，而就目前我国的现实而言，三者相对独立且平等的地位更多地是其未来发展的方向。同时，本文对“合作模式”的运用则在于对社区民间组织运行中政府、市场、民间组织关系背景的勾画，这一关系为民间组织吸取政府、市场各方资源的行为提供了可能，成为探索社区民间组织运行逻辑的一个研究起点。
　　2　民间组织。“民间组织”是伴随中国改革开放的逐步 深化在行政管理工作中提出和使用的一个概念，是一个颇具中国特色的词汇。“民间”一词的用法在中国文化中有着悠久的历史，是与“官方”相对应的一个词汇。它反映了长期以来构成中国传统社会中政治秩序基础的“官”、“民”之间的角色关系。1988年，国务院批准民政部撤销原社团管理局，成立作为二级局的民间组织管理局，并陆续在全国各级民政部门建立了相应的民间组织管理机关，自此。民间组织一词作为官方用语开始在中国正式使用，并从管理上被分为社会团体和民办非企业单位两个部分。q对比国际上类似相关用语，如“非营利组织”(NPO)、“非政府组织”(NGO)、“志愿组织”(voluntary Organization)、“慈善组织”(Charitable Organization)等，我国的民间组织与国外的“非政府组织(NGO)”大体相当。这些组织又统称为“第三部门”(Third Sector)、“非营利部门”(Non-Profit Sector)等，称谓的多样性体现了其多元性、边界的模糊性以及特定背景下人们理解上的差异。
　　因此，理解“民间组织”，首先要抓住其核心特征，同时也要认识到它是一个与中国的文化、制度框架相适应的概念。虽然人们对“民间组织”这一概念的定义不尽相同，但基本上都有一个相当程度普遍性的共识，即认同这类组织所具有的非政府性和非营利性。并将其看作是这类组织的基本属性。笔者综合国外的定义和中国的实际情况，将民间组织定义为不以营利为目的、主要开展公益性或互益性活动、独立于党政体系之外的正式的社会组织，这些组织具有不同程度的自治性与志愿公益性，不是宗教、政党、宗族组织。其中，社区民间组织一般是指由社区组织或个人在社区范围内单独或联合举办、在社区范围内开展活动、满足社区居民不同需求的民间自发组织。而在我国目前的特定背景下，社区民间组织多带有一些官办的色彩，这在我国现阶段是难以避免的。
　　二、问题探讨与发现
　　作为一个社区民间组织，W老年协会成立于2002年，当时的背景是：上海市老龄化日益严重，在单位制向社区制转变的社会转型大背景下，单位人逐渐变成了社会人，如何促使这些“没人管”的老年群体幸福有序地生活，这是上海市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需要成立民间组织来承担这部分职能。作为一个社区民间组织的试点，W老年协会成立至今碰到了很多问题，并在解决这些问题中不断发展，也正是在这一过程中，笔者对之前提出的问题也找到了一些回应。
　　(一)协助参与与依附逻辑
　　合法性是人们接受的基础，而合法性的取得，从根本上说，就来源于社区民间组织对内外环境的准确判定以及由此做出的适应性努力。正如很多学者指出的。相对于“总体性社会”而言的“后总体性社会”作为一个过渡的阶段。它构成了目前这些民间或官办民间社团发展的背景。其中。政治和行政因素仍然是一种辐射力和穿透力极强的资源，即使是完全在市场中流动的其他资源。或者是社会经济活动的游戏规则，都要受到政治与行政力量的巨大影响或掌控，合法性的确立自然就意味着要首先获得体制内的认可。因此，社区民间组织首先需要对自身的存在意义进行准确定位，与帮助政府(更确切地说是基层行政机构)解决日益严重的某些社会问题紧密联系在一起。而在我国特有的背景下，这往往也是社会民间组织创立的最初始的动机。这一点正如协会C会长所说：
　　当时的背景是上海市老龄化不断严重，市政府鼓励成立老年协会帮助解决老年问题，而我们区老龄化相对其它区更严重，我们所在的街道又是个老工业集聚地，在市里要求下急需搞试点。刚开始建立老年协会就是上面说的，每个街道成立一个老年协会，街道就将其作为一个任务来做的，也没有想到让它有什么发展，而是想让它自生自灭。
　　从中我们可以看到：一方面W老年协会是在政府授意支持下产生的，具有体制内生血统，政府在民间组织的发展中仍然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另一方面街道只是把W老年协会作为一个短期任务指标，而并没有考虑将其作为一个长期目标。对此，W老年协会需要做出更进一步的努力才能将这一合法性持久维系下去，即主动强调自己的“协助者”角色，并以“补充”的姿态表明这一立场，这样才能真正获取基层行政机构的支持，使后者从最初外在压力下的被动接受转变为主动支持和认同，进而获取体制内的充分认可。对这一点C会长谈到：
　　在处理与街道的关系上，我们在各种场合一再主动强调自己“协助者”的地位，而不是“批评者”、甚至“挑战者”，我们不手长，对于自己所做的工作和成绩，我们坚持“成绩是你们的，快乐是我们的”的信念，一直都把街道推在前面，推到社会及媒体的面前，不断强调街道的积极支持和重要作用，而我们自己愿意站在背后。
　　W老年协会以这种“补充”的姿态表明了自己“协助参与”的立场，获得了街道的认可，而这种认可是街道继最初外压情况下被动接受后的一种真实意识的表达，进而支撑了W老年协会合法性的持久维系。而反过来，如果W老年协会总是把自己推得很高，或个人四处张扬。甚至采取不合作的态度，公然否定街道的支持，结果可能就会完全相反。因此，正是这种“退让”即对自己“协助参与”角色的准确定位使W老年协会首先获取了体制内(街道)认可，使合法性得以维系。这也在更深层面充分表现出W老年协会对政府、街道的强烈依赖性，可以把这种依赖性称为某种“依附逻辑”。
　　(二)互惠互利与交换逻辑
　　对于交换这一在经济行为中经常看到的现象。很多人也许并不愿意将其运用到对民间组织的分析中，觉得其与非营利性的本质会有所冲突。然而，根据皮列文(Piliavin)的研究，大众对公益事业的参与是一个决策过程，这一过程可以分为四个阶段：首先是公众必须对“有人需要帮助”这一事实有所意识和察觉；接下来是同情心的唤起；然后经过成本一收益的权衡分析；最后才是采取行动。其中，成本一收益的权衡分析体现了在社会资源上的等价交换关系，即交换逻辑。而这一逻辑更多地体现在民间组织充分吸收和利用政府、市场和社会各方资源上，只是其中涉及的经常是非经济性因素。在谈到寻求居委会的支持时。C会长就说到：
　　街道有钱，居委会有人，我们很多人才都是通过居委会介绍上来的，居委会如果不介绍，街道是无法知道的。现官不如现管嘛，你下面不报，我怎么知道哪个居委会有些什么人，所以和居委会的关系一定要处理好，处理好了，他们也利于我们。我们也利于他们。所以。我们经常帮它们解决一些实际问题，完成上面下达的一些任务。比如帮它们做好所辖居民区的工作、为社区居民带去精彩节目、还与医院合作帮它们做老人体检等等。
　　在对长期志愿为W老年协会做免费法律咨询的F律师的访谈中，当问及其志愿行为的动力来源时。他说到：
　　我之所以志愿到W老年协会免费做咨询，不是出于一些所谓的高尚情操，直白地说我没有那么多奉献精神。企业追求的是利润，而律师在追求利润时还要追求名誉。企业 是追求利润的最大化，因为你要为企业考虑，它有那么多人要养活。但是对我们这个职业来说，名誉和金钱是放在同等地位的，它们俩其实也是互补的，可以互相转换的。另一方面，在为老维权的过程中我还可以积聚很多经验和知识，这对年轻律师而言是很重要的积累过程。当然。老年协会的这个氛围我也很喜欢，像个大家庭一样。我觉得。这个合作就是构建一个平台，让双方都赢得自己想要的东西。
　　此外，在讨论对公益事业的参与中，西方有相当一批学者强调内在化社会规范的作用，认为人们的善行义举绝非简单的自然行为，在这些行为背后往往都是有社会的行为规范、民族的文化底蕴做支撑。按照Berkowitzh和Daniels的观点，社会规范大体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社会责任规范，一类是互惠规范。前者是指生活在社会中的每一个人都对社会有一份责任、对需要帮助的人有一种责任：后者就是指人应该帮助那些曾经帮助过自己的人。西方人认为这是普通人维持施与受之间平衡稳定关系的基础。至此，我们可以预见，在促进非营利事业的发展过程中。除了逐步建立良好的公共意识和社会责任感，充分发挥互惠互利的交换逻辑的作用也是一个可以探索的有效途径，而目前的诸多事实也充分证实了这一逻辑的积极效用。
　　(三)人心工程与人情逻辑
　　作为一个非营利组织，在没有任何物质报酬的情况下，如何吸引越来越多的人投身到这一事业中呢?对于不同于一般科层制组织的社区民间组织，在没有传统等级制度保障下。“人心工程”可以看作是对社会资源特别是人才资源有效利用的重要策略，是增强组织凝聚力的一个关键因素。“人心工程”就其本意而言，就是以心换心，体现出特有的“人情逻辑”。“人情逻辑”主要体现在老年协会工作者和工作对象的互动中，其依托于人际关系，随着熟悉程度的高低发挥不同的作用，与感情、面子、关照等因素紧密联系。对此，在访谈中协会的很多成员都有所论及。
　　协会主抓文艺宣传的L同志就说到：
　　原来我不想来的，就是看到有C会长，我才来的，他以后要是走了，我说不准就走了，我就喜欢和他共事，喜欢老年协会这个氛围。
　　协会时装队队长Y同志在访谈中也提到：
　　我原来是在街道社发科的时装队做的，那里待遇很好的，但在那里感觉不好，有钱也不开心，但到了老年协会，在这里来我感觉到很快乐。大家就像一家人。我不拿钱也感到开心。所以有钱不一定开心，没钱也可以很开心。
　　协会普通会员X同志在访谈中提到：
　　我住院的时候，大家都来看我，轮流夜间值班看护我。有的还从家里烧汤来给我吃。病房里的病友刚开始不知道，都以为是我的亲戚、兄弟，后来才知道是老年协会的同志，是朋友，友情胜亲情啊。
　　这样的访谈还有很多，就老年人而言，作为社会的弱势群体。经历了大半生的人世沧桑，他们更需要社会的关心和爱护。“人心工程”体现出的人情逻辑也就更显示出其特有的价值和意义。对此C会长解释说：
　　和群众一定要搞好关系。因为这些工作是大家一起去做的，不是我一个人去做的。关键就是要像一个温馨的家庭。有些人就把我们老年协会当作第二个家庭，因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关心他，我们干部有两项任务，一个是工作，一个是关心群众，对不对，哦，事情让他们去做，关心时不关心的，那不行，哪怕是上面给我们一点点什么东西，我们一定首先想到的是群众。老年人都很容易满足的，我们觉得对老年人主要是以心换心。你对他好一寸他就对你好一丈。
　　(四)领导者的实干风格与精英主导逻辑
　　正如我们经常谈到的，很多问题都是在调查过程中才逐渐浮现并明确提出的，这也正是调查研究的魅力所在，这一结论便是笔者在这一过程中发现并在比较中不断凸显出来的。与大多数组织一样，对于民间组织的发展，其领导者的人格魅力和能力也具有关键作用，显示出强烈的“精英主导逻辑”。作为领导者的组织精英在组织的生存发展中起着主导作用。在对W老年协会发展历程的调查中，笔者了解了不同阶段协会会长们的具体情况以及当时协会的发展状况，看到了一些区别，也看到了这些区别与会长们的行事风格所显示出来的某种关联，同时，正如之前提到的，在此项研究中，笔者有机会接触了很多其它老年协会的相关材料。其中所了解的众多协会的发展状况，及时任会长们的一些详细情况更证实了这一关联以及此种关联所体现出的“精英主导逻辑”在某种程度上的可信性和价值。
　　W老年协会的第一任会长A会长退休前是一名大学教师。是一个知识分子，拥有着其所处时代典型知识分子的特性。知识渊博，性格孤傲。其在任期间曾是老年协会发展较为艰难的阶段，与街道的关系比较紧张；W老年协会连任两届的副会长B会长，是名人之后，退休前也曾是一个万人大厂的宣传部长，其特有的家庭背景及经历，使其有着~较强的个人能力和广阔的人脉资源，但却缺少了一点平易近人的气度，其任职分别经历了A会长与C会长两任不同时期的沉浸与辉煌。事实上，A会长和B会长都是有才能的领导者，但他们做事却有着一个共同特点――“先要条件。再做事”，用他们自己的话来说就是：
　　你让我们来做事。就应该给我们提供好的条件和支持，办公室设施什么的都要可以，这样我们才有动力，才能做事情，什么都不给我们。我们怎么做事情?
　　在这种意识的引导下，他们往往会将上面(街道)没有提供好的条件理解成对自己的不重视和工作的无动力，进而导致了与街道关系的紧张，影响了老年协会的发展。然而。在现有环境下。得到街道的支持却是作为一个社区民间组织的老年协会发展的首要筹码。它直接关系到协会发展的未来。
　　W老年协会现任会长C会长。原来在纺织厂工作过一段时间，后来去当兵，转业后去了铁路局，在铁路检察院搞纪检工作，之后调去区车站当支部书记，直到退休。C会长的从业经历显示出了一个从基层做起，吃苦耐劳的发展轨迹。而其多年的从军经历更塑造了其特有的军人行事风格，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是：
　　我认为呢，要“先做事情，再要条件”，我没做事，找人要东西可能觉得不好意思，我当过兵，不怕吃苦，觉得只要把事情做好了，其它的都会来的，事情做不好，就什么都没有。所以，我当会长的时候，上面也不重视不支持，我不管，我也不要东西。我就做事情，把协会搞好，我们协会越搞越好了，名气大了，街道上面看见我们做出来了事情。就自然而然地开始关心我们了，支持了。还是要有所作为，才有地位。
　　民间组织在我国的发展刚刚起步。由于其在我国特定背景下的生成途径和背景，视其可有可无的态度仍然广泛存在。这必将导致其发展之初的艰难，条件不能满足需求。在这种背景下，期望“先要条件，再做事”自然不大可行，甚至还会加深对其“可有可无”的误解，而这也成为很多社区民间组织“夭折”的缘由。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民间组织更要有所作为，而作为组织的领导人就更应该学会在艰难的条件下证实自身存在的价值，坚持“先做事，再要条件”的实干风格，始终相信有所作为才有其地位，而不是在还没有证实 自身的价值时便要求其所应该得到的条件和重视，在现有情况下这显然不合逻辑。正是这两种不同的领导风格造就了W老年协会不同时期的兴衰，也证实了“精英主导逻辑”的价值。
　　三、结语
　　我国民间组织的特点是与国家的边界交织，权力主要不是受到正式制度的保障，而是通过与国家的互动获得，有较大的弹性空间。改革开放以来民间组织的新发展，也不意味中国形成了一个可以完全与西方现代社会结构和制度体系相对应的社会领域。它们不是在有限政府、自由市场体制的基础上实现权力制衡的产物，而是在经历了“总体性社会”同家与社会高度合一的状态之后。随着政府职能转型而逐渐从国家领域分离出来的有限的、局部的和具有一定依附性的社会空间。“依附逻辑”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产生，而我国特有的现实决定了即使在“合作模式”背景下。这一逻辑也有其存在的空间。这也正是前文在对“合作模式”的界定中，将相对独立且平等的地位确定为其未来发展方向的缘由。对此，社区民间组织在其发展中如何处理好与政府的关系显得尤为关键，其直接关系到民间组织的存续。但需要注意的是，处理方式运用不恰当民间组织会有丧失自身独立性、在追求政府资助的过程中扭曲自己使命、或者是在为满足政府的各种要求过程中可能逐渐导致科层化等后果。而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如果民间组织最终要走向独立，与政府的依附逻辑不再存在，其将依靠何种资源和能力独立，而又不因依附逻辑的消失而衰亡呢?
　　“交换逻辑”更多地体现在社区民间组织充分吸收和利用政府、市场和社会各方资源中，显示出互惠互利的原则。提到社会交换，人们通常想到的是交换者之间在社会资源上的等价交换关系，其最典型的表现形式是所谓的投桃报李或一报还一报，并通过“礼物的流动”来实现。礼物抽象一点讲是交换的货物，西方社会学家归纳出其他可以交换的资源还有地位、感情、服务、信息、金钱等共六种。因而，就可用于交换的资源而言，在交换逻辑中民间组织首先要考虑的是自身作为交换一方的能力，即能提供的等价的资源的能力，特别是在自身合法性本质尚无充分保证的情况下，而这可能也是民间组织今后努力的一个重要方面。
　　“人情逻辑”主要体现在社区民间组织工作者和工作对象的互动中，其依托于人际关系，随着熟悉程度的高低发挥不同的作用，与感情、面子、关照等因素紧密联系。它是工作者和工作对象所共有的一种行动逻辑，成为维系双方合作关系的一个基础，同时也因为“人情逻辑”的转换作用，民间组织完成一些工作任务的过程成为朋友间的互助行为，工作因工作对象的熟悉程度不同而显示出一定的差异。而这将可能影响到民间组织制度设计和制度建设的有效性。
　　“精英主导逻辑”体现在作为领导者的组织精英在民间组织的生存发展中起着主导作用，它的价值在组织发展和兴衰中得以显现。精英的作用发挥离不开一定的资源基础，但任何一位精英都不会把自己的地位仅仅建立在一种资源的基础之上，地位、能力、财富、声望等都是其重要来源。其中，社会资本也是一个重要的影响因素，特别是针对社区民间组织而言，其意义同时体现在组织和精英个人两个层面上。社区民间组织与社区内外其他组织关系，精英与上级、下级、普通居民、其他精英之间的关系，都将影响到精英作用的发挥，进而影响到组织的发展，这一点在w老年协会在各会长不同时期的兴衰中可见一斑。
　　以上四种逻辑也并非完全独立。彼此间存在着一定的内在联系。依附逻辑可以看作其他逻辑存在的前提，社区民间组织自身缺乏资源，很难独立，政府的支撑成为其为工作对象提供服务、与其他组织或个人交换的基本条件，而缺乏制度性的权力，则为精英发挥主导作用和人情关系的存在留出了空间。同时，交换逻辑、人情逻辑、精英主导逻辑之间更是相互交织，交换逻辑、人情逻辑可以看作是精英主导逻辑的策略选择，交换逻辑和精英主导逻辑中也都可以看到人情逻辑的作用，而人情逻辑和精英主导逻辑的有效运行和取得的成果都将是交换逻辑得以开展的重要条件和筹码。它们共同构成了“合作模式”下社区民间组织生存和发展的运行逻辑。最后需要指出的是，这四个逻辑都反映出一种逻辑的缺乏，即自组织逻辑，即在政府缺位时，如何依循一定的逻辑自主、自发地与周围环境发生物质、能量方面的转换，从而获得发展的持续动力，这既涉及民间组织外部的因素。也有其内部的原因。而这也将成为探索民间组织长远发展的努力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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