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态冷漠_照亮冷漠世态的一段良心路程

　　如果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在2011年11月20日下午，上海男人潘跃昀应该轻松地开着自己的“凯美瑞”轿车去参加朋友的婚宴，但一个4岁的小女孩改变了他的行程。在一个车来车往的路口，他看到了那个孩子：小女孩的左脚穿着粉红色的旅游鞋，右脚血肉模糊，不断往外淌着血。
　　那是个繁忙的交通枢纽，肇事的司机把小女孩从车底抱出来，跑到路中间，想拦下一辆过往的车辆，但过往的几辆车根本没有停下来的意思。“赶快上我的车！”潘跃昀说。他扭身打开车门，让司机抱着还在不断淌血的小女孩，坐进了自己车的后座，然后朝最近的医院开去。
　　如果见死不救我以后还怎么教育孩子
　　最开始，潘跃昀的目的地是印象中距离最近的上海第十人民医院。当时是下午三点，路上没有堵车，潘跃昀开着双闪灯，把车速尽量提到最高，甚至有两个路口，他看到黄灯也直接冲了过去。在他的身后，小女孩躺在司机的怀里不断地喃喃自语道：“爸爸，我要找爸爸……”
　　而每一次，潘跃昀都会耐心地回答她：“爸爸马上就回来了。”事实上，那个时候，小女孩的爸爸还躺在肇事车的车轮下面。在他们离开五分钟后，120急救车赶到了现场。可当这位重伤的父亲被送到医院时，已经无法救治了。
　　路途中的小女孩无法体会到这样的悲伤，她只是不断地嘟囔，有时说“疼”，有时又想要“玩具”。潘跃昀一边哄着孩子，一边加快了车速。
　　随着晚高峰临近，最后的一小段路，周围的车变多了，潘跃昀的速度也只能慢了下来。他转过头，看到小女孩的伤口还在滴滴答答地流血。暗红色的血液沿着后座淌下，也把脚下的地垫染红了。
　　到医院后，潘跃昀和司机直接抱着小女孩冲进抢救室。可是，在对伤口进行简单处理后，医生却告诉他们，孩子的伤势太重医院“处理不了”，建议转院到设有小儿骨科的上海新华医院。潘跃昀也是在这个时候才发现，孩子的右脚被几吨重的土方车直接碾过，只剩下了一些血肉模糊的骨头碴子。
　　因为时间短，并没有医生询问他的身份。潘跃昀猜测，“可能他们觉得我是小女孩的亲属吧”。不过，当他们把小女孩抬上医院门口的救护车时，一个围观的路人忍不住问潘跃昀：“这是你们家小孩吗？”“不是，”潘跃昀说，“就是路过看到车祸，就把她送过来了。”
　　他总觉得，当时自己的车已经停在了小女孩旁边，如果装作没看见，再把车开走，“良心上过不去”，甚至回家都“没办法面对自己的孩子”。
　　人做什么是由道德观而不是经济地位决定的
　　尽管第十人民医院的医生承诺用救护车送小女孩转院，可潘跃昀觉得，自己还是不能离开。一开始，他打算开车跟在救护车后面，不过又担心自己“跟丢了”，最后，他索性把车停在第十人民医院，爬上救护车，坐到了后舱里的长凳上。
　　也许是因为救护车顶上蓝色的警报，这段12公里的路程只用了20分钟。在新华医院门口，潘跃昀爽快地付了90元的救护车车费，然后和司机一起把小女孩抬了进去。在新华医院，潘跃昀又一次被当做了小女孩的亲属。医院小儿骨科的值班医生没有像对待普通病人那样直接开出各种检查单，而是领着他们跑完了整个手续流程。
　　于是，在这座现代化的医院大楼里，就出现了这样的画面：一位穿着白大褂的医生在前面带路，两个男人在后面推着担架车，在大楼里不同的科室间来回奔跑。三楼的小儿骨科急诊处、一楼的挂号、二楼的抽血化验、一楼的破伤风针注射、二楼的CT和X光检查……在这些过程中，金钱的支出是免不了的。零零碎碎一千多元的检查费用，潘跃昀毫不犹豫地付了，等到办住院手续需要6000元押金的时候，因为身上没那么多现金，他又拿出了自己的银行卡。
　　“你不担心到了最后这些钱没有人补给你吗？”在事情结束后，有人问他。
　　“没人补就没人补吧，我已经参与了，不可能因为吝啬这点钱让她得不到治疗。”他说，“当然，这些钱也在我的承受范围内。”他强调自己“不是富一代，也不是富二代”。“人做什么是由道德观，而不是由经济地位决定的。”他说。
　　事实上，事情的后续发展也没有出现让人担心的纠纷。当天晚上，肇事司机所在的运输公司赶来医院，并且在第一时间结清了潘跃昀垫付的全部款项。
　　你自己可以做一个好人
　　直到当天晚上回到家，潘跃昀才突然想起他这趟行程的最初目的――参加朋友的婚礼。而在救助小女孩的一整段路途中，他已经把这件事完全忘了，一直待在医院里。先前的检查结束后，他又遇到了新的问题。医生告诉他，小女孩必须尽快做截肢手术，需要直系亲属签字。
　　潘跃昀试着问了问小女孩，可孩子说不出自己的名字，也不知道家里的电话。除了唯一的一句“妈妈在上班”，她大多数时间都在喃喃地喊“疼”。
　　潘跃昀只好打了110，请民警帮忙寻找家人。晚上七点，这个偶然路过车祸现场的普通市民终于办完了全部的住院手续。肇事司机已经被警方带回去做笔录，司机公司的负责人也赶到了医院。看到小女孩的家人没有找到，公司还专门派了两个人来医院守夜。
　　“不管后面事故责任怎么处理，你们一定不能让小女孩因为钱的问题得不到治疗。”潘跃昀对公司的负责人说。“你放心，肯定该用什么钱用什么钱。”对方回答。潘跃昀这才满意地离开了。
　　晚上回到家，他才把下午的经历讲给父母和妻子。和他预想的一样，家人没有责备他“多管闲事”，也没有“被人讹上”的后怕。“我太太应该挺为我骄傲的吧。”他笑着说。
　　在他看来，整件事应当连同这段救人的路途一样，到此结束了。令他没想到的是，一名护士拨打了当地媒体的热线电话，把他的故事告诉了记者。随后，潘跃昀接受了上海一家报纸的电话采访，后来还上了电视。
　　这让他感到“特别意外”。“我只是做了一件特别普通的事情。”他说，“我碰巧出现在那个地方，然后给小女孩搭了个便车。”
　　11月21日下午，潘跃昀再一次赶到了新华医院。当天凌晨，由院长直接代替亲属签字，小女孩的手术已经顺利做完。再晚些时候，小女孩的家人找到了这里，人们才终于知道了孩子的名字：苗苗。
　　对这个四岁的女孩而言，11月20日的经历就像一场无法摆脱的噩梦。她的左手、左腿骨折，右脚被截肢，脸上也留下了明显的擦伤痕迹。在车祸过去一个星期之后，她仍然会时不时地从睡梦中惊醒。在谈及那位素不相识的“潘先生”时，苗苗的家人仍然会不住地感谢：“他真的是一个好人。”事实上，在第二天的探望中，潘跃昀给苗苗带来了一束鲜花，临走又留下了三千元钱。
　　如今，距离车祸发生已经过去一段时间了，可关于潘跃昀的故事仍然在媒体上不断传播，有人评论说，在那么多冷漠的故事发生后，我们太需要这样一个故事，来温暖冰冷的人心了。
　　潘跃昀也曾读到过那些“冷漠的故事”，其中最著名的是搀扶别人反被污蔑为肇事者的“彭宇案”。他曾经设想，如果同样的情形发生在自己身上会怎么做，而现在，他自豪地说：“我做的和我想的一样。”
　　“你没有办法判断别人是好人还是坏人，但你自己可以做一个好人。”他说，“退一步说，也许你会被赖上，但也许你还会有别的收获呢。”这些“收获”，不仅仅是被媒体采访、成为“网络红人”，而更多是一种“强大的、安宁平和的感觉”。“我自己认可自己，我不是个口头革命派，我周围的亲戚朋友都说，‘小潘你这个人不错’。”他笑眯眯地说，“我觉得，这就是我做好事的‘好报’。”
　　更大的“好报”来自于他最看重的儿子。11月22日晚上，这个从没接触过媒体的男人第一次参加了一个现场直播的访谈，而他的妻子则坐在家里，抱着儿子在电视机前从头看到尾。尽管两岁的儿子“应该没看懂”，但潘跃昀还是觉得，自己的行为就是一种最好的教育。
　　这段救人的路途当然也带来了一些麻烦。车祸第二天一早，他急忙打电话给前一天结婚的朋友，为自己没能参加婚礼表示抱歉；随后他又把车开走，给沾满血渍的后座和地垫做了一个大清洗，防止父母和妻子“看了害怕”。
　　不过，年轻的潘跃昀还是有自己的衡量标准：“仔细想想，用四个小时的时间，加上一块坐垫，换来这些‘好报’，真是挺合算的。”
　　（摘自《中国青年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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