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刀锋下的外交》] 刀锋下的外交

　　内容简介：李鸿章的外交生涯——天津教案、中法和战，从一个教堂到一堆教案，充分体现了李鸿章其忧患意识和防患弭患的策略构想。甲午海战到“马关议和”，成为李鸿章政治外交生涯中最大跌落点。本书史论结合，叙事生动，论说独到，再现了起伏跌宕，机谋无奈的晚清外交史上真实的一页，是单从外交方面来评价李氏的一部作品。
　　【书摘】
　　“一条艰劬路，半部晚清史”
　　李鸿章本身就是一个多面体的复杂人物，从不同的角度看去，结果就可能会不相同。并且，与观察者的“眼光”，与时代条件、政治环境的制约都有密切关系。所以，在当时对其人就褒贬不一，后世更是众说纷纭。
　　生前他自己的一番评说，倒是非常生动有趣也特别耐人寻味：
　　我办了一辈子的事，练兵也，海军也，都是纸糊的老虎，何尝能实在放手办理？不过勉强涂饰，虚有其表，不揭破犹可敷衍一时。如一间破屋，由裱糊匠东补西贴，居然成一净室，虽明知为纸片糊裱，然究竟决不定里面是何等材料，即有小小风雨，打成几个窟笼，随时补葺，亦可支吾对付。乃必欲爽手扯破，又未预备何种修葺材料，何种改造方式，自然真相破露，不可收拾，但裱糊匠又何术能负其责？
　　李鸿章没有吹牛，他说的是何等实在！把他手下的“洋务成果”喻为“纸糊的老虎”，裱糊的表面新、内里破的屋子，把自己喻为“裱糊匠”，多么贴切和精妙！至于他说自己“裱糊匠又何术能负其责”，也决不是无理地推卸责任，这种根本责任是应该由他个人来负的吗？包括外交都何尝不是如此！但是，恨不得以“铁杆卖国贼”把他永远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的呼声不是也一直不绝于耳吗？当然，斯人盖棺难论定，一生功罪任评说。对纷杂的种种评说我们这里自不必详述，不过梁启超所作的《李鸿章传》，似乎是不应略过的。
　　这部传记是传主刚刚去世不久就写毕的。该书《序例》的“著者自记”所署时间为“光绪二十七年十一月既望”，此时距传主去世的时间才50天。此传不是鸿篇巨著，按现在的“版面字数”算也不过8万来字（不包括有的版本中所附李书春的《李文忠公鸿章年谱》）。此作似乎也说不上精雕细刻，行文及剪裁上都难说尽善尽美，但其写作态度的严肃，立意的高远，观点的不乏精辟，若干警句式论断的提出，都对读者了解和认识李鸿章这个人物，以及引发相关的思考，会有他书无法替代的助益。
　　作者在书的序例中说：“合肥（代指李鸿章）之负谤于中国甚矣。著者与彼，于政治上为公敌，其私交亦泛泛不深，必非有心为之作冤词也。故书中多为解免之言，颇有与俗论异同者，盖作史必当以公平之心行之。”表明作者并不是因为“政治上为公敌”的关系就故意向其放乱箭，泼污水，而是抱一颗“公平”之心来审视这个已故清朝老臣，指出：“四十年来，中国大事，几无一不与李鸿章有关系。故为李鸿章作传，不可不以作近世史之笔力行之。”在《绪论》中又进而指出：“自李鸿章之名出现于世界以来，五洲万国之士，几于见有李鸿章，不见有中国。一言蔽之，则以李鸿章为中国独一无二之代表人也……李鸿章为中国近四十年来第一流紧要人物。读中国近世史者，势不得不口李鸿章，而读李鸿章传者，亦势不得不手中国近世史，此有识者所同认也。”也正因为如此，所以他说“故吾今此书，虽名之为《同光以来大事记》可也。”并且又名曰《中国四十年来大事记》。由此可以看出，李鸿章在梁启超心目中的地位，以及梁启超所揭示的李鸿章在中国“近世史”上的地位。这起码可以启示人们：要认识李鸿章，必须把它放在当时历史的大背景中；同时，通过李鸿章的军政生涯，也可以连带地了解当时的历史，从这个意义上，李鸿章也是人们可借以进入他所处历史情境的一条引线，不管对他如何评论。
　　即使说对其人的评价吧，梁启超所作《李鸿章传》中也多有不只是论断而且寄寓思辨之处。就举对其人“平发捻”与“数和议”的看法来说吧，有这样一段话：
　　今中国俗论家，往往以平发平捻为李鸿章功，以数次和议为李鸿章罪。吾以为此功罪两失其当者也。昔俾斯麦又尝语李曰：“我欧人以能敌异种者为功。自残同种以保一姓，欧人所不贵也。”夫平发平捻者，是兄与弟阋墙而盬弟之脑也，此而可功，则为兄弟者其惧矣。若夫吾人积愤于国耻，痛恨于和议，而以怨毒聚于李之一身，其事固非无因，然苟异地以思，当夫乙未二三月庚子八九月交，使以论者处李鸿章之地位，则其所措置，果能有以优胜于李乎？以此为非，毋亦旁观笑骂派之徒快其舌而已。
　　不难看出，梁启超是与当时的“中国俗论家”观点迥异的。他是把李鸿章“平发捻”看做是兄弟自残，明显不懂得“阶级斗争”，但算得上初具“民族观”吧？既然有“民族观”，那么对李鸿章的屡屡与外敌“和议”，似乎该是痛斥的吧？可他又偏偏不是，反而对因此“以怨毒聚于李之一身”者不以为然，定其为“旁观笑骂派”，举出1895年（乙未）、1900年（庚子）议和时的实例，让他们设身处地想一想，在那种情况下是不是能比李鸿章做得更好。这是不是所有对李鸿章的“旁观笑骂派”人士，都应该做的一种假设？记起列宁的一段语录：“在分析任何一个社会问题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绝对要求，就是要把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
　　梁启超此传在开篇《绪论》中就有“吾敬李鸿章之才，吾惜李鸿章之识，吾悲李鸿章之遇”的说法，而在最后《结论》中又置言：“李鸿章以中上之才，遇无上之机，因得功成名就。然不幸智短识少，未得增进国家之实力，使与列强相争衡实美中不足也。然惨淡经营，垂三十年之久，及其终也，两宫远逃在外，京畿尚为人有，追心自问，能不伤悲？终以才智所限，环境所迫，东方之卑（俾）斯麦，固当如是也。”那么，其“智短识少”表现在哪里？梁启超指出的“鸿章之于外交，以息事宁人为本，故多屈辱之迹”，应该算其中的重要一点吧？梁氏尚有更综合的评说：
　　李鸿章不识国民之原理，不通世界之大势，不知政治之本原，当此十九世纪竞争进化之世，而惟弥缝补苴，偷一时之安，不务扩养国民实力、置其国于威德完盛之域，而仅摭拾泰西皮毛，汲流忘源，遂乃自足，更挟小智小术，欲与地球著名之大政治家相角，让其大者，而争其小者，非不尽瘁，庸有济乎？
　　所揭其短，诚堪揣摩。而“非不尽瘁，庸有济乎”八字，亦有韵味：既指出其效果上的“无济”，又肯定李鸿章已“尽瘁”。的确，就李鸿章的“主观”方面而言，他是称得上“不避谤怨，勇于任事”的。
　　当然，所谓“评价”似难说有惟一的“定论”。然而，与其人相关的史事无疑是既定不变的，问题只在于如何能作出尽量符合客观事实的揭示。拙著在不忽视理性评论的同时，也特别注意对关键性史实细节（譬如谈判对话等）的发掘和展示。这样，或许有助于尽量避开悬空的浮泛议论，而首先体察相关的具体历史情境。在这个意义上，关于其人的“评价”似可退居次要，而他即主要成了可供循以细致追踪当年清朝尴尬外交之局的一条引线。由这个立意上来看李鸿章的外交生涯轨迹，笔下忽地跳出这样一副虽不严格吻合对仗规则而意蕴上却觉惬当的联语：
　　一条艰劬路；
　　半部晚清史。
　　（摘自《刀锋下的外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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