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理健康素质测评系统·中国成年人生活信念量表的编制] 小学心理健康教育内容

　　摘要：本研究的目的是编制适合中国社会文化特点的生活信念量表。通过搜集整理已有相关文献，并考虑《心理健康素质测评系统》的整体结构，确定了该量表的合理性和可控性两维度的理论构想。通过参考国外同类量表项目以及在心理学专家中征集项目的方式形成初始量表，并通过预测筛选确定量表的最终项目。测试结果表明，生活信念量表具有较高的重测信度、内部一致性信度和较高的结构效度、内容效度、聚合效度以及同时效度。结论：生活信念量表具备令人满意的心理测量学特征，可以被用来评估中国成年人的生活信念。
　　关键词：生活信念，合理性，可控性，量表
　　分类号：R846
　　心理健康素质是个体在遗传和环境的共同作用下形成的某些内在的、相对稳定的心理品质，这些心理品质影响或决定着个体的心理、生理和社会功能，并进而影响个体的心理健康状态（沈德立等，2008）。根据关于心理病理的素质一应激模型和Lazarus（1984）所提出的的心理应激的评价（相互作用）模型，《心理健康素质测评系统的研制》课题提出了心理健康素质结构，并将生活信念纳入其中（梁宝勇，2012）。本研究旨在编制《心理健康素质测评系统》十个量表之一——中国成年人生活信念量表。
　　生活信念是社会生活的产物，是个体在总结人生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形成的稳定的认知结构，它统率和支配着个体的生活行为（邢贲思，周汉民。1992）。生活信念具有多元的、多层次的结构体系特征。根据所涉及的内容，生活信念可分为婚姻信念、职业信念、道德信念、宗教信念等：根据生活信念的概括程度。可以分为具体信念、中间信念、核心信念：根据信念所涉及的社会关系，可以分为有关个人的信念（如能力信念和控制信念等）、有关个人与他人关系的信念（如婚姻信念、母亲信念、人际信念和性别差异信念等）、有关个人与环境关系的信念（如公正世界信念、因果信念）；根据生活信念是否有助于个体生活目标的实现，包括合理性信念和功能失调的信念等。
　　生活信念同心理健康的关系非常密切，这方面的研究非常广泛。比如，适应性信念对心理健康有非常显著的正向预测作用（潘利若，2011）；睡眠质量与不良睡眠信念有关（李卫晖，2011）；个体的能力信念水平较低则其学习测验焦虑水平较高（Putwain，Daniels，2010）。人格障碍的认知观点指出，人格障碍病人的信念是其功能失调的行为和情绪的重要基础（Beck，2001）。实证研究也表明，从不是病人的控制组到没有人格障碍的病人，到有人格障碍的病人，再到有长期人格障碍的病人，他们功能失调信念的得分依次上升（Arntz，2004）。理性情绪疗法的创始人Ellis，用ABC理论模型解释情绪困扰的原因，其中的B指的就是信念，亦即造成心理困扰（C）的并不是生活事件（A）本身，而是A与C之间的信念（B），信念对于生活事件与心理困扰的关系具有调节或中介的作用。研究表明，在老年脑卒中患者危险知识与行为改变的关系中。危险信念具有中介作用（邵景进等，2011），不合理饮食信念中介应激与暴食症以及体重指数的关系（Osberg。Eggert，2012），A型人格特质所特有的不合理信念对生活应激与愤怒之间的关系具有调节作用（Hart，1991）。这些研究结果均对Ellis的观点提供了支持。
　　在生活信念的结构体系中，大量研究表明，可控性信念和合理性信念是两个影响个体心理健康水平的重要心理动力因素。Teriesen，Salhanv和Scuitto（2009）对不合理信念的测量工具做了综述研究，发现不合理信念与焦虑、抑郁相关。在青少年中，不合理信念和完美主义，对抑郁具有预测作用（Flett，2008）。在针对作为父母的不合理信念与父母心理健康状况关系的研究中，父母的过分严格要求的不合理信念，与父母的焦虑正相关（Sal-hanv，2010）。Alexandru和Aurora（2005）在正常被试中研究了不合理信念与功能失调的积极情绪的联系，实验分两种情况，目标达到之前，诱发被试产生成功的预期，测量其积极情绪：目标达到之后，体验成功，测量积极情绪。在不合理信念方面，与对自己苛刻要求水平低的人在达到目标之后的积极情绪水平相比，对自己要求苛刻水平高的人，目标达到之前的积极情绪水平更高，这是一种功能失调的积极情绪。
　　可控性是预测行为、情绪、动机和成就的强有力的心理学预测变量（Harris，1996）。同样的生活情境，一些人把它视为具有挑战性，另一些人却认为是威胁，造成这种认知差异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个体的可控性信念。意识到对可能结果可以控制的被试，感受到生活中应激较少，本人更健康，认为自己能更有效地管理环境要求（Josephine&Eli，2002）。对应激源的个人可控性，对个体有效应对应激具有很大影响。感受到的可控性比对事件的真实的客观控制更有效。研究表明，与可控性低的个体相比。可控性高的个体解决了更多的颠倒字母任务。状态焦虑水平低，并且，他们更多采取注重问题的应对策略（Endler，Speer，&Johnson，2000）。在心算任务中，控制性水平低的个体，皮质（甾）醇、血压以及去甲肾上腺素反应水平更高（Peters，1998）。
　　合理性是一个单维度的连续的结构。在其两端，分别称为合理与不合理。西方社会文化中，有关合理信念与不合理信念的定义，其中Ellis的观点得到广泛认可，Ellis认为，合理信念指那些有助于人们的幸福，与现实一致，合乎逻辑的信念；不合理信念指的是与现实不一致，不合乎逻辑，行不通的信念（Ellis，1962）。西方的合理、不合理信念与我国的合理、不合理信念，其内涵存在较大差异。西方人的合理包含着合乎理性的含义，中国传统文化却是一个“理性不足，情理有余”的文化，它在维持中国人心理平衡，调节中国人与环境的关系、人与人的关系和缓解焦虑中具有重要作用（胡纪泽，2008）。“情理”是指“人之常情和事情的一般道理”（徐云生，吴建，2006）。在中国人的处世哲学中，合理就是合乎情理，比如：做事给对方留面子、为人中规中矩、知足常乐，等等，都是合乎情理的。这样的观念西方人也许觉得不合理，但中国人接受，这样的观念使中国人心安理得，促进了国人的心理健康水平。 　　关于涉及控制的信念，社会心理学家罗特（Rotter）采用“心理控制源”这一概念进行过深入探讨，指的是人们对日常生活中行为或事件的结果的一般性看法。如果个体具有事情的结果由自身的努力、能力、特质或者技能决定的信念，就称之为内控倾向者，即成功与否完全取决于自身，而不归于身心以外的原因。如果个体认为事物的结果由运气、机遇、命运或者其它不可拒的外部力量决定，则称之为外控倾向者（Rotter，1966，1975，1990）。
　　根据罗特观点，他人的影响归于外控，即自身不能影响它的作用。但在韦纳的归因理论体系中，他人的影响既有可控制的成分，也有不可控制的成分。当个体感受到可以控制他人的影响时，就可以使他人的影响朝着有利于自己的方向发展，促进自己的心理健康水平。所以，外控并不一定总是具有负面效应，实证研究也证明了这一点，在一项研究中，研究对象是退休老人，他们几乎不能控制自己的环境，结果显示，外控者能更好地适应环境，调整自己，感到生活更加舒适，原因可能在于，外控的结果对自己有利（Felton&Kahana，1974）。
　　罗特的内在一外在心理控制源量表中，关于外在控制，有些条目反映了运气、机遇、偶然因素、遗传、命运等因素的影响，个体对这些因素无能为力：其中反映他人控制的条目，反映的也是个体只能任人摆布，不能通过主动影响他人来改变自己的处境。这些条目的编制与罗特对外控概念的界定是一致的，但没有反映出个体可以通过对影响事物结果的他人施加影响，来控制事物的发展方向，使之朝着有利于自己的方向发展，但在实际生活中，这种可能性是完全存在的，尤其在中国文化背景下，人情关系网是一个重要的影响心理健康的因素。不管事物结果的原因是内部的还是外部的。是自己个人的，还是机遇、命运、他人，只要是个体相信自身可以控制其结果，即对事物的可控性强，就属于可控：个体认为不能控制，就属于不可控。
　　1、量表编制过程与方法
　　1.1 测量维度与维度的操作定义的确定
　　生活信念的结构比较庞杂，其内部的各种信念的发展不一定同步，与心理健康关系的密切程度也有所不同。其中。可控性信念、合理性信念以及健康信念与心理健康的关系更为明确，无论是相关研究还是因果关系研究，都确定了它们对心理健康的影响。其中的健康信念，在《心理健康素质测评系统》中，另有研究者对其进行专题研究，在生活信念的量表结构中，不做考虑，本研究将合理性和可控性作为重点测评的维度。
　　无论是合理性信念还是可控性信念，不同的研究者、不同的文化背景，有着不同的理解。本研究编制的是中国成年人生活信念量表，所以，其中的合理性维度与可控性维度，其操作性定义必须具有中国文化背景下的内涵，符合中国的国情。
　　在我国，合理性维度，是有关婚姻、家庭、人际关系、个人成就、生活琐事、应激等方面的观点、看法、原则等是否合理的生活信条，它影响着日常生活中个体的情绪和行为。合理信念指的就是符合人之常情和事情的一般道理的生活信条，亦即合乎情理的信念。合理信念对心理健康有利，有助于个体生活目标的实现：不合理信念就是不符合人之常情和事情的一般道理的生活信念，亦即不合乎情理的信念，不合理信念会有损于个体的心理健康，阻碍生活目标的实现。
　　本研究编制生活信念量表的可控性维度，考察的是个体对事物控制能力的感受，考虑到罗特观点的不足，本研究将从个体对事物（生活事件）可控性（controllability）的角度，考量对事物可控感的大小，此概念具有人格特质的属性。并借鉴韦纳归因理论有关控制性中可控与不可控的看问题的角度。将控制性人格特质分为可控与不可控。可控性维度，指的人们对日常生活中行为或事件结果自己是否可以控制的一般性信念。个体相信自身可以控制其变化过程和结果，就属于可控：个体认为不能控制，就属于不可控。
　　1.2 量表项目的来源
　　1.2.1 合理性维度项目的来源
　　从付建斌（1996）编制的中国人信念量表、肖汉仕等人（2007）编制的中学生非理性信念量表、功能失调性态度问卷（陈远岭等。1998）以及Ellis概括的11条不合理信念中，找出符合中国国情且含义不重复的不合理信念项目12个。
　　给临床与咨询心理学专业机构与专业人员注册系统的首批心理督导师发出邮件84封。请他们评定：第一步收集的“12个项目中，其来访者中是否存在这样的信念：他们的来访者还有哪些不合理信念”。结果，收到回复邮件22封，第一步收集到的12个项目中，10个项目所表达的不合理信念在其来访者存在。除此之外。他们的来访者还存在19个其他不合理信念，这样便形成29个不合理信念的项目。
　　第一步收集的12个项目中有两个正向表述的项目，经过专家评定之后。确定的29个项目全部都是反向表述项目，亦即不合理信念方向的表述。有专家表示，正向表述的那些项目在心理咨询场景中难以理解，因为来访者没有这样的表述，建议删除这样的项目。
　　1.2.2 可控性维度项目的来源
　　从Rotter（1966）的内在一外在控制源量表和Levenson（1981）编制的内控、他控及机遇控制量表中选择符合中国思维习惯且内容不重复的项目14个，并通过改变条目的叙述方式，使之描述的是可控性信念，而非可控行为。14个项目中。反向表述项目7个。正向表述项目7个。
　　这样，两个分量表的初始项目共43个，其中，正向表述项目7个，反向表述的项目36个。量表为4级计分。对于正向表述的项目，“完全不同意”计1分，“完全同意”计4分。对于负向表述的项目，采用反向计分方式，即“完全不同意”计4分，“完全同意”计1分。这样，合理性维度得分越高，意味着生活信念越合乎情理：可控性维度得分越高意味着越相信生活处于自己控制之下。
　　1.3 项目筛选
　　1.3.1 研究对象
　　共638人，其中，大学生554人：年龄20.78±1.11岁；男163人，女391人：大一4人，大二494人，大三13人，大四43人。社会人员（农民、教师、公司职员）84人：年龄40.38±10.11岁。男52人，女32人。 　　1.3.2 项目筛选步骤与结果
　　第一步，对预测结果首先进行题总相关分析，删除与总分相关系数低于0.4的项目。结果，保留可控性项目10个，保留合理性项目22个。
　　第二步，验证性因素分析。在生活信念量表两个维度的假设框架下，删除项目的标准如下：①删除因子负荷在指定因子上小于0.4的项目：②每删除一个项目后，重新运行程序，直到模型的修正指数值都小于10，并且，模型的拟合指标合乎要求为止。结果，合理性因子保留项目数为19个，可控性因子保留项目数为7个，由此形成由26个项目组成的正式的成年人生活信念量表，
　　1.4 正式量表的心理测量学考察
　　1.4.1 研究对象
　　样本一：共调查社会人员600人，年龄42.92±13.76岁；性别：男308人，女291人。1人性别不明；受教育程度：初中水平309人，高中水平173人，大专及以上水平117人，1人受教育程度不详。用于区分度分析、结构效度分析和内部一致性系数分析。
　　样本二：大学生被试117人，年龄20.52±0.70岁；男96人，女21人。参与BDI量表相关的效标效度以及聚合效度的测试。
　　样本三：大学生被试88人，年龄：20.52±0.78岁；男67人，女21人。参与状态一特质焦虑量表相关的校标效度分析。
　　样本四：大学生被试121人，男32人，女89人；年龄：20.74±0.86岁。参与重测信度测试。
　　1.4.2 测量工具
　　（1）本研究编制的中国成年人生活信念量表，由26个项目组成，分成合理性和可控性两个维度。
　　（2）Beck抑郁问卷
　　此问卷（Beck depression inventor%BDI）由Beck（1967）编制，是抑郁的自评量表，适用于具有一定文化基础的普通人群，量表共21项，4级评分，量表总分能反映个体的抑郁症状程度，该量表具有较好的信度和效度（汪向东等，1999）。
　　（3）状态一特质焦虑量表
　　由Spielbergei等（1983）编制，共有40个项目，第1～20项为状态焦虑量表（S-AI），主要用于评定即刻的或最近某一特定时间或情景的恐惧、紧张、忧虑和神经质的体验或感受，可用来评定应激情况下的状态焦虑。第21～40项为特质焦虑量表（T-AI），用于评定人们经常的情绪体验。该量表是一种自我评定的量表，有较好的信度和效度（汪向东等，1999）。
　　（4）Ellis的不合理信念
　　Ellis（1992）提出了11条不合理信念，它本身不是量表形式，没有心理测量学指标的报告，但它是Ellis在大量临床实践中总结出来的，许多不合理信念量表以此为蓝本进行编制，例如，付建斌编制的中国人信念量表（CBI）。本研究以量表形式使用它，采用4级计分：1表示完全不同意、2表示不太同意、3表示比较同意，4表示完全同意。
　　（5）罗特内-外控量表
　　Rotterl996年编制（汪向东等，1999），包括23个项目和6个插入题。本研究仅仅对内控性选择计分，得分范围在在0（极端外控）到23（极端内控）之间。该量表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70，与智力测验的相关系数为-0.22。
　　1.4.3 统计分析
　　采用SPSS17.0和AMOS17.0对问卷进行数据的统计分析。
　　2、结果
　　2.1 区分度分析
　　分别求各个项目与量表总分的相关，结果见表1和表2。
　　表1和表2中的项目与所属维度总分的相关系数都在0.419以上。
　　2.2 信度分析
　　采用克隆巴赫一致性系数来检验各量表的信度指数。重测信度的时间为间隔一周，结果见表3。
　　2.3 效度分析
　　2.3.1 内容效度分析
　　给出合理性信念和可控性信念的定义，请10位心理咨询工作者根据两个基本定义，对筛选出来的19个合理性信念分量表的项目和7个可控性信念分量表中的项目进行逐条评价。判定这些筛选出的项目是否属于测量该定义的项目，并在“是”或者“否”的选项上划“√”。判定与定义符合程度，15个项目为100%，9个项目90%，1个项目80%，1个项目70%。
　　2.3.2 结构效度分析
　　（1）验证性因素分析
　　对筛选出的26个项目构成的两维度的生活信念量表进行验证性因素分析，模型的各项拟合指标均在可以接受的范围内（见表4），且各个项目在所属维度上的标准化因素负荷较高。其中，合理性分量表项目的因子负荷均≥0.408：可控性分量表项目的因子负荷均≥0.511。
　　（2）两个维度分数与总量表分数的相关
　　可控性总分与合理性总分呈中等程度相关（r=0.572），两个维度总分与量表总分存在高度相关（r=0.774；r=0.962）。
　　2.3.3 聚合效度分析
　　合理性维度与Ellis的不合理信念量表相关系数为-0.671。可控性维度与罗特内一外控量表的相关系数为0.494。
　　2.3.4 效标效度分析
　　测量了生活信念量表与BDI量表和状态一特质焦虑量表的相关（见表5）。
　　3、讨论
　　以往有关合理性信念和可控性信念相关的研究，大多数采用的是直接修订的国外量表，或者有些国内学者自己编制量表时。沿用了西方文化背景下有关理论和定义。中西方文化背景、地域以及遗传的不同，必定引发中西方人格的差异。作为《国民心理健康素质测评系统》研究的一部分，本研究致力于编制一个符合中国文化背景和国情的生活信念量表，本研究对合理性信念维度和可控性信念维度的定义均从中国国情出发。在合理性信念的概念中，考虑到了中国“理性不足，情理有余”的国情：在可控性信念的概念中，考虑到了中国人情关系网的作用，对“他人”的控制，也属于可控的范畴。
　　经过验证性因素分析，生活信念量表条目的标准化因子负荷均≥0.408：量表的内部一致性信度系数均≥10.849：重测信度系数均≥0.858。说明该量表内部一致性和稳定性较高，具有较好的信度。
　　对于该量表的两个因子结构的理论构想，经过验证性因素分析，拟合指标均在可以接受的范围内，说明模型拟合良好。量表的结构合理。理论构想可以接受。另外，可控性维度与合理性维度呈中等程度相关，两个维度与量表总分呈高度相关，也说明量表具有较好的结构效度。
　　合理性信念分量表的项目主要由我国临床与咨询心理学专业机构与专业人员注册系统的首批心理督导师提供，其余部分项目也经过这些专家的审查。另外，经过筛选的合理性信念分量表和可控性信念分量表的项目，均由10位心理咨询工作者进行评定，认为这些项目测量的内容是其所属维度所定义的内涵。以上工作保证了生活信念量表具有较高的内容效度。
　　合理性信念分量表与Ellis的不合理信念量表相关系数为-0.671。本研究编制的合理性信念分量表计分方向为分数越高，心理健康程度越高，与Ellis不合理信念量表的计分方向相反。两个量表负相关程度越高，说明测量同一人格特质的程度越高：可控性信念分量表与罗特内一外控量表的相关系数为0.494，罗特内一外控量表计分，按照内控得1分，外控得O分计算，得分越高内控程度越高。本研究编制的可控性信念分量表计分为得分越高可控性越高，罗特内一外控量表的内控含义与本研究可控性信念分量表的可控含义存在很大程度的重叠，两个量表相关程度高，说明测量同一人格特质的程度高。生活信念量表的聚合效度较高。
　　合理性信念分量表得分、可控性信念分量表得分以及生活信念量表的总分，与BDI量表得分、特质焦虑量表得分以及状态焦虑量表得分均显著负相关。说明本研究所编制的生活信念量表具有良好的同时效度。
　　正式的生活信念量表的项目，合理性因子19个，可控性因子7个，两个维度的项目数量不太平衡。原因在于整理的14个可控性因子的初始项目中，正向计分与反向计分项目各7个，一个正向计分项目在人们心理上的意义，与反向计分项目做正向转化之后在人们心理上的意义不一定完全一致，所以，项目筛选过程中。正向计分项目与反向计分项目未能聚合成一个因子，正向计分的项目逐渐被删除，相对于合理性因子的项目数量来说，可控性因子保留的项目较少。
　　4、结论
　　生活信念量表的编制基于中国文化背景，具有令人较高的内部一致性信度和重测信度以及较好的内容效度、结构效度、聚合效度和同时效度，符合心理测量学的要求，可以用于评估生活信念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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