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日报 评论员文章 女排_认同建构视野下的《人民日报》女排“五连冠”报道分析

　　摘　要：以认同理论、建构理论为依据，以《人民日报》女排“五连冠”报道为研究对象，揭示了女排“五连冠”报道建构国家/民族认同的功能及其方式：《人民日报》不但建构了国人对国家的归属感，还建构了国人对国家的忠诚感和理想感，不但建构了对国家民族——“中华民族”的认同，还建构了对以“顽强”、“拼搏”为核心的民族精神的认同。这种建构是时代的产物，既具有合理性，也具有局限性，值得我们深思。
　　关键词：女排“五连冠”；国家认同；民族认同；建构
　　中图分类号：G80-05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3612（2012）09-0028-06
　　An　Analysis　on　the　People’s　Daily　Reports　of　Five　Consecutive　Championships　of　Chinese　National　Womens　Volleyball　Team　from　the　View　of　Identity　Construction
　　XUE　Wen-ting
　　（Beijing　Sport　University，　Beijing　100084，　China）
　　Abstract：Based　on　identification　theory　and　constructive　theory，　this　paper　shows　the　functions　and　ways　of　constructing　national　identity　and　ethnic　identity　in　reports，　by　analyzing　the　reports　of　five　consecutive　championships　of　Chinese　national　womens　volleyball　team　in　Peoples　Daily.　Peoples　Daily　constructs　not　only　Chinese　people＇sense　of　belonging　to　their　country，　but　also　their　sense　of　loyalty　and　ideality；　not　only　their　identity　to　the　nation，　that　is　to　say，　the　Chinese　nation，　but　also　the　identity　to　national　spirit　that　makes　“indomitable”　and　“hard　working”　as　the　core.　This　construction，　as　the　product　of　the　era，　possesses　the　characters　of　both　rationality　and　limitation，　which　is　worthy　of　in-depth　thinking.
　　Key　words：five　successive　championships　of　Chinese　womens　volleyball　team；national　identity；ethnic　identity；construction
　　在新中国60余年波澜壮阔的历史长河中，体育人书写了一个又一个传奇。其中，女排“五连冠”是20世纪80年代初中国体育史上最亮丽的一笔。30年弹指一挥间，但女排姑娘、女排精神依然在国人心中拥有相当的影响力：2004年雅典奥运会和2008年北京奥运会期间，创造收视率之冠的都是中国女排参与的比赛；2009年建国60周年之际，中国女排被中宣部等11部门联合评选为100位新中国成立以来感动中国人物；2011年建党90周年之际，《人民日报》等媒体以《“双百”人物中的共产党员：中国女排五连冠》为题，对中国女排给予了高度评价。女排“五连冠”之所以能成为国人的深刻的集体记忆，不仅源于女排“五连冠”的辉煌历史，还源于女排“五连冠”报道对国家/民族认同的建构。那么，中国媒体的女排“五连冠”报道是如何建构国家/民族认同的？我们又该如何看待这种认同建构呢？这是本文尝试回答的问题。
　　1　关于认同建构
　　认同原本是一个哲学与逻辑问题，由弗洛伊德移植到心理学研究中，后被广泛运用于人文和社会科学研究领域。认同具有多种含义，在不同学科中也有不同理解。亨廷顿（Samuel　P.Huntington）在《我们是谁》一书中指出，认同“有多重意义，难以界定”，但“又不能不用”。［1］20如台湾学者江宜桦认为，认同指涉三种不尽相同的涵义：一是“同一、等同”；二是“确认、归属”；三是“赞同、同意”。［2］8～10大陆学者王希恩则认为，认同是社会成员对自己某种群体归属的认知和感情依附。［3］尽管定义不同，但“在任何给定的情形下，认同的本性就是如何确定自我的边界”。［4］因为区分“我者”和“他者”的边界不同，就会生产出多种多样的认同，如社会认同、性别认同、政治认同、文化认同、自我认同、民族认同、国家认同等。
　　国家认同和民族认同是民族社会成员因隶属于国家、民族而产生的归属认知和感情依附，是集体认同中最重要的两种认同。国家认同和民族认同既有差异性，又有一致性。差异性表现为：第一，认同的客体不同。国家认同的客体是“国家”。按照哈贝马斯的理解，现代意义上的“国家”是一个法学概念，具体所指是对内对外都代表着主权的国家权力，而空间上则拥有明确的领土范围，即国土；社会层面上指的是所有从属者的结合，即全体国民。［5］民族认同的客体是“民族”，是以共同血缘意识和祖先意识为核心，并具有共同历史与文化特质的人群共同体；第二，认同的基础不同。民族认同强调的是血缘和文化传统的重要性；国家认同则建立在以宪法为核心的公民身份基础上。一致性表现为：第一，民族认同是国家认同的基础和前提；第二，国家认同可以保护民族认同，并借助民族认同中的血缘和文化传统因素来取得。［6］从性质上来看，民族认同更多的是一种文化认同，而国家认同则是一种基于政治合法性和意识形态的政治认同。在民族成员的认同层次结构中，国家认同处于最高的级序，优先于各种民族认同形式。［7］32～34 　　认同的形成是社会建构的结果。建构理论来源于社会学，它强调人类对社会实在的认知和表述，不是一种镜子式的被动反映，而是一种主动的参与建构。［8］23社会建构主义深刻地影响了以塔奇曼（Tuchman）为代表的新闻建构论。塔奇曼指出，“新闻帮助建构一种共享的社会现象，因为在描述一个事件的过程中，新闻定义并建构了这一事件”。［9］174传播学者古德诺（Gouldner）认为，新闻与其说是对世界上所发生事件的镜像反映，不如说是对有关社会现实的职业化建构，即新闻不是被新闻工作者简单传递，而是被新闻工作者再生产。［10］关于媒介建构民族/国家这一“想象的共同体”的功能，安德森（Anderson）曾有过着这样的阐述：“这些被印刷品所联结的‘读者同胞们’，在其世俗的、特殊的和‘可见不可见’当中，形成了民族的想象的共同体的胚胎。”［11］
　　2　女排“五连冠”报道对国家/民族认同的建构
　　1981年11月，异军突起的中国女排在第三届世界杯女子排球赛中力挫日、美、苏，摘取了世界冠军的桂冠，这是中国首次在集体球类项目中夺冠。此后，中国女排又相继在1982年第九届世界女排锦标赛、1984年第23届奥运会、1985年第四届世界杯女子排球赛、1986年第十届世界女排锦标赛中夺冠，成为第一支在世界女子排球历史上连续五次夺魁的队伍。“三连冠”、“四连冠”、“五连冠”也随之出现在国人的语汇中。
　　对于中国女排取得的这一优异成绩，中国媒体以“空前的热情”予以关注。中央电视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发挥时效和符号优势，通过国际通信卫星向国内现场直播比赛实况，制造了“万人空巷”、“彻夜狂欢”的传播效果。而报刊等平面媒体则以大版面、多数量、高规格，积极建构这一事件的重要性。以首次夺冠为例：《人民日报》不仅在头版对中国女排从小组赛到决赛的全部7场比赛进行了报道，夺冠次日更是罕见地以整个头版的篇幅报道女排，首获世界冠军的长消息还采用了红色大标题，赛后一个月内仅在头版位置就刊登了26篇相关报道。“每一份到达读者手中的报纸都是整个一系列选择的结果。”［8］25“新闻报道不仅赋予自然事件以公共事件的存在方式，而且还赋予其特征，因为新闻报道通过对事件特殊细节和‘特色’的选择性披露，帮助公众形成了关于事件的定义”。［9］179选择、赋予的过程就是建构的过程。《人民日报》等媒体不仅建构了女排夺冠的重要性，还建构了国人对国家/民族的认同。
　　2.1　女排“五连冠”报道对国家认同的建构　关于国家认同，有研究者认为其包括以下几层渐次递进的意思：异同感、归属感、忠诚感、理想感和立场感［12］11～15。就笔者看来，《人民日报》的女排“五连冠”报道主要从归属感、忠诚感和理想感三方面对国家认同进行了建构。
　　2.1.1　关于国家归属感的建构　归属是指“一个存在物经由辨识自己与他物之共同特征，从而知道自己的同类何在，肯定了自己的群体性”。［2］10当归属群体的层次定位在国家时，这种归属感就是国家归属感。
　　2.1.1.1　通过“我国”、“祖国”、“我们”等称谓建构对国家的归属感　在中国媒体关于女排“五连冠”的报道中，关于国家的称谓主要有三种：“中国”、“我国”、“祖国”。其中，“中国”这一相对客观、中性的称谓，主要用于“中国女排”、“中国女子排球队”这样关于名称的表述。除此之外，媒体在报道语言和引用语言中大量使用“我国”、“祖国”这样的称谓。如“中国女子排球队赢得第三届世界杯赛冠军的喜讯传遍祖国大地，十亿人民欢欣鼓舞。”“京津沪群众热烈庆贺我国女排荣获世界杯赛冠军，决心用更大干劲搞好生产搞好工作。”“郎平在一封信中说：……我深知祖国人民对女排和我个人所寄予的愿望。我决心在关键时刻，使出最大的劲儿，为祖国的荣誉去顽强搏击。”　“我国”即“我的国家”或“我们的国家”之意，带有非常明确的归属感。“祖国”是个古词，指祖籍所在的国家、根源所在的国家，在国家观念上是对血缘关系的推衍，后来又增加了“自己的国家”的今义。据考证，国人称呼自己的国家为“祖国”是从清末留日学生开始的。［13］此外，在传统文化心理中，人们通常把“一片固定疆土”称之为祖国，并赋予其生生不息和传宗接代的含义予以崇拜、爱惜和捍卫。人们也因此把祖国喻为母亲，因为母亲是繁衍生命最直接的载体。在中国女排首次夺冠后，《人民日报》先后在两首歌颂女排的诗歌中将“祖国”誉为“母亲”：“谁都是中国母亲的孩婴，祖国和党是我们的家庭。”［14］“女排姑娘，用万顷汗水，为祖国写下璀璨的诗篇！祖国呵，母亲！一切为了您，这欢乐的主旋律永远回旋……”［15］可见，“祖国”不仅具有明确的归属感，还带有强烈、炽热的感情色彩。
　　不仅如此，媒体还将“祖国”、“我国”与　“十亿人民”、“全国人民”、“女排”、“郎平”紧紧联系在一起，并大量使用“我们”、“我女排”这样的代词，在运动员与国家、运动员与民众、民众与国家、传者与受众、受众与受众之间建立了一种广泛的内在的联系，从而在受众内心唤起了一种对于国家的归属感。
　　2.1.1.2　通过“自我中心主义”建构对国家的归属感　亨廷顿说：“群体的自我中心主义会让人有理由证明自己比别人强。”［1］24如美国媒体的国际新闻关注的是那些要么跟美国人有关，要么和美国利益有关的新闻故事。在女排“五连冠”报道中，中国媒体也采取“自我中心主义”，着力报道中国女排参与的赛事或对中国女排夺冠有重大影响的比赛。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期间，因日本志在“打败中国女排”且实力不可小觑，中国媒体除报道中国女排外，还报道了《阵容强大的日本女排陪练团》、《日本女排展开“间谍战”，在洛杉矶市布下严严实实的侦察网》等报道。1985年世界杯赛期间，鉴于古巴队是中国女排夺冠的最强劲对手，《人民日报》相继刊登了《访古巴女排教练》、《凶有余稳不足的“加勒比旋风”——古巴、南朝鲜女排比赛观后》、《令人震惊的“加勒比旋风”——苏古女排之战观后》、《“星外来人”——路易丝：惊人的弹跳，凶猛的扣杀》等报道。在这里，无论是日本女排还是古巴女排，都是作为“他者”——中国女排的竞争对手出现的。这种心理造出了“敌人”的理念，使受众产生了对“我者”——中国的归属感，因为“只要能在心理上跟另一批人为敌，我们自己就会加强凝聚力，从敌我对比之中得到满足”［1］23。 　　台湾学者江宜桦认为，国家认同的归属感不仅是指“一个人确认自己归属于那一个政治共同体”，并且要“指认出这个共同体的特征”。［2］11那么，中国媒体建构的是怎样一个中国呢？就女排五连冠报道而言，中国媒体积极建构的是“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制度”的中国。以首次夺冠报道为例：中国排球代表团团长陈先在接受新华社、《人民日报》、《体育报》、《新体育》记者采访时，将中国女排夺冠的主要原因归结为“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和党的正确领导”。《人民日报》等媒体还刊登了女排教练袁伟民、国家体委顾问荣高棠的讲话摘要，荣高棠在讲话中直接阐明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和党的领导作用：“全国冠军队不去拿冠军，抽出主力队员帮助别人练习，这在资本主义国家能够办到吗？我们的国家可以办到，这就是社会主义制度好啊！”“有人说打球没有党的领导也行，这不对。我们女排每次重要比赛之前都是先开党员会，接着开团员会。”党和国家领导人也强调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如宋任穷在题为《中国青年要有这样的志气》的文章中说，女排夺冠是革命意志的胜利，是集体主义的胜利，各行各业都要向女排学习，用优异的成绩为建设社会主义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贡献力量。《人民日报》还通过民众来建构对“社会主义制度”和“党的领导”的认同。如复旦大学学生表示，要学习中国女排为国为民争光的精神，发奋读书，努力把自己培养成为社会主义四化建设的有用之材。复旦大学校长苏步青则说：“通过我国女排的胜利，更能激发起我们对党对社会主义的热爱。”［16］这些报道虽然不具备强制特征，却可能引发从众、模仿、暗示等心理效应，从而为民众认同心理的发生、发展提供参照。
　　2.1.2　关于国家忠诚感的建构　归属感的进一步发展是对国家的热爱、奉献和效忠，即忠诚感，体现为对国家历史、文化、传统的尊重和热爱，对国家制度、法律、政策的支持和服从，以及愿意为国家利益奉献和奋斗的热忱。
　　2.1.2.1　通过国家象征物的媒介再现建构对国家的忠诚感　“国旗、国歌和国徽是一个独立国家用以宣布自己的认同和主权的三个象征，由此它们立刻赢得了尊敬和忠诚。他们自身也反映了一个国家的整个背景、思想和文化。”［17］国旗、国歌是世界各国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国际赛事仪式的重要组成部分，尤其是颁奖仪式的重头戏。在女排五次夺取世界冠军的历史时刻，升国旗、奏国歌的场景一再上演，而媒体也以各自的方式再现这一场景并努力建构国人对国家的热爱和忠诚。
　　《人民日报》在中国女排夺冠报道中都会出现“国旗”/“五星红旗”、“国歌”/“义勇军进行曲”的字样，并在其前后出现“庄严”、“鲜艳”、“雄壮”、“嘹亮”、“高高升起”、“徐徐升起”、“冉冉升起”等字样。这些词汇无疑会在读者心底唤起一种想象，唤起一种神圣、庄严的感觉。在有关“国旗”、“国歌”的报道中，媒体建构国人国家忠诚感的视角是多样的：既有女排队员的自豪：“在世界杯的排球赛场上，第一次升起五星红旗，第一次响起我们的国歌，我们第一次尝到世界冠军的滋味。我们站在领奖台上，眼里含着喜悦的泪水，从内心感到做一个中国人的自豪。”［18］也有国人的骄傲：“当庄严的五星红旗在日本大阪市府立体育馆升起时，我们都情不自禁地高声唱起国歌，我们为作一名新中国的少年儿童而自豪。”［19］既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赞誉：“听奏起国歌，看升起国旗。这一天盼来了，捧着奖杯，怎禁得激动的泪泉横溢。”［14］也有媒体人的兴奋：“在庄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声中，五星红旗高高升起。这是光荣的时刻，这是欢乐的时刻。”［20］
　　2.1.2.2　通过“爱国主义”话语建构对国家的忠诚感　列宁曾对爱国主义做过精辟的论断：“爱国主义就是千百年来固定下来的对自己的祖国的一种最深厚的感情”。女排夺冠大大激发了国人的爱国主义，媒体也在报道中大量使用“为国争光”、“爱国主义”这样的语汇，在赞扬中国女排的同时，积极建构国人对国家的忠诚。
　　媒体主要以三种方式建构女排和国人的爱国主义：第一，通过女排教练员、运动员直接引语的方式进行建构。女排首次夺冠后，《人民日报》刊登了《女排英雄的心声》一文，撷取的都是女排姑娘们饱含爱国激情的语言，如“能够为祖国、为人民争得荣誉，这就是我们运动员最大的幸福，最大的快乐。”“我们的目标和愿望就是要拿世界冠军，打出好名次，为祖国争光。”第二，通过各级各类组织的贺电以及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讲话，对女排姑娘们“为国争光的行为”给予充分赞誉。如国务院在贺电说，“你们刻苦锻炼、顽强战斗，获得了冠军，为祖国争了光，为人民立了功。”第三，媒体以报道语言、评论语言直接进行建构。众所周知，本报评论员文章是以本报评论员名义发表的评论文章，体现的是编辑部的立场、观点和态度。在女排首次夺冠后，《人民日报》在题为《学习女排，振兴中华》的本报评论员文章中指出，“群众的爱国热情是极可宝贵的，要细心地加以保护和发扬。我们特别要求各级领导干部要利用这次机会，进行一次爱国主义的教育，把群众的爱国热情引导到现代化建设中去。”
　　2.1.3　关于国家理想感的建构　认同不仅牵涉到“我是谁”的问题，而且牵涉到“我想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这种和普遍道德意识相关的规范性问题。赵汀阳提出：“自我认同是个把自己理想化的表述，它已经由表达‘是什么’的知识论断暗中演变成表达‘想是什么’或者‘相信是什么’的价值预期。”［12］15台湾学者江宜桦认为，国家认同也可以指涉“一个人对自己所属的政治共同体的期待”［2］12。
　　就理想感而言，女排“五连冠”报道通过“以女排为榜样，为四化做贡献”的主题，积极建构“四个现代化”（即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现代化）的中国：第一，积极报道国人被女排夺冠激发的建设热情。对此，《人民日报》相继刊登了《京津沪群众热烈庆贺我国女排荣获世界杯赛冠军，决心用更大干劲搞好生产搞好工作》、《以女排为榜样，为四化做贡献——中国女排的胜利鼓舞了广大群众的生产、学习热情》等报道；第二，刊登本报评论员文章，引导国人学习女排精神，进行现代化建设：“用中国女排的这种精神去搞现代化建设，何愁现代化不能实现？振兴中华，不能空谈。对于这次比赛的胜利，我们不能只是高兴一阵，庆祝一番就完了，最重要的是学习中国女排的精神，并把这种精神落实到自己的工作中去。”［20］第三，刊登以“学女排，见行动”为主题的报道，如《她们重新穿起工作服》、《精心操作埋头苦干》、《葛洲坝工程进度加快》、《“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黑龙江煤矿工人连日超产》等，号召广大群众持之以恒，经久不渝，加快“四化建设的进度”。 　　2.2　女排“五连冠”报道对民族认同的建构　在“民族国家”理念影响下，多民族国家在建构国家作为一个法律上的政治共同体的同时，也往往致力于建构一种国家层面的包含国内所有族类共同体的更高层次的国家民族。［7］28～29中国媒体的女排五连冠报道在建构国家认同的同时，也在建构一种“国家民族”认同——“中华民族”认同。
　　2.2.1　关于“中华民族”的建构　中国不仅有56个相互区别的民族实体，还有一个更高层次上的“中华民族”，这就是费孝通提出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中华民族是包括中国境内56个民族的民族实体，并不是把56个民族加在一起的总称，因为这些加在一起的56个民族已结合成相互依存的、统一而不能分割的整体，在这个民族实体里所有归属的成分都已具有高一层次的民族认同意识，即共休戚、共存亡、共荣辱、共命运的感情和道义。这个论点我引申为民族认同意识的多层次论。多元一体格局中，56个民族是基层，中华民族是高层。”［21］序费孝通还指出：“中华民族作为一个自觉的民族实体，是近百年来中国和西方列强对抗中出现的，但作为一个自在的民族实体则是几千年的历史过程所形成的。”［21］3
　　中国媒体在女排“五连冠”报道中，积极建构“中华民族”的认同。如在《人民日报》女排首次夺冠的94篇相关报道中，出现“汉族”的次数为0，出现“中华民族”字样的报道却多达　43篇，如“中华健儿有信心、有志气在世界体坛上称雄，中华民族一定能振兴！”　“我们这个国家，是充满拚搏精神的国家，我们中华民族是敢于为美好理想拼搏的民族。”
　　关于“中华民族”，学界有广义和狭义之分。狭义的“中华民族”，其人民基础严格限制在版图之内，即中华人民共和国版图之内的所有中国公民，包括广大港、澳、台人民及侨居在国外未放弃中国国籍者。广义的“中华民族”则将不拥有中国国籍的海外华人也纳入其中。［22］就女排“五连冠”报道而言，中国媒体建构的是狭义的“中华民族”。譬如宋世雄在女排实况转播时通常以“各位听众、各位观众，台湾同胞们、海外侨胞们”为称呼语。而邓颖超在女排“三连冠”后写给女排的信中指出，女排“为中华民族争了光”，这“是中国各族人民包括台湾海峡两岸各族人民和所有爱国侨胞的光荣。”《人民日报》除了在一般意义上使用“中华民族”的称谓之外，还非常关注香港、台湾等地民众和海外华侨的反应，刊登了《香港同胞欢呼雀跃、纷纷致电祝贺》、《全中国人民的荣誉，台湾报纸关注我女排胜利》、《海外赤子一片心》、《太平洋水深不及侨胞爱国情——旅秘华侨盛情接待中国女排侧记》等新闻，对女排夺冠为他们带来的自豪感进行了报道。
　　2.2.2　关于“女排精神”的建构　“女排精神”是女排“五连冠”留给国人的巨大的精神遗产。较早讴歌女排精神的是中国著名报告文学作家鲁光。他在报告文学——《中国姑娘》中，讴歌了女排姑娘“坚韧不拔的精神”、“英勇顽强的精神”、“为祖国荣誉而搏的精神”。遗憾的是，刊登《中国姑娘》的《当代》杂志本应在1981年10月出版，但到11月世界杯排球赛开始时却还耽搁在印刷厂里。［23］但负责中央电视台世界杯排球赛现场解说的宋世雄在赛前搜集资料时，得到了《中国姑娘》的复写稿，并在女排夺取桂冠时赞美了姑娘们的拼搏精神：“诗人们，希望你们写首诗吧！作家们，希望你们写一篇文章吧！讴歌我们女排的姑娘们，赞美中国姑娘们的拼搏精神。”
　　随着女排夺冠消息的传播和学习女排浪潮的掀起，“女排精神”开始在媒体上频繁出现，并叫响神州大地。仅《人民日报》就在女排首次夺冠后的19篇文章中出现了“女排精神”字样：女排夺冠次日，在题为《体委、体总、全总、团中央、青联、学联、妇联分别致电，祝贺中国女排获世界杯冠军》的报道中，全国妇联率先使用了“女排精神”这一提法：“向你们学习，向你们致敬，让‘女排精神’在我国四化建设的道路上永放光辉！”其他组织则在贺电中高度赞扬了中国女排“顽强战斗、勇敢拚搏的精神”，“团结战斗的精神”等。时任全国妇联主席的邓颖超还在《体育报》上发表题为《各行各业都来学习女排精神》的文章，祝贺中国女排的胜利，勉励各行各业的人民群众都来学习“女排的精神”。此外，《人民日报》还刊登了马萧萧撰写的三篇文章，题目分别是《为祖国何惜年华　——一赞女排精神》、《吹尽狂沙始到金　——二赞女排精神》、《生命光华在于搏——三赞女排精神》，认为“女排精神”“显示了80年代中国青年奋发向上的精神风貌”。
　　“女排精神”是中国女排通过努力拼搏而形成的一种向上的精神力，它所蕴涵的意义早已超越体育范畴，成为中华民族的精神财富。鲁光在报告文学《中国姑娘》中指出：“人们把体育比喻为一个民族精神的橱窗。那么，就让我们打开中国女排这个小小的窗口，看一看我们中华民族应有的精神风貌吧！”郎平也在“三连冠”后说：“今后我们不管是胜是败，都要保持团结合作的精神，这是体育精神，也是中华民族的精神。”［24］《中国体育报》还在首次夺冠次日发表了题为《民族精神的凯歌》的社论，认为女排姑娘“打出了国威，打出了中国人民的志气，打出了中华民族的精神”。
　　3　结　语
　　20世纪80年代初，国人既要对“文化大革命”进行反思，又要面对改革开放后中国与世界发达国家之间的巨大差距，由此陷入了前所未有的思想迷茫和精神空虚，甚至产生了“三信危机”——信心危机、信仰危机、信念危机。国家/民族认同的重塑问题迫在眉睫。恰在此时，中国女排横空出世，在最能象征国家整体实力的集体项目中登上了世界最高领奖台，为重振国人的精神提供了契机，并成为媒介建构国家/民族认同的绝佳素材。可以说，女排“五连冠”报道对国家/民族认同的建构是时代的需要，是国家的需要，也是民众的需要。
　　同时，我们也应看到，国家/民族认同建构不仅是女排“五连冠”报道的重要功能，也是新中国体育新闻传播和世界各国体育新闻传播重大国际赛事报道的重要功能，这源于国际体育赛事二元对立的竞争本质。这种竞争直接在个体心中塑造了“我国”与“他国”、“我族”与　“他族”的氛围。国际体育赛事也因此成为建构国家/民族认同的重要的、理想的渠道。一国外学者甚至这样阐述：“所谓‘民族/国家’的概念是围绕着其自身的体育代表而建构起来的，这一概念通过媒体机构在其内部和外部被广泛传播，从而成为在人类情感世界的深处连接媒体和体育的重要文化象征。”［25］ 　　需要思考的是，国家认同、民族认同是一种意识形态，媒体的国家/民族认同建构在增强国家凝聚力和民族自豪感的同时，也具有一定的局限性：第一，和国家认同、民族认同相伴而生的爱国主义、民族主义极易使人产生偏狭和排他心理；第二，强化了体育的工具理性，忽视了体育的价值理性；第三，凸显了体育报道的政治功能，忽视了体育报道的客观性和全面性。
　　因此，我们既要认识到体育新闻传播建构国家/民族认同的功能、作用，又要警惕和防止其成为狭隘的民族主义的注脚，警惕其对体育价值理性的忽视，警惕其对体育报道真实性、客观性、全面性和公信力的损害。同时，随着中国政治、经济实力的增强和社会、时代的发展，体育的功能及在国人社会生活中扮演的角色已然改变，体育新闻传播在国家/民族认同建构中的地位及方式也随之发生了变化，这是需要我们进一步深入研究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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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　新华社.女排精神激励着亿万颗心，中国女排收到三万多件贺电贺信纪念品［N］　.人民日报，1981-12-05.
　　［20］　本报评论员.学习女排，振兴中华［N］　.人民日报，1981-11-17.
　　［21］　费孝通.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M］　.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9：序.
　　［22］　周建新.关于“中华民族”称谓的思考［J］　.贵州民族研究.2000（3）：4-5.
　　［23］　孔章圣.红色魔女有知音──叫响“中国女排精神”的前前后后［J］　.好家长，2000（9）：7.
　　［24］　梁丽娟.归国途中［N］　.人民日报，1984.08.15.
　　［25］　［英］　格雷姆·伯顿.媒介与社会［M］　.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7：347-3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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