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体制”与现当代中国文学_中国文学和印度文学存在哪些联系

　　摘 要：文学体制不单包括具体的、影响文学作品生产及接受的文化体制，同时也是指社会上经由各种话语的散布流通而获得正当性、广为接受的整套文学观念。文艺话语不断地规范定义文学是（或应该）以怎样的形式存在以及公共文化体制赋予文学显要的位置。而文学体制在20世纪中国的广泛社会效应和高度政治化，其重要性远超过现代西方社会。通过对文学体制、文学理解模式以及与之相关的现象及历史构成因素的分析，探讨西化和现代化、国族建构和文化建设，以及现代社会中决定“文学”门槛的标准如何形成的重要议题。
　　关键词：文学体制；中国文学；台湾文学
　　中图分类号：I0.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677（2012）6-0022-07
　　一
　　“东方主义”观点普及的附带效应是，人们对学术研究的客观性、公正性有了一个现成有力的批判据点。就这一点来说，这个概念的影响毋宁是相当革命性的。这个观念有力的原因之一，在于它运用“话语理论”的概念，而诉诸于潜在的集体动机。这种集体潜在动机受到历史现实中权力关系的制约，经由种种论述和体制力量而散布，渗入整个知识系统，对个人的意识行为产生强大而不为所觉的支配力量。本篇论文想要尝试探讨的，是怎样透过“体制”的观念来研究现、当代中国（台湾）文学，基本上也是以“可以个别体现的集体潜在动机”这个概念为基础。这里所讨论的“文学体制”，不单包括具体的、影响文学作品生产及接受的文化体制（诸如教育体制、媒体、出版业等等），同时也是指社会上经由各种话语的散布流通而获得正当性、广为接受的整套文学观念——包括其中最重要的预设，即对“文学”作为人类精神文明一个重要活动的基本认定。文艺话语不断地规范定义文学是（或应该）以怎样的形式存在、公共文化体制中理所当然地——即便是虚应故事——赋予文学显要的位置，可以说都是基于这种认定。
　　不过要说明的是我们不想正面探究这个问题（比方说试图证明文学为什么，或是在什么定义下是人类精神文明的重要活动，对现代人的生活有什么贡献等等），而是想指出：第一，既然文学的重要性、定义、正确发展方向等等是经由各种文艺论述和教育、媒体等文化体制来规定及散播，那么这些公器本身的性质和环境因素必然对文学观的形塑及实际文学创作的大方向产生某种形式的影响；第二，我们研究现、当代中国（台湾）的文学，应该首先对受历史环境制约的这些传播渠道的独特性质做更确切的描述。比方说，最明显的例子是，各种高度意识形态取向的文艺论战对不同时期通行于现代中国人社会之间的“文学”概念具有极大的形塑力（不论是正面或反面），不亚于唐诗背诵，阅读翻译小说等文学经验。又如因为受政治和市场双重逻辑制约的“副刊”是台湾战后文学创作所赖以生存的主要体制，“副刊”本身的先天性格显然左右了我们的文学创作基调。这些因果关联都应该成为正式研究的对象。目前许多学者似乎尚停留在以具体资料肯定、印证这类关联的起跑点上，而一般文化评论者则有许多虽则宏观、却未经系统性检验的概述。所欠缺的，是对这些现象做更具系统性、抽象层次较高的分析讨论。
　　“文学”对某些人来说，是个人创作想象力的结晶，但在更抽象的意义上，是社会上多股力量的交叉、集体经营的产物。我们用“文学体制”这个新词来强调这个面向，主要是希望能看清一些传统研究里不常正视的力量结构性的运作。（本文所采取的“文学体制”基本定义，可参考德国学者彼得·霍恩达尔在《建立一个民族文学：德国个案1830-1870》（Peter Uwe Hohendahl， Building a National Literature： The Case of Germany 1830-1870. Ithaca & London：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9）一书的绪论。其中对“文学体制”在语言行为学、读者接受美学、及某些马克思文化研究理论中种种不同解释有系统性的介绍。）而另一个研究重心，则是想探讨在非西方国家“被动性现代化”的历史情况下，“文学”作为一种现代社会体制，可能具有的特殊性质、特殊功用。
　　帕沙·查特吉（Partha Chatterjee）曾说，在大多数非西方现代社会里，高层文化通常是舶来品。①影响之一是，此类文学体制经常有一种架空性质（artificiality）。高蹈的文学论述多半以西方文论传统为主要参考架构，与实际的创作生产与接受之间存在着显著的空隙、摩擦，和一种貌合神离的关系；实际的作品生产绝少直接呼应文学论述里的规范精神，却无时无刻不对各种文化体制背后的宰制力量——像政治性或道德性的审查制度、精英文化观、艺术自主原则、舆论中对“政治正确性”的共识、市场上的经济逻辑等等——采取立即或迂回的对应策略。而在同时，作家在实际创作时，为了选取具有优势潜力，足以自我标显的形式和处理想象素材的文学成规时，经常必须在互相竞争的本土与舶来的文学传统间作取舍，使两者间形成复杂的竞争、对抗、和协商关系。足以与输入的高层文化对抗的，则通常是高标政治功效的文学运动，直接反应出本地知识分子对“什么才能带给当代社会最大政治效益”的关注，因此而占上风的文学观常具有不受检验的权威性。
　　文学体制在20世纪中国（台湾）的广泛社会效应和高度政治化，其重要性远超过现代西方社会。一方面文艺论战频繁，甚至成为社会、政情发展的扭转关键；另一方面，如众所周知，许多文艺论述具有高度规范性和道德诉求，不断将复杂的文艺现象化约成二元理解模式——“现代/封建”、“进步/反动”、“政治宣传/纯文艺”、“严肃/通俗”、“写实/非写实”、“本土/非本土”、“商业/艺术”。教条性论述更屡次被国家机器挪用，据以建立干预实际文学创作的组织性体制。以往许多研究将重点放在这些理解模式是否对文学作品或文学史发展现象有足够的诠释力——答案其实是很可预期的。如今我们要探讨的，却是这些理解模式周遭的一些相关现象及历史构成因素。于是不可避免的，要触及“西化、现代化”、“国族建构、文化建设”，以及在教育逐渐普及的现代社会里，决定“文学”门槛的标准如何形成等等重要的基本议题。 　　在大多数非西方国家里，受外来影响的“新文学”与传统文学不断地竞争着高层文化的地位。由西方输入的、或因应外来影响所产生的现代概念，对通行的文学论述及当代文学创作往往具有高度垄断性，而输入的文学观逐渐成为直接或间接形塑高层文化的主要因素。这些文学观和创作实践不仅引介不同的世界图像和价值观，也同时指涉着不同于传统的知识体系、思维逻辑，因此它们和所谓“传统”的知识体系之间的竞争关系是比较文学者最应关注的。因为不同知识系统在人们心中、当代社会价值层级里所占有的地位高下，足以决定与其相关连的文学观以及创作文类等在文化角力场中的竞争力，更进而左右文学创作素材的选择，及创作者在文化生产场域里的位置。这其实是中国（台湾）现当代文学运动中一场不断上演的主戏，而其中西风压倒东风的倾向是无可讳言的。许多传统积淀较深的文学类型，如历史言情小说、武侠小说、抒情散文等，一方面是占有读书市场销售量的大宗，而另一方面却被挤至文学体制的边缘（包括不能吸引年轻的优秀创作者），排除在主流批评论述的理解模式之外。而输入文类如意识流心理小说，各类前卫诗派等等，虽然常在享受短暂的风光之后，为更“先进”的外来风潮所取代，而使得其所依附的美学形式无法深度扎根，在绝对性意义上不见得有更高的艺术成就，却总是有更大的机会进入“文学”门槛。
　　台湾于1949年以后文学体制受大环境影响有一些明显印记：如早期现当代中国（台湾）文学教学在教育体制里突兀地缺席；以西方现代主义为模板的精英文学观有效地冲击了新文学以来的国族建构文学论述（或说造成了新的组合）成为主要文学批评标准；外文学术圈在引进文学思潮、批评理论上扮演了重要角色，长久以来成为当代文学创作、评论、及学术研究的主要人才供应库，等等。这些乍看之下可能是特殊的历史个案，然而背后所蕴含的知识权力关系，显然是超越一时一地的更广泛现象。比方说，八十年代初中国大陆掀起现代主义风潮时，高行健的《现代小说技巧初探》，和颜元叔、欧阳子等人大力引介的西方小说技巧、批评标准如出一辙。又如1997年香港岭南大学出版的《现代中文文学学报》创刊号里，刘再复举出几类文学典范，其中所含的范例清一色是西方文学经典。尤其是对“形上思考”的主题要求，充分显示了受西方影响的精英文学观。②
　　作为整体文化的缩影，这个现象其实只是印证一个长久以来存在的事实：即“被动性现代化”对非西方社会当地文化发展产生的结构性负面影响是既全面而又持久的。尽管近来许多学者提出对“传统”这个概念的质疑——认为以往被本质化的所谓“传统”，其实和“现代性”一样，都纯粹是现代化过程的产物——然而不可否认的是，在一个很基本的层次上，知识体系、文化体制的长期地位不稳定和缺乏累积，是使得非西方现代国家在建立知识系统时困难重重的主要原因。
　　然而新的历史情况，尤其是七十年代中期以降全球化经济体系的形成，以及相应的文化生态转变，如流行文化的跨国市场运作、人才回流等，显然使得原本一面倒的东西之间不平衡的知识权力关系高度复杂化。包括大卫·哈维（David Harvey）、阿均·阿帕杜莱（Arjun Appardurai）等人诸多讨论“后现代性”和“跨国文化体系”、“全球文化”的学者，多将七十年代视为一分水岭，认为过去二十多年来，受到“后福特”经济作业模式、电子媒体、通讯科技和全球性移民的影响，世界文化秩序正经历了一次相当全面而彻底的重新组合，许多新的现象需要新的理解模式才能做有效的分析。对研究非西方现代社会文化的学者来说，这个新趋势毋宁提供了一个可将学术界普遍存在的顽强“欧洲中心”视角加以扭转的契机。相应而生的，是方兴未艾、包括强调跨国文化现象、“另类现代性”的诸多论述。③
　　这个新的学术生态对比较文学研究也有着关键性的影响。“比较文学”这个欧战结束后在西方盛行一时的学科，原本即反映着上一波跨国文化势力结构的重组。有学者指出，比较文学在战后美国的兴盛，多少滋生于欧洲移民学者对于毁灭性欧战的挫折感，是一种对世界大同文化憧憬的投射。而后在七八十年代，这个学科在许多非西方国家里的传播，扮演着引介西方知识系统的角色，俨然成了输入型文化的一个重要体制。七十年代的台湾和八十年代的中国大陆是最佳例证。
　　在此同一时期，比较文学在美国也发挥了引介欧陆理论的强势功能，对传统英文系体制产生了很大的冲激。出乎预料的是，到了九十年代，美国的比较文学研究领域本身竟然经历了一场冲激力不小的认同危机。这主要是由美国学术体制内部的因素所造成。除了批评典范的更迭加速，阻碍学术成果的累积，造成学术人才的加速折旧之外，在文化研究的冲击下“文本”（text）的涵义骤然被拓宽，无疑侵蚀了文学研究的根本。在文学学者眼中原本被归类为“文化背景”的历史脉络（context），如今也成了“文本”，文学作品从而失去了独尊的优势地位，而文学训练的诠释降格成了文化人类学的方法学之一。更广泛一点来说，八十年代中期以来，“理论热”之后接踵而来的种种行动主义——后殖民论述对西方中心主义的彻底解构、后现代论述对启蒙理性的挞伐、多元文化主义、女性主义对传统文学经典的攻讦、文化研究者对性别、阶级、种族的强调——使得人文学科从“科学性典范”的客观分析转向“政治性典范”的行动主义，这也是近年来美国大学里学术政治增温、世代裂隙加剧的一个基本肇因。
　　在跨国文化新秩序的冲击下，又有文化研究行动主义的推波助澜，早些时加盟“比较文学共和国”的非西方国家，成了吹皱一池春水的一个重要的背景因素。一个似乎可预见的景象是，非西方国家的文学研究，在对西方比较文学方法学的依赖情况上会有重要的变化。这倒并非一定表现在独立知识系统的建立上，而更可能是如同周英雄教授曾经提出的，一种对输入理论的重新加工。④同时更值得期待的，是对具有历史特殊性的当地文化现象系统性探讨的出现——这也是本文试图勾勒一种“文学体制”研究最想达到的一个目的。
　　二
　　在以文学体制的观念架构论及台湾之前，先让我们检视一下中国文学研究最新的一些发展。 　　晚近所通行的“国族建构”说，给前文所论及的现代中国“文学论述”的泛政治化现象，提供了一个有力的解释方向，一时间将许多学者的注意力转向“文学论述”在中国从传统帝国过渡到现代国家、进入“被动性现代化”这个过程里所扮演的角色。⑤例如刘禾认为20世纪初兴起的现代文学论述，不论是保守或激进派的版本，均赋予文学一个迫切的时代重任，亦即将知识分子所认可的“现代”属性予以合法化、正当化。⑥张英进则撰文讨论“文学史”在现代中国不同阶段里如何被体制化，以及雏形的“自由主义公共领域”怎样在民国时期藉由文学批评而开启并局部扩展的情况。⑦
　　大半世纪以来，五四文学所扮演的中国共产主义革命经典的角色，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后到八十年代改革开放之前国家体制全盘收纳文化领域的极端现象，的确凸显了文学的体制性在特殊历史情况下可以发挥的极大威力，诚然是一个亟需探讨的领域。然而另一方面，这种以国家概念为核心的文学体制，虽则强势，却不可能全面覆盖历史；被它们排除在外，不受其统御，或隐藏在表象之下的力量又是以什么样的形态存在着呢？
　　复旦大学的陈思和近两年提出“共名”和“无名”的模式，试图对现、当代中国文学的发展轨迹作一个归纳，其中便以二分的模式来理解这个现象。⑧在陈文所谓的“共名”时期——即五四、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到文革之间——明显地有一主导叙述：或者是知识分子“启蒙”、“救亡”的时代使命，或者是国家机器政治力量操纵下的“革命建国”大业。此时属于“庙堂”的精英阶层，呼应时代巨变而发展出强势的主流意识形态，其威力所向皆靡，广泛而深入地支配了文化发展。而在若干政治凝聚力松弱的时期，文学场域则为“广场”式各色各样的动量和活力所充斥，呈现多元化的发展。陈文将它们称之为“无名”时期。
　　由于陈文的概括性太强，有不少可以进一步追问的地方。比如说，将五四时期与1949年之后高度依赖党机器和单一意识形态的体制并列，固然可以凸显出中国知识分子一贯趋附“庙堂”中心的性格，却也可能模糊了他们作为行动者的本质和局限。而更需要进一步厘清的，是他赋予“无名”时期的所谓“广场”性。相对于精英阶层的“庙堂”，“广场”的民间性被赋予多元、活力、自主性、贴近真实生活等诸多正面价值，未尝不是沿袭了左翼主流的民粹主义，而将“民间”概念化、理想化为一个以“道德人”为成员的群体。在这个传统理解模式里，现代社会体制及文化机制并没有什么具体的形貌，而分析者对这些体制力量对文艺生产及接受所产生的决定性影响因此也“无以名之”。
　　对现代文化体制的研究诚然是晚近学术发展的一个重点，受本尼迪克特·安德森著名的《想象的共同体》一书影响至巨。然而即使在此书造成轰动之前，从七十年代起，美国、中国文学界已开始出现由这个角度出发的著作。如李欧梵对印刷媒体、林培瑞对世纪初通俗文学、耿德华对战时沦陷区文学所作的研究，都直接或间接地触及报纸副刊、出版业等现代社会文化体制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急速的发展，以及它们跟文学的生产与接受之间密不可分的关系。除了这些先驱之作外，近来不少专注于上海的文化研究，也必然牵涉到文学领域。受到若干新近流行的典范的启发，这些正在进行的研究更着重于次殖民状态下庶民日常生活中物质文化、印刷媒体、国内移民、区域认同之类的现代化面向。由以上这些研究的偏重某个时段、某个区域来看，充分显露出20世纪的中国“不均衡现代化”的特色。在某种层面上，这个研究方向和中国专家白鲁恂（Lucien Pye）广受注意的主要论点——即由西方殖民主义孕育出的商埠型都会文化是中国现代化的先驱⑨——有明显的交集，尽管从后殖民学者的观点来看，后者的论述充满了“西方优越论”的道德暧昧性。
　　另一方面，这个现象也十分吻合近年来渐为研究者所普遍觉察的一个事实，即20世纪非西方社会里现代性的发展是不均衡、片面、断裂、时空分歧而无常态连续性的。综观20世纪的中国，除了中央集权的年代，文化的分歧总是形成巨大的流势，在人们的生活层面产生实质上的影响。这在以“中国”为终极时空坐标的文化研究里是极易被忽略的。我们希望强调的一点是，如果从“不均衡现代性”的观点和“文学体制”的角度出发，来检视各区域之间文化发展的特殊关连，对尤其是政权分裂时期的现代中国文学，很可能提供一些有价值的新观点。这里先举几个相关的个例。
　　刘绍铭教授编辑的《中国现代中短篇小说选：1919-1949》在过去二十年里是英语世界大学里教授现代中国文学的标准教科书。⑩其中选自1942年到1944年间的有如下几篇代表性著作：张爱玲的《金锁记》，赵树理的《福贵》，萧军的《羊》，和路翎的《棺材》。若以形式主义的文本分析来检视，这几篇作品所呈现的的美学取向、艺术形式、和文字运用，有立即可见、极端化的分野。以政治学或意识形态的角度来看，则有左、右翼的大分水岭和错综复杂的派系因素：《金锁记》中充分显露出的对颓废上层阶级的爱憎情结，使得它的作者到了八十年代才能在中国大陆重新被阅读。而其它三篇作品虽然都以普罗阶级人物的受压迫为主要关注，却因为作者出身背景及政治命运而有不同际遇，大可成为在报章文艺栏、副刊盛行的文人传统式评论里见证大时代沧桑的素材。
　　若从“文学体制”和“知识系统”的面向来看，以上几篇作品所反映的结构性的分歧含义更加深远。在张爱玲写作的四十年代中国上海，媒体和市场文化已经发展得相当成熟，而作者有意识地和她的中产阶级读者之间的互动，使得她的作品成为研究各种现代化文化体制的最佳模板。而赵树理的作品研究，固然亟需脱离中共官方意识形态公式，也应避免落入“民间口头文学”的理想化“纯”文学批评观点。从功能方面来看，我们看到的远不止于一个民间创作样板，同时也是一个群众路线的新文学体制的建立，以及藉着它来巩固的“绝对道德原则”，和相应的整套价值高下层级。保罗·克拉克（Paul Clark）在《中国电影：1949年后的文化与政治》一书中详细追溯1949年以后，延安和上海电影体制的斗争怎样牵连着其后几十年间的整个权力结构的变迁。（11）从某种角度看，这些斗争所呈现的，和赵树理与张爱玲在中共建国之初所受的不同待遇一样，都是“不均衡现代化”和派系政治、意识形态结合的后果。路翎被牵入的著名胡风案，基本上是中共中央为了建立新文学体制所精心营造的反面教材，历史学者对其政治迫害过程的非理性已多有描述。然而纯粹政治性的解释通常低估，或全然忽视文学层面的因素。对文学研究者来说，胡风所倡议、路翎作品中所实践的写实主义美学对官方意识形态所造成的威胁，是研究文学体制如何深深嵌入权力网络的最好题材。总而言之，对上述作品背后文学体制的分析可以帮助我们了解绝对道德原则、市场获利逻辑、现代主义道德相对性、和各类知识系统之间的竞逐关系，如何左右着当代中国文学创作的生产与接受。 　　三
　　“文学体制”的政治性膨胀，诚然是非西方国家“被动性现代化”历史现象的一个副产品。而台湾与中国大陆在过去一百多年之间虽然绝大部份时间被不同的政权统治（二次大战后的几年间，台湾在文学体制上从日本殖民体系被结构性地转换成中国大陆的现代传统，却在1949年再度与大陆分道扬镳），逐步发展出独特的局面，但从更广一点的角度来看，不仅两者所处的大环境有多层交会重叠，而且受相似的文化发展逻辑制约，因此造成许多平行现象。比方说，两者同样在20世纪前叶受到世界性各种“建构现代国家”方案的启示，知识分子也同样承袭了中国传统士大夫社会角色的自我定位，而不断地卷入左右翼意识形态的激烈争斗中。二三十年代的新旧文学、普罗文学论战，台湾六十年代及大陆八十年代的现代主义风潮，都有很大的同质性。
　　除此之外，对关心台湾文学“定位”的文学研究者来说，一个亟须认知的事实是，文学体制及文学场域结构的改变，与政治上的改朝换代、关键性政策的实施之间，关系远非是一成不变的。在台湾割让给日本之后的一二十年间，文化体制仍然大体承袭前朝；传统文人、文类是文学场域里的主流；汉文和传统学术仍是重要的文化资本。这种情况一直要到二十年代公共学校普及、“书房”数量锐减、新文学兴起才有显着改变。而1937年汉文书报被禁，第二代殖民知识分子登上文化舞台，是文学体制改变的另一转折点。诸多现象显示，一个直接受日本影响的文化传统和体制已经在台湾这个殖民地稳固扎根：四十年代日本殖民地台湾的优秀作家——如杨逵、吕赫若、张文环、龙瑛宗等——大多透过日本文坛体制及日文阅读来接受西方艺术观念的启蒙，而获得日本文学奖成为台湾作家追求的目标，更显示出日本“中央文坛”与“台湾文坛”之间存在着的主从关系。（12）相对来说，战后台湾的文学场域改变却是在极短的时间内发生的。自1920年代中叶以来持续发展的台湾新文学传统，在1945年到1949年间过渡成中国体系后，几乎不复存在。文学场域为一套新的逻辑所统御，作家在日本殖民时期所累积的文化资本（包括最基本的语言能力）一夕间遭到贬值。尤其是1949年后，这套逻辑和国府反共、戒严时期“中国中心”的威权体制紧密结合，使得解严后的研究者很难不从政治或人权的角度来观看这一段文学史。但是过于侧重政治层面往往阻碍了对复杂文化机制的深入探讨，这是文学研究者亟须引以自警的。下面即是从这一点出发的一些零散观察。
　　首先，就文学传统的传承来说，当代台湾文学固然绝非官方所说的中国现代文学“正统”的延续，但是国府的文艺政策却的确使“选择性的中国新文学传统”成为战后台湾文学的重要构成成份。过去许多学者便是在这样的前提下来检讨当代台湾的中国文学与大陆时期之间的“断层”。从今天的角度来看，很明显的，这个论点受到“中国中心”政治定位的影响，大抵无视于1949年后被压制而极端边缘化的“台湾新文学传统”。同样重要的，是大多数学者过于重视意识形态的分歧，及五四文学传统与国共斗争之间的纠葛，而鲜少顾及上文所提四十年代中国“不均衡现代化”下的文化现实（比如1949年以前上海中产媒体文化对后来台湾的影响便很少有学者着墨）。若干“断层说”学者所采取的，基本上是较为狭窄的“文学传统”定义：尽管表面大部分“五四”及三十年代文学被禁，但实际上左右文学生产和接受的“文化符码”透过文字本身、作者的记忆，和体制的延续，存在着许多移植、转换的可能性。事实上，中国五四以来新文学惯用的文学成规大量跨越了1949年国府迁台的历史断层；即便是标志着左翼传统的文学成规，也不乏为右翼作品所转化、挪用的案例。
　　其次，在东西文化秩序重整，东亚文学之间的比较研究渐趋重要之际，我们对当代台湾文学的发展特色也应在不同的参考架构，历史脉络中重新做描述。如众所知，台湾1949年以后的威权体制对文化掌控的措施远不如大陆的文艺斗争激烈，而是一种“非常时期”充满了妥协、权宜的特殊组合，其中政治权力的高度贯彻与社会体制的模糊有弹性互为表里，甚至进一步构成了当代台湾文化的一个特色。耐人寻味的是，台湾社会怎样从五十年代政府的“高压怀柔”过渡到一个以中产意识为主的“主导文化”（hegemony）？（13）在国府的统御机制运作下，以军公教阶层为主体所凝聚的价值体系成为一个具有代表性的“世代文化”；这其中“文学体制”受到什么样的制约？扮演什么样的角色？与具有同类世代形貌（epochal characteristics）的其它东亚社会中的文学发展（如战后的南韩，甚至当前中国大陆若干都会区域）有什么可相互阐明之处？
　　以对当代台湾文学体制影响极大的，戒严时期的报纸副刊为例，文学副刊受到国家统御机制和媒体商业逻辑的双重制约，所凸显的“新传统主义”和“抒情传统”，在回避政治压力的同时，也凝结了一系列正面的价值。在某种意义上说，持文化精英观的现代主义，具左翼色彩的乡土文学，和倾向于台湾民族主义的本土化潮流皆对这个主导文化提出批判，造成或多或少的冲击（也免不了在不同的程度上为其收编）。然而，从九十年代末期的角度来看，解严后台湾社会急剧自由化所造成的整体文化生态改变，媒体在八十年代从依附威权体制而转向为商业逻辑所操纵、大幅度朝向自主的方向发展，以及全球经济体系新秩序下流行文化市场的国际化等诸多现象，毋宁使当代台湾的文学体制产生了更彻底的变化。九十年代以来新兴的各式大众小众文化类型（电影、电视、广告、漫画、通俗音乐、杂志文化、网络文学）大大地分散了文学人口；甚至原本是高层文化领域里的知识论述，也频频以流行风潮的姿态成为热门的文化消费对象。
　　《想象的共同体》作者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曾经用过一个比喻说明各种体制在政治朝代变革时的情况：大厦虽然易主，电路等设备却通常总是被承袭下来的。体制的改变往往肇因于许多重大的结构性因素。李昂的“香炉风波”给文学从业者醍醐灌顶的一击是：文学生态的转变早已走上了不归路。这个事件使得统御文学创作生产及接受的游戏规则，由于众多参与者——作者、读者、编辑、评论者、出版商、后续产品业者——被媒体聚光灯的照射，充分暴露在我们的眼前。更重要的，在所有对本书社会效应的讨论中，似乎“现代公民道德”和“商业利益”才是关系着每个人价值判断的争议焦点，而“艺术性”彷佛已降格成为以名利为最终目标的共谋结构里一个次要的因素。 　　学者研究现当代非西方社会的文化发展，常不可避免地以西方资本主义、自由经济社会的历史经验作为参考；然而最大的挑战，却是在于对当地本身呈现的一些现象做有意义的归纳。举个就近的例子来说，王瑾1998年2月间在德大发表的一篇研讨会论文中，将中国大陆当前方兴未艾的“消费文化”与战后西方社会甫脱离战时、“匮乏经济”时的情况做类比；但也同时暗示，大陆在九十年代对市场国际化的对策（建立自己的商品“名牌”）和前一时期知识分子积极输入西方理论（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后殖民论述）的现象是具有高度连续性的。（14）台湾和中国大陆、以及其它一些当代东亚社会一样，在历经了对西方“高层文化”产品的热衷模效后，受到接踵而至的跨国资本主义猛烈冲击，艺术被商品化逻辑大量侵蚀——如果我们也以西方历史进程作为参考指标，这中间遗漏了些什么？我想一个可能的答案是，体制性专业分工的充分发展。
　　许多学者所观察到的台湾社会里体制的“流动性”，固然可视为现代化过程中理性化社会结构发展的阶段性特征，然而却也铸成了相当独特的文化表征。在1997年11月哈佛的一次研讨会中，高棣民（Thomas Gold）发言说，台湾在列宁式政权解体后，由中央辐射出去的政治权力不再能渗透所有的场域，因此我们现在所目击的是各种场域的重新构造整合。（15）言外之意，这种重整过程所散发的能量是非常可观的文化景象。
　　文化体制的缺乏基础、先天不足，所造成的体制流动性和相对不稳定，可以有许多负面的影响；但是在特殊历史环境下，也足以产生高度专业化的西方社会所缺乏的文化动力。这些结构性因素也许是我们研究台湾现当代文学应该多加正视的。
　　① Chatterjee， Partha， Nationalist Thought and the Colonial World： A Discourse.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86]1993， p.6.
　　② 刘再复：《中国现代文学的整体维度及其局限》，《现代中文文学学报》一卷一期（1997年7月出版）。
　　③ 如1997年出版的《无疆域的帝国——华人现代跨国主义的文化政治》（Ungrounded Empires： The Cultural Politics of Modern Chinese Transnationalism. Eds.， Aihwa Ong & Donald Nonini. 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 1997.）
　　④ 引自周英雄教授于1994年12月在高雄中山大学“现代文学理论再探”国际研讨会中之座谈发言。
　　⑤ 学者对有别于西方的“另类现代性”有不同的讨论，如白露（Tani Balow）的《东亚殖民现代性的型构》（Formations of Colonial Modernity in East Asia. Ed. Tani Barlow.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1997）；廖炳惠的《台湾的另类现代性和后身分政治》（“Alternative Modernity and Post-identity Politics in Taiwan.” Paper presented at Workshop/Conference on Cultural China and Taiwanese Consciousness， Harvard University， Nov.， 1997）。
　　⑥ Lydia Liu， Translingual Practice： Literature， National Culture and Translated Modernity-China， 1900-1937.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5. Part III.
　　⑦ Yingjin Zhang，“The Institutionalization of Modern Literary History in China， 1922-1980.”Modern China， Vol. 20， No. 3， July 1994， pp.347-377.
　　⑧ 陈思和：《“无名”状态下的九十年代小说——关于晚生代小说的随想》，《明报月刊》1997年8月号。
　　⑨ Lucian W. Pye，“How China’s Nationalism was Shanghaied.”Chinese Nationalism（Ed. Jonathan Unger；Armonk， New York： M. E. Sharpe， 1996）， pp.86-112.
　　⑩ Lau， Joseph S. M.， C. T. Hsia， and Leo Ou-fan Lee eds. Modern Chinese Stories and Novellas： 1919-1949.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1.
　　（11） Paul Clark， Chinese Cinema： Culture and Politics since 1949. Cambridge （Cambridgeshire）；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7.
　　（12） 日本学者藤井省三曾以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的观念讨论大东亚战争时台湾读书市场的形成，便也可视为从文学体制的观点出发。见《大东亚战争时期台湾图书市场的成熟与文坛的成立——从皇民化运动到台湾国家主义之道路》（论文发表于1994年11月新竹清华大学举办“赖和及其同时代的作家——日据时期台湾文学国际会议”）。
　　（13） Ernesto Laclau & Chantal Mouffe， Hegemony and Socialist Stratey： Towards a Radical Democratic Politics. London & New York： Verso， 1985. Ch. 3.“Hegemony”发生于不同的阶级之间，且不见得是进步性的。
　　（14） Jing Wang，“Public Culture and Popular Culture： Urban China at the Turn of the New Century.” Paper presented at the Conference on Popular Culture in the Age of Mass Media in Korea and Neighboring Countries， The University of Texas at Austin， Feb.， 1998.
　　（15） Thomas Gold， oral presentation at the Workshop/Conference on Cultural China and Taiwanese Consciousness， Harvard University， Nov.，1997.
　　（责任编辑：庄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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