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以来农民参与扫盲的学习心理及其成因

　　摘要：1949年至2000年，我国农民参与扫盲的学习心理包括主动参与扫盲的“积极热情”类、“一切行动听指挥”类，被动参与扫盲的“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消极参与类、从众性参与类，不愿扫盲的环境障碍类、实施机构障碍类、心理障碍类。这些生动、下沉的扫盲教育发生生态，反映了农民的生活环境、社会地位、经济状况等因素，可以为当代新农村的文化建设提供借鉴和参考。
　　关键词：农民；扫盲；学习心理；成因
　　中图分类号：G72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9-4156（2012）11-037-03
　　1949年，我国80%以上的人口是文盲，农村文盲率更高达95%以上，扫除农村文盲成为新中国农村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中亟待解决的首要问题。全国性的农村扫盲教育，直至2000年才基本完成扫除全国青壮年文盲的战略目标。
　　成人参与教育活动的动机与心理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不但影响因素众多，而且成人本身有时亦未能确切说出其参与的原因。鉴于考量成人参与教育活动的真正动机的复杂性，本文以相关学习心理理论研究成果和访谈资料为“抓手”，努力呈现生动、下沉的扫盲教育发生生态。
　　一、主动参与扫盲
　　根据成人的学习心理动机，主动参与扫盲可分为“积极热情”类和“一切行动听指挥”类的学习方式。
　　1 “积极热情”类。这些人指的是在社会势力和个人需求双“正向势力”的交互下积极参加扫盲教育的文盲。他们对扫盲事业具有坚定的信念，其外在表现和内部主观世界具有高度的一致性。这些人各个时期均有，但数量最多的是20世纪50年代和80年代初。
　　新中国成立初期，国家大力倡导扫盲教育。中央政府的一系列文件、指示、通知，在社会上营造了强势的要求学习的环境“场”，而这一因素正好与刚刚在政治、经济上获得翻身的农民的个人学习要求相呼应。出于对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的真诚热爱，当中央政府振臂号召农民参与学习、获得文化，以奔向共产主义的天堂时，广大农民群众激情高昂地投入了扫盲学习的洪流。“整个社会机体都受到同一种运动的激励。不再有任何个人……每个躯体都做着相同的摇摆，每一张脸上都戴着相同的面具，每个声音都发出相同的喊叫……每个人都从其他人的脸上看到他自己欲望的影像，从其他每个人的嘴里都听到他自己信念的证明”。在这一扫盲运动中，大部分农民的个体外在表现与内部主观世界具有高度的一致性，这是其内部深层价值观的反映和体现。
　　20世纪60年代至“文革”期问，扫盲教育已偏离正常轨道。随着对毛泽东个人崇拜的加剧，相当多的农民认为，学习了毛主席著作，就可以自然而然地改造世界观、防修反修了。他们形成了“毛主席的话就是真理”、“毛主席就是方向”的主观意识。部分农民在“过去咱们学文化没机会，如今有了机会不好好学习，对得起毛主席吗？我要跟毛主席干一辈子革命，就要学一辈子文化”的心态下，积极学习毛泽东著作和阶级斗争理论，呈现出与阶级斗争意蕴高度一致的学习热情。
　　改革开放后，扫盲教育重返正常的发展理路。通过一系列与20世纪50年代相仿的举措，国家重新营造了要求农民参与扫盲学习的强势力“场”。尚未完全从“文革”阴影中走出来的农民，在保持谨小慎微、亦步亦趋的心态的同时，内心重新燃起对学习的渴望，长期被压抑的学习热情得以释放，重新踏人扫盲大军，复又掀起波澜壮阔的扫盲运动。随着改革开放的日益深入和国家权威从农村的撤出，在既体现国家一基层社会互动规则，又保持相对独立的价值观念和精神信仰的乡村社会秩序对农民的束缚松绑后，农民学习呈现思想自主的新特点。这种自主性使得20世纪80年代后农民的学习既不完全是政治加压下的“爆发性”学习，也不完全是社会舆论影响下的从众行为，而是个体内部需要与环境交互作用后产生的期待与正效价量的结果。比起20世纪50年代，80年代初农民参与学习的自主性和选择性更强。
　　2 “一切行动听指挥”类。此类学习者，其参加扫盲学习活动的动力在于顺从外界权威（这里主要指政府及其工作人员）的要求和期望。他们参与学习的理由包括顺应他人的意愿、实现权威人士的要求、遵从权威人士的忠告、符合政府的期望等，学习活动取向的主要理由不在于活动的目的本身或内容，而在于达成服务社会或社区的目标。此类学习者与“积极热情”的群众相比，虽然称不上积极分子，觉悟也不如他们，但亦属主动学习范畴，且主要是顺从行为、大众行为和自保行为的结果。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成为中国合法的政治领袖和中国人民群众心目中的精神领袖。农民努力实现领袖期望的个人行为，使扫盲运动呈现出轰轰烈烈的景象。这一景象反过来又影响了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的决策，领袖意志与农民积极性的交互作用成为推进扫盲运动的强大动力。在全党动员、全民动员下，扫盲运动的宣传天天可闻、随处可见，尤其是在各级村干部把动员农民参与扫盲作为政治任务后，参与扫盲便成为农民生活样式的一种新时尚，农村社会形成了一种以参与扫盲为荣的社会风气。社会成员在社会风气的压力下，不知不觉地感受着群体的压力，在自觉、判断和行为上表现出与多数人一致的心理倾向，表现出一种以“时尚”为目标的比齐心态。扫盲运动发展越快，参与扫盲的农民群体规模就越大，相应的大众行为率就越高，反过来，大众行为又进一步推动扫盲运动发展，形成一个循环。
　　20世纪60年代至“文革”期间，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使得人民群众对“文革”的不理解和对“踢开党委闹革命”的担忧，被“毛主席指示我照办”、“毛主席挥手我前进”的思维模式所取代，进一步泯灭了个体自主行为的多数群众“漫游在无意识的领地，会随时听命于一切暗示，表现出对理性的影响无动于衷的生物所持有的激情”。这一期间，一直作为社会和政治资源分配基本依据的阶级成分制被高度强调，农民被划分为贫下中农、地主、富农等不同的政治身份，实行严格的唯成分论。被打上政治烙印、阶级烙印的扫盲运动以“高不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学不学习阶级斗争”作为对革命或反革命、先进或落后的评判标准。这些具有浓厚个人崇拜色彩的政治信念快捷地传递给群众，对人民的政治文化特别是政治心理起着强烈的塑造作用。广大农民群众为了避免被扣上反革命帽子或成为打击对象，就出现了听上级话、绝对服从上级命令、“要求学什么就学什么”的学习景象。 　　改革开放后，虽说党和国家弱化了对农民的直接控制，唯阶级成分论也走向衰落，但其自身特有的保守、忍让的特点和在“左”倾年代不断积淀、强化的自保思想、领袖崇拜，使得部分农民在个人学习动机指数不强不弱或偏向弱的情况下，与强势的外界权威期望交互后，呈现出与国家政策、上级组织“紧跟流变”的学习态势，呼之则来，唤之则去，但会不主动询问、关注或进行自主学习。
　　二、被动参与扫盲
　　这类学习者缺乏学习的动机及主动性，但在外部环境的压力下，为了逃避惩罚等不愉快的体验而不得不按照规范做出学习行为。
　　1 “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消极参与类。这类人的学习情绪具有非一贯性，会发生经常性的反复，普遍存在“生产紧张，任务繁重，时间难以安排”、“每天出早工，开夜班，劳动时间长，怕群众吃不消”、“读了无啥用”、“生产忙，要亭课，学不长”、“家务多，拖累大”、“脑子笨，学勿进”等顾虑，偶尔或一时激发了学习积极性，但没有多长时间，学习热情便急剧下降。
　　此外，外界压力不大或外界组织本身无力、偏差，造成农民学习的消极怠工。新中国成立初期，种种扫盲教育制度的非强制性导致有些地区对扫盲工作重视不够，导致各项扫盲制度没有实施，如河南原店镇、山西长子县、陕西陇县、扶风县、清涧县。即使在实施了扫盲教育制度的一些地方。也往往重数量、轻质量，重形式、轻实效，导致学习单位“风吹一半，雨打全无”，开学时人多，进而渐渐变少，最后形同虚设，只有数字之名而无实质内容；有的为了按时完成硬性计划，在学习上只是赶进度，导致新内容没有学会多少，旧的倒忘掉很多，出现“回生”、“复盲”现象，严重挫伤农民的学习积极性。
　　改革开放后，虽然扫盲教育制度相比新中国成立初期有了较为强制的特点，但农村基层干部及农民对扫盲认识不足，认为当务之急是把国民经济搞上去，没有闲工夫去抓扫盲，“现在农村初高中毕业生成堆，凭俺去认识那几个字顶啥用？”“浪费那么多人和钱去搞农民教育，还不如用这些人和钱去好好搞几所全日制中小学校”，存在“文盲扫不扫，工作照样搞”、“文盲无害”、“读书无用”、“抓住基础教育就行，文盲可以不扫”、“要让地里多打粮食，只要一有力气，二有肥就行，扫盲识字是白出力”、“扫盲可有可无，搞不搞都可以”的错误认识，使得扫盲的思想阻力远远大于扫盲的实际困难。但为了应付上级的政策和任务，基层“上有政策，下有对策”。而农民也上行下效，思想上不重视，消极学习很普遍。
　　2 从众性参与。梁漱溟认为，中国人“彼此互以对应为重，一个人似不为自己而存在，乃仿佛之为他人而存在”。梁漱溟这里所讲的就是从众行为，即个体不知不觉地感受着群体的压力，在知觉、判断和行为上，表现出与群体中多数人一致的心理倾向。农民参与扫盲学习，农民即是如此作为的。他们惯于顺从别人的学习行为，从别人身上寻找自己行为的依据。当农民个体面临巨大的环境压力时，往往表现出从众学习心理。若个人本身不愿意参加学习，但在群体情景中可能失去个性，失去自我控制，表现出与单独状态下不一样的行为，即隐藏自己的真实想法而做出与大众一样的学习行为。在这种随大流的过程中，个体心理受制于一定的社会群体，个体的行为和意识也就具有了特定的社会含义。
　　三、不愿参与扫盲
　　这种人学习动机匮乏，个人没有学习需求或学习需求微弱，即使社会要求学习的势力很强，其交互作用往往在初期会使得农民有比较高的参与意愿，但后期必定迅速跌落。不愿学习的表现，就如蔡培村在《成人教学与教材研究》一书中所做的分类：学习嫌晚：“我年纪一大把了，学什么都晚了”（这种说辞是以年龄作为挡箭牌，逃避学习），“我年纪一大把了，还学什么”（这种说辞，不是有消极的想法，没有斗志去从事学习，就是自满，以为以目前的情况就够了、就满足，何必再从事学习）；学习嫌多：“我学那么多，又不能赚更多的钱”（时下成人有某某他没有读什么书，都能赚很多的钱，我何必读那么读书），“我又不想成为学者专家，何必学那么多”（时下成人的想法是专家学者，才需要学习很多东西，而一般人并不需要学习很多东西）；学习嫌烦：“我的事情很多，很烦，为什么还要学习”（这种说辞以烦为借口，不愿学习），“我很烦，没有心情学习”（这种说辞以情绪不好为借口，不愿学习）。究其原因，主要有三个方面。
　　1 环境障碍。很多乡土社会受生产水平低、商品经济不发达、市场化程度低、职业种类较单一等因素的束缚，长期存在自然就业模式。在这种就业模式下，大多数人“是粘着在土地上的”，既没有选择职业的机会，也没有选择职业和就业的意识，靠天地吃饭的一代代农民从家人、长者、街坊邻居而非从课本上获取劳动经验，因此，他们认为扫盲教育似乎和自己的生活之间基本没有关系，接受教育的迫切性微乎其微。同时，除了交通不便、居住地偏僻、无人照顾孩子等外在环境导致的学习障碍，参与扫盲学习与否还受家庭、社会舆论和文化氛围、观念习俗的影响。若地区社会及家庭的学习舆论导向正效、文化氛围浓厚，这些地区扫盲教育工作的开展就会顺利；反之，扫盲工作就会受挫。
　　2 实施机构方面的障碍。实施机构组织欠缺或开展扫盲工作的措施不利，其中一个主要方面是组织本身的不完善。改革开放后，随着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行，大批农民“农忙种田”、“农闲做工”，农村剩余劳动力涌入城市寻找出路。1984年以来，农村人口进入城镇的规模迅速扩大，形成中国农村劳动力的大转移——民工潮。大量农民游离于体系之外，农村基层社会控制出现盲点，城市也无有效的管理机构，给扫盲工作带来很大的困难，往往是原住地管不着，现住地不愿管，“流动农民”成为扫盲管理工作的“死角”。实施机构障碍的另一个方面就是，教育内容的针对性、实用性不强，师资欠缺且教学方法不够灵活，导致农民尤其是当代具有自主性学习倾向的农民出现厌学心理。宣传工作的偏差也是实施机构方面的障碍之一。政府虽然要求宣传扫盲工作要细致周到，但在实践过程中出现某些错位，有的地区不宣传扫盲工作或宣传工作不够深入细致，工作方法一般化、简单化。有的地区不切实际地要求不识字的男女老少都来学习，否则采取扣工分、黑板报批评、罚灯油、罚款等惩罚措施。 　　一般来说，青壮年是有学习要求和条件的。对于孩子较多的妇女和年龄较大、身体不太好的一些人，要求他们学文化是有困难的，但为了不被人说他们落后，只好报名入学，结果不能坚持，即使坚持下来精神负担很大，往往顾此失彼。有的地方认识不到这种情况，采取强迫、摊派、抄名册等办法代替宣传解释，只要凑够数字，就算万事大吉，群众抱着强迫的“自愿”、压力下的“自愿”入学，导致部分老百姓不以上学为乐事，反而觉得是很重的负担，雇人代替、应名不到、经常流动、装病不起、隐匿逃避等现象时有所见，纪律组织松懈，学习情绪低落。这种不分对象的强制招生不仅妨碍了生产，也影响了他们的家庭生活，造成“年年扫盲，越扫越忙”，无形中浪费了人力、物力、财力，加重了教员负担，百姓也因此而抱怨：“年年扫文盲，年年是文盲”、“年年上冬学，年年从头学”，严重挫伤了学习的积极性。
　　3 心理障碍。参加学习与否往往与一个人的态度、观念和期望相关，不愿参加扫盲学习的心理障碍比有形的障碍对农民的学习情绪影响更大、更直接。第一，自弃心理。随着年龄的增大，记忆力的逐渐减退，人们产生学文化的畏难感，“人生过了一大半，识不识字都一样”、“识不识字都照样生儿育女、照样生活和劳动”是较为普遍的看法。第二，自却心理。由于现代声像技术的发展，人们对许多事物的感知可以不通过文字符号。文盲听了《十五的月亮》照样能体会歌曲所抒发的感情，看了一部电视连续剧照样能够知晓其中的情节，这就使得许多文盲感知事物时尽力避开与文字打交道。第三，自卑心理。由于不识字，大多数文盲都有低人一等的感觉，有的甚至错误地认为这是命中注定，认为自己比别人笨，在识字、学文化方面缺乏自信心。第四，自闭心理。文盲因不识字，大大减少了与外界的信息交流，这使得他们关闭了心灵大门，产生闭锁心理，心中有话不能说、不敢说、不愿说，不愿参加集体活动，更不愿参加被认为失面子的扫盲学习。第五，自傲心理。他们认为自己的办事效率、生存能力并不比识字者差，试图用自己的行动证明文盲不比识字者差，这样的心理其实是对歧视文盲的一种反击。第六，“法不责众”心理。在群体行为中，个体被群体所淹没，处于不引人注意的匿名状态。若部分人不参加扫盲学习，个体模仿他人及群体也不去参加扫盲学习。此时，大家都要负不参与扫盲的责任，但因群体成员的匿名性和责任的分散性，大家都有责任实际上是大家都没有责任。“法不责众”使得部分农民逃脱扫盲教育。

推荐访问:扫盲 成因 新中国 成立以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