领导者行为的两个维度_社会发展转型视域下领导者转型的八个维度（下）

　　摘 要：在社会发展转型的过程中，国家领导者要想成功地实现思想转型，就必须解放思想，虚心读书学习，从自负的浮躁心态中，从那些过时的、错误的、片面的、狭隘的思想窠臼中解放出来；就必须学会和把握系统辩证思维的方法，从孤立静止的思维定式中、从主观主义的唯意志论中、从短视的实用主义的思维方式和形式主义中解放出来。唯此，才能更全面地认识问题，提升领导能力，成为合格的领导者。
　　关键词：社会发展；领导者转型；读书学习；系统辩证思维；思维定式
　　中图分类号：D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1494-（2012）06-0011-05
　　虚心读书学习，从自负的浮躁心态中解放出来
　　整个世界的发展都在转型，发展的转型就意味着领导者能力的历史性转型。而领导者能力的转型就意味着领导者知识结构的转型和素质结构的重塑。未来的发展主要靠知识、靠智慧，未来需要严谨而智慧的学习型领导者，而那种仅仅敢闯敢冒的胆量型领导者，将退出历史舞台主流。次贷危机以来，欧洲多国的领导者的更换，似乎正在证明这一点。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一切经济泡沫的根源是精英泡沫。因此，国家精英的能力危机、本领恐慌、知识赤字，都必须引起我们的重视。一个没有忧患意识的领导者是危险的，只会在自我陶醉中走向衰落。中国的领导者们必须正确看待自己，不要“盲目地自大”，不要“被虚浮的数字淹没”。领导者要从过去盲目的乐观主义“繁荣思维”中解脱出来，采用审慎的应对危机的“冬天模式”，为未来的健康发展积聚智力能量。
　　领导者往往是社会的精英，就整体而言是经过社会筛选的优秀分子。但是如果精英群体长期忽视真正的学习和智力品格的成长，就会导致精英的“空心化”和“伪精英化”。美国著名管理学家科林斯有个著名的论断：优秀是卓越的敌人。领导者的优秀往往也成为他们卓越的障碍。我们没有卓越的领导者，往往是因为我们有优秀的领导者。而这正是问题的原因所在。优秀产生自信，自信过度为自负，自负造成自满，自满导致固步自封、停滞不前。因此，就会出现崔永元所说的情况：“不要以为是领导就聪明，他们有时候就是比我们想象的笨”[1]。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的主持人扎卡利亚同样批评美国政府的“无能、低效和不负责任”。他说：“在一个快速发展的世界里，其他国家行动迅速且具远见，而我们（美国）的政府却瘫痪了。”[2]因此，任何一个国家的政府官员保持一种“空杯”心态都是必要的。无知而自信的领导者是最可怕的。因为即使无知的善意，也常常是好心办坏事。主观上想为群众造福，客观上却破坏生态，导致洪水、污染、干旱，贻害群众。松下幸之助有句话：“世界上一切失败者，无不从自满开始走向狂妄，因失去警惕与激情而失败。”[3]
　　现实世界是由看得见、看不见，已知、未知多元构成的。这是人类认识客观存在的真实状况。所以，有效的领导往往并不属于那些忙忙碌碌的、事务主义型的领导者，而是属于能够真正认真研究大趋势、大格局、大战略的领导者。领导者需要一份沉静、一份淡泊、一份真正的谦逊。学习是领导者的一种责任，是领导者的一种信仰，是现代领导者的一种生活方式。学习意味着领导者的成长，它是领导者的精神的重建。每个领导者都需要不断升级自我的知识系统，0.5的头脑无法领导2.0的世界。
　　科林斯认为，任何一个组织无论多么成功，都需要“再造卓越”。许多表面上的辉煌成就有可能掩盖着已经在走下坡路的事实。即将衰落的时候，从外部看起来似乎和健康者一样，可它已经处在了崩溃的危险边缘，就好像人在患病早期，不容易察觉，但却容易治愈；等到病入膏肓的时候，很容易察觉，但却很难根治了。这也是衰落过程为什么这么可怕的原因：它会悄无声息地潜伏在你的身旁，然后倏然间将你吞噬。而这种衰落的深层根源就是学习的退化。成功需要许多理由，而失败只需要一个理由就够了。学习能提升领导力；不加强学习，知识就会老化，思想就会僵化，能力就会退化，结果导致领导者的“集体平庸化”。行为的进化需要学习，心灵的进化更需要不断地的学习，在不断完善自我中使自己的心智模式向更成熟和更好的方向发展。在知识贫乏的背景下，发展会陷入一种两难境地：不转型是等死，转型是找死。只有学习，才能帮助领导者避免掉入这种“转型陷阱”。
　　现代社会是学习型社会，现代经济是知识经济，自然资源越来越稀缺，社会资源越来越丰富，经济的发展越来越靠社会知识资源的推动和引领，没有知识的领导者就没有领导的资本。现代生存公式：学习<变化=死亡。而唯一解决的途径是：让读书成为习惯，就是让优秀成为习惯。中国要崛起，领导者首先必须要虚心而安静地学习。领导者辉煌的背后，需要的是沉静——做一个善于读书学习的、沉静的领导者。书籍是一种知识资本，而读书就是给大脑“注资”。没有知识就得不到精神自由，只有通过知识才能获得真正的思想解放。我们的一些领导者往往只专注于对外部的竞争，而其实我们的最大对手是我们自己。要善于自己和自己竞争，不断超越自己。学习就是一种内向的竞争。
　　市场经济也是知识经济和学习型经济。市场经济的管理与调控越来越需要知识的支持系统。当市场失灵时，如果有一个完美政府，政府干预就是最理想的。但政府是非完美的，一个不学习的政府更易于产生政府失灵。它不仅不可能纠正市场的失灵，反而会加剧市场波动，甚至本身就成为麻烦制造者。在政府主导型的经济发展模式下，当主导错误时，主导就变成了误导。政府并非总是正确的。同样是政府的宏观调控，是聪明的调控还是愚蠢的调控，是公益导向的调控还是自利导向的调控，其结果是大不相同的。
　　因此，领导者要解放思想，就是就是要从那些过时的、错误的、片面的、狭隘的思想窠臼中解放出来。解放思想在本质上就是要从某种知识上、科学上的无知和愚昧的局限中解放出来。如果没有新知识、新理念的加入，解放思想往往演变为旧思想的炒冷饭，以解放思想的名义进行着思想的不解放。不学无术，是解放不了思想的。“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没有知识基础的解放思想，都不过是白痴的胡思乱想。无知者没有自由，因为他面对的是一个陌生的世界。无知而又“思想解放”的领导者是最可怕的，就如“闯进瓷器店的野牛”。盲目的实干家比空头理论家更可怕。一个无知的船长，或许可以在乱闯乱冒中幸运地航行一段时间，但最终触礁搁浅沉没却是他迟早的命运。 　　巴菲特说过成功的投资生涯不需要杰出的智商，所需要的只是作决策的健全知识架构。社会发展的失衡，从主观根源上说，在于领导者知识结构的失衡：过剩与短缺并存。传统经济学知识的结构性过剩而生态经济学、发展哲学等科学知识、人文知识严重不足。知识的片面必然导致认知存在盲区。而认知的盲区往往导致对现实认知的失真，使他们只能看到局部的现实。一个缺少人文和美学知识的领导者就不懂得按照美的规律建设生活，而可能成为一个狭隘的经济主义者。领导者的知识营养应该是均衡的。因为，均衡的知识结构才能产生均衡的头脑，均衡的头脑才能产生均衡的领导。对领导者来说，知识结构和发展理性的重建，必然是一种非常痛苦的“精神磨难”。
　　其实，领导者的知识不仅存在结构不合理的问题，同时，也存在知识陈旧老化的问题。即使他们的强项——经济学知识，往往也停留在经济学常识的层面，而缺少深入的研究和更新。例如，经济学中拉动消费的“破窗理论”，在经济学上是完全正确的，但在生态学上可能是错误的。同样，节约自然资源，在经济学上可能是错误的，但在生态学上却是正确的。而在生态学上是错误的东西，最终将在经济学上被证明也是错误的。因为，外部不经济最终都将转化为内部不经济和未来的不经济。领导者往往过度关注当下经济的增长，而忽略了经济增长的外部不经济——生态的不经济、未来的不经济。这种外部不经济在短期内可能在给污染制造者带来暂时经济效益的同时，不仅给他人带来了成本，其实，他也给自己的未来带来了成本、带来了不经济。所以，外部不经济，到头来会变成一个地区、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内部不经济、未来的不经济。消费主义在经济学上是正确的，但在生态经济学上则是破坏性。商业逻辑与生态逻辑是不同的，经济的神话有可能变成发展的合成性荒谬。
　　知识上的局限往往导致发展观念上的片面。经济主义的思维在本质上有认识上的缺陷：忽视社会利益的复合性，而片面理解为利益的经济单一性。在生态环境的语境下，人类已经不可能在经济主义的指引下实现人类的最大福祉。不要狭隘地理解利益，经济利益不是人类需要的全部，生态也是人类最基本的利益。有人说，只有偏执狂才能生存，但在生态环境已经脆弱到接近临界点的情况下，偏执的经济增长只能导致人类的集体自杀。另外，经济发展也是三维的，人们往往只专注经济增长的短期高度，而忘记了经济利益的社会覆盖宽度和经济发展的可持续长度。
　　知识就是财富。读书就是为了更加理性、自觉、合理、有效地实践。带着思考读书，带着思想工作。实践，其实是每个人无论会或不会、自觉或不自觉都在做的事情，但是一个边读书边实践的人与一个只实践而不读书的人，结果往往有天壤之别。前者比后者的实践思路更开阔，设计更合理，质量更高、更有效，创新灵感更丰富，潜力更大。因为，书籍里包含着古今中外人类的思想精华和智慧。读书，就是“借脑”。不更新知识就看不见问题，就如不升级病毒库就无法发现病毒一样。而看不见的问题是最危险的问题，而缺少知识往往就会落入“看不见的问题”的陷阱。在这个意义上，学习也是一种负责任的精神。狭窄的阅读不足以支持领导者的独立思考。阿玛蒂亚·森说：“每种派别的长处和局限，在很大程度上可以通过考察其阅读基础、信息基础的范围和限制来理解。”[4]他强调了广泛阅读的重要性。阅读是信息的基础，它直接影响着我们的思维习惯和方法，在一个不充分的信息环境下，我们的方法和观点可能是失效和片面的。
　　在一个信息泛滥、知识爆炸的时代，回到经典也许是机会成本最小的学习方式。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有句名言：“个体自我的每一次伟大的提高，都源于同古典世界的重新接触。”[5]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可以使我们一览众山小。阅读经典就如同站在巨人们的肩膀上俯瞰世界。当然，人们不可能在一部经典里找到所有的真理。经典不是压抑思想的铁锁，而是解放思想的钥匙。在信息爆炸的时代，经典的价值突显。经典不仅提供知识信息，更重要的是它刷新了我们看世界的方式、角度和立场。
　　学会系统辩证思维，从孤立静止的思维定式中解放出来
　　日本哲学家中江兆民说：“没有哲学的人民，无论做什么事情，都没有深沉和远大的抱负，而不免流于浅薄。”“对于理想的实现，自身的局限才是最厚重的枷锁”[6]。要改变做法，首先就要改变想法——改变思维方式。错误的思维方式得到的结论往往也是错的。虽然人们犯错误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从思想路线上看，根本原因就是主观思想不符合客观实际，违背历史发展的规律。
　　历史走到了十字路口，人类正处在一个价值迷茫时期。越是在这种复杂的形势下，系统辩证法就越能显示出它望远镜和显微镜的功能。辩证法是一种选择的智慧，是“革命的代数学”，是最少片面性、最不僵化，最动态化的方法。每一个伟大的领导者都是系统辩证思维的大师。恩格斯曾经说过：“蔑视辩证法是不能不受惩罚的。”[7]“黑格尔的思维方式不同于所有其他哲学家的地方，就是他的思维方式有巨大的历史感作基础——他的思想发展却总是与世界历史的发展紧紧地平行着，而后者按他的本意只是前者的验证”[8]。系统辩证法的创立为人类提供了认识不断发展着的自然和社会的强有力的方法。辩证法能帮助领导者去伪存真、透过现象发现本质，在错综复杂的矛盾中抓住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抓住历史趋势的发展逻辑。不同的领导思维，决定不同的发展方式。一个领导者的智力高低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以何种方式思考。懂得正确思考，懂得辩证思维，是领导者解决复杂问题的前提。当他不能用全面的、辩证的、系统的思维思考时，他就必然在用简单片面的、僵化静止的、孤立狭隘的思维进行思考。我们的领导者需要用辩证法的规律认识问题，需要用对立统一规律、质量互变规律、否定之否定规律、系统规律重新思考我们的发展。
　　系统辩证思维能使人们对复杂纷繁世界的认识变得清晰起来。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是唯物辩证法的活的灵魂。当我们开始用系统辩证法认识事物的时候，就会发现原来那种孤立、静止、片面、狭隘的认识方式得出的结论是多么的荒唐可笑。由此，我们就不会再简单地把公平与效率对立起来，甚至用效率否定公平。当今，人类面临的主要矛盾不再是人类的物质需求与落后的生产力的矛盾，而是人类的物质生产与生态环境的承受力的矛盾。物质的存量已经可以满足人类的基本需要，之所以还有贫困存在，主要不是因为人类的物质财富还不够丰富，而是财富的分配不合理。人类的物质需求已经基本解决了。解决贫困的手段不再主要是发展经济，而是通过公平的分配。公平的分配既能保证效率的稳定性，又能避免对自然过度的破坏。从这个意义上说，生态社会主义或许是人类未来发展的唯一的出路。 　　学会系统辩证思维，能使我们找到主观意志与客观规律的兼容性，从主观主义的唯意志论中解放出来。当前，作为积极思维的唯意志论的表现形式之一，传销式的励志教育十分流行。一方面它在某种程度上的确有激发潜能的功效，但另一方面也确实助长了人们的主观膨胀，把人们变得自负、愚蠢和狂妄，忘记了唯物辩证法的基本常识。任何片面都是有害的。真理超过了限度就变得荒谬。片面夸大主观能动性，脱离客观规律去追求高速增长，结果是低水平的重复建设、产能过剩、制造GDP泡沫。我们一些领导者并未超越“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思维模式。想做什么和能做什么是完全不同的。不能把愿望当现实，更不能把我们的主观愿望当做我们战略设计的逻辑起点。生活中有两种悲剧：一个是愿望无法实现，一个是愿望得以实现。人类现在面临的是后一种。哈耶克说：“我们准备接受对于我们文明当前危机的任何解释，但除开这一点：世界的现状或许是我们自身真正错误的后果，对我们所珍爱的某些理想的追求，明显地产生了与我们的预期大相径庭的后果。”[9]
　　学会系统辩证的思考能使我们从形式主义中解放出来。从看问题的表面到看事物的本质；从迷失在表面的浮华，到从实际出发，实现合理有效的发展。浅薄的思维导致浅薄的发展。一些领导者沉迷于表面的发展，而忽略了内在的发展。就像建造一座楼房，他们往往注重外观的华丽装修，而忽视地基和建筑的牢固；甚至宁愿牺牲建筑的坚固来换取外表的豪华。“买椟还珠式”的发展是缺乏远见的。
　　学会系统辩证思维，就是我们的领导者懂得了无为而治，“让自然做功”。保护也是建设，不建设也是一种建设。历史的发展不是简单的线性逻辑，无为也是有为。封山育林、休渔、休牧、禁伐等就是一种积极的无为的有为，其本身就是一种生态发展的方式。过度开发建设就是破坏。所以，我们也必须从那种简单的线性思维中解放出来。我们过去只想到发展、增长有什么利益，现在我们必须思考不发展、不增长有什么利益，不增长可以获得哪些发展。打破过去那种唯增长的思维定势。科学发展需要摒弃旧的增长规律，应用新的发展规律。农业社会、工业社会、生态社会，各自发展的价值标准、价值规律和经济规律也是不同。眼前短期有利，长远有害；直接有利，间接有害；表面有利，实际有害；局部有利，全局有害。系统辩证的思考，会使领导者具有更好的大局观和长远意识，不会因为一城一地的得失而忘掉战略全局，不会因为一时的得失而忽略子孙万代的长远福祉。
　　领导者懂得系统辩证思维，就会具有开阔的胸怀和视野，就会更具有思想的包容性，就会懂得“兼听则明，偏听则暗”的重要性。一些领导者只喜欢听好消息，而不喜欢听坏消息；喜欢听乐观的观点，不喜欢听悲观的观点。所以，把那些不同官方的、批评的、负面的消息、悲观的声音都称作“乌鸦嘴”。但是那些报告真实坏消息的“乌鸦”能提醒我们规避风险，避免真实灾难的发生。而那些粉饰太平的“喜鹊”，往往使我们不能正视现实危险，而陷入真正的灾难。所以，诚实的“乌鸦”才是真正的“喜鹊”，而虚假的“喜鹊”才是真正的“乌鸦”。有危机感的人不一定有危险，没有危机感的人一定会有危险。知道坏消息不是坏事。正如李瑞环所说：“冷静地想一想，掌声、歌颂未必真帮忙，批评、反对不是都添乱。”[10]
　　懂得系统辩证思维，不仅解放了领导者自己的思想，也有助于整个社会的思想解放。社会思想的解放就是要尊重公民的权利，允许百姓讲真话。宽容的舆论环境，有助于把整个社会从单调性的舆论中解放出来，有利于更全面地整合社会共识。而党同伐异的、简单狭隘的舆论控制，会使思想传播“沉默的螺旋”变成社会舆论的“花剌子模陷阱”，最终使整个国家在谎言和欺骗中迷狂。尊重公民的权利，就是允许人民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和自己的观点主张。舆论就是一个各利益群体博弈的场所，弥合这个社会的隔膜，就需要领导者超越本阶层利益，甚至向自身利益开刀的勇气。需要领导者能真正倾听弱势群体的声音，并为他们的利益呼号。美国作家司各特·菲茨基格德说：“测验一个人智力是否属于上乘，只要看他的脑子里能否同时容纳两种相反的思想，而无碍于处身行事。”[11]领导者要有同时听取多种声音，容纳多种不同甚至相反的意见，并对它们进行恰当整合的智慧。
　　领导者要学会系统辩证思维，就是要从短视的实用主义的思维方式中解放出来。有用即真理，在现实中演变成“不管蠢办法坏办法，能创造GDP就是好办法。”不管有理没理，能创造政绩就是有理。所以，在操作上，往往频繁使用经济学上所谓的“破窗理论”的连锁反应或乘数效应，不断地搞破坏式的重建，一座楼房或桥，拆了建，建了拆，通过资源上的浪费和财富积累的丧失，来大量制造GDP数字泡沫。实用主义者往往都是短期功利主义者，往往导致短期的行为。眼前有效，长期无效；眼前有利，长远有害。只顾眼前，不思长远。实用主义在本质上是利己主义者，缺少对社会的责任感；只要对自己有利，自己有用就是真理。
　　学会系统辩证思维，能使领导者更全面地认识问题，减少片面性和极端性。人类经济增长似乎陷入了一个发展悖论：一方面经济增长增加着自己的利益，另一方面经济增长又损害着自己的利益。科学技术作为第一生产力，大大地扩张了人类改造自然的能力。但是，如果使用不合理、不正确，过度使用、滥用科学技术，它也会成为第一破坏力。真理多走一小步就成为荒谬。即便是科学技术的合理使用，它仍不可避免地带有一定程度的对自然的破坏性。许多传统科技手段是在小范围合乎自然规律，但在更大范围里则是违背和破坏自然规律的。如温室气体的产生与作用就是如此。微观上是正确的，宏观上则是有害的。学者陈武峰认为，科学技术的发展在给人类带来力量的同时也制造着危机。所以，人类在利用科学技术的同时，不要迷信和滥用技术。
　　学会系统辩证思维，能使领导者的思路更加灵动，不会被错综复杂的表面矛盾所迷惑。唯此，领导者才能抓住时代的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在对立中看到统一，理智地跳出发展与环保二元对立的思维陷阱；在危机中看到机遇，在机遇中警惕危机；在面对经济发展的黄金机遇期的时候，仍能保持头脑的冷静和清醒。因为，黄金机遇期同时也是改善环境、避免生态灾难的最后机会。是选择破坏式发展和环境恶化，还是选择生态环保和科学发展，就显得格外关键。两害权衡取其轻，两利权衡取其重。中国的生态环境已经接近灾变的临界点，只有科学发展，统筹兼顾，才能摆脱顾此失彼的两难处境。领导者要像政治家一样思考，而不要像政客一样思考。政治家思考的是子孙万代的福祉，而政客考虑的只是个人的政绩和升迁。所有的领导者都应该成为成功的政治家，而不要做成功的政客。中国在生态问题上不要再犯像人口问题那样的历史性错误，因为，后果更加无可挽回，它将是致命的和灾难性的。我们需要这种严肃的忧虑。 　　参考文献：
　　[1]刘丽丽.崔永元：不要以为是领导就聪明 他们有时候就是比我们想象的笨[EB/OL].[2012-03-10]http：//www.people.com.cn/GB/123231/239554/17346649.html.
　　[2]钟 声.为什么西方国家需要政治变革[N].人民日报，2011-08-26.
　　[3]杨沛霆.中国不能再陶醉于GDP总量了[J].中外管理，2010（3）：3.
　　[4]苏小和.从独立阅读开始——《我们怎样阅读中国》后记[J].学习博览，2011（3）：72-73.
　　[5]领导干部读经典[M].北京：长江出版社，2008：001.
　　[6]彭玉龙.日本否认侵略事实的文化根源[N].光明日报，2002-02-03.
　　[7]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8]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531.
　　[9]哈耶克.通往奴役之路[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
　　[10]赵蕾.李瑞环：权力大未必真理多 领导就得干在前面[EB/OL].[2007-04-15]http：//theory.people.com.cn/GB/68294/81535/81546/5610984.html.
　　[11]周瑞金.中国，是否需要一次新的“南方谈话”[J].同舟共进，2012（2）：4-9.
　　责任编辑 任浩明
　　Eight Dimensions of Leadership Transformation in the Context of Social Development Transformation
　　——Analysis on State Leaders" Social Roles in Subjective Perspective
　　Liu Xiaobing
　　（Guangxi Institute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Nanning Guangxi 530021）
　　Abstract： In the process of social development transformation process， the state leaders have to emancipate the mind and read books and learn new knowledge as well as to get rid of the conceit mentality and free themselves from the outdated， wrong and one-sided mind， and they need to learn and utilize the systematic dialectical thinking to jump out of the isolated， static mode of thinking and subjectivism voluntarism， short-sighted pragmatism thinking and formalism in order that they could fulfill ideological transformation successfully and have a comprehensive view and enhance leadership ability and become qualified leaders.
　　Key Words： social development leadership transformation reading and learning systematic dialectical thinking the mode of think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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