征房产税需因“房”制宜_几套房子要开征房产税

　　近期，围绕房产税的讨论愈发激烈。12月3日，财政部部长谢旭人再次提及研究逐步推开房产税的问题。　　中国要不要征收房产税？当然要。但如果操作不当，不仅不能达到征税的目的，还可能引发负面的社会情绪。令人遗憾的是，房产税征收试点地区的相关制度设计还有很多值得斟酌的地方，而媒体平台上的众多讨论也多有片面性。
　　首先需要理清两个观点。即不可赋予房产税替代地方政府“土地财政”的使命。如果要防止地方政府为了“土地财政”刻意提高地价，那也需要其他改革加以矫正，房产税不能解决这个问题。
　　也不可为了抑制房价上升而征收房产税。抑制房价的办法很多，如可以针对二手房交易征收暴利税，且税率与相近两次交易的时间以及同期银行利率挂钩。同时，允许农村建设用地在严格规划条件下投入房地产开发，例如以县级区域为规划单元，50%农村建设用地可做房地产开发。这样的话，住房价格必然显著下降。
　　其次，房产税设计必须有利于提高社会福利水平。在发达国家，除去很少的大都市的特殊区段，楼房多提供给一般人，中国也是如此。单元楼房和独栋房屋相比，根本不是一个概念，后者才是具有财富象征的不动产。把单元楼房和独栋房屋当成一回事来设计房产税，且把中国人的住房水平锁定在单元楼房上，并不合理。
　　一户城市居民如果有一套单元楼房，那是解决生存问题；再有一套，就有了改善生存的意义；此后再买单元楼房，才有了投资或投机的意义。显然，在多数情况下，房产税应从第三套单元楼房开始征收，否则就难以照顾到一般人的利益。如果是独栋房屋，第一座就应考虑纳税，因为它才是高强度的住房财产。确切说，房产税的设计要和其他改革相配套，以改善中国人的住房财产形态，这样房产税征收才有足够的民意基础。
　　最后，房产税的设计还应有利于社会平等。结合中国的土地现状与收入基础，多数家庭最终还是会居住在单元楼房里，低收入人群居住在政府兴建的各类保障房里，而脱离父母“单飞”的年轻就业者，可居住在面积较小但条件较好的公寓里。
　　按这种格局，房产税的征收对象就很明了。对于有三套以上单元楼房的家庭，可以从第三套开始，以可能收取到的房租为基数，收取房租的25%（差不多是房价的1%）。完全不必实行没收性的累进税，否则就意味着为了平均而伤害效率，抹杀国人的致富动力。而且，如对多套房屋的拥有者收取没收性的累进税，房主就可以采用合理避税的办法不交税。如注册一个公司，将所有房屋划作公司财产以避税。
　　针对单元楼房，有人建议房产税按面积大小征收，而不论房子的市场价值，这并不合理。在北京的不同地段，同样面积的房子差价极大，按实际面积征税明显极不公平。类似这样的难题，就要靠细致的税则来解决问题。例如，可以从价征税，但对第一套房屋的总纳税额要设立上限，且应采取措施防止逃税。
　　而对独栋房屋而言，1000平方米建筑面积和250平方米相比，适用税率也不应该相同。对豪宅建造，要借助累进税的功能加以抑制。还要考虑庭院的大小。豪宅的庭院如果很大，例如超过1亩地，也要有相应的税收调节，除非房主把自己广大的庭院开放为供人自由游览的公园（国外有这样的案例）。
　　（作者为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宏观室主任）
　　又到突击花钱时
　　网传年底财政将突击花钱约3万亿
　　近日，“年底两个月财政将突击花钱约3万亿元”的消息引发舆论关注。民众争议的焦点主要集中于到底突击花了多少钱、怎么花的问题上。财政部相关专家特意出面说明，3万亿之说不靠谱，不能给财政预算部门扣上“突击花钱”的帽子。
　　年底突击花钱的现象非今年独有，也不是某些部门个案。对于部分政府机构、事业单位、国有企业以及科研院所，突击花钱是每年年底必做的功课。
　　在这一背景下，每至年底便去纠结具体的数字和花钱项目，除了掀起口水仗，没有实际意义。要解决这一问题，需要追本溯源。其背后的逻辑在于，如果没有如期、如数花完当年预算，不仅该部门的当年业绩会增加一项负面评价，还会影响下一年度该部门可以获得的预算经费拨付。
　　在这种“负向激励”的模式下，突击花钱有利，节约开支吃亏。必须调整、改革预算制度。一方面，改变负向激励的预算模式，另一方面加强预算支出的责任机制，建立一套考察公务部门财政支出方向的体系，以财政支出是否满足了公共需求为绩效目标。这样才可以从约束支出动力、规范支出方向、考察支出效果等诸多环节，化解“突击花钱”问题。
　　（作者刘琳为《财经国家周刊》编辑）
　　洋快餐衰落诱因多
　　肯德基陷“速成鸡”事件近
　　近年来，中国的食品质量问题此起彼伏，牵涉到的企业，也大多深陷泥潭。即便是洋快餐的标杆——肯德基，也屡屡中枪。
　　近期有关肯德基的新闻，一则是陷入舆论漩涡的“速成鸡”事件，一则是其母公司百胜餐饮在12月初股价下跌了9.9%。百胜餐饮首席执行长诺瓦克（David Novak）警告说，第四季度中国同店销售额将下降4%。相比之下，去年同期增幅达21%。有论者指出这预示了百胜餐饮在中国遇阻，销售额增速高达30%的荣耀正慢慢消退。
　　原因不难理解：近些年，中国餐饮业的整体规模随着经济增长逐渐水涨船高。对于洋快餐的模仿与学习在各类中餐品牌中并不鲜见，这无疑会对洋快餐的市场空间造成挤压。
　　油炸食品所引发的健康担忧，也在注重健康的白领阶层中扩散。碳酸类饮料逐渐让位于果汁饮料，原因也在于此。最终，饮食习惯的改变将促使消费者从对洋快餐的“膜拜”转向“挑剔”。
　　而“速成鸡”、“苏丹红”等舆论危机，则一再削弱洋快餐品牌效应的影响力。随着消费者走向成熟，对于食品本身的认识越来越趋于理性，洋快餐试图继续早期占领中国市场时的品牌优势自然难以为继。
　　（作者李啸天为媒体评论员）
　　三一迁址难避恶争
　　三一重工总部搬往北京已无悬念
　　三一重工与中联重科是中国工程机械行业中的两大巨头，“两虎相争，必有一伤”。现在看来，三一重工在竞争之中可能伤得更重，以至于毅然选择背井离“湘”。
　　值得注意的是，和三一重工相比，中联重科的政府背景更为复杂。
　　作为一个民营企业，三一重工如果仅仅是出于商业目的，其迁址就不必过多讨论。但是，如果是为了避免行业的恶性竞争而搬迁总部，那么追本溯源地讨论恶性竞争的事实、缘由和应对之策，比单纯讨论三一重工更为迫切和必要，况且行业竞争问题也不可能随着办公地址的转移而消失。
　　如果中联重科因为恶性竞争而实施了事实上的侵权行为，三一重工完全可以通过司法途径进行权利救济，而非选择逃避。反之，中联重科也可以通过针对三一重工的侵权行为提起诉讼，而非“以牙还牙”的打击报复。市场的竞争行为必须依据法治的逻辑进行，否则就必然陷入两败俱伤的“囚徒困境”。政府的职能之一，就是通过法律手段维护良性的市场竞争秩序。
　　三一重工迁址的关键不在于总部选择长沙还是北京，而在于中国工程机械行业的良性竞争秩序能否得到建立，民营企业和国有控股或参股公司能否平等竞争，政府能否充当法治市场的维护者和实践者。据此，三一重工选择将总部迁出长沙，可能无助于从根本上解决行业恶性竞争的问题。
　　（作者周志祥为媒体评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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