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解宏大叙事，颠覆理性认知:理性的消解 PDF

　　摘要 《蛆虫》是约翰·福尔斯发表的最后一部虚构性作品。在这部作品中，福尔斯使用的对话式文本对于消解宏大、单一叙事声音和单一文本，反映不同阶级之间的文本对抗的意义深远。对话式的文本放弃了线形的、情节分明的、逻辑明确的叙述，具有螺旋式、反复性和杂糅性的特点，反映了不同阶级在认知方式上、意识形态上、语言模式上、宗教信仰上，乃至男女两性上多层次的对抗。小说中的关键人物——妓女丽贝卡通过创建自我独特的文本抵制男性的阶级偏见和性别歧视，建立了自身的主体性与主观性。
　　关键词：男性偏见 宏大叙事 女性反抗 认知方式
　　中图分类号：I106.4 文献标识码：A
　　约翰·福尔斯晚期作品《蛆虫》乍一看起来就像由两种不同风格的作品杂糅而成。作品的前66页讲述了一个五人组成的小团队去英国德文郡北部旅行的经历，勋爵之子巴斯洛姆先生在此次旅行中离奇消失。作品的后半部分主要讲述律师阿斯克夫受巴斯洛姆之父委托去调查巴斯洛姆的失踪事件。他对事件相关人员进行一一讯问，却发现每一个证人所讲述的版本各不相同，他陷入一个谎言与真实捉迷藏的游戏。被扑朔迷离的事件所迷惑，他最后草草收场，巴斯洛姆失踪事件随即不了了之。
　　福尔斯在这部作品中使用了多种艺术手法。从叙事上，福尔斯用现代叙事的大杂烩颠覆了人们传统的认知方式。从事件的非线性发展、真相的缺场、语言的欺骗性、认知的有限性、历史与真实的糅合，到问答式叙事中叙事者和视角的消失，以及作品主人公的转换，福尔斯进行了一次小说艺术的大胆尝试，使得这部作品好像是“一个现代叙事者回写的18世纪的历史”，又像是一张剪贴画一样色彩斑斓，令人目不暇接。其中，对话式问答对于消解宏大、单一叙事声音和单一文本，反映不同阶级之间的文本对抗的意义深远。作为叙事的一种形式，对话保存了戏剧化对白的直接效果，因为随着作者、叙事者和视角的消失，对话者用自己的语言直接展示事件，消除了叙事者对叙事的过滤与加工，可以最直接、最确切地展现双方对同一事件的语言性再现。同时又提供给读者自主阐释语言意义的机会，让读者体会语言的力量，因为不同语言决定了对同一事件的不同发展方向。
　　对话式的文本反映了不同阶级在认知方式上、意识形态上、语言模式上、宗教信仰上，乃至男女两性上多层次的对抗。小说中的关键人物——妓女丽贝卡是反抗男性霸权的中心人物。通过抵制男性的阶级偏见和性别歧视，她建立了自身的主体性与主观性，用以女性为崇拜对象的宗教来推翻基督教中的等级制度和男性霸权。她对抗的最主要方式是构建整个故事话语，以此颠覆其他人的文本，并把以阿斯克夫为代表的统治阶级男性置于听众的地位。在构建叙事的同时，她用自己的认知方式和阶级意识形态来对抗所谓的文雅的中产阶级，并最终在宗教上取得了反抗男性的成果，完成了个人的升华。
　　一 问答式叙事中的男性偏见
　　《蛆虫》所反映的对抗首先是男性和女性之间文本的对立。福尔斯选取的两个主人公十分特殊：一个是厌倦世俗的富家子弟巴斯洛姆，一个是作恶多端的伦敦妓女。作为勋爵之子消失之前的最后一个见证人，丽贝卡在小说叙事中具有权威地位。“她对认知和存在的直觉性的、多变的和多重的处理方式构成了文本中最不可信但又最有权威的视角。”然而她的视角与中产阶级的代言人律师阿斯克夫的理性的、精英式的视角形成鲜明对比，并使阿斯克夫用怀疑和敌意的方式来对待她的叙事，表现在语言上是对女性的极端鄙视和厌恶，而深层原因则是由男性霸权思想和固化教条的思维方式所致。
　　作品中男性对女性的歧视和压迫表现在多个方面。作为一个在伦敦生意繁忙的妓女，丽贝卡在男性心目中的地位是低等的。她被视为满足男性淫荡的私欲的工具。借阿斯克夫之口，福尔斯表述了统治阶级对女性的偏见。作为女仆，她是下层社会的代表；作为妓女，她是满足男人性欲的工具；作为异教徒，她处在与阿斯克夫所代表的那一类信奉基督教的教条主义者相对立的地位。为了表现自身的优势，阿斯克夫在语言上污蔑、攻击丽贝卡，把她视为罪恶女性的代表。
　　阿斯克夫眼中的女性是下流无耻的。她们庸俗低级、道德堕落。在与丽贝卡语言交谈过程中，阿斯克夫对她嘲讽、污蔑，甚至责骂。当丽贝卡要求阿斯克夫对她礼貌一些时，他讥笑道：“我应该向你后退一步鞠躬行礼，是么？我应该尊称你为女士，把你扶上马车吗？”作为具有一定社会地位的阿斯克夫用词猥琐、言语粗鲁，对受讯者缺乏最起码的尊重。他们的对话显示了语言的力量和语言的阶级性。
　　女性不仅在男性眼中是低等的他者，还被物化为男性的附属品。丽贝卡是巴斯洛姆先生雇佣来为之神戏充当角色的商品，就像一件行李一样被他们带在身边。她的出现以及身份的改变都是从男性的利益出发的，目的是为了完成他的神圣计划。而且在与巴斯洛姆先生等人的交往中，她被男性作为祭品贡献给即将来临的神，在旅行途中满足巴斯洛姆及其仆人迪克的性欲。
　　女性在受男性污蔑、压制的同时，还被迫变成了男性窥视的对象。小说中的两个中产阶级的男性都用窥视的方法对女性进行间接的剥削。巴斯洛姆假借治疗阳痿之名观看他人的性行为，阿斯克夫则运用语言作为工具去刺探他人的隐私以获得快感。在对丽贝卡的审讯中，他对丽贝卡的行为充满鄙视，同时又掩饰不住刺探细节的兴趣。“他通过仔细了解他人的性行为的私密，利用自己调查他人的权利仔细询问，从而获得一种类似当场观赏性行为的快感。”
　　二 问答式叙事中的女性反抗
　　尽管丽贝卡不具备上层社会的文化素养，但是对于男性的语言侮辱，她表现得冷静又坚定，并坚决地维护自己的尊严和话语权。她不惧资产阶级的卫道士阿斯克夫的严词斥责，反驳道：“你有你的语言，我有我的，就这么回事。我必须说我的。”当阿斯克夫利用阶级的优越性来剥夺穷人的宗教信仰权利，丽贝卡仅仅用平静的语调不卑不亢地回敬道：“这是实情。如果我们在社会上不是平等的，在宗教上，我们同样有权信奉上帝。不要因为我坚守我的权利就谴责我。”
　　阿斯克夫以男性沙文主义的强势压制丽贝卡的语言自由，丽贝卡则用构建自己独特的文本的方法对待男性的压制与污蔑进行了坚决地反抗。她忽略了统治阶级的代表对她的思维方式的和引导，坚持用自己所目睹、抑或臆造的有关巴斯洛姆神秘消失情景的叙述来对抗统治阶级的谎言，用构建自己的文本的方式颠覆了男性的霸权，用完全不同的话语来反抗另一个阶级的男性歧视。她所创建的文本意义深远。首先，在问答过程中，因为双方都似乎离事实越来越远，读者也被引导着渐渐远离作者所虚拟的世界，萨拉米称这种叙事方法具有离心效应。随着两种文本之间的相互否定，文本越来越失去它的权威，读者越来越不能肯定自己对叙事的态度。丽贝卡用自己的文本来对抗男性固有的单一思维，拒绝传统的单一民族、单一声部的宏大叙事，颠覆男性逻各斯中心主义。她的叙述推翻了所有人的讲述，剥夺了其它叙事的可信性，同时凸显了自己的文本的虚构性，令小说的真相具有多重性，而不仅仅是真实的文本与虚假的文本之间的对抗。同时，各种人物的不同文本使文本的终结被无限延迟，文本之间相互否定，相互颠覆，令文本永不停止。 　　其二，丽贝卡和阿斯克夫的两种话语反映了中产阶级和劳动阶级的不同认知方式，表现出两个阶级之间对立的实质是语言的对立和男女两性的对立。丽贝卡用自己看到并且深信的真相从二人的对话表现出不同阶级判断谎言与真相的不同标准。一方所认定的真相，往往对另一方来讲恰恰是谎言的表现。针对同一件事的不同理解使得二人的对话就像是在猜谜语。他们所运用的看似简单的语言所表达的信息是多重的，形成了文本的多声部效果。未被传达出来的信息，即文本后的文本才是作者暗示的重点。例如在谈及丽贝卡目睹耶稣降临的细节时，有这样一段问答：
　　问：这光亮持续多久？答：很短。和闪电差不多。
　　问：你那时几乎晕倒，然而你却这么肯定？答：是的。
　　问：他俩不是两块耸立的石头么？答：不是。
　　在以上问答片段中，谎言与真相似乎在捉迷藏。极端自负、僵化教条的律师阿斯克夫企图诱导妓女丽贝卡用另一种思维方式来解释当时的情景，让她的语言符合自己的逻辑，并按照自己的意图来结束询问，以便对于巴斯洛姆先生的失踪事件做出合乎自己那个阶级思维方式的、可以接受的相对可信的解释。换言之，他想要把丽贝卡的真相变成自己希望看到的谎言，因为对他来说，只有从他的角度可以接受的真相才是事物的真正面目，一切不符合他现有的思想模式的真相都是假象。对他来说，真相只有一个，她们所谓的真相根本称不上什么真相。因此他警告丽贝卡：女人，真相有两种：一种是一个人相信的事情。另一种是无可争辩的事实。我们赞成你说出你所相信的真相，但我们所寻求的，是第二种。
　　其三，丽贝卡用自己独特的叙事“破坏了叙事的稳定性，并代之以凸现她的主体性的多重视角，从而产生了意义相反的文本”。她利用自己是失踪事件的最后见证人的优势，坚持一种表现自己权威的话语方式。她编织了各种创造性的、引诱性的叙事来强调个人的主体性与独特地位。“她的语言和叙事方法都是想象性的，自我意识很强。”她用螺旋式的幻觉式的叙事抵制阿斯克夫一直在寻求的单一角度的、确凿的事实真相，并制造了一种“进行中的，合作性的，种族的幻觉”。她对人物消失的解释具有女性中心论的神秘主义特点，反映出她对男性压迫的不满与反抗。
　　丽贝卡的反抗不仅在文本上颠覆了男性逻各斯主义、颠覆了传统上的宏大叙事，同时丽贝卡用自己的意识形态指导她的行动、语言及思维习惯，代表她的阶级发出自己的声音。她与阿斯克夫之间的冲突与对抗，具有更深刻的阶级意识形态的烙印。她来自社会底层，或者说道德的底层，根据加尔文教派的教义，她是完全堕落的人，也是最渴望、也最可能得到救赎的人。她所代表的价值观、意识形态与阿斯克夫表面上的道德观似乎恰恰相反。可以说两个人之间的对立是两个阶级意识形态之间的对立。在她的语言中充满了来自另一个阶级的完全不同的思维方式，甚至无所畏惧的勇气。
　　女性用自己的方式反抗男性的强制思维，同时也通过展现讯问这种调查方式的主观性和证人证词的多样性否定了语言的可信性。对待同一个失踪事件，被讯问的每一个证人都提供了反映自身生活经历和社会环境的不同解释。但由于信息的缺乏，他们的讲述难免都是破碎的，经过随意加工的，甚至是道听途说的。因此，《蛆虫》表现了语言作为一种符号，并不是语言使用者真实意思的表达，更不是身份的标签。语言不管对上层社会还是底层社会，同样是不可信的。刚刚由前一个人物塑造的叙事不断被下一个讲述者擦除、消解，倾听者被置于一轮又一轮的语言游戏中，人物消失的意义被无止境的文本构建无限地延伸下去，最后事件本身的意义变得越来越多元化，越来越模糊，甚至让位于事件的目击者丽贝卡，一直到重心转移到真相的产生上面。最终《蛆虫》变成了一个意义不断滑动的语言链条，作者变得无关紧要。
　　三 结语
　　福尔斯是一个具有现代意识的艺术家。《蛆虫》体现了他对20世纪中期出现的女权运动第二次浪潮的文学思考。同时，在小说已经死亡，艺术创作已经枯竭的大背景下，福尔斯紧紧抓住了虚构这一时代主题。他像魔法师一样，对小说本身加以嘲笑和玩弄，向读者提出虚构的多种形式。他的多重对话式文本告诉读者，小说只是一种文字游戏或文学幻象，纯属虚构，并邀请读者涉入小说的虚构世界，使文本的意义在不断被创建、被擦除的过程中，形成一个永无休止、不停滑动的意义链条。
　　参考文献：
　　[1] Fowles，John.A Maggot.London：Jonathan Cape，1985.
　　[2] Lenz，Brook.John Fowles：Visionary and Voyeur.Amsterdam and New York：Rodopi，2008.
　　[3] Salami，Mahmoud.John Fowles’s Fiction and the Poetics of Postmodernism.London and Toronto：Associated University Press，1992.
　　作者简介：张晓华，女，1971—，内蒙古赤峰人，博士，副教授，研究方向：英美文学、文化、英语教学，工作单位：内蒙古农业大学外国语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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