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旃陀石窟_玄奘与阿旃陀石窟

　　历史上一般把西汉哀帝元寿元年（公元前2年），大月氏王使臣伊存来汉都洛阳向中国博士弟子景卢口授《浮屠经》，暂定为佛教初传中国的标志。约至东汉初年，佛教开始作为一种外来的“黄老之术”在社会上层被广泛信奉。其后随着中亚及印度高僧不断深入内地翻译并讲解大小乘佛经，被称为“丝绸之路”起点之一的洛阳，逐渐成为当时中国的佛教中心。佛教之所以能够迅速传播，与东汉中后期以来动荡不安、战乱频繁的社会现实密切相关，正是在这种环境中，惩恶劝善、修身治心的佛教甚至超越中国固有宗教——道教，成为了人们的精神寄托。而佛教在中国的传教模式却造成了所传典籍不成系统、随机性大、篇章或有缺失、转译不当等弊端。为了改善这种状况，探求佛法真义，从三国魏朱士行开始，历朝历代的佛教徒西行印度求法者众，其中最著名、影响最大的，当数玄奘法师。
　　玄奘（602—664）自幼皈依佛门，熟读《法华经》、《维摩经》等大乘经典，以非凡的领悟力与智慧融会各派学说，后游学弘法至洛阳、长安、成都等地，影响广泛。在成佛的根据、步骤和方法等问题上，玄奘法师“详考其理，各擅宗涂，验之圣典，亦隐显有异，莫知适从。乃誓游西方，以问所惑。”（慧立法师：《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卷一，南京，2011）可以说玄奘法师西行印度是历史的必然，也是佛教在中国进一步发展的必然。从此佛教得以在老百姓心中真正与“黄老之术”区分开来，并且结束了各说不一的混乱局面，堪称佛教在中国发展的里程碑。由玄奘法师口述，弟子辩机撰写的《大唐西域记》为国人了解西域及印度的风土人情提供了全面准确的参照，玄奘法师在印度的游学经历，更是架起了中印文化交流的桥梁。
　　《大唐西域记》中记载，玄奘法师的西域之行“以贞观三年仲秋朔旦。褰裳遵路，杖锡遐征。资皇化而问道，乘冥祐而孤游，出铁门石门之阨。逾凌山雪山之险。聚移灰管。达于印度。宣国风于殊俗，喻大化于异域。亲乘梵学，询谋哲人。”（玄奘：《大唐西域记》记赞，第195页，桂林，2007）西去印度路途艰辛，法师仅凭追求真理的一腔热血，践行“宁可就西而死，岂归东而生”的誓愿，值得后人当作中华民族的精神来尊崇。
　　玄奘法师约于贞观五年（631）抵达摩揭陀国王舍城，随即进入那烂陀寺学习佛教经典。那烂陀寺又名施无厌寺，不仅是古印度摩揭陀国的著名寺院，也是佛教徒心向往之的最高学府。法师不远万里来此圣地，正是为探求佛法真谛，补充国内缺失的典籍，重建佛教在中土传播的正统。玄奘在那烂陀寺跟随戒贤大法师学习大乘佛教经典《瑜伽师地论》——是玄奘此行最重要的目的——并且研习《显扬圣教论》、《对法论》、《俱舍论》、《顺正理论》、《因明论》、《声明论》等大小乘经典，以及印度梵书和婆罗门书，为佛典译、释，乃至中印文化交流打下深厚的基础。玄奘法师在那烂陀留学期间曾离寺游访印度诸国，向各地名师请教《唯识抉择论》、《唯识州论》、《意义论》、《无畏论》等书，精研大小乘学说，为创立法相宗积累了丰富的学术经验。同时参观各地古迹名胜，领略异域风土人情，皆熟记于心，后撰写成书（指《大唐西域记》，由玄奘口述，弟子辩机撰写），在那个信息闭塞的年代，玄奘法师的见闻记录无疑成为中国人了解西域及印度诸国的唯一媒介。不仅如此，玄奘法师的《大唐西域记》，这部带有历史著作性质的游记，成为印度当时唯一记载翔实的历史书籍。著名印度历史学家R.C.马宗达在《古代印度》中赞叹玄奘的记录：“这些记载还给我们描绘了一副印度当时情况的图画，这种图画是任何地方都找不到的。”（转引自林乘节：《大唐西域记》对印度历史学的贡献）另一位印度著名历史学家马哈江也说：“玄奘的游记给了我们七世纪印度的社会、经济、政治、宗教、行政管理和人民生活等多方面的丰富翔实的材料。其重要性特别在于，这些材料是一位长期旅居印度的人所提供的，而这个人精通这个国家的语言，所写的又都是他耳闻目睹的亲身经历。” （同上文）由此可见，玄奘法师在印度历史及佛教史建构过程中的重要地位。从佛教美术史的角度上讲，若不是玄奘法师在印度各地的游历，恐怕佛教艺术的瑰宝——阿旃陀石窟，也只能在山谷中静静等待十多个世纪后的英国狩猎者来掀开她的面纱。
　　玄奘法师于公元638年抵达南印度的摩诃刺陀国，在《大唐西域记》中首次对阿旃陀石窟进行了描述：“国东境有大山，叠岭连障，重峦绝巘，爰有伽蓝，基于幽谷，高堂邃宇，疏崖枕峰，重阁层台，背岩而壑。阿折罗（唐言所行）阿罗汉所建。” （玄奘：《大唐西域记》，卷十一，第167页，桂林，2007）据文中所述，阿旃陀石窟所在的大山即为马哈拉施特拉邦北部的温迪亚山，西距奥兰加巴德106公里。阿旃陀石窟约在公元前2世纪便在此山的马蹄形悬崖上动工开凿，前后历经1000年之久，是印度最为重要的佛教艺术石窟群，保留有许多富有时代特色的建筑、雕塑和壁画，代表着古代印度佛教艺术的最高水平，并对东南亚及中国的佛教石窟艺术产生了极大影响。
　　玄奘法师在书中具体介绍了其中的一个洞窟：“伽蓝大精舍，高百余尺，中有石佛像，高七十余尺，上有石盖七重，虚悬无缀，盖间相去各三尺余。闻诸先志曰。考厥实录。未详其致。精舍四周雕镂石壁。作如来在昔修菩萨行诸因地事。证圣果之祯祥，入寂灭之灵应。巨细无遗，备尽镌镂。伽蓝门外，南北左右，各一石象。闻之土俗曰，此象时大声吼，地为震动。昔陈那菩萨多止此伽蓝。” （玄奘：《大唐西域记》，卷十一，第167页，桂林，2007）洞窟中有一座高七十尺的石佛像，供僧徒礼拜而作。佛像上方覆有七层石盖，两两相距各三尺多。由于古代印度没有记录历史的传统，关于这个古老石窟的来历只能从当地的传说中略知一二，说此石窟大概是罗汉发愿威力所建，当然无从考证。精舍四周的石壁上雕刻有如来在过去修菩萨行的诸因和诸地、诸事，以及证圣果的祥瑞与涅槃的灵应等大大小小佛传故事，无一遗漏，雕刻的非常全面、细致。寺院门外有石象，听当地的土俗传说，这些象有时会大声吼叫，大地都因此震动。过去陈那菩萨多住在这里。
　　根据玄奘法师的描述，可以推断此洞窟是阿旃陀石窟25座毗诃罗中的一座。所谓毗诃罗即为佛教僧徒修行所居的僧房，又称精舍。区别于阿旃陀石窟另外一种形制支提（佛殿，内置崒堵波，四周建造列柱），毗诃罗内部陈设简单，有石床、石枕和佛龛。虽然玄奘法师没有具体描绘洞窟外的环境，但由“高百余尺”我们可以猜测此洞窟开凿于地势较高处，或洞窟本身很高。另外依据精舍门外有石刻大象这一线索，可推断玄奘法师游览过的应为阿旃陀第16窟——此窟是唯一门两侧刻有石象的毗诃罗。经过石象把守的大门，有条狭窄的楼梯，拾级而上便是立柱支撑的洞窟。建筑形制较为简单，大厅内除了正中的一座石佛像和起到支撑作用的石柱外并没有舍利塔或佛塔，大厅左右立面开凿许多石室，里面狭小，仅有供僧徒起居和祈祷的必需品，属典型的毗诃罗。洞窟内壁留有大面积的完整空白，在上面进行装饰，才会出现像玄奘法师所说的“四周雕镂石壁”。
　　第16窟约开凿于公元475—500年间，正值阿旃陀石窟第二次开窟（公元4世纪—6世纪中期），当时阿旃陀地区是在瓦卡塔卡王朝统治之下，瓦卡塔卡王朝和笈多王朝（320—600）有联姻关系，所以洞窟内的装饰也受到笈多王朝艺术风格的影响，呈现出极尽繁复华丽之态。结合16窟的地形和建筑形制，不难发现洞窟建筑空间进深很大，能照射进来的日光很少，即使是在白天，中厅里的光线也很暗，因而石雕、壁画才得以较好地保留下来。
　　《大唐西域记》中关于阿旃陀石窟的描述，其历史及文化艺术价值远远超出对这一处佛教艺术圣地的首次发现，更重要的在于通过玄奘法师的著录，印度人开始参照阿旃陀石窟乃至《大唐西域记》的文本为自己修史，因此印度历史应该说是由玄奘法师开启的。同时，通过法师的记载，使该石窟成为可与中国敦煌莫高窟相媲美的世界著名佛教艺术遗迹。
　　玄奘法师在南印度各国游历后，约在641年又回到那烂陀寺，继续深入研究佛教理论和其他各派学说。其佛教造诣日渐深厚，不仅在那烂陀寺中为僧众讲经，更参加了众多范围广大的辩论大会，影响遍布全印度。
　　玄奘法师在印度游学17年后于贞观十九年（645）回到祖国，便开始着手翻译佛教经典，并且一直致力于中印文化交流，直到生命最后。他孜孜不倦地工作19年，共翻译佛典75部，1335卷，撰写《大唐西域记》，除此之外还将《老子》翻译成梵文，并且把在印度失传已久的《大乘起信论》从中文翻译成梵文。他保存了印度的佛教经典，搜集并记载了印度当时的情况，在他笔下印度历史文化得以正确的传述，玄奘法师为中印文化交流所做的贡献，得到了中国和印度人民的尊重和重视，受到两国甚至世界人民的敬仰，玄奘法师的精神永远照耀着后人沿着他的足迹继续前行。
　　责任编辑：晓芳
　　参考文献：
　　[1] 玄奘.大唐西域记【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
　　[2] 慧立法师.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M】.南京：凤凰出版社，2011.
　　[3]【美】罗伊.C.克雷文著，王镛等译.印度艺术简史【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
　　[4] 崔连仲、武文.古代印度文明与中国【M】.长沙：岳麓书社，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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