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江新语》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意蕴

闫国栋

（中国青年政治学院 北京 100089）

《之江新语》辑录了习近平同志在浙江工作期间，从2003年2月到2007年3月为《浙江日报》“之江新语”专栏所撰写的232篇短论。这些短论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对如何推动浙江经济社会实现科学发展，如何认识浙江经济社会发展中所面临的风险挑战，对如何解决生活中人民群众所关心的现实问题，作出了科学的回答。尽管时过境迁，但这些短论依然具有强烈的现实针对性和宏大的战略前瞻性，特别是其中蕴含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为我们在实践中观察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提供了丰富的哲学智慧。今天，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交织相融的宏大背景下，我们重温《之江新语》，对于应对新形势下国内外各种风险挑战、更好地走好新时代长征路，具有特别重要的哲思与启迪。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直接服务于实践的哲学。马克思指出：“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1]502列宁说过：“生活、实践的观点，应该是认识论的首要的和基本的观点。”[2]在《之江新语》中，习近平同志坚持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和认识论。在实践和认识的过程中，必须摒弃一切不切实际的幻想，从变化发展着的客观事实出发，在尊重客观规律的前提下充分调动人的主观能动性，努力实现理论与实践的良性互动。

（一）坚持求真务实，遵循世界的物质统一性原理

一切从实际出发，最基础的工作就在于搞清楚事实，而搞清楚事实就必须要进行调查研究。毛泽东同志指出：“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4]109习近平同志也强调：“正确的决策，绝对不是一个人或者一堆人，不作调查研究，坐在房子里苦思冥想就能产生的，它要在人民群众改革发展的实践中才能产生。”[5]154他把调查研究比拟为“十月怀胎”，决策就像“一朝分娩”，这十分形象生动地说明了调查研究在实践活动中的重要性。关于调查研究，习近平同志有着独具创造性的思考，对我们科学开展实践活动有着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

首先，在调查研究过程中，在《调研工作务求“深、实、细、准、效”》这篇短论中，习近平同志指出调查研究务求“深、实、细、准、效”。“深”，就是要深入基层一线，走到田间地头，跑到车间码头，深入群众身边；
“实”，就是作风要实，认真了解实际，真正取得真实可信的信息；
“细”，就是要详细地了解各方面的情况，细致地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准”，就是要透过现象看本质，通过“交换、比较、反复”，以获取准确真实的信息，把握事物的内在规律。“效”，就是要提出有效解决问题的办法，制定有较强操作性的政策措施，做到出实招、见实效。这五个环节环环相扣、层层深入，形成一个完整的链条，从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以把握事物的内在规律，从而在实践中提升改造世界的精准性和有效性。

其次，在调查研究方法上，在《调查研究要点面结合》这篇短论中，习近平同志指出要运用科学的调研方法，既要着重搞好典型调查，又要注重调查研究的广泛性，使调查研究做到点面结合，防止以点概面，只见树木不见森林。那么人在有限的时间和精力里，如何能使调查研究对象具有足够的广泛性和代表性呢？习近平同志对破解这一难题作出了新思考：一方面要掌握科学有效的调查方法，以提升调查研究的效度和效益；
另一方面要充分调动社会各界的研究力量，充分发挥各地综合调研部门的智库作用，充分运用现代化的智能信息手段，全方位、多层次、多途径地了解实情，使决策建立在经过严格审查和确凿证明的事实依据之上。

（二）尊重客观规律，实现主观能动性与客观规律性相统一

辩证唯物主义认为，任何规律都是客观的。规律既不能被创造也无法被消灭，但人们可以在实践中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去认识规律并利用规律。在《之江新语》中，习近平同志既突出强调坚持按规律办事，又着重指出要充分调动人的能动性和创造性，坚持和发展了主观能动性和客观规律性辩证关系的原理。

实践是自觉能动的活动，是客观规律性与主观能动性统一的基础。从客观规律性角度来看，习近平同志反复强调要善于把握规律性的东西，不断深化规律性认识，坚持按客观规律办事。在《树政绩的根本目的是为人民谋利益》这篇短论中，他指出：“树政绩的根本途径是将人民群众的眼前利益和长远利益结合起来，尊重客观规律，按客观规律办事。”[5]34只有遵循客观规律，利用规律办事，在实践中才不会遭受规律的惩罚。从主观能动性角度来看，习近平同志强调人要始终保持昂扬向上、开拓进取的精神状态。在《领导干部要有良好的精神状态》这篇短论中，他指出：“良好的精神状态，是做好一切工作的重要前提。”[5]60在实践中，乐观的心境、坚韧的毅力、饱满的热情等，往往能调动人的积极性去自觉认识和发现规律，以在实践中利用规律满足自身的需要。在《抢抓战略机遇期要有历史紧迫感》这篇短论中，他还讲到：“能否把战略机遇期提供的可能性变为现实性，主要取决于人的主观能动性特别是宏观的战略决策。”[5]36可见，事在人为、人定胜天，正确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在一定条件下对实现实践目标具有决定性意义。

（三）坚持知行合一，努力实现理论与实践的良性互动

知与行是实践的基本逻辑。列宁指出：“现在一切都在于实践，现在已经到了这样一个历史关头：理论在变为实践，理论由实践赋予活力。”[6]在《之江新语》中，习近平同志强调知行合一，坚持和发展了实践与认识辩证关系的原理。

首先，实践是认识的目的与归宿。在《不兴伪事兴务实》这篇短论中，习近平同志指出：“要深刻认识到不抓落实，再美好的蓝图也不过是蓬莱仙境、空中楼阁。”[5]240认识世界的目的是为了改造世界，从认识到实践的飞跃，其意义更为重大。其次，认识是行动的先导，对实践起指导作用。在《思想认识上的收获更有长远意义》这篇短论中，习近平同志指出：“思想是行动的先导。在思想认识上的收获，比我们在发展上的收获更有长远意义。”[5]83思想理论对规律的揭示越深刻，就越能满足现实的需要，其对实践的引领作用就越显著。再次，要坚持理论与实际相联系。在《“书呆子”现象要不得》这篇短论中，习近平同志强调：“要充分考虑生动的实际生活和现实的确切真实，注重研究新情况，认真分析新问题，积极寻求新对策，努力做到知行合一，理论联系实际。”[5]271理论只有同不断变化发展着的客观实际相紧密联系，才能实现其自身的价值与意义，否则将会成为僵化的教条，失去其自身的生命力。最后，要努力实现理论与实践的良性互动。在《既重务实，又善务虚》这篇短论中，他指出：“如果说务实是‘决胜千里之外’的实践，那么务虚则是‘运筹帷幄之中’的谋划，两者可谓并蒂之花、相辅相成。”[5]269可见，在实践与认识的过程中，正确把握二者的关系，可以使二者之间形成相得益彰、共同促进的因果关系，在良性互动中进行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从而更有能力推动人类从必然走向自由。

唯物辩证法认为，矛盾是普遍存在的，事物是在矛盾运动中发展的。发展的过程，从根本上说就是不断解决矛盾的过程。列宁指出：“就本来的意义说，辩证法是研究对象的本质自身中的矛盾。”[7]《之江新语》贯穿了这一基本原理，关于如何正确把握矛盾的同一性与斗争性、普遍性与特殊性及矛盾主次的关系，习近平同志有着精辟的阐述和独创性的思考。

（一）善于化不利条件为有利条件，把握和利用好事物的和谐状态

矛盾就是对立统一关系。同一性和斗争性分别体现了矛盾的两种相反属性，但二者间又是相互联系的。恩格斯指出：“所有的两极对立，都以对立的两极的相互作用为条件；
这两极的分离和对立，只存在于它们的相互依存和联结之中。”[8]有条件的同一性和无条件的斗争性相联结，推动着事物的变化发展。在《之江新语》中，习近平同志坚持和发展了矛盾的同一性和斗争性辩证关系的原理。

(ⅱ) 对任意F∈CIrr(X),若Fδ∩(U∩V)≠Ø,则Fδ∩U≠Ø且Fδ∩V≠Ø,由U,V∈τCSI,F∩U≠Ø,F∩V≠Ø,又F为可数既约集及U,V∈τ,F∩(U∩V)≠Ø,于是U∩V∈τCSI。

1.要善于把握矛盾双方的相互转化过程，化不利条件为有利条件。古人云：“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习近平同志强调要把困难当机遇，善于在危机中育先机。他指出：“困难是压力，困难是挑战，困难中往往也蕴藏着机遇，克服困难也就意味着抓住了机遇。”[5]40要迎难而上，破难而进，主动出击，化解危局，赢得主动。他也强调要敢于斗争，善于在斗争中谋发展。他指出：“任何一个阵地，我们不去占领，敌对势力、错误思潮和一些负面的东西就会乘虚而入。”[5]97面对不良歪风邪气，要敢于真刀真枪去斗争，让正气压倒邪气，营造风清气正的氛围。他还强调要把压力转化为动力，善于在压力中求进步。他指出：“在压力之下，可以把‘坏事’转化为‘好事’；
没有这个压力，说不定‘好事’就没有这么好。”[5]98在压力面前，如若自暴自弃、怨天尤人，终将被压力所毁灭；
如果奋发有为、积极进取，终将在压力中实现浴火重生。总之，要善于审时度势，因势利导地把握好矛盾双方的相互转化，着力把前进路上的“绊脚石”化为“垫脚石”。

2.要善于把握矛盾发展过程中的和谐状态，促进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和谐。和谐体现为矛盾双方相互促进、共同发展，是矛盾的一种特殊状态。一方面，要善于利用和谐对事物发展的作用。“和”的哲思也蕴含于中国传统哲学。崇尚和美、追求和谐，一直都被有识之士奉为圭臬。习近平同志深悟其要义，在《乐在人和》这篇短论中，将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哲学中“和”的思想有机结合，创造性地提出了乐在人和，强调人与人之间的和谐。他指出：“我们所说的‘人和’，包括了和谐、和睦、和善、祥和等含义，蕴涵着和以处众、和衷共济、和谐和美、政通人和等深刻的处世哲学和人生理念。”[5]178要与人为善、相互尊重，在团结协作中实现共赢。实践证明，以“人和”为乐，以团结为贵，以和谐为重，是事业成功的关键。在《从“两座山”看生态环境》这篇短论中，习近平同志指出：“绿水青山本身就是金山银山，我们种的常青树就是摇钱树，生态优势变成经济优势，形成了一种浑然一体、和谐统一的关系。”[5]186经济社会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是相互依存、共同促进的关系，可以在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过程中，实现经济与生态协调的可持续发展。另一方面，要善于在正确处理各种矛盾的过程中把握事物的和谐状态。和谐不是矛盾的绝对同一，是矛盾双方在平衡、协调、合作的态势下，展现出的一种共赢局面。因此，和谐是相对的、有条件的。习近平同志强调：“和谐社会不是没有矛盾的社会，社会总是在解决矛盾中不断前进的。维护社会稳定、构建和谐社会，就是一个不断化解这些不稳定、不确定、不安定因素的过程。”[5]236构建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和谐，就是正确处理各种矛盾的历史过程，使矛盾双方长期保持合作共赢的结果。

（二）既要从普遍性上吃透上级精神，又要从特殊性上结合地方实际

任何事物的矛盾都蕴含着普遍性与特殊性的辩证统一，即共性与个性的有机统一。矛盾的共性是不同矛盾中所共有的，体现了其共有的属性及本质的东西，是绝对的、无条件的；
矛盾的个性是不同矛盾中所独有的，是相对的、有条件的。矛盾的共性寓于个性之中；
矛盾的个性影响并制约着共性。毛泽东同志指出：“这一共性个性、绝对相对的道理，是关于事物矛盾的问题的精髓，不懂得它，就等于抛弃了辩证法。”[4]320在《之江新语》中，习近平同志坚持和发展了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辩证关系的原理。

习近平同志在《吃透精神而不照抄照搬》这篇短论中，运用这一原理作出了精辟阐述。从矛盾的普遍性来看，他指出：“坚决、认真、不折不扣地贯彻落实中央的精神。”[5]85从矛盾的特殊性来看，他指出：“由于各地情况千差万别，贯彻中央的精神必须紧密结合实际，吃透精神而不照抄照搬。”[5]85因此，必须做到二者相互联结。在正确领会上级精神的前提下，结合地方实际创造性地开展工作。他指出：“要注重在吃透上情、把握省情、熟悉下情、了解外情基础上，坚持上下结合、融会贯通、开拓创新，适时提出符合中央精神、切合我省实际的发展思路和决策部署。”[5]85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的辩证关系原理是贯彻落实上级精神同本地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哲学基础。从思想方法上来说，就是要吃透精神，摸准实情，因地制宜，善于正确处理普遍与特殊、共性与个性的关系。从实践工作上来说，一方面要准确领会上级精神，坚决落实上级的决策；
另一方面也要结合地方具体实际，在创造性结合中出新招、显特色、见成效。

（三）既要抓主要矛盾，又要做到统筹兼顾

事物是由多个矛盾所构成的矛盾体系。毛泽东同志指出：“事物的性质，主要地是由取得支配地位的矛盾的主要方面所规定的。”[4]322正确处理矛盾的主次关系，就要坚持“重点论”与“两点论”的统一。在《之江新语》中，习近平同志关于如何正确处理矛盾的主次关系做出了创造性思考。

在经济发展中“好”与“快”的关系上，要“好”字当头，“好”中求“快”。在《正确理解“好”与“快”》这篇短论中，习近平同志指出：“‘又好又快’这个有机统一体中，‘好’在‘快’前，居第一位，处于主导地位；
‘快’置‘好’后，居第二位，处于从属地位。”[5]249在经济发展中，要坚持质量第一、效益优先，注重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同时，在“好”的基础上又要推动经济平稳快速增长。

在德与才的关系上，要以德为先、德才兼备。在《不要引导领导干部当“满票干部”》这篇短论中，习近平同志指出：“在把握德与才的关系时，特别要注重德，把德放在首位。”[5]10德与才是人生之基，在个人发展中都有其地位和功能。才为德之基，德为才之帅。要以加强思想道德教育为主抓手，提升道德水平和境界，发挥德对才的滋养作用，使德与才相辅相成、相得益彰。

在抓落实的问题上，要明确主次、统筹兼顾。在《落实才能出成绩》这篇短论中，他强调：“我们必须根据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分清轻重缓急，突出工作重点，抓住关键环节，明确主攻方向。”[5]88抓落实要抓到点上，要把力量凝聚到事关全局的重点工作，以优先解决主要矛盾作为突破点，以此打开局面，推动全局。要运用正确的战略战术，坚决避免“眉毛胡子一把抓”，像“撒胡椒面”式地抓落实。

在事物运动变化发展中，量变与质变是其两种基本状态，它彼此间相互依存、相互转化、相互渗透，构成了事物的发展过程，形成了量变质变规律。关于如何看待“量”的积累效应，如何把握事物“度”的分寸，习近平同志在《之江新语》中有着独具创造性的思考。

（一）要重视“量”的累积效应

任何事物的变化都需要一定量变的积累，而量变积累到一定程度必然引起质变。事物的发展过程就是不断地从量变走向质变再到新的量变，如此交替循环的过程。要注意量的积累效应和长期效应，不断地积小胜为大胜。在《之江新语》中，习近平同志对如何看待“量”的积累效应有着独创性思考。

在创造政绩问题上，要在“潜绩”的积累中实现“显绩”。在《“潜绩”与“显绩”》这篇短论中，他指出：“‘潜’是‘显’的基础，‘显’是‘潜’的结果。”[5]108后人创造的“显绩”总是建立在前人“潜绩”基础之上，要沉下心来甘做埋头苦干的铺路者，在“量”的积累中创造“显绩”；
否则“显绩”将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甚至创造了“显绩”也会成为急于求成的“面子工程”“形象工程”“政绩工程”。

在防范社会风险上，要做到“治之于未乱”。在《防止不稳定因素成为“慢性病”》这篇短论中，习近平同志指出：“防止不稳定因素演变成‘慢性病’，三天两头反复发作，以致小事变成大事，个案变成群体性事件，局部问题变成影响一个地方的问题。”[5]236要有前瞻性意识，观察要敏锐，思维要深邃，经常分析研判社会形势，对于一些不稳定因素要防患于未然，特别要主动防范这些因素的不断累积。要见之于早、抓之于实，切实防止小事酿成大祸。

在防止个人腐败问题上，要在小事小节上重视个人修养。在《小事小节是一面镜子》这篇短论中，他引用古人名句并指出：“‘堤溃蚁穴，气泄针芒’，‘巴豆虽小坏肠胃，酒杯不深淹死人’。这揭示了由量变到质变的深刻哲理，也是一些腐败分子带给我们的深刻教训。”[5]38小事当慎，小节当拘。在日常生活中要注重涵养正气、修身自好、慎独慎微，筑牢思想道德和党纪国法的堤坝，防止在推杯换盏、轻歌曼舞、小恩小惠这样的小事小节中迷失自我，以致逐步走到腐化堕落的境地。

（二）要把握好事物“度”的分寸

事物都是质与量的统一体，这个统一体现在“度”这个哲学范畴。“度”是保持事物质的数量界限，“度”的两端叫关节点，超出“度”的范围，事物的质就会发生变化。在《之江新语》中，习近平同志对如何把握事物“度”的分寸有着独创性思考。

在工作生活中，要发挥“常压”对人的积极作用。在《化压力为动力》这篇短论中，习近平同志指出：“领导工作的一项重要内容，就是发挥‘调压器’的作用，适时给干部‘增压’和‘减压’，使其始终保持在一种‘常压’的工作状态。”[5]142人无压力轻飘飘，一定的压力可以促进工作；
但压力超过承受范围，也会走向反面。因此，要找到适合自己的平衡点，让“常压”成为自己发展进步的动力引擎。

在制定政策举措时，要把握好“平衡点”。在《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辩证法》这篇短论中，习近平同志指出：“在制定有关政策、确定有关举措时把握好度，掌握好平衡点，既要防止经济出现大的波动，更要坚定不移地推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变。”[5]159因此，在出台政策举措时，必须掌握好改革发展稳定的平衡点，既要考虑政策举措的力度，维护社会大局稳定，又要思考政策举措的效度，更好服务于经济社会发展。

在党的先进性教育活动中，要使学习教育活动“常态化”。在《先进性教育重在“强身健体”》这篇短论中，习近平同志指出要切实防止两种倾向：“一种是‘无用论’，认为这些年党内教育没少搞，但一些问题仍然存在，这次教育也起不了很大的作用；
一种是‘速胜论’，期望通过这次集中教育，‘毕其功于一役’，解决所有存在的问题。”[5]128因此，要把经常性学习教育和适当的集中性学习教育结合起来，常态化地开展党员“强身健体”教育活动，保持党员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的先进性，不断提高党员素质，增强党组织的凝聚力、向心力、战斗力，在学习教育中不断提高党的自我革命能力。

《之江新语》从理论和实践、内容和形式两个向度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为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作出了有益探索。从内容上看，习近平同志从实践观、认识论、唯物辩证法等方面继承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并且结合新的时代特征和中国具体实际对马克思主义哲学进行了中国化改造；
从形式上看，习近平同志把中国话语体系融入马克思主义哲学，使之更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习近平同志指出：“掌握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掌握马克思主义完整科学体系的重要前提。”[9]学习和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每个人所必备的理论素养。一方面，我们要把《之江新语》当作哲学文本来品读，学习其中蕴含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智慧。另一方面，我们也要像习近平同志在《之江新语》中那样，树立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思维方法去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理论自觉，以提高我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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