忽必烈的民族关系思想

罗成成

(兰州大学 西北少数民族研究中心，甘肃 兰州 730020)

在中华民族不断演进的历史长河中，元朝是由少数民族统治者建立的“北逾阴山，西极流沙，东尽辽左，南越海表”(1)《元史》卷五十八《地理志一》，北京：中华书局，1976年点校本，第5册，第1345页。的大一统政权，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忽必烈时期是蒙元政权稳固的重要时期，在中国历史上具有重要地位。目前，学界已对忽必烈的政治思想(2)萧启庆：《内北国而外中国》，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经济思想(3)杨建新、马曼丽：《成吉思汗忽必烈评传》，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夷夏思想(4)李治安：《元初华夷正统观念的演进与汉族文人仕蒙》，《学术月刊》2007年第4期。等作了深入研究，但对他的民族关系思想还无专文论述。本文拟对忽必烈民族关系思想的主要内容、思想来源及价值等问题作一系统探讨，以期准确把握蒙元时期民族关系思想的发展趋势，为全面认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思想基础提供一个新的视角。

“天下一家”思想即大一统思想。大一统思想在中国古代一直备受关注，不断被阐释。大一统思想起源于春秋战国时期，《春秋公羊传》载：“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统也。”(5)《春秋公羊传注疏》卷一，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2196页。秦汉建立的大一统政权将这一理论变为现实，叔孙通“夫天下一家”(6)《汉书》卷四十三《叔孙通传》，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点校本，第7册，第2124页。思想，董仲舒“大一统者天下之常经，古今之通谊”(7)《汉书》卷五十六《董仲舒传》，第8册，第2523页。思想，都是这时期的代表。隋唐时期，大一统思想成为统治阶级的共识，如唐太宗在武德九年提出“王者视四海如一家”。(8)《资治通鉴》卷一百九十二，唐武德九年，北京：中华书局，1956年，第6022页。汉族统治者具备大一统思想，少数民族统治者也具备大一统思想。蒙元时期，可以忽必烈“天下一家”思想为代表。

中统元年(1260)，忽必烈在开平召开忽里台大会，合丹、阿只吉等西道诸王，塔察儿、也先哥、忽剌忽儿、爪都等东道诸王，以及诸位大臣共同劝谏忽必烈即皇帝位。忽必烈在即位诏书中表示：“朕惟祖宗肇造区宇，奄有四方，武功迭兴，文治多缺，五十余年于此矣。盖时有先后，事有缓急，天下大业，非一圣一朝所能兼备也。”(9)《元史》卷四《世祖纪一》，第1册，第64页。他回顾先辈五十多年创业史，希望自己继承祖宗的大一统精神，完成统一天下大业。“历数攸归，钦应上天之命；
勋亲斯托，敢忘烈祖之规？建极体元，与民更始。”(10)《元史》卷四《世祖纪一》，第1册，第64-65页。同年五月，忽必烈采纳大臣建议，改年号为中统，并表示：“祖宗以神武定四方，淳德御群下。朝廷草创，未遑润色之文；
政事变通，渐有纲维之目。朕获缵旧服，载扩丕图，稽列圣之洪规，讲前代之定制。建元表岁，示人君万世之传；
纪时书王，见天下一家之义。”(11)《元史》卷四《世祖纪一》，第1册，第65页。忽必烈即位初就正式提出“天下一家”思想，不仅希望能够继续祖先统一天下的事业，更希望像历代中原王朝一样，建立大一统政权。

如何实现“天下一家”的目标？早在蒙哥汗时期，就提出统一南宋的战略计划。蒙哥汗的攻宋计划是：分左右两路军和大江南北两条战线陆续展开，东路军由诸王塔察儿率领进攻荆襄，西路军由蒙哥汗率领进攻巴蜀，驻留云南的兀良合台则率军在长江以南配合，经广西、潭州北上，以图与东西两路南下大军对南宋形成三面包围态势。(12)陈世松、匡裕彻、朱清泽、李鹏贵：《宋元战争史》，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137页。蒙哥作为蒙古最高统帅，其率领的西路军成为三路大军进攻主力。东路军塔察儿进攻荆襄久而无功，史载：“奉蒙哥合罕派遣，从大河大江的一条河，率领十万骑去攻取大城襄阳府和樊城的塔察儿那颜，带着军队到达那里以后，围攻了整整一个星期，由于未能攻克，他们回到自己的营地上屯驻下来，蒙古合罕对此大怒。”(13)拉施特：《史集》第二卷，余大钧、周建奇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年，第276页。为此，蒙哥以忽必烈代替塔察儿为东路军统帅，继续攻宋。

对于蒙哥汗的攻宋战略，东路军统帅忽必烈召集属下进行讨论。郝经反对三路大军中以西路军作主力，建议忽必烈攻宋以荆襄为重点，并总结了两条理由。其一是南宋凭借东西万里的江防，以西川屏蔽荆襄，以荆襄拱卫淮甸，以淮甸保障江南，荆襄地区为攻破南宋的核心。“如欲存养兵力，渐次以进，以图万全，则先荆后淮，先淮后江。彼之素论，谓‘有荆、襄则可以保淮甸，有淮甸则可以保江南’。”(14)《元史》卷一百五十七《郝经传》，第12册，第3703页。其二是蒙哥带领西路军攻打四川，但四川盆地作为独立的地理单元，即使攻克，短时间内对南宋临安地区也无较大威胁，而忽必烈所率的在荆襄地区的东路军，进攻可以影响江淮地区并威胁南宋核心区，退守可以切断江淮地区与长江下游南宋核心区的联系，所以应为攻宋主力。“国家全盛之力在于东左，若亦直前振迅，锐而图功，一举而下金陵、举临安则可也。”(15)《元史》卷一百五十七《郝经传》，第12册，第3704页。但是蒙哥作为最高统帅，能够控制东西路军，忽必烈无法改变蒙古的战争策略。

元宪宗九年(1259)，西路军统帅蒙哥在进攻钓鱼台时去世，忽必烈北上与阿里不哥争夺汗位并取得胜利。忽必烈掌握蒙古政权后，他继续召集大军进攻南宋，完成其“天下一家”的统一计划。刘整提出，“宋主弱臣悖，立国一隅，今天启混一之机。臣愿效犬马劳，先攻襄阳，撤其扞蔽”。(16)《元史》卷一百六十一《刘整传》，第12册，第3786页。忽必烈也接受群臣蒙古主力进攻襄阳的建议，作出战略调整，以荆襄为战略重点。忽必烈命令阿术和刘整为元帅围攻襄樊，攻破襄樊后，宗王伯颜在丁家洲击败了贾似道率领的南宋军队并进入临安，南宋灭亡。忽必烈将战略重点由巴蜀调整为荆襄，最终实现其“天下一家”的大一统构想。

古代封建王朝建立都城，不仅考虑都城的经济、文化、地理因素，更考虑其政治因素。北魏孝文帝将都城从平城迁往洛阳，使其改革进入一个新阶段；
辽太祖耶律德光将幽州改为南京后建立都城，使其成为其五京之一；
金完颜亮将燕京改为中都并扩建都城，成为其六京之一。北魏的拓跋、辽朝的契丹、金朝的女真，这些草原民族建立政权后，都把都城迁往内地。元世祖忽必烈即位后，将都城从其登基之地开平迁往大都，这里与蒙古旧都哈剌和林相隔千里，是出于政权稳固的考虑，也是推动蒙古族主动融入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体现，有利于中华民族的交往交流交融。

成吉思汗统一蒙古草原后，太祖十五年(1220)，成吉思汗定都于哈剌和林。哈剌和林位于蒙古额尔浑河上游，地处蒙古草原的核心地带，“太祖十五年，定河北诸部，建都于此，初立元昌路，后改转运和林使司，前后五朝都焉”。(17)《元史》卷五十八《地理志一》，第5册，第1382页。哈剌和林成为此后蒙古大汗的都城。窝阔台即位后，也定都哈剌和林，并且对都城不断修建完善，“七年乙末春，都和林，作万安宫”。(18)《元史》卷二《太宗本纪》，第1册，第34页。据鲁布鲁克记载，当时哈剌和林是多民族的聚集之地，有城区和宫殿的划分，已经比较繁华。“它有两个城区，一个是有市场的撒剌逊人居住区，那里有大量的鞑靼人，另一个是契丹人的城区，他们全部是工匠。这两个区外，还有供宫廷使用的大宫室，有十二座各族的偶像寺庙，城四周是泥土墙，有四道门。”(19)《柏朗嘉宾蒙古行纪 鲁布鲁克东行纪》，耿昇、何高济译，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第274页。

蒙哥即位后，命忽必烈总领漠南汉地事务。忽必烈在金莲川地区修建自己的府邸，宪宗六年(1256)，忽必烈命令刘秉忠在此修建开平城。“帝命秉忠相地于桓州东滦水北，建城郭于龙冈，三年而毕，名曰开平。”(20)《元史》卷一百五十七《刘秉忠传》，第12册，第3693页。中统元年，忽必烈在开平即位称帝，他与阿里不哥争位胜利后，改开平为上都，上都成为蒙古临时首都。至元元年(1264)，忽必烈改燕京为中都，至元九年，改中都为大都并定为都城。忽必烈令汉族谋臣刘秉忠继续修建大都，使大都的功能逐渐完善，史载：“四年，又命秉忠筑中都城，始建宗庙宫室。八年，奏建国号曰大元，而以中都为大都。他如颁章服，举朝仪，给俸禄，定官制，皆自秉忠发之，为一代成宪。”(21)《元史》卷一百五十七《刘秉忠传》，第12册，第3694页。忽必烈将其府邸也从上都迁到大都，此后元朝历代皇帝定都大都，大都成为元朝政治与军事中心。

忽必烈把蒙元的都城从哈剌和林迁到大都，有着多方面的考虑。

第一，忽必烈迁都大都标志着其放弃草原本位主义，专心经营中原的战略转变。成吉思汗、窝阔台、贵由、蒙哥四位大汗都以哈剌和林为都城，定都蒙古草原意味着其战略重心在草原。成吉思汗在斡难河畔举行忽里台大会即大汗位，先后进行了一系列西征，灭亡西辽并征服花剌子模等国；
窝阔台即位后，派遣各宗室长子西征，灭亡钦察和斡罗思等国，由此可见，蒙古前期军事进攻重点在西方。忽必烈在开平即位后迁都大都，首先表明其军事战略的调整，进攻南宋和专心经营中原成为这时的重点。其次表明经济战略的调整，忽必烈意识到中原汉地经济的重要价值，在与阿里不哥的争位战中，利用汉地经济优势取得胜利。“哈剌和林城的饮食，通常是用大车从汉地运来的。忽必烈合罕封锁了运输，那里便开始了大饥荒，物价腾涨，阿里不哥陷入了绝境。”(22)拉施特：《史集》第二卷，余大钧、周建奇译，第305页。

第二，忽必烈以迁都摆脱蒙古贵族对朝政的干预，用汉人势力渗透权利中枢。成吉思汗建立大蒙古国后实行分封制和怯薛制。分封制指把土地分封给诸子和诸弟，据《蒙古秘史》记载：“成吉思汗降旨，把百姓分给母亲、诸子、诸弟。分给母亲、斡惕赤斤共一万户百姓。分给拙赤九千户百姓，分给察阿歹八千户百姓，分给斡阔台五千户百姓，分给拖雷五千户百姓，分给合撒儿四千户百姓，分给阿勒赤二千户百姓，分给别勒古台一千五百户百姓。”(23)《蒙古秘史》，余大钧译，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400页。怯薛指的是轮番保卫，成吉思汗建立由亲信组成的怯薛军轮番护卫，怯薛军是从万户长、千户长的儿子中挑选，同时也作为贵族参与到大汗的事务中。据《蒙古秘史》记载：“如今，可从各千户中挑选人到朕处进入轮番护卫队、侍卫队中。选入的宿卫、箭筒士、侍卫，共满万人。”(24)《蒙古秘史》，余大钧译，第371页。分封制与怯薛制使得蒙古贵族掌握极大权力。

从成吉思汗到蒙哥时期，蒙古贵族干政最突出的表现就是参与大汗的废立。成吉思汗去世后，汗位传给窝阔台，但这个过程并非一帆风顺。《蒙古秘史》载：“老鼠儿年，察阿歹、八秃等右翼宗王斡惕赤斤那颜、也古、也孙格等左翼宗王，拖雷等本部宗王，公主们，驸马们，万户长们，千户长们聚集到一起，大聚会于客鲁涟河阔迭兀·阿刺勒地方，遵从成吉思汗指定继承人的圣旨，拥立斡歌歹合罕为大汗。”(25)《蒙古秘史》，余大钧译，第367页。《元史》亦载：“太宗将即位，宗亲咸会，议犹未决。时睿宗为太宗亲弟，故楚材言于睿宗曰：‘此宗社大计，宜早定。’睿宗曰：‘事犹未集，别择日可乎？’楚材曰：‘过是无吉日矣。’遂定策，立仪制，乃告亲王察合台曰：‘王虽兄，位则臣也，礼当拜。王拜，则莫敢不拜。’王深然之。”(26)《元史》卷一百四十六《耶律楚材传》，第11册，第3457页。可见，虽有成吉思汗遗命，但窝阔台继承汗位仍受各宗亲贵族的影响，在耶律楚材等人劝说拖雷、察合台等给予窝阔台支持的情况下，窝阔台才顺利即位。窝阔台去世后，想立其孙失烈门为继承人，但宗亲们都支持贵由，史载：“太宗崩，皇后临朝，会诸王百官于答兰答八思之地，遂议立帝。”(27)《元史》卷二《定宗本纪》，第1册，第38页。贵由去世后，汗位空虚三年，最后以拔都为代表的宗亲拥立蒙哥为汗：“定宗崩，朝廷久未立君，中外汹汹，咸属意于帝，而觊觎者众，议未决。诸王拔都木哥、阿里不哥、唆亦哥秃、塔察儿，大将兀良合台、速你带、帖木迭儿、也速不花，咸会于阿剌脱忽剌兀之地。拔都首建议推戴。”(28)《元史》卷三《宪宗本纪》，第1册，第44页。忽必烈在开平即位后，提拔一批汉族官僚来稳固统治，史载：“夏四月戊戌朔，立中书省，以王文统为平章政事，张文谦为左丞。以八春、廉希宪、商挺为陕西四川等路宣抚使，赵良弼参议司事，粘合南合、张启元为西京等处宣抚使。”(29)《元史》卷四《世祖纪一》，第1册，第63页。为了加强自身权力，摆脱蒙古贵族干政，忽必烈迁都大都，远离草原宗亲贵族，甚至像历代王朝一样立其子真金为太子，虽然真金因早逝没有继承皇位，但反映出忽必烈迁都内地后自身权力的加强和蒙古贵族权力的减弱。《廿二史札记》载：“盖开国之初，风气淳古，宗亲将帅推戴，咸出于至公，故无悖常乱纪之事。元则大臣权重，故立君多由权臣。”(30)赵翼：《廿二史札记校证》卷二十九《元诸帝多由大臣拥立》，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第702页。元诸帝后期不由宗亲拥立，根本原因是蒙古宗亲权力的削弱，这和忽必烈迁都内地是分不开的。

第三，南宋势力衰弱，艰难防御长江一带，这激发了蒙古南下的欲望。太宗六年(1234)，南宋和蒙古联手攻破蔡州灭亡金朝，史载：“六年甲午春正月，金主传位于宗室子承麟，遂自经而焚。拔城，获承麟，杀之。宋兵取金主余骨以归，金亡。”(31)《元史》卷二《定宗本纪》，第1册，第33页。金朝灭亡后，南宋准备出师河南收复失地，史称端平入洛，然而宋军在洛阳等地被蒙古军打败，最后撤出河南。南宋端平入洛的失败，导致南宋对外战争转向被动防御，也使得蒙古认识到南宋的虚弱。同年七月，窝阔台举行诸王大会，“帝顾塔思曰：‘先皇帝肇开大业，垂四十年。今中原、西夏、高丽、回鹘诸国皆已臣附，惟东南一隅，尚阻声教。朕欲躬行天讨，卿等以为何如？’”(32)《元史》卷一百一十九《塔思传》，第10册，第2939页。早在窝阔台时期，他就有灭南宋以统一天下的决心。忽必烈即位后，迁都大都，更有利于集中汉地军事及经济资源为统一南宋服务。

第四，偏居于旧都哈剌和林这一草原地区，不利于中原士人的认同。蒙古灭西夏、金，占领了中国北方大片领土，蒙古统治者为了巩固统治和向南扩张，需要中原士人的支持。蒙哥汗时期，就让其弟忽必烈总领漠南汉地的民户。忽必烈将其府邸设立在金莲川地区，广招四方文学之士和亡金诸儒士，形成了金莲川幕府，他们共同探讨统一大业，史载：“岁甲辰，帝在潜邸，思大有为于天下，延籓府旧臣及四方文学之士，问以治道。”(33)《元史》卷四《世祖纪一》，第1册，第57页。“国初，曾求儒者于兵间，已有问道考治之意，世祖之在潜藩也，尽收亡金诸儒学士，及一时豪杰知经术者而顾问焉，论定大业。”(34)赵世延、虞集等撰，周少川、魏训田、谢辉辑校：《经世大典辑校》卷七《礼典》，北京：中华书局，2020年，第183页。中统元年春，忽必烈在开平即位后设立中书省，继续任用中原士人，史载：“以祃祃、赵璧、董文炳为燕京路宣慰使。夏四月戊戌朔，立中书省，……”(35)《元史》卷四《世祖纪一》，第1册，第63页。忽必烈改燕京为中都，其后又改称大都，命刘秉忠修建宗庙宫殿，对大都越来越重视。大都不同于草原地区旧都哈剌和林，更靠近中原汉地，忽必烈迁都到此能与中原士人有更多接触，寻求他们的支持，有利于中原士人的认同。

第五，大都的整体优势更突出。首先是地理优势突出，大都位于华北平原、东北平原、蒙古高原的交接处，北连朔漠，南控江淮，是交通枢纽与军事要地，对于维持蒙古与内地的联系起重要作用。木华黎之孙霸都鲁说：“幽燕之地，龙蟠虎踞，形势雄伟，南控江淮，北连朔漠。且天子必居中以受四方朝觐。大王果欲经营天下，驻驿之所，非燕不可。”(36)《元史》卷一百十九《霸突鲁传》，第10册，第2942页。其次是经济条件更优越，大都经过辽、金两代经营发展，使得其物资充沛，附近农田可以用来军屯，既可以保卫京城又能节省经费开支。元代虞集曾言：“京师之东，濒海数千里，北极辽海，南连青、齐，萑苇之场也，而海潮日至，淤为沃壤，宜用南人之法，筑堤捍水为田，召富民耕种，三年而征其税，可以近卫京师，可以防岛夷，可以省海运。”(37)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卷十一《北直二顺天府》，北京：中华书局，2005年，第441页。

“汉化”是中国历史上少数民族融入华夏文化的一种现象。(38)崔明德：《中国民族关系十讲》，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年，第240页。元朝统一中国造成草原文化与中华文化冲突时，忽必烈接受儒士提出的汉化措施和建议，这对维护蒙元统治和缓解民族矛盾起重要作用，同时也增强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凝聚力。忽必烈的汉化思想，主要有几个方面可以体现。

第一，崇儒尊孔。忽必烈即位前就已重用士人刘秉忠等，刘秉忠认为应该尽快恢复国家设置学校的制度，用来选拔懂经义的人才，营造崇儒尊孔的社会氛围，建立礼仪制度。“孔子为百王师，立万世法，今庙堂虽废，存者尚多，宜令州郡祭祀，释奠如旧仪。近代礼乐器具靡散，宜令刷会，征太常旧人教引后学，使器备人存，渐以修之，实太平之基，王道之本。”(39)《元史》卷一百五十七《刘秉忠传》，第12册，第3691页。忽必烈支持刘秉忠的建议。宣圣庙作为儒家意识形态的象征受到重视，忽必烈在各地修建宣圣庙。“(中统二年)八月丁酉，命开平守臣释奠于宣圣庙。丙午，以许衡为国子祭酒。丁未，以姚枢为大司农，窦默仍翰林侍讲学士。先是，以枢为太子太师，衡为太子太傅，默为太子太保，枢等以不敢当师傅礼，皆辞不拜，故复有是命。”(40)《元史》卷四《世祖纪一》，第1册，第73页。“中统三年春正月癸亥，修宣圣庙成。”(41)《元史》卷五《世祖纪二》，第1册，第81页。“至元四年春癸卯，敕修曲阜宣圣庙。”(42)《元史》卷六《世祖纪三》，第1册，第113页。任用儒臣为高级官僚，重视儒学的价值，这体现了忽必烈的崇儒尊孔思想。

第二，重视蒙古贵族学习儒家经典。至元八年(1271)，忽必烈任用许衡为集贤大学士兼国子祭酒，许衡提出：“自都邑而至州县，皆设学校，使皇子以下至于庶人之子弟，皆入于学，以明父子君臣之大伦，自洒扫应对以至平天下之要道，十年已后，上知所以御下，下知所以事上，上下和睦，又非今日之比矣。”(43)《元史》卷一百五十八《许衡传》，第12册，第3725页。兴办学校和发展儒学教育，关键在于蒙古统治者要学习儒家经典。许衡的建议得到忽必烈的重视，他亲自选拔蒙古子弟跟随许衡学习，让侍臣子弟十一人入学，指示其中四人拜许衡为师。“时所选弟子皆幼稚，衡待之如成人，爱之如子，出入进退，其严若君臣。其为教，因觉以明善，因明以开蔽，相其动息以为张弛。课诵少暇，即习礼，或习书算。少者则令习拜跪、揖让、进退、应对，或射，或投壶，负者罚读书若干遍。久之，诸生人人自得，尊师敬业，下至童子，亦知三纲五常为生人之道。”(44)《元史》卷一百五十八《许衡传》，第12册，第3727-3728页。至元二十四年(1287)，忽必烈建立国子学，制定学校制度，设立博士掌管学校事务，规定凡读书必须先学习《孝经》《小学》《论语》《孟子》《大学》《中庸》，其次是《诗》《书》《礼记》《周礼》《春秋》《易》。(45)《元史》卷八十一《选举志一》，第7册，第2029页。

第三，编修历史与定名号。新王朝建立后往往会修前朝历史，以确定自身的正统地位。中统二年七月，忽必烈设立翰林国史院，修治前朝与本朝历史，史载：“癸亥，初立翰林国史院。王鹗请修辽、金二史，又言：‘唐太宗置弘文馆，宋太宗设内外学士院。今宜除拜学士院官，作养人才。乞以右丞相史天泽监修国史，左丞相耶律铸、平章政事王文统监修辽、金史，仍采访遗事。’”(46)《元史》卷四《世祖纪一》，第1册，第71-72页。忽必烈同意辽、金两部史书的编修，并让丞相负责监修，以此来确保蒙元政权是继承前朝的正统。

年号与国号的确立是新政权建立的重要标志。蒙元前期以生肖纪年，特别是重要文献《蒙古秘史》即以十二生肖纪年来编写，据其记载：“牛儿年，成吉思汗降旨，命速别额去追袭脱黑脱阿的儿子忽都、合勒、赤剌温等人；
虎儿年，聚会于斡难河源头，树立起九脚白旄纛，在那里被尊为成吉思汗。”(47)《蒙古秘史》，余大钧译，第317页。忽必烈即位后改元中统，在改元诏书中说：“建元表岁，示人君万世之传；
纪时书王，见天下一家之义。法《春秋》之正始，体大《易》之乾元。炳焕皇猷，权舆治道。可自庚申年五月十九日，建元为中统元年。”(48)《元史》卷四《世祖纪一》，第1册，第65页。忽必烈在平定阿里不哥的叛乱中取得优势后，又改年号为至元，史载：“宜布惟新之令，溥施在宥之仁。据不鲁花、忽察、秃满、阿里察、脱火思辈，构祸我家，照依太祖皇帝扎撒正典刑讫。可大赦天下，改中统五年为至元元年。”(49)《元史》卷五《世祖纪二》，第1册，第99页。忽必烈将蒙古从十二生肖纪年改为年号纪年，既遵循中华文化传统，也显示其思想的转变。

蒙古前四汗时期，采用“大蒙古国”的国号，但还没有使用汉、唐那样的传统国号。至元八年，忽必烈才正式建国号为“大元”。史载：“可建国号曰大元，盖取《易经》‘乾元’之义。兹大冶流形于庶品，孰名资始之功；
予一人底宁于万邦，尤切体仁之要。”(50)《元史》卷七《世祖纪四》，第1册，第138-139页。忽必烈以大元为国号，是从儒家经典《易经》“大哉乾元”中取名而来。《经世大典续录》对此解释为：“元者，大也，大不足以尽之，而谓之元者，大之至也。”(51)赵世延、虞集等撰，周少川、魏训田、谢辉辑校：《经世大典辑校》卷一《帝号》，第2页。忽必烈对其建立地域超越历代的帝王的政权感到骄傲，所以取名为元，显示其对建立多民族统一国家的自豪感。

忽必烈在其诏书中也表明了称“元”的理由：“为秦为汉者，著从初起之地名；
曰隋曰唐者，因即所封之爵邑。是皆徇百姓见闻之狃习，要一时经制之权宜，概以至公，不无少贬。”(52)《元史》卷七《世祖纪四》，第1册，第138页。秦、汉、隋、唐这些名称都是顺从百姓的习惯，是权宜之计的体现，蒙古政权不能按这种方式命名。“诞膺景命，奄四海以宅尊；
必有美名，绍百王而纪统。肇从隆古，匪独我家。且唐之为言荡也，尧以之而著称；
虞之为言乐也，舜因之而作号。驯至禹兴而汤造，互名夏大以殷中。”(53)《元史》卷七《世祖纪四》，第1册，第138页。尧建立唐，舜建立虞，禹建立夏，汤建立殷，是因为唐、虞、夏、殷这几个字都寓意美好。忽必烈将蒙古政权称为“元”，《周易》：“元，万物资始”，(54)《周易正义》卷一，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14页。《说文解字》：“元，始也”，(55)许慎：《说文解字》，北京，中华书局，2015年，第1页。故“元”含万物开始之意。以寓意美好的汉字命其国号，是沿袭上古尧舜禹以字义命名的做法，忽必烈希望其建立的元朝，不仅承接古代封建王朝的序列，更能显示他对中华文化的认同。

忽必烈民族关系思想形成受到多方面的影响，其中以如下几个方面最为重要。

第一，祖宗的影响。成吉思汗在斡难河即位后，东征西讨，先后统一蒙古，征服中亚、金与西夏，故其崇尚武力，具有统一精神。成吉思汗曾问其子什么才是最大的快乐，其子答以打猎放鹰是人生最大乐趣，成吉思汗反驳道：“你们说的不好，镇压叛乱者、战胜敌人，将他们连根铲除，夺取他们所有的一切，这才是男子汉最大的乐趣。”(56)拉施特：《史集》第一卷二分册，余大钧、周建奇译，第397页。窝阔台即位后，曾自认为仅做了四件大事，第一件大事便是亲自出征并灭掉金国。忽必烈在其即位诏书中说：“我太祖圣武皇帝，握乾符而起朔土，以神武而膺帝图，四震天声，大恢土宇，舆图之广，历古所无。”(57)《元史》卷七《世祖纪四》，第1册，第138页。忽必烈对祖宗统一大业倍感自豪，并立志继承其精神，显然其大一统思想受到祖宗的影响。

第二，现实的需要。自成吉思汗建立大蒙古国以来，经过窝阔台、贵由、蒙哥的努力，蒙古的军事发展很成熟。与此同时，南宋则相对衰落，忽必烈意识到统一天下的可能。蒙古统治者对功勋贵族经常大量赏赐，有对财富的渴求，这也是其不断征服四方的原因。“赐亲王穆哥银二千五百两；
诸王按只带、忽剌忽儿、合丹、忽剌出、胜纳合儿银各五千两，文绮帛各三百匹，金素半之；
诸王塔察、阿术鲁钞各五十九锭有奇，绵五千九十八斤，绢五千九十八匹，文绮三百匹，金素半之……先朝皇后怗古伦银二千五百两，罗绒等折宝钞二十三锭有奇；
皇后斡者思银二千五百两；
兀鲁忽乃妃子银五千两。自是岁以为常。”(58)《元史》卷四《世祖纪一》，第1册，第68-69页。

第三，儒臣的影响。早在耶律楚材随窝阔台南征汴梁时，他便提出“制器者必用良工，守成者必用儒臣。儒臣之事业，非积数十年，殆未易成也”。(59)《元史》卷一百四十六《耶律楚材传》，第11册，第3461页。守业者与创业者治理国家方式不同，守业者须以儒臣来治国，关键要兴建学校。耶律楚材建议，收容太常礼乐生，召见当时的名儒梁陟、王万庆、赵著等，让其翻译儒家经典；
在燕京设置编修所，在平阳设置经籍所，让蒙古统治者了解和接受儒家文化。刘秉忠建议忽必烈崇儒尊孔，国家应供养儒生并给予儒生政策优惠。(60)《元史》卷一百五十七《刘秉忠传》，第12册，第3691页。郝经提出，只要元朝统治者接受了中国文化，就应和历代王朝一样也属于正统。“今族上在潜，开邸以待天下之士……今日能用士，而能行中国之道，则中国之主也。”(61)李修生主编：《全元文》卷一百二十二《与宋国两淮制置使书》，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9年，第103页。许衡在其奏章中提出，要兴建学校，选择皇子及平民入学，使他们得到教化，以达到天下和睦。(62)《元史》卷一百五十八《许衡传》，第12册，第3725页。综上所述，这些儒臣劝导忽必烈认同及接受儒家文化，提出以蒙古统治者作为教育对象，给予孔子后裔应有政治地位，优待士人并给予优惠，设立教授儒家经典的学校，忽必烈大都表示认同并付诸实施，其民族关系思想明显也受到儒臣的影响。

忽必烈的民族关系思想不仅对维护蒙元政权的稳定、缓和民族关系中的矛盾起到重要作用，而且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方面也发挥了一定作用。

其一，忽必烈“天下一家”大一统思想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提供了基础。汉族统治者具有大一统思想，少数民族统治者也具有大一统思想，忽必烈在统一南宋过程中，积极听取大臣的意见，及时调整战略，最终实现大一统的构想。忽必烈认为其“天下一家”思想是对先祖的继承，“历数攸归，钦应上天之命”，“握乾符而起朔土，以神武而膺帝国”。(63)《元史》卷七《世祖纪四》，第1册，第138页。不同于鲜卑拓跋氏将其先祖寻根到黄帝，以构建大一统的舆论氛围，忽必烈没有传统帝王那种“华夷之辨”思想，认为少数民族统一天下也是理所当然，他将其“天下一家”的大一统思想归结为继承天命，丰富了民族关系思想的内涵，对维护多民族国家的统一，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起重要重用。

其二，忽必烈迁都大都对中华民族的交往交流交融提供了重要保障。迁都标志着忽必烈主动放弃草原本位主义以专心经营中原的改变，大都所具有的军事、经济优势，也使得他在与阿里不哥争位中取得胜利，对李璮叛乱、海都叛乱、乃颜叛乱等诸多叛乱的平叛取得成功也起重大作用。迁都大都还有利于中原士人的认同，促进了中华各民族的交往交流交融。

其三，崇儒尊孔和重视蒙古贵族学习儒家经典等措施，有利于增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凝聚力。成吉思汗统一蒙古草原，建立大蒙古国，以后经过窝阔台、贵由、蒙哥的扩张，蒙古的版图逐渐扩大，忽必烈在开平即位后，使得蒙古政权进入一个新时期。为了稳固统治，忽必烈需要和儒臣的合作。元初的大臣中，如以许衡、郝经为代表的士人，以刘秉忠为代表的辽金后裔，都积极入仕，提出具体措施来缓和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忽必烈改国号为大元，表明其对建立幅员辽阔的多民族国家而感到自豪；
以寓意美好的字为国命名，表明其对中华文化的认同。忽必烈民族关系思想对蒙汉之间文化的交流与发展产生深远影响，使中华文化变得更加丰富多彩，也有利于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进一步发展。

猜你喜欢 蒙古思想 思想之光照耀奋进之路华人时刊(2022年7期)2022-06-05思想与“剑”当代陕西(2021年13期)2021-08-06浅谈蒙古舞的地域特征及艺术特征鸭绿江(2019年24期)2019-11-13蒙古靴阅读与作文（小学高年级版）(2019年8期)2019-10-16艰苦奋斗、勤俭节约的思想永远不能丢人大建设(2019年4期)2019-07-13“思想是什么”当代陕西(2019年12期)2019-07-12蒙古正式废除死刑中国经贸聚焦(2017年8期)2017-09-08极限思想在立体几何中的应用中学教学参考·理科版(2016年3期)2017-05-19中蒙俄贸易现状及其潜力分析西伯利亚研究(2016年5期)2016-12-23阿吾（一首）诗歌月刊(2009年4期)2009-05-22

推荐访问:忽必烈 民族 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