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明人小说中的造反女巫] 放开那个女巫

　　内容提要：女巫参战故事可以追述到带兵出征的妇好，但后代女巫却因走下神坛、流入民间而命运沦落，其参战故事多表现为起义题材。明人小说中的女巫参战故事，先后呈现为三种类型：初期秩序重建时的桀骜女巫，中后期承平风习下的驯服女巫，末期政权和思想面临崩解时的荒淫女巫。女巫类型每况愈下的变迁，寓示着女巫的失落难以逆转，但不代表巫术可被根除。巫术只是一个可以任人解说的阐释工具，但巫风却植根于民族文化的土壤。
　　关键词：女巫 小说 明代
　　历史渊源
　　女巫参战故事，源远流长。殷王武丁的妻子妇好，起初就是一员战将，因为“参加过对羌方、土方、巴方和夷的一系列战争，立下了赫赫战功”，于是进位为诸妇之首，并担任“司”职，“参与军政，主持祭祀”。这大概是有文献记载的最早一位女巫将领了。常胜将军与通神女巫的双重身份，使得妇好生前备受尊崇，死后享尽哀荣。
　　巫的甲骨文字体为：“卍”。《说文解字》曰：“女能事无形，以舞降神者也。象人两衰舞形。”在高山族的古文字中，人写作“人”，神写作“神”，巫写作“巫”。巫师交通人神的使命可谓一目了然。远古的巫不仅是人神之间的使者，还是一个圣贤：“其知能上下比义，其圣能光远宣朗，其明能光照之，其聪能听彻之，如是则明神降之，在男曰觋，在女曰巫。”正是因为巫沟通了天地，“民是以能有忠信，神是以能有明德”。
　　巫术在政教合一的远古社会中，表现为信仰的形式，实施着统治的功能。政教分离之后，“圣人”利用这一普遍的社会心理，“以神道设教”，强化统治的努力仍然没有停止过。既然统治者可以借助神道思想，加强统治；愚民中的清醒人物自然也可利用这一思想，对现行政权发动摇撼。历史上，利用巫术发动起义可谓风起云涌。陈胜、吴广就用过鱼腹丹书、篝火狐鸣等把戏。道教形成之前，东汉方士就鼓动张丰造反；道教刚一形成，立即为造反服务。朱元璋成功利用明教组织推翻元政权，并号其国大明，以断绝后来者野心。在元末明教起义中，同样出现了女巫身影：“有金花小姐者，亦以妖术惑众，聚兵江淮，人多应之。”足见此类民间故事，都是先民生活经验积累而来，带有强烈的文化信息。
　　那么，借助巫术夺取天下的大明王朝，对待巫是一种怎样的态度？明代巫风呈现何种状态，对后世又有怎样的影响？本文以明人小说中的女巫参战故事为视角，探讨明代的巫风变迁及其文化内涵。
　　三种状态
　　明人小说中，《平妖传》二十回本最早写作女巫参战故事。受其影响，多部争战题材的小说都出现了女巫形象。有趣的是，它们所讲述的发动起义的宗教组织都是白莲教及其变种，恰与明教同源。并且，小说中的女巫，呈现为每况愈下的三种类型。这一失落过程，呼应着明代的社会思潮。
　　其一，桀骜的女巫。
　　《平妖传》二十回本创作于明初，集中描写了一位天真少女如何成长为桀骜女巫的转型过程。胡永儿出生，源于其父胡大洪好色看画；胡永儿离家，源于其父母刻薄狠毒；胡永儿造反，源于恶浊社会断绝其一切后路。她是一个乱伦种，也是一个被放逐者。胡永儿命运悲惨，但是形象美好：她慈悲，为施舍一个讨饭婆婆宁愿自己挨饿；她天真，为了父母有饭吃、有钱使，甘冒犯法风险；她善良，嫁给一个痴子，在炎热夏天为其打扇；她顽皮，对待心怀不轨的浮浪子，以恶作剧惩处之；她真诚，看到卜吉为人憨厚，决意投桃报李；她纯洁，始终保持着处子之身。胡永儿可谓出淤泥而不染，是一个超凡脱俗的女子。但是，在受到系列打击后，胡永儿的性格发生逆转，最终成为逸出社会规范和普通生活的神秘女巫。
　　胡永儿施行妖术，从未在战阵之上，只在招集人马、收买人心上施为。这一点，与其他小说中的女巫完全不同。这个安排出于罗贯中的特殊考虑。罗贯中认为，完全依靠巫术发动造反是不能成事的。第十五回，回前诗曰：“妄言天子容易做，十个反的败九个；会施天上无穷法，难免目前灾与祸。”而其原因，第十六回的回前诗予以回答：“伪立为王不忖量，将何才德效尧唐；一朝事败汤浇雪，乱剑分尸自灭亡。”周楞伽考证，罗贯中是理学名家赵偕的门人。在理学家那里，德不仅指道德，还包括智慧、才能。罗贯中认为，智慧、才能超群的不世英雄，若辅以巫术，就会如虎添翼；若徒然倚靠巫术，如同玩火自焚。
　　小说中，无论巫术多么神异，都不能所向无敌、包打天下。罗贯中没有将胡永儿的地位拔高到藐视群雄。小说安排起义领导人物的关系，可以从十六回王则封官看出：“王则见人心归顺，乃自立为东平郡王。册封胡永儿为皇后，左黜为军师，弹子和尚为国师，张鸾为丞相，卜吉为大将军，以下众人都挂印封官，其势越大。”这样安排，有切近的现实基础。集聚人马，可施展巫术；而攻城略地，非血战不能取胜。
　　笔者曾考证，《平妖传》二十回本寄寓着罗贯中对明教起义的历史反思与总结，是以纸上风云发泄黄粱事业。明教起义终成燎原之势，其广泛的社会基础不容忽视。胡永儿寄寓着罗贯中及其同时代人对女巫的尊崇情结。但是罗贯中并非鼓吹巫师造反，他反复警告巫师不要“妄言天子”，不要“伪立为王”。女巫胡永儿，一旦投身起义，虽能掀起一场波澜，也因此送了卿卿性命。他认为巫师起义，是误：“只为一时风火性，等闲烧了岁寒心”（三回）；是祸：“神器从来不可干，僭王称帝讵能安？”（二十回）他希望巫师回归民间，保持本色：“戒得贪嗔淫欲事，分明世上小神仙。”令人惊讶的是，罗贯中塑造女巫以反思历史、呼唤巫术回归民间的同时，朱元璋也在做同样的事。
　　表面上看，朱元璋对明教的态度似乎矛盾。朱元璋从明教支系发展起来，羽翼稍丰，就忙着摆脱与明教之联系。《高帝平伪周榜》载其告示日：
　　不幸小民，误中妖术，不解其言之妄诞，酷信弥勒之真有，冀其治世，以苏困苦，聚为烧香之党，根蟠汝、颖，蔓延河、洛。妖言既行，凶谋遂逞，焚荡城郭，杀戮士夫……予本濠梁之民，初列行伍，渐至提兵，灼见妖言不能成事，又度胡运难以立功，遂引兵渡江，赖天地祖宗之灵及将相之力，一鼓而有江左，再战而定浙东。
　　后署“龙凤十二年五月二十一日”。朱元璋登基后，这段历史被极力遮蔽：《明太祖实录》中的龙风年号一律改为干支纪年。朱元璋因明教起义一跃而起，为独占天下，不能不与明教脱离关系，并扑灭之；为子孙计，也要限制巫术活动，使其不能坐大。因此帝位稍稳，朱元璋就开始梳理巫术。《明太祖实录》中，有四次给巫术松绑的记载： 　　洪武元年十二月，“诏定皇太子、亲王及士庶婚礼”，其中赫然规定：“采择既谐，将加卜筮”。八年正月，
　　上曰：“人才不可一概而论。贤能之士，或有隐于老佛、卜筮、负贩者。顾在上者能拔用之何如耳。”
　　十二年十二月，朱元璋提议“将立卜筮之官”：
　　上敕中书曰：“卜筮者所以决疑。国有大事，必命卜筮。朕观往古，终日乾乾、履道不息之君，虽其视听聪明，犹不能无疑焉。故必以不息之诚、决疑于龟筮者，所以通神明之意、断国家之事也。是以《洪范》九畴，稽疑列焉。朕居大位十有二年，而卜筮之官尚未择建。尔中书礼部，令天下广询博访。朕将试而用之。”
　　先是，京师卜筮者多假此妄言祸福，特下令禁之。至是，敕钦天监：“凡瞽目及阴阳人，仍听其卜筮；诸人不许妄词讦告。”
　　朱元璋采取两手政策：一手是放开零散的巫术活动，另一手却加强宗教组织的管理，紧紧扼住宗教力量：
　　洪武元年正月，
　　立玄教院，以道士经善悦为真人，领道教事。八月，
　　甲戌以张正常为真人，……制曰：朕惟道家者流，本于清净无为，其来已久。张氏自汉而下，宗派相承。尔四十二代孙正常，存心冲澹，葆德纯和，远绍祖传，以守正一。朕用嘉之，赐以名号。尔其益振宗风，永扬玄教。十五年四月，
　　置僧道二司。在京日僧录司、道录司，掌天下僧道；在外府州县设僧纲、道纪等司，分掌其事。俱选精通经典、戒行端洁者为之。……凡内外僧道二司，专一检柬天下僧道，恪守戒律清规；违者，从本司理之，有司不得与焉。若犯与军民相干者，方许有司惩治。
　　二十四年六月，
　　命礼部清理释道二教。敕曰：今之学佛者，曰禅、曰讲、曰瑜珈；学道者，曰正一、曰全真，皆不循本俗，污教败行，为害甚大。自今天下僧道，凡各府州县寺观虽多，但存其宽大可容众者一所，并而居之，毋杂处于外，与民相混。违者，治以重罪。
　　可见，朱元璋对待巫术，不是出于信仰，而是出于需要。朱元璋利用巫术为政权服务、又扼制之不使膨胀的深谋远虑，并未被后世子孙深刻领会：有明一代君主，痴迷方术者多，因此送命者也不乏其人。如此上行下效，明代巫风在中后期极为繁盛。
　　罗贯中以小说塑造一个造反女巫的形象，在民间文学的层面上对巫师起义作了反思，而他的态度与朱元璋竟然不谋而合，即巫师应退隐民间，巫术应回归地下。仿佛宿命一般，他的深刻思想也未被后来的小说家领会：明代中后期写作女巫参战故事的小说连篇累牍。而小说中的巫风淫，正对应着世风乱。
　　其二，驯服的女巫。
　　刊于万历三十四年的《杨家府演义》，塑造了杨宣娘这个符号型的平面人物。杨宣娘是杨宗保女儿、杨文广姐姐，征西十二寡妇之一。她法术高超，能撒豆成兵、出有入无，能利用巫术招降五国蛮王，擒斩八臂鬼王，为朝廷征战四方。但是，杨宣娘又逆来顺受，对身家命运毫无掌控能力。神宗两次听信谗言，欲将杨家满门抄斩：第一次，杨宣娘只是听之任之，等待生路；第二次，她在怀玉建议下与家人逃入太行山，自我放逐。她既无愤怒，也无恐瞑，是一个思想贫乏、内心空洞的女巫。尽管她展示了赫赫法术，但在思想和精神上都是侏儒。
　　与之类似的，还有《七曜平妖全传》中的裴月娥、周如玉。该作刊于天启四年。这二人都出身于乱民，后来反邪归正，都嫁给平叛主将许定国。小说三十回载：裴月娥看到古碑篆文，知道许定国乃上天遣下平叛的廉贞星。随后两军对阵，“看见许参将人品魁梧、状貌磊落，自是封侯的模样，果是应天星的豪杰。她便有了主意：‘这才是我的丈夫。’”裴月娥先后两次救了许参将，暗通款曲；又在阵前讨价还价，得到迎娶承诺，于是立即倒戈。为了巩固自己地位，她又将周如玉骗人圈套，作为一件礼物送给许参将做小妾。成婚之夜，周如玉仍被蒙在鼓里。周如玉同样形象灰暗。她本领高强，嫁给天阉刘成，于是帮助叛军攻城略地；被裴月娥欺骗失身，再次服从命运安排，转脸帮助官军攻打叛军。这个一妻一妾、夫贵妻荣的大团圆结局，呈现出诡异荒诞的色彩。两个女巫的出嫁，一为投机自媒，一为被骗无奈，都是既无原则、又少情感。
　　这类驯服女巫的法术都被极度膨胀，成为战无不胜、攻无不克的唯一依靠。这不是对胡永儿这个女巫形象的理性发展，而是将其转化成一个明知是假的谈资，进而演绎成神仙赛宝、百姓旁观的闹剧。至《祷杌闲评》，法术展示完全取代了争战双方智慧才能的展示，争战沦为纯粹的比法术、赛宝物，在喧闹中透出作者对巫术的冷淡与隔膜。
　　这类驯服女巫，都已陷入危险境地：杨宣娘若是稍作反抗，裴月娥、周如玉若不立即归正，都将陷入女巫乜巢儿那样被毁灭、受侮辱的处境。她们的命运，拿捏在小说作者的精神理念中：驯服，已经成为她们是否能够继续生存下去的底线。她们的形象与已经走下神坛、流入市井的女巫是一致的。
　　明代，医卜相巫号称四术。巫师中，本领小者，游走于乡村市井，祈禳画符，招摇撞骗，藉以谋生；本领大者，出入皇家内院，祸乱朝政，攫取权势。无论他们何处谋生，都以依附为前提，以驯服求生存，不仅走下神坛，而且极为卑微。小说中法术高强的驯服女巫，乃是现实社会中卑微巫师的缩影。
　　《拍案惊奇》第十七卷载：那学了与民间祛妖除害的，便是正法；若是去为非作歹的，只叫得妖术。虽是邪正不同，却也是极灵验难得的。……却有一件作怪：学了这家术法，一些也胡乱做事不得了。尽有奉持不谨，反取其祸的。
　　正法与妖法的区别不只限于奉持与施为，还要看被依附对象的身份。该书第三十一卷又说：
　　可见悖叛之事，天道所忌。若是得了道术，辅佐朝廷，如张留侯、陆信州之类，自然建功立业，传名后世。若是萌了私意，打点起兵谋反，不曾见有妖术成功的。从来张角、微侧、微贰、孙恩、卢循等，非不也是天赐的兵书法术，毕竟败亡。甚至无意中可能影响到其他宗教势力的，也被称为“妖”。万历年间成书的《原李耳载》曰：
　　蜀有妖巫，展裙渡江，飞渡不濡，而稳于舟。行人惑之，晓夜环聚投教者，日以百数。薛真人知之，曰：“日月之下，可容青磷鬼焰，簧鼓人心！”乃颂咒律已，将一纸裙分裂。其巫正坐江欲渡，即时两股劈开，浮江而毙，妖遂息。 　　不仅如此，巫师即便无故被冤，也当反躬自省。同书又载一女道士因不愿嫁人，遂被官府判为“妖”，并锁闭三年。释放之时，她说：“凡玄释二门，遇宰官生嗔喜心，皆本人自造黑白业也。”
　　可见，握有权力者即拥有道德评判，因此，“妖”总是指那些遭受打击的巫师。一切维护现存秩序的宗教法术，可称之为“正”；若尝试对抗该秩序的，便是“妖”。由此，凡是在政治上对抗权力中心，在宗教上另立神道体系，在组织上扩充信徒，在伦理上违背世俗，乃至影响一切既得利益者权益的巫术，统统可以称为“妖”。巫师随时面临被侮辱、受损害的命运，因而战战兢兢，卑微软弱。
　　女巫参战，只能是秉承天命，尊崇皇权，在既定胜负中帮闲添乐，给小说读者平淡无奇的生活抹上一缕想象意趣。这是平妖系列长久繁盛的最重要原因。而明末小说中有关女巫征战的描写，随着时间的推移，文字越来越少，兴趣越来越淡，女巫的能量越来越低。明朝颓败国势引起了普遍恐慌，关于女巫参战的帮闲故事，也就走到尽头。
　　其三，荒淫的女巫。
　　明代中后期，小说界出现描写女巫滥交的恶流。万历年间，冯梦龙改变《平妖传》为四十回本，尝试将女巫写成滥交者。三十五回，他借圣姑姑之口宣扬了这种巫教特色的性放纵观念：
　　凡男女相就，都是夙世姻缘。如做夫妇的是正缘，私合的也是旁缘。还有一节，七情六欲，男女总则一般。女当为节妇，男亦当为义夫。男子三妻九妾，兀自嫌少。如何怪得妇人？况且妇人让着男子，只为男子治外，一应事体，是他做作。妇人靠着他现成吃著，故所以守着男子的法度，从一不乱。若是有才有智的，赛过男子，他也不受人制，人也制他不得。你且说汉帝刘邦诛秦灭项，何等英雄！任看吕太后在宫中胡作胡为，全然不管。他也不把吕后当作个寻常女子看成。人生世上得意难逢，趁着时好运好，得便宜处且便宜，得快活处且快活。
　　冯梦龙的做法，与其思想观念有关。冯早年放浪不羁，性情通脱。他不仅编情色民歌，而且“欲立情教”，甚至“怂恿书坊，以重价购刻”《金瓶梅》，可谓“名教罪人”。终于“（吴中）父兄群起讦之，事不可解。”于是他向房师熊廷弼“千里求援”。熊帮助了他，但也羞辱了他。@经此挫折窘辱，冯心性大改：“吾无学无识，且胆销而志冷矣！”
　　当内忧外患浮出地表，早年放浪不羁者纷纷转移注意力，开始关注社会责任。这是明末知识分子的一次普遍转身。冯梦龙在《酒家佣·叙》中说“世人勿但以故事阅传奇，直把作一具青铜，朝夕照自家面目可矣。”“乙酉难作，冯著《中兴伟略》及《中兴实录》两编，恭迓唐王监国，固守闽、广。”冯梦龙立改前辙的做法，虽有一定普遍性，但明朝的没落世风，已经积重难返了。
　　天启年间刊刻的《七曜平妖全传》，继续冯梦龙式的尝试。裴月娥、周如玉都以处女之身嫁给许定国。但反面系列中，则滥交者多：徐鸿儒到衮府嫖娼，结识了妓女乜巢儿并拐骗了她；乜巢儿当上了伪皇后，仍然四处卖弄风情。小说中女巫的性放纵不是一个偶然现象，而是根基于颓废的时代风尚。小说以巫术神魔的外壳掩饰解剖社会现实的锋芒。第十二、十三回，写“董公子强婚”，立逼已订婚女子改嫁自己，引燃了起义导火索。第十六回，有一段描写上会时男女混杂的文字，其荒唐情节竟然模仿《西游记》中菩提老祖教导孙悟空法术的庄严场面，令人失笑：那些上会的道人，男女不分，混在一处，……看上小妇人，小妇人又看上师傅，彼此有意，难以得手。师傅便开口说：“你这位女菩萨倒有些根行，俺将密偈传与你罢。”那妇人欢喜拜谢，曰：“弟子得脱离苦海，万劫不忘师恩。”他师傅又哄他：“你若聪明，参透玄机，俺便度你。”便叫他过来，将他背上轻轻打一掌，与他三个枣子。那妇人也聪明，便说：“叫俺三更背了人早早来是了。”这妇人果然到三更自家来了，要师傅传法。和师傅一头儿睡着，皮靠皮、肉靠肉，各样解数儿都传与他，临了还传他一个懒汉推车。这便是受密偈的。多少人间妇女明明都着他手，都要他弄哩。这上会的坏处多得紧，也说不尽。
　　明遗民之作《樵史通俗演义》中，反贼丁寡妇也堕落为皮肤滥淫之物。小说写其隔壁老头，夜晚偷窥丁寡妇：在布袋里取出四五个像柳条做成的人儿，也有男的，也有女的，她拣了两个眉眼清朗的男人，其余依旧和那些纸人儿都收拾在布袋里去了。剩下的两个柳条人儿，丁寡妇拿起来一看，口里念念有词。念完了咒，叫一声董大起来，先是一个跳起来；又叫一声满场儿，又是一个跳起来，都顷刻间变成七八尺长的大汉子了。惊得雷老儿目瞪口呆，只得且看她如何了局。但见丁寡妇吩咐道：“满场儿去陪老奶奶睡。”自己拉了董大，都脱得精赤条条，上炕去搂着睡了。
　　《樵史通俗演义》写女巫滥交，部分源于作者庸俗的性观念。第十二回写大地震，死伤人众，但其文字看不到悲悯，却流露出恶俗：
　　有一项姓人，为压伤一腿，睡在地上。见妇人精身子过去，有把瓦遮阴户的，有把半条脚带掩阴户的，有披半边裤子的，有牵一副被单的，有一手掩阴户一手遮双乳的。赤脚乱发，老老少少，好好歹歹，顷刻之间过去了四五十个，好不可怜。女巫淫乱，本是远古风习。但是，蛮荒时代的“极乐”行为已经失去了其远古时侯的纯朴，而变得诡异和邪恶：
　　无论女巫们的狂欢是否属于虚构杜撰，但像所有异端的放纵活动一样，它们是会危及社会或神学的现存制度的。……性放纵追求的并不是淫欲满足，而是其他目标。这是一种朦胧的希望，即通过破坏性禁忌，参予‘魔鬼的’狂欢，他们可以在某一方面改变自己的存在状况。
　　福柯认为，文明越是发展，人类会构建越来越功利的性的“政治经济学”，而回望历史，我们对古人的性观念却非常陌生；这是思想的转型、观念的断裂。美好纯洁的嫦娥，在其本事中却是一个淫妇。嫦娥形象的古今变化，显示了人类雕琢性观念的文明进程。
　　女巫淫乱，也有社会对女巫隔膜的原因。性关系就是由性行为所构成的人际交往关系。在中国古代甚至“嫖妓往往是一种交际手段”。然而，“任何民族内部都会有不同阶层的不同性模式，……而且同一阶层内也必定有多种模式。……每一个人都以为，自己只不过是与另一个很特殊的怪人发生了冲突。其实更常见的是，他在与整个文化冲突。”①女巫与社会大众格格不入，小说作者充满想象力的描写既然无征，不妨随意夸张。于是，生活中一切不可理解、荒唐好奇的性乱行为被叠加放大后，统统投射到这些异己人物的身上。 　　而在明代，女巫淫乱还有着深厚的现实基础。明朝中后期，世风浮华，纵欲思想大盛。《万历野获编》载武宗、世宗、穆宗、神宗皆私生活糜烂。上有所好，下必甚焉。《五杂俎·人部四》载：明人好男色，“举国若狂矣……而官多惑之，往往形之白简”；“娼妓布满天下，其大都会之地动以千百计，其他穷州僻邑在在有之，终日倚门献笑……两京教坊，官收其税，谓之‘脂粉钱’……又有不隶于官，家居而卖奸者，谓之‘土妓’，俗谓之‘私窠子’，盖不胜数矣。”因此，女巫滥交，也反映了最真实的社会形态。
　　荒淫女巫，从承平年代的纵情声色，演变成一种潜在的而又切身的威胁。在一个文明社会中，滥交首先松动了家庭伦理，使得整个社会的道德观念塌陷，从而引起社会混乱。那些荒淫女巫们，以身体冲击现存的伦理道德秩序，给下层社会带来的恐慌远比他们发动的暴动本身更有威慑力。一切对现存秩序造成破坏，对安定生活构成威胁的，都会加重大乱将f临的末世恐慌，而受到生活饱暖者的怨恨。于是性乱的女巫统统在战场走向败亡。
　　小说讲述女巫参战故事，其视野却更多地投向床榻。这一分裂现象，既受外来西方观念影响，对性自由产生一定程度的艳羡，又因末世降临，通过不安分的女巫故事作出警世危言，传播恐慌情绪。小说中的滥交女巫，都是一些邪恶而强悍的美丽女人，这本身就是一个矛盾。一方面是心理恐慌，一方面又欲罢不能。可见，一个王朝的覆灭，不仅有政权体系的崩溃，还有思想文化的没落。
　　结论
　　明人小说中的女巫参战故事，先后呈现为三种类型，对应着不同的时代思潮：即初期秩序重建时的桀骜女巫；中后期承平风习下的驯服女巫；末期政权和思想面临崩解时的荒淫女巫。女巫类型每一次变动都源于现实需要。事实上，古老巫术就是在阐释世界的过程中产生的。正如巫术方式千奇百怪、巫术传承变化多端那样，巫术从来就不是一种坚固的信仰，它只是作为某种工具而有意义。古代小说是不登大雅之堂的民间文学，但无论其怎样粗朴，它总是非常生动地纪录变迁的历史和文化。
　　女巫的幸存依赖本民族文化的存在。满州入关，对汉文化始终抱有遵从态度。清皇族萨满信仰，在一定程度上又容忍了巫术活动的地下传播。朱元璋对巫风外松内紧的政治手腕，清统治者心领神会。一方面，对普通的巫术信仰，清帝王采取视而不见、禁而不严的态度：
　　谕凡僧道巫瞽之流，止宜礼神推命，不许妄行法术、蛊惑愚众。
　　朕卖有见于天人感应之至理，而断不惑于鬼神巫祷之俗习，故不惜反复明晰言之。内外臣工黎庶，其共体朕意。
　　严禁师巫，勿令蛊惑，亦保民之一端也。凡此皆不用严峻迫切。另一方面，严厉防范巫风形成势力，对威胁现行政权的巫术组织则坚决扑杀：邪教之事，……与其发觉后，四出擒拿，尽置诸法，何如豫先防察晓谕、设法潜消……禁止师巫邪术，律有明条。……倘邪教有据，严拿究办。……其深山邃谷，饬文武官，会遣兵役搜查。
　　龙华会教头僧时济，师巫邪术，愚惑乡民，至戕人命，现在拿究。得旨：是，此案应严处以示警。
　　明朝从明教起家，但终明之世，巫师造反数量少、规模小；清以弓马取天下，却爆发了太平天国、义和团几乎颠覆政权的巫师暴动。因此，本文所探讨的女巫参战故事及其特点，只是一个特定时期特定人群中的特殊现象，并不具有普遍而延续的特点。只要人类面对未知的世界和变幻的未来感到困惑，就一定会有巫术存在的空间。因而，女巫的地位虽然失落，却不会根绝。
　　本文是教育部人文社科青年基金项目（11YJC751098）的阶段性成果。
　　（许军，上海对外贸易学院人文社科部）
　　【责任编辑：刘大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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