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古族歌曲大全100首【青海蒙古口传《格斯尔》与北京木刻本《格斯尔》的异同】

　　内容提要：青海蒙古口传《格斯尔》在故事情节上既与北京木刻本发生关联，又保持着与之独立的口传传统，它们之间的共性产生于北京木刻本问世之前的口传时代，而其不同之处则发生于《格斯尔》在青海蒙古民间口传历史的整个过程中。
　　关键词：青海蒙古族 口传《格斯尔》 北京木刻本 比较
　　青海的卫拉特民间口传《格斯尔》，在整个蒙古《格斯尔》传统中独树一帜。因为它的一部分，与传统的、被认为正统的北京木刻本《格斯尔》有着密切的关系，而另一部分，则与之几乎没有任何关系。目前较完整发表的有诺尔金、乌泽尔、楚乐图木、胡亚克图以及苏和演唱的《格斯尔》口头文本，此外还有肃北史诗艺人们演唱的《格斯尔》篇章。其中，诺尔金、胡亚克图、楚乐图木、乌泽尔等演述的诸篇章与北京木刻本《格斯尔》的故事更加接近。苏和等其他艺人演唱或演述的诸篇章，则有的与北京木刻本《格斯尔》接近，有的与之毫不相干。
　　对于青海蒙古口传《格斯尔》的研究，比较有代表性的有齐木道吉的《青海（厄鲁特格斯尔）（传唱本）与（北京木刻本）的关系》、《纵谈蒙古（格斯尔）》、古·才仁巴力的《青海蒙古（格斯尔）简论》、玛·乌尼乌兰的《（格斯尔传）西蒙古变异本研究》等。
　　齐木道吉认为，青海蒙古《格斯尔》有韵文体演唱和散文体叙述两种形式的传唱本。其中诺尔金、初鲁图木、乌泽尔等人以散文体说唱的《格斯尔》才是“真正能体现《格斯尔》特色的青海《厄鲁特格斯尔》”，而苏和用韵文体演唱的《格斯尔》篇章“与书写卷本，特别是与《北京木刻本》毫无依存关系，因而显现不出《格斯尔故事》的特色，实际上是属于一般的英雄史诗作品”。古·才仁巴力认为，青海蒙古民间最先传播的篇章，应该是北京木刻本中的若干篇章，与藏族《格萨尔》在起源上有密切关系，但通过蒙古族艺人的再创作已经相当蒙古化了。与北京木刻本《格斯尔》不同的那些篇章，例如苏和演唱的《格斯尔》是把古老蒙古史诗改编或把其中一些故事情节同《格斯尔》的一些故事结合起来再创作的结果。而乌尼乌兰的主要贡献在于把青海蒙古（含肃北）口传《格斯尔》同北京木刻本进行详细比较，指出它们情节上的异同。
　　笔者认为，学者们的研究从不同侧面说明了青海蒙古《格斯尔》与北京木刻本之间的相同或相似之处。经过研究发现，诺尔金、胡亚克图、楚乐图木、乌泽尔演述的《格斯尔》嘴章同北京木刻本，在叙述模式、情节安排和章节编排以及人物方面发生了重大变化。
　　叙述模式的变化
　　四位艺人演述的《格斯尔》，除了诺尔金的唱本，在叙述格斯尔降生下凡的故事方面与北京木刻本的最大不同在故事类型上。北京木刻本中，格斯尔是按照预卜先知的释迦牟尼佛的旨意，受腾格里天神委派降生下凡的。但是，在多数青海蒙古艺人们演唱的《格斯尔》中，则是不堪忍受恶魔残害的人类，上天界央求腾格里天神，要求派三个太子之一下凡，帮助人类降伏恶魔。天神答应人类的要求，天神之子遂投胎下凡。于是，在青海蒙古口传本中虽然还保留着天神派遣内容，但随着人类求告天神和天神之子降生的故事情节的发展，天神派遣型叙述模式转变为蒙古古老英雄史诗的求子型叙述模式。这种模式是北京木刻本和藏文《格萨尔》所没有的。乌泽尔的演述本，更把人类的代表阿卡曲尔昆上天界的路程，叙述得像蒙古英雄史诗对英雄征途的描述一样——阿卡曲尔昆通过三道障碍才到达了天界。这种过三道坎儿的情节模式属于典型的蒙古古老英雄史诗。
　　北京木刻本《格斯尔》、藏族《格萨尔王传》（贵德分章本）、蒙古族各种抄本以及口传《格斯尔》中，为了得到绝代美人茹格穆高娃，格斯尔同包括叔父超同在内的众多竞争者展开较量，赛马就是其中的一个项目。在北京木刻本《格斯尔》中，格斯尔参加比赛的马是从叔父那里借来的，还是脊背上长着疥疮的小马驹。比赛开始时，格斯尔落后于其他人。后来超过众多骑手，前一阶段是靠小马驹的本领，后面纯粹依靠天界众多保护神的帮忙。藏族的《赛马登位》中也一样，格萨尔超越众多竞争对手依靠的也是众神灵的暗中帮忙。两者的共同之处是赛马过程中格斯尔（格萨尔）与众神灵的频繁互动以及这种互动对赛马结果的影响。然而，在青海口传《格斯尔》中，赛马情节与纳妃情节脱离，赛马过程中格斯尔与神灵之间没有互动，靠的完全是坐骑的耐力和速度以及神奇本领。例如，诺尔金、楚乐图木、胡亚克图、乌泽尔演述的《格斯尔》中，格斯尔骑着那匹长满疥疮的小马驹参加比赛时，并没有向天上的保护神们寻求帮助，出发时还落在众人的后面，驮上满满七十袋沙土（或两袋灰尘）不紧不慢地出发。格斯尔中途用计超越代替超同参赛的妖婆，关键时刻他把两袋沙土洒在地上，让众人淹没在尘土中从而胜出。对于赛马情节的这种叙述模式来源于蒙古卫拉特英雄史诗传统。
　　以往学界对青海蒙古口传《格斯尔》与北京木刻本的关系论述总是自相矛盾的。一方面，承认青海蒙古地区是蒙古《格斯尔》最早流传地，认为青海蒙古口传《格斯尔》在“北京版《格斯尔》在北京用木刻版出版之前，早已在厄鲁特蒙古族民间家喻户晓，说唱艺人更是谙熟的……应该说当今的厄鲁特蒙古族《格斯尔》传唱本与昔日从厄鲁特蒙古族民间记录、整理，而成为书写卷本的北京版《格斯尔》是一脉相承的”。另一方面，又认为北京木刻本对青海口传《格斯尔》的影响使之存在共性，两者之间有“依存和源流关系”。其中，“源”是北京木刻本《格斯尔》，“流”是青海蒙古口头传唱本，青海蒙古口传《格斯尔》依存于北京木刻本《格斯尔》。这显然是相互矛盾、本末倒置的说法。
　　在笔者看来，青海蒙古口传《格斯尔》当是北京木刻本《格斯尔》之源，当今的口传本，并不依存于北京木刻本《格斯尔》。青海蒙古族《格斯尔》口传本与北京木刻本之间的所有异同都是在当初青海蒙古口传《格斯尔》传统的自然发展过程中形成的。在青海蒙古族地区，《格斯尔》的口头传统自始至终保持着活的状态，它并不依赖于书面传播。因此，拿北京木刻本《格斯尔》来当作一个甄别标准，去讨论青海蒙古口传《格斯尔》的问题并不合适。
　　情节结构上的异同
　　就诺尔金、胡亚克图、楚乐图木、乌泽尔等艺人演述的青海蒙古口传《格斯尔》，人们都认为诺尔金演唱了10部篇章，胡亚克图演唱了9部，楚乐图木演唱了4部，而乌泽尔演唱了1部。在胡亚克图演唱本还没有发表之前，有学者认为，“真正能显示《格斯尔》特色的青海《厄鲁特格斯尔》是那些以散文体说唱的部分，即以诺尔金说唱的10章；初鲁图木说唱的4章；乌珠尔说唱的1章，共15章构成”。然而，诺尔金演述本原来可能并不是分章的，分章可能是记录整理者所为并加上了标题。因为在1986年内蒙古自治区《格斯尔》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编印的《青海格斯尔（二）》中诺尔金演唱的《格斯尔》是9章，而同年编印的由齐·布仁巴雅尔主编的《德都蒙古民间文学精华集》中则分了10章。多出的一章是把前者的第九章一分为二形成的。 　　我们暂且不论这些艺人演唱部数的多寡，先看一看这些篇章的内容。
　　诺尔金演述的10章本中与北京木刻本相对应的故事，包括格斯尔降生、消灭毛思的乌鸦、除掉残害幼儿的喇嘛、比赛中战胜超同迎娶美丽的妻子、与神箭手美女邂逅和结婚、铲除十二个头的毛思夺回妻子、被妻子给的迷魂药中毒而忘记回乡、与锡莱高勒三汗战斗夺回妻子并在此过程中娶铁匠之女为妻等等。这些故事涉及到北京木刻本的第一章、第四章、第五章的部分内容。其中，第一章、第二章、第四章、第五章、第六章的故事情节与北京木刻本第一章中的部分故事相似；第七、第八章内容与北京木刻本第四章的故事相近。而第九章、第十章的故事情节同北京木刻本第五章相似。
　　但是，这些看似相似或相近的故事比起北京木刻本中的故事，都有了较大的变化。例如，第七、第八章的故事虽与北京木刻本第四章相似，但也有重要区别。首先，北京木刻本第四章是失而复得式，诺尔金演述本中的故事结构是征战型故事加失而复得式，又称两次征战型。前面的征战型故事，讲述阿卡超同请求格斯尔去消灭危害一方的魔鬼，格斯尔全副武装，带着猎犬和猎鹰出战，通过互射、肉搏等较量，战胜并消灭魔鬼后凯旋。然而，回到家乡却发现妻子被十二个头的魔鬼劫掠而走。这是蒙古英雄史诗中的征战型加失而复得式中前一个部分的典型情节。同时，英雄出征前的准备、出征时带猎鹰猎犬、英雄同魔鬼的较量等等，完全按照蒙古古老英雄史诗传统的方式叙述。其次，失而复得式故事也发生了很多变化，而且北京木刻本第五章里的格斯尔路过阿珠莫尔根夫人家的故事，以及格斯尔杀死茹格穆高娃和白帐汗的儿子的故事在这里出现。格斯尔在消灭魔鬼回家乡的途中试探妻子的忠诚的故事情节在北京木刻本中没有。
　　诺尔金演述的《格斯尔》中，还有很多故事情节是北京木刻本没有的。例如，襁褓中的格斯尔宰牛吃肉，襁褓中的格斯尔被送给十二个头的魔鬼做膳食以及格斯尔拔出魔鬼的心肝，把魔鬼的上下颚骨掰断的故事等。
　　胡亚克图演述的《格斯尔》也一样。在跃进主编的《青海蒙古族格斯尔传说》中他演述的《格斯尔》分九章，但叙述的故事内容与北京木刻本的第一章、第四章、第五章、第六章、第七章的部分故事情节相近。但是均有非常大的改变。不仅有北京木刻本没有的纳木乞尔金到天界，请天神之子下凡的故事，而且已经发展成一部独立的故事。故事讲黑心肠的超同每年用一名小男孩孝敬恶魔。纳木乞尔金本有三个儿子，两个已经让超同孝敬给魔鬼了。现在又要献出他的第三个儿子。纳木乞尔金听从占卜师的话，上天界请天神派儿子下凡，降伏恶魔。纳木乞尔金通过几道障碍到了天界，天神答应让儿子下凡。于是，天神的小儿子变成金胸银臀的鸟下凡，投胎于超同的姐姐，降生于人间。这个故事在叙述模式上采用了蒙古英雄史诗求子情节模式，内容上与北京木刻本中的故事关系不大。新疆卫拉特口传《格斯尔》，一眼就能看出刚刚脱离书面传播的轨道，而青海蒙古口传《格斯尔》在各个方面还保持着口头性特点。
　　胡亚克图唱本中的格斯尔娶阿鲁莫尔根夫人的故事，与《玛尼巴达尔汗传》的部分故事情节和格斯尔娶茹格穆高娃的部分情节有相似之处。《玛尼巴达尔汗传》是释迦牟尼佛的前世故事。在这里出现，说明青海蒙古口传《格斯尔》同释迦牟尼佛故事的紧密联系。
　　胡亚克图唱本中，格斯尔娶十二个头的蟒古思之姐姐玛尔塔胡拉姆为妻的故事更有特点。这个故事中既有北京木刻本第一章中的格斯尔娶阿珠莫尔根的故事的影子（因为玛尔塔胡拉姆同阿珠莫尔根一样，是百发百中、百步穿杨的神箭手），又有第七章格斯尔把母亲的灵魂从十八层地狱拯救出来的故事的影子，同时还有北京木刻本第六章中格斯尔娶蟒古思姐姐故事的影子。但是，这个故事并不是北京木刻本几个故事因素的简单拼凑。因为，它有贯穿始终的主题，即娶神箭手、蟒古思的姐姐玛尔塔胡拉姆为妻。整个故事情节围绕这个主题被组织得井井有条，显然不是艺人一时心血来潮东拼西凑的作品。同时，胡亚克图还演述了与北京木刻本第六章相同内容的篇章，在那里，格斯尔娶蟒古思姐姐的故事已经变成格斯尔消灭蟒古思姐姐的故事。说明胡亚克图演述的玛尔塔胡拉姆的故事并非来源于北京木刻本《格斯尔》。因此，笔者认为，胡亚克图演述的这个故事，可能有比北京木刻本更久远的民间口传历史。在北京木刻本中，这个故事只是被提到了主题，即仅仅提到她很厉害，格斯尔射穿她的身体，逼着她嫁给自己，却没有展开来叙述更详细的故事。而民间口传的这个故事则很详细地叙述了格斯尔娶她为妻的经过。
　　楚乐图木演述的《格斯尔》篇章被分为四章，主要叙述了格斯尔降生下凡和幼年格斯尔的故事以及格斯尔降伏十二个头的魔鬼夺回金发夫人的故事。主要故事情节与上述两位艺人演述的故事一致。
　　乌泽尔演述的《格斯尔》中包含的故事却与北京木刻本《格斯尔》的第一章、第四章、第五章的部分故事有关。其故事情节基本上与诺尔金、胡亚克图等人演述的故事相同。
　　总之，诺尔金、楚乐图木、胡亚克图、乌泽尔等艺人演唱的青海蒙古口传《格斯尔》，在故事情节上虽然与北京木刻本有联系，但故事情节结构并没有遵循后者。北京木刻本7章的故事结构几乎被全部改变，在新的结构下被重新组织，形成了青海蒙古口传《格斯尔》有别于北京木刻本。
　　人物方面的异同
　　青海蒙古口传《格斯尔》在人物方面与北京木刻本《格斯尔》有巨大的差别。我们知道，在蒙古英雄史诗中，人物的名字，尤其是那些主要人物的名字都是一部史诗区别于其他史诗的核心要素。这一重大差别反映了青海蒙古口传《格斯尔》的独立发展特征。
　　青海蒙古口传《格斯尔》中除了格斯尔、超同、阿珠莫尔根夫人、阿鲁莫尔根夫人以及十二个头的魔鬼、罗布斯嘎蟒古思以外，其他人物都与北京木刻本《格斯尔》不同。十五岁的安崇巴托尔、博伊东巴托尔、乌兰尼敦、哲萨希格尔、巴尔斯巴托尔、巴姆索伊扎等格斯尔的三十名勇士，茹格穆高娃、图门吉尔嘎朗、乔木措高娃等格斯尔的妻子等等几乎都没出现。
　　在北京木刻本中，格斯尔在天上的父亲叫做霍尔穆斯塔天神，而在青海蒙古口传《格斯尔》中则是天上的德格珠嘉布希汗；按北京木刻本的说法，格斯尔在天上时名字叫威勒布特格奇，而按青海蒙古口传本，则是道尔卡尔特努克台吉/道尔卡尔扎勒布台吉/特伯日图特根台吉/图古儒塔尔乞扎勒布台吉等等。威勒布特格奇这个名字只有在诺尔金演述文本中出现，胡亚克图演唱的不同文本中以不同的名字出现。 　　北京木刻本中霍尔穆斯塔天神的三个儿子叫阿敏萨黑格奇、特古斯朝克图、威勒布特格奇。但是在青海口传《格斯尔》的胡亚克图演唱本（2005年胡亚克图演唱、笔者录音记录本）中则是嘉嘎加尔卡尔台吉、宝东敦德布台吉、道尔卡尔扎勒布台吉，诺尔金演述本中是尼玛奥斯尔、达瓦奥斯尔、威勒布特格奇，楚乐图木演述本中称格斯尔在天上没有其他兄弟，只有三个姐姐，乌泽尔演述本中也没有提到格斯尔在天上时的兄弟姐妹。
　　北京木刻本中格斯尔在人间的生身母亲叫贺格沙阿穆尔吉拉，是超同的一个妻子，后被送与其哥哥桑伦老汉；而在青海蒙古口传《格斯尔》中则是阿曼库珠恩或阿曼贺格扎，其与超同的关系也并非夫妻或叔嫂关系，而是变成了姐弟或叔嫂关系。
　　北京木刻本《格斯尔》和青海蒙古口传《格斯尔》中还有一些名字由于口语中的音变以及前后加一些尊称语而变得不同，例如，超同的两个哥哥的名字在木刻本中是乞尔金老汉和桑伦老汉，而在青海蒙古口传本中成为纳木乞尔金老汉和桑囊老汉。
　　另外，北京木刻本中的几个非常重要的人物，在青海蒙古口传《格斯尔》中很少出现。例如格斯尔的兄弟哲萨希格尔、荣萨，格斯尔的妻子图门吉尔嘎朗、乔木措高娃等；只提到锡莱高勒三汗或霍尔三汗，但不具体说白帐汗、黑帐汗、黄帐汗等等。
　　总之，青海蒙古口传《格斯尔》和北京木刻本之间在人物方面的异同表现在：两者拥有部分共同的出场人物，如格斯尔、超同、十二个头的蟒古思等等；北京木刻本中很多重要的人物均不见于青海蒙古口传《格斯尔》，如格斯尔的三十勇士、哲萨、安崇等等；北京木刻本中的部分人物名字在青海蒙古口传《格斯尔》中发生了变化，如德格珠嘉布希汗、道尔卡尔扎勒布台吉、纳木乞尔金老汉等等。这些都表明，青海蒙古《格斯尔》在长期口头传承过程中，与北京木刻本渐行渐远，逐渐融进古老的蒙古史诗传统，形成自己独特的口传传统。
　　结论
　　综上所述，青海蒙古口传《格斯尔》在故事情节上既与北京木刻本发生关联但情节的组织安排与1716年或之前的情节编排相比，发生了巨大的改变，同时还在叙述模式上更多地向蒙古古老的英雄史诗传统靠拢。作为史诗核心要素之一的人物方面的变化较大，北京木刻本《格斯尔》中常出现的人物在口传本中很少出现或变换名称出现，从北京木刻本中，我们也找不到口传本中出现的许多人物及其名字。
　　（斯钦巴图，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
　　【责任编辑：高荷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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