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经高官话改革:改革开放判死刑的高官

执行/改革开放是强国之路，是新时期最鲜明的特点。我国过去30多年的快速发展靠的是改革开放，未来发展也必须坚定不移依靠改革开放。当前，我国改革进入攻坚阶段、发展进入关键时期，必须以更大的政治勇气和智慧坚定不移推进改革开放，不断推进我国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党的十八大对深化改革开放作出新的部署，提出新的目标任务。党章修正案总纲部分对阐述改革开放的自然段作了充实，增写了只有改革开放，才能发展中国、发展社会主义、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内容。作这样的充实，有利于全党更加充分、更加深刻地认识坚持改革开放的重大意义，更加自觉、更加坚定地推进改革开放。十八大报告中86次提到“改革”，其中两次提到“全面改革”，5次提到“深化改革”，重新点燃了人们对改革的热情。曾被认为是创造中国式奇迹的“钥匙”的改革，今天在引领13亿人实现小康的进程中被赋予更深刻的内涵以及更殷切的期望。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用“十八大后的期许”抒发自己的心声。他认为，十八大召开前，国内学术界、政界和企业界的讨论当中，相当多的人对十八大寄予希望：重启改革议程，改革再出发。“现在十八大闭幕了，就我自己的观察，这个期盼基本上得到了实现。十八大重申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目标，把深化经济改革和政治改革放到了执政党的议事日程上。也就是说，重启改革议程这一步已经迈出去了。现在关键在落实。”一些经济主管部门的高层官员亦在十八大后发出改革的声音。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未进入中共十八届中央委员名单的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在十八大后连续3天两次对国内货币政策思路作出详细阐释。11月17日，周小川在2012财新峰会上总结了新世纪以来货币政策的10个特点，称“总体来讲中国经济在转轨过程中还是普遍存在‘过热冲动’，需要始终强调防范通胀”。他同时称，金融宏观调控要有大的思路，要前瞻性谋划和设计调控的策略和方法，把握发展的阶段性特征。11月18日于北京召开的首届金融街论坛上，周小川再次对货币政策前瞻性作出详细阐述。他表示，国务院对货币政策的要求过去一直是科学性、前瞻性和统筹性，与此同时也提出了针对性、灵活性的描述，要防止调控的时候出现超调。“前瞻性判断并不容易，会有很多争论。”周小川说，“任何一种调控都不可能是有百利而无一害的，也要服从于系统特性的描述，可能有过冲，有超调，也会有震荡。”上述表态被认为是周小川对一些市场质疑的公开回应。过去10年来，市场不停质疑国内货币政策的滞后性，尤其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于上半年已开始显现，国内企业利润出现下滑趋势，但央行上半年6次上调存款准备金率，这被广泛认为加剧了危机。2008年下半年，国内货币政策急掉头，开始“保增长”，央行从9月份开始连续5次降息216个基点，并向实体经济投放大量货币，这被认为远超经济增长需要，给近两年国内通货膨胀埋下隐患。在货币政策争议声中，2011年7月，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公开提出，避免货币政策的滞后效应与多种因素叠加，对下一阶段实体经济产生大的影响。现年64岁的周小川于2002年12月出任央行行长，是自新中国成立以来任央行行长一职时间最长的官员之一。作为中共十六届、十七届中央委员，他今年未出现在十八届中央委员名单中。英国金融时报分析称，周小川很可能会在几个月内退休，由某一名中央委员接任央行行长。周小川近日在回答媒体提问时说：“年纪大了，总是要退休的。”“吃药肯定有副作用”周小川在两次演讲中，都提到了2008年备受社会争议的国内货币政策。周小川认为是外部发生了剧烈的变化。在首届金融街论坛上，周小川说，“2008年，从中国经济来讲来看美国次贷危机演变成经济危机，这种经济危机也有一点像自由落体，像一个台阶一下子就下来了。”在此前的财新峰会上，周小川给出的回应是：“应对本轮国际金融危机，货币政策快速反应、力度充分、适时退出。”周小川说：“2008年9、10月份危机深化，有人用的词叫自由落体，金融市场崩溃，在这种情况下宏观调控措施应该表现出果断，出台要及时，不能拖拖拉拉，如果拖拖拉拉的话，你起不到抑制的效果。同时信心是传染病式地下滑，你就不能够巩固信心。”“在2008年11月上旬，我当时还记得，我们在巴西圣保罗开G20（二十国集团）财政部长和央行行长会，我们手里准备一个稿子，要宣传中国的一揽子刺激计划，当时还没有公布，就在开会的最后一天公布了，我们就可以说，中国是怎么考虑的。”周小川说，“首先反映要快，力度要充足。力度究竟怎么合适，不知道，因为危机还没有完全展现出来，要计算什么是最合适的，不容易，总体力度大一点，比力度小一点好，当时有一个形容词，出手要快，出拳要重。”“我们按照数学的描述是符合当时的决策。”周小川说，“大力度地防范危机的这种调控，我们说凡药三分毒，吃药肯定有一点副作用，为了防止后面副作用的展现，我们要强调适时退出。大家看到中国成功应对了全球金融危机的冲击，中国率先复苏，而且复苏是相当强劲，但是在复苏后期有通货膨胀抬头、CPI增长的这种反应。但总体来讲，中国适时将货币政策回调为中性或者回调为正常的货币政策，总的来讲行动还是比较快。”周小川并不讳言当时的货币政策有滞后性。周小川说，“我现在回顾起来，如果能够再做快一点，也许更好一点。现在可以说，当时争论是非常激烈的，关键在于前瞻性判断并不容易，就会有很多争论。人民银行具体来讲，针对这个情况的变化进行动态微调是2009年第三季度。争论还不断，但是有一些调整已经做出来。2010年秋天，就是我们说的在准备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时候，中央已经正式决定将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回调为稳健的货币政策。2011年就正式引入了宏观审慎手段，所以这个也是货币政策应对危机过程中一个特点。”“目标不同，策略不同”周小川还从反馈控制理论对过去多年的货币政策操作作出解释。 反馈就是由控制系统把信息输送出去，又把其作用结果返送回来，并对信息的再输出发生影响，起到控制的作用。按照此理论，在经济危机中，监管根据经济状况作出的前瞻策略，作用于宏观经济，宏观经济会同时反作用于货币政策，在此过程中的反复作用力和反作用力，最终形成的结果可能受到各种变量的影响。周小川表示，在面临多变量的情况下，比如说中国的货币政策，观察的系统状态变量既有经济增长率，又有通货膨胀率，又有就业，还有国际收支平衡。央行使用的工具也不是一个，有利率、市场准备金率、央票、回购等这些工具。在使用这些工具的时候，这个市场就会变得复杂，计算也可能变得复杂。要做的努力是尽量把这种复杂的系统简化，使得沟通比较容易，操作也比较简单。在阐述宏观政策操作的复杂性同时，周小川还提出，在评价宏观调控结果的有效性时，评价指标也非常重要。在周小川看来，有两个指标。第一个就是稳定性。比如，如果中国希望GDP稳定在8%高一点，这是一种衡量。还有就是资源最节省的调控方式，浪费最小、成本最低。“实际上本次金融危机，有些国家的调控策略可能存在这种考虑，因为有些国家财政状态不好，不可能有能力，所以它追求政府使用比较小的力气或者最小的成本来实现经济的复苏。”他表示：“设定了不同的目标函数以后，就会有不同的调节的宏观调控的策略。比如说本次金融危机产生以后，（我们的）目标是希望以最短的时间实现经济恢复到原有的描述。我们说这次全球金融危机最大的差距就是有的国家是使用反应很快的办法，但是另外一些国家是使用非常缓慢的办法，你不要着急。”“这两个办法相互之间，反应快的说你看你的动作这么慢，没解决问题。动作慢的人说，你那个看着非出副作用不可。你那么快的话，也没有看准，实际上就是刚才所说的系统特性当中必然有优点也有缺点，相互之间可能也有批评。”周小川说，“我认为每个单位，不管你站在哪个层次上，都有一个调控的问题，从调控上来讲，不仅在概念描述上要清楚，同时还要有更好的可操作性。”新世纪来货币政策回顾周小川还在财新峰会上总结了新世纪以来货币政策的十个特点。被普遍认为是周小川对自己的工作总结。他表示，中国经济在转轨过程中还是普遍存在“过热冲动”，需要始终强调防范通胀。另外，中国货币政策采取了多目标制，这些目标包括保持低通货膨胀、推动经济合理增长、保持较为充分的就业和维护国际收支平衡。第三是高度重视金融机构的健康化，强调在线恢复和紧急救助。另外，货币政策的手段上，从有计划经济色彩的手段逐步转向更加市场化的手段，这是周小川总结的第四个特征。他说：“现在大家比较常用的办法说是价格型工具还是数量型工具，但是价格和数量型如果用得好，都是属于市场化的调节手段。”周小川也提到了汇率市场化和利率市场化。“我们采取汇率改革的时候，需要考虑一些改革秩序的问题，当时主要问题是，究竟先搞大型商业银行的改革，还是先搞汇率改革，还是先搞农村金融改革，应该说中国还是比较重视实体经济，重视微观基础，所以当时选择先从金融机构改革开始。”周小川将中国货币政策第六个特征归纳为：阶段性的国际收支双顺差，两个顺差并行时间比较长，市场流动性明显过剩，同时带来了通货膨胀的压力。“因此很多年来，我们很多学者密切关注如何做好流动性对冲的问题。”对于第七个特点，周小川认为是率先启动宏观审慎政策框架，丰富了货币政策的工具箱。“我们也可以结合中国的具体情况，在逆周期调节过程中使用一些和中国经济特点有关的指标和调控工具，总的精神是和宏观审慎调控是一样的。”周小川对自己金融危机时期的工作总结为：“应对本轮国际金融危机，货币政策快速反应、力度充分、适时退出。”最后一点，周小川提出不断测算产出缺口、潜在增长能力和供求结构匹配性。他说：“我们部分价格存在着扭曲，存在着传统计划经济留下来的一些影响，还存在总供给总需求结构上的失配，因此需要在这种条件下来衡量产出缺口，再根据情况的变量一起来更好地指导货币政策的制定和执行。”新世纪以来中国货币政策的10个特点中国经济在转轨过程中还是普遍存在“过热冲动”，需要始终强调防范通胀。中国货币政策采取多目标制：第一保持低通货膨胀，第二推动经济合理增长，第三保持较为充分的就业，第四维护国际收支平衡。高度重视金融机构的健康化，强调在线恢复和紧急救助。之所以“在线恢复”，因为“中国这么大经济，金融服务又不足，你让他停下来，经济发展会受影响，既要带病干活，同时一边干活还要自己修理”。货币政策的手段上，从有计划经济色彩的手段逐步转向更加市场化的手段。适应亚洲金融危机后的变化，准确把握汇率改革进程。中国阶段性的国际收支双顺差，两个顺差并行时间比较长，货币供应量明显加大。中央银行货币政策有效运行首先一个基点就是做好这个流动性对冲。率先启动宏观审慎政策框架，丰富了货币政策的工具箱。中国货币政策运用，包括多种公开市场操作、利率工具、存款准备金率、对资本的要求、对监管的要求、杠杆率、流动性覆盖率等很多工具。配合金融改革进程来把握利率市场化和利差形成。应对本轮国际金融危机，货币政策快速反应、力度充分、适时退出。不断测算产出缺口、潜在增长能力和供求结构匹配性，再根据情况的变量一起来更好地指导货币政策的制定和执行。中国证监会主席郭树清中共十八届中央委员、中国证监会主席郭树清16日在证监会党委中心组（扩大）会议上说，要紧紧抓住资本市场改革发展最有利的历史时机，牢牢把握服从服务经济社会发展这一大局，把保持市场长期稳定健康发展与解决近期紧迫性问题结合起来，坚持市场化改革方向，开创资本市场改革发展的新局面。郭树清指出，金融是推动国民经济发展的主导力量，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支撑。党的十八大报告明确提出要“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加强金融监管，推动金融创新、维护金融稳定”，明确要“加快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证券期货监管系统在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中，要紧紧围绕这些要求，狠抓落实。 郭树清说，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就是要继续坚持市场化改革方向，完善有利于市场稳定和功能发挥的体制机制，切实发挥资本市场优化资源配置的功能，引导社会资金分配到国民经济发展最需要的领域和最薄弱的环节。他指出，加强金融监管，就是要继续加强市场法治建设，打击内幕交易、操纵市场、“老鼠仓”等违法犯罪行为， 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推动金融创新，就是要继续减少行政审批，放松管制，鼓励、引导市场主体紧紧围绕实体经济的需要，进行市场创新、产品创新、服务创新和管理创新。维护金融稳定，就是要均衡发展股权市场和债券市场，改善我国金融体系结构，清理规范各类类股票、类期货交易场所，引导好区域性股权交易市场建设，提高全系统、全行业的信息安全保障水平，确保不发生区域性系统性金融风险。郭树清说，加快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就是要继续拓展资本市场服务实体经济的广度和深度，通过加快建设创业板、新三板、区域性股权交易市场，真正形成“金字塔”型市场体系结构，做好资本市场与科技创新、现代农业、社会保障等的对接与服务，推动我国经济发展由要素投入型向创新驱动型发展转变。郭树清说， 要加强监管、放松管制，不断探索有利于市场主体创新发展的内在机制。进一步推动完善税费结构，形成有利于创新创造的市场环境，不断提高市场运行效率。积极发展各类资产管理机构，不断壮大机构投资者队伍。同时，他表示，要稳步发展期货市场和衍生品市场，积极做好国债期货、原油期货市场建设工作，不断增强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大力加强上市公司、证券期货经营机构以及交易所等市场主体建设，不断引导和促进规范发展。国务院国资委主任王勇中共十八届中央委员、国务院国资委主任王勇十八大后撰文指出，推进经营性国有资产集中统一监管，为在更大范围优化配置资源、提高国有资本运行效率、加快资源整合和企业重组、培育具有核心竞争力的企业集团创造有利条件。王勇指出，完善各类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意义重大，影响深远。我们要按照党的十八大的重要部署，继续坚持经过实践证明行之有效的重大原则，持续推进完善各类国有资产管理体制的各项任务。一是进一步明确各类国有资产责任主体，明晰产权关系，建立体制机制，落实监管责任。二是加快制定各类国有资产监管的法规规章。要加快完善各类国有资产立法，健全国有资产出资人制度、领导人员管理制度、重大事项管理制度、财务和资产监管制度，规范政府、国资监管机构和国家出资企业（或单位）的关系。三是推进经营性国有资产集中统一监管。四是增强国资监管的针对性、有效性和及时性。中国银监会主席尚福林中国银监会召开党委扩大会议，传达和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一中全会，以及十八大前夕召开的十七届七中全会精神。十八届中央委员，中国银监会党委书记、主席尚福林主持会议并讲话。尚福林强调，要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讲话精神，进一步明确奋斗目标，不断提高金融服务水平，推进银行改革转型，适应社会经济发展和人民群众对金融服务的各种需求。尚福林指出，党的十八大是在我国进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定性阶段召开的一次十分重要的大会。胡锦涛同志代表第十七届中央委员会所作的报告，回顾总结了过去五年的工作和党的十六大以来的奋斗历程及取得的历史性成就，确立了科学发展观的历史地位，提出了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胜利的基本要求，确定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的目标，对新的时代条件下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出了全面部署，对全面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提出了明确要求。尚福林强调，十年来银行业改革发展的辉煌成就证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的正确，也为未来的发展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打下了坚实基础。当前的首要政治任务，就是认真学习、全面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自觉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的十八大精神上来，把智慧和力量凝聚到落实党的十八大提出的各项任务上来。尚福林要求，银监会系统各级、各部门、各单位要增强政治意识、大局意识、责任意识，按照中央部署，结合自身实际，迅速兴起学习十八大精神的热潮，推动当前各项工作再创新绩、再上台阶。紧密结合银行业实际，贯彻十八大精神。要紧密结合银行业实际，找准贯彻十八大精神的结合点、切入点、着力点。要研究推动以深化体制机制改革增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能力，以资本管理为抓手提升商业银行核心竞争力，以流程再造挖掘银行业金融机构自身发展潜力，以绩效考评增强金融创新驱动力，以服务功能拓展提振银行业的社会公信力；要根据十八大战略部署，研究新情况，分析新问题，提出新举措，推动银行业监管工作和党建工作取得新进展。紧密结合当前工作，落实十八大精神。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讲话中关于对民族、对人民、对党的责任的要求，切实将促进社会经济发展和改善广大人民金融服务作为银行业和银行监管的重要责任和目标，进一步支持实体经济继续稳步增长，加强重点领域风险排查，落实风险防范责任。要进一步明确奋斗目标，不断推进银行改革转型，适应社会经济发展和人民群众对金融服务的各种需求。要进一步严格工作要求，按照年初和年中工作部署认真落实各项工作，为明年银行业监管工作打好基础。原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中国国际金融公司董事长李剑阁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董事长、孙冶方经济科学基金会理事长李剑阁11月17日在“2012财新峰会：中国与世界”上表示，无论下一步怎么改革，都离不开两点，一要坚持市场化改革的方向，二要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积极发展民营经济。李剑阁说，刚刚开完的十八大大家都非常关注，有两个字使用频率特别高，那就是“改革”，新闻媒体做了一个统计，大概“改革”在十八大报告当中出现了86次，所以社会上好像又重新点燃了改革的热情，大家对下一步改革也更高的期待。李剑阁回顾了中国35年来改革历程。他说，每一个阶段到了关键时刻就有一个重要的会议进行高层的推动和高层的设计。当然改革的每一个阶段，群众基础探索和创新也很重要，所以底层创新和顶层设计相结合是中国改革一个特点。我每年都参加财新论坛，在去年的财新论坛我们和与会各位曾经回顾过，中国在过去35年当中，差不多每十年会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纲领性文件指导十年的改革。我们回顾一下第一个文件是1984年，当时是十二届三中全会，那时候对中国的改革，当然是在农村改革的基础上，中国的城市改革和全面的改革到底怎么搞，我们并没有一个清晰的认识。现在很多的文献都记录了这个文件起草的过程，把起草小组解散，重新成立一个起草小组起草，最后起草这个文件邓小平高度评价是马克思主义一个新的政治学的发展，这就是十二届三中全会。十二届三中全会标志着中国改革从农村全面地进入了城市，所以在1984年在后10年改革当中有很长足的发展，后来到了1993年，又召开十四届三中全会，在十四大的基础上对上个世纪90年代的改革做了一个全面的部署，提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目标和基本框架。因此在这个文件指导下，1993年特别是到1994年中国城市改革全面推开，称三项改革，就是财政中央和地方分税改革。税收原来中国按照销售额产品税改为以流通环节增值的部分作为税基的增值税。还有把中国长期存在的外汇双轨价格并轨，成为一个单轨的汇率。大家可能还有印象，那个时候我们除了用人民币以外，外国旅游者到中国来还用外汇券，外汇国家有一个牌价，一个进口企业想获得外汇除了用国家牌价去买外汇以外，还要在外汇市场买一个额度，因此当时一般汇率是在一美元兑八块到十块人民币。改革，实现了中央和地方规范化的分税制，整个流转环节的税收，改为国际上比较通行的，也是当年世界银行向我们推荐的增值税，再一个就是汇率，一步兑换为1美元兑8.7元。 金融也进行了改革，就是在90年代初，中国的资本市场诞生和初步发展的年代，中国有了资本市场，有了股票市场，有了证券市场，有了期货市场。金融商业银行在那个阶段也做了很多的改革，这里就不讲了。到了2003年又过了10年，也就是十六届三中全会，当时也对改革做了一个决定。2003年又出现了一个文件《关于中国经济体制改革若干问题的决定》。但是这个10年来，现在社会上特别是经济学界也很多的讨论，认为2003年所写那个文件进行回顾和盘点一下的话，发现有许多的目标没有实现。而且这10年当中还有一个现象，也许是因为改革进入了深水区，到了攻克特难的时间，所以这10年来，思想界，舆论界以及网络上面怀疑、否定，甚至反对改革的声音都出现。那么改革确实是在推动和阻碍两种力量的较量下不断地向前推进的，我们回顾一下历史，曾经也出现一个状态，在一段时间里面，改革被人批判，被人怀疑，被人讽刺。我回顾一下有哪两个阶段？一个就是1986年到1987年上半年期间，这个时候全国搞反自由化的政治运动，这个政治运动过程中，有的人借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想推广到在经济领域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所以改革受到很大的压制。我本人经历过，1987年5月13号当时中央领导同志受邓小平的委托，开了一个高级干部会议，在上面明确表示，经济领域里面不反私有化，一下子改革的势头又重新起来了，也为当年秋天召开的中共十三大铺平了道路。此后又有一次，1989年到1992年又有一次，有人以反对和平演变的名义反对改革，这也使改革处于一个停滞和低潮的状况。那么这个是怎么扭转过来的？在座的都知道，就是1992年的春天，邓小平进行南方考察活动，一路上讲了很多话，把这个势头扭转过来了。因此使得当年秋天召开的中共十四大非常顺利。李剑阁说，我回顾这个想说明什么呢？每次中国的改革出现徘徊，甚至于回潮的状况下往往又酝酿着下一次一个重大的改革，也许下一阶段就会出现改革的高潮。去年我也在财新峰会上说过，按照我们过去的规律，明年又是一个第10年的开始，我们大家都期待十八届三中全会是不是有可能再形成一个纲领性的文件指导我们下一步的改革。改革有很多的话题，也有很多的思路，我想在这里只讲两个观点。第一个观点就是坚持市场化改革的方向。20年之前，我们明确提出市场在资源配置当中起基础作用，这个话现在听起来，可能很普通的一句话，但是1992年把市场经济作为党的改革目标写在文件当中，这可以说是石破天惊的事情，是非常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事情。为什么我说这个很重要呢？2008年以来全球金融危机以后，我们有些经济学家，有一些舆论认为，把市场经济和危机连在一起就产生很大弊端，而中国受到影响比较小，因为市场干预比较多，政府作用比较强大，正因为如此政府干预越来越多，在这种情况下，我们重温20年前关于市场经济的有关论述，对下一步的改革目标是有好处的。在这方面简而言之，当前迫切有那么几件事，一个就是要打破垄断，放开市场准入。首先，要打破垄断，放开市场准入。大家都知道我们现在有很多重要领域，只有国有经济在经营，民营经济是不允许的。但是这几年国务院制定了老三十六条，又制定了新三十六条，在这方面有很大的进展，就是允许民营企业进入过去传统意义上讲的垄断行业，这刚刚是一个开端，情况怎么样，我们还看不出。前不久全国政协开了一个座谈会，请了全国各地比较优秀的知名的一些民营企业家来开会。他们普遍反映，这两个文件非常好，尤其对于垄断行业放开问题，他们普遍反应，多年血的教训告诉我们，只要国有企业垄断的，占优势领域的不能去，我们也不敢去，我们有可能有去无回，所以我们不感兴趣。这个在比较高层的座谈会上反映出来，引起我们高度重视，我们下一步怎么真正做到市场准入，让民营企业愿意进去，敢于进去，而且进去以后跟国有企业一起为中国经济下一阶段的发展和结构调整，共同来起作用，这就是我们下一步改革应该做的事情。其次要放开管制，减少干预，强化竞争。在这方面我们有几个问题，我们GDP比较高，价格是一个货币现象，我们要通过其他市场其他渠道解决通货膨胀的问题。但是我们政府主管部门习惯思维就是进行干预或者是压制。我们听到很多商业部门，流通部门和工业制造部门都说，一旦价格上涨的时候，他们会接到一些电话。有时候并不见得是文件，但是主管部门会给他们一个电话，希望你们不要涨价。但问题是超级市场的猪肉涨价以后，农民猪肉价格涨价，你不让超级市场猪肉价格上涨，他怎么能做这个生意，他只能不卖了，要不就是降低等级或者减少份量，他不能做赔本生意。我们价格部门愿意对价格进行干预，而对价格的自由，这可以说我们这30多年改革初期，我们每个经济学家都认识到的，价格是市场经济一个基本的要素，它起一个资源配置的信号作用。这几年对劳动力的价格，对收入分配的行政干预也是越来越多。最近我们经常听到说中国经济30多年为什么能取得这么高速的增长，因为中国人非常勤劳，这句话对不对？绝对是对的。如果中国人不勤劳，中国不可能取得30多年的成长，在中国土地上也不可能积累这么多财富。但是中国人是不是天生就勤劳，这是要打一个问号。我最近在想一个问题，我们改革开放已经35年了，以我估计55岁以下的人对计划经济基本上是没有感受的。但是我们55岁以上的人都会清楚的记得在计划经济的情况下，不管是城市还是农村，不管是田地里面还是车间里面，中国人普遍都是很懒的。在农村的时候，我们是城市知识青年下乡，我们可能缺少劳动，没那么勤劳。号召我们所学习的对象，那些农民是不是很勤劳了，在那个体制下也很不勤劳。作为计划经济过来的人，我思考这个问题。说中国人勤劳是对的，但是中国人不是天生勤劳，他在一定体制下，他的勤劳和聪明才智才能发挥出来。如果体制丧失中国人可以重新变成懒惰，所以改革非常重要。所以我注意到习近平同志在记者见面会当中讲一句话，他说“人世间一切幸福都需要靠辛勤劳动来创造。”我觉得这个讲的非常好，千万不要新的领导上来了之后，就坐着吃蛋糕了，还是要辛勤劳动。因此他说要坚持改革开放 ，不断发展生产力。第二个观点是要坚持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积极发展民营经济。为什么要讲这个话题呢？因为在15年前也就是中共十五大，我们提出了社会主义基础经济制度就是多种经济共同发展。从十五大召开以后，我们修改了《宪法》，我们制订了《物权法》，明确表示要对个人合法产权进行严格的法律保护。但是《物权法》制定，这几年，至少大家众所周知在中国有些地方个人产权受到非常粗暴的侵犯，把一些企业家变成无产阶级。所以现在要大力发展民营经济，最重要不是三十六条新的也好，老的也好。最重要的是，我们党，我们国家要重申对于个人产权的保护，否则的话，你多赚钱，赚完以后归你的不多，他是不会干。也就是说，我们现在金融部门以及海外好多金融机构，统计部门都用大量的数据表明，中国现在有很多的资本在外流，这是一个非常可怕的事情。最近有一些外国的机构问我一个问题，你们中国经济增长不管怎么说今年7%，明年还要低一点，但是仍然是全世界最好的地方。我们都想往你们那儿投，为什么你们都想往外面走？你想想这是一个什么问题。因为他们外资进来我们是保护的，老百姓投资是得不到保护的，所以中国老百姓不愿意到国内投资，至少要拐个弯变成外资投资，这是下一步阶段改革需要解决的问题。民营经济这几年对中国经济起了很大的作用，但是我们仍然把它当作后娘养的，这个数字证明，这几年60%的GDP是民营经济创造，50%的税收是民间经济创造，80%就业，当然包括农民工进城，都是由民营经济吸纳。65%以上发明专利是民营经济提供的，75%以上技术改造是发生在民营经济上，80%以上新产品是民营经济提供，所以民营经济对中国的经济发展是非常之重要。我毫无贬低国有经济的意思，但是我们要为民营经济呼吁，国有经济是强势群体，民营经济是弱势群体，为他呼吁是理所应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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