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呼喊与细语》中导演伯格曼的人性呼唤 伯格曼医用喷剂

　　［摘 要］ 《呼喊与细语》是由瑞典导演英格玛・伯格曼拍摄的、在1972年上映的电影，这部电影作为70年代伯格曼电影的典型代表，在其一生的电影生涯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电影通过对四个女性角色的多维度刻画，将人性的困惑与渴望展露无遗。电影延续了伯格曼一贯的舞台剧风格，从演员的独白到影片的色彩运用都体现了伯格曼独特的视角与思考，并且仅仅用四个女性的角色串联起整部电影。本文主要从四个女性不同的角色定位出发，了解角色内心的呼喊与导演试图传递给我们的关于人性的思考。
　　［关键词］ 英格玛・伯格曼；《呼喊与细语》；人性
　　
　　一、《呼喊与细语》与英格玛・伯格曼
　　在1972年上映的电影《呼喊与细语》是瑞典电影大师英格玛・伯格曼的作品，伯格曼电影作品的表现方式和表现特色在这部电影中得到极佳的体现。在20世纪的欧洲，伯格曼的电影对经历过动荡的欧洲社会，特别是上流社会、中产阶层投入了更多的折射与关注，与很多当代中国电影导演不同的是，英格玛・伯格曼对人类社会进步、动荡的变迁，更愿意从外表绚丽的上流社会或者是中产阶级开始，这种风格持续到伯格曼中后期的作品之中。很多人都觉得，伯格曼的电影作品，即使无法欣赏或者了解其电影主旨，也经常能够被其精致的细节、大气的构图、巧妙的色彩搭配所说服。
　　对于导演英格玛・伯格曼而言，《呼唤与细语》是一部极为重要的电影，这部电影是70年代伯尔曼电影的代表之作，每一个时期的伯尔曼在电影的表达方式上都有着不同的变化和差异，这是因为导演深信电影是其内心灵魂感受的一种再现，每一部电影都有着浓烈的伯格曼个人气息。在这一时期的伯格曼，其信仰已经发生了改变。他不再执著于上帝与存在，这个时期的伯格曼已经否定了上帝的存在，所以在影片中伯格曼特意邀请了一个面部表情很微妙的演员来扮演牧师这个角色。除此之外，影片中玛利亚和母亲的扮演者丽芙・乌尔曼是导演伯格曼的妻子，伯格曼导演一生有过5次婚姻，无论是生活还是电影艺术，他们都是彼此生命中最重要的人。丽芙・乌尔曼参与演出伯格曼的十多部电影，在伯格曼的电影作品中占据着独特、重要的地位。在《呼喊与细语》中的演出，乌尔曼也是淋漓尽致地将角色的各种表情、语气拿捏得恰到好处。伯格曼作为话剧导演的长期经验，使得他对演员的训练、要求更为严格，在他的电影中，演员的细微表情、呼吸都有着特殊的角色使命与意义。这是我们得以在大师的电影作品中近距离欣赏演员表演的重要前提。
　　二、人物角色的人性呼唤定位分析
　　向来淡化情节、追求戏剧效果、探求人的内心世界奥秘的伯格曼在《呼喊与细语》中塑造了四个女人，四种鲜明的个性的女性形象。在他为影片设置的封闭结构中,她们作为电影文本的四个主要元素,缺一不可。
　　(一)艾格尼丝呼唤的母爱
　　艾格尼丝是整部影片推进的主线，影片一开始导演用了大量的镜头来铺成时间，然后将镜头推向了病床上虚弱的艾格尼丝。艾格尼丝的病痛将这四个女人联系在了一起，整部影片也由此得以展开。艾格尼丝是一个极度渴望得到关爱的女性，这种母爱的缺失使她在童年时期也没有得到应有的快乐。她在病床上回忆母亲，尽管在她的回忆里，母亲是一个孤独、忧伤、厌倦，没有耐心教育小孩，也无法给予小孩关爱的女人，但是她依旧渴望能够再见一见20年前的母亲。这种情感上的缺失使艾格尼丝与她的其余两位姐妹相比，更懂得感恩。这种对亲情、关爱的渴望也鲜明地衬托出了两位姐妹的冷漠与残忍。艾格尼丝在疼痛发作的时候，卡琳与玛利亚都是带有恐惧远远地观望，只有佣人安娜紧紧地抱住她，在整部影片中，安娜扮演的女仆角色其实是正面母亲角色的代表。与卡琳、玛利亚的精致妆容、优美仪态、珠宝华服相比，这个衣着简朴的女性内心所拥有的善良与关爱显得纯净又高贵。影片中对于艾格尼丝的角色设置是对比鲜明的，在病痛中极度地呼喊换来的却是姐妹们的冷漠与疏离，这种歇斯底里的呼喊与姐妹们的反应直接地折射了这个拥有庄园的富裕家庭里令人不寒而栗的虚伪与冷漠。艾格尼丝呼喊的关爱始终没有得到，她渴望得到姐妹们的拥抱、抚摸与陪伴，她更多的时候是希望卡琳、玛利亚离她的病床近一点，她希望自己没有难闻的气味而便于与姐妹亲近，但是在弥留之际她依旧没有能够得到她想要的关爱，只有安娜用自己的母爱来让艾格尼丝换来片刻安宁，也许，安娜给予的，并不是她想要的。但是，她想要的，在眼前，却隔着冷漠、残忍，永远无法实现。
　　(二)玛利亚呼唤的生活
　　玛利亚无疑是影片中人物形象上最饱满的女性，对于玛利亚的解读我们不需要通过太多的猜测或者臆想来完成，无论是其自身的表现抑或是她与情人的一番对话，都让我们对这个女性的内心世界有了较为清晰的认识和了解。玛利亚更像是整个上流社会总容易制造出来的没有灵魂的美丽木偶，精致的面容却无法改变生活的空虚与寂寞，但是这本是一个在内心有着各种不安分的女性，既不愿意改变这种衣食无忧的富裕生活，但是又迫切地渴望生命中能够出现某种刺激。她需要从空洞的生活中获取乐趣，于是生活对于她而言，是一种贪婪地索取。她不曾考虑对这种生活的感恩，她只是需要索取得更多，她需要各种空虚与无聊的快乐。于是在电影中她不停地勾引艾格尼丝的医生，她希望通过这种出轨的混乱生活带给自己人生更多的欢愉和刺激，还不顾自己作为母亲的责任与使命。导演在这一点上，有意地将玛利亚与她的母亲进行身份的重叠，并且玛利亚的扮演者也是扮演母亲的演员，导演的这种安排别具匠心，也许玛利亚只是20年后母亲身份的再续，但是这种再续的母亲身份角色，在艾格尼丝渴望的、怀念的母爱面前，却是如此的残忍。玛利亚渴望真实感情的生活，但是她的贪婪与冷漠使得她在追寻自我刺激的道路上一次次地失去越来越多的亲情与朋友，在影片中玛利亚有一段与卡琳的对手戏，玛利亚将卡琳内心深处的各种情感唤起，姐妹二人出现了前所未有的亲密与契合，只是在艾格尼丝去世以后，卡琳想要继续维持的姐妹情谊却再次被玛利亚践踏得不名一文，她再次用自己的贪婪与残忍嘲讽了卡琳刚刚复苏的内心。玛利亚总是在呼唤一种能让她快乐与幸福的生活，但是这种对生活的冷漠、不感恩决定了她永远不能发现生活的真谛，她呼唤的生活其实就在身边，悲哀的是却不自知，并且以各种手段冷酷地将其毁灭。
　　（三）卡琳呼唤的真诚
　　卡琳的发型与艾格尼丝在回忆中的母亲的发型一模一样，这也在一个侧面反映了卡琳在三姐妹中地位的权威，这是正统社会产生的严肃女性，她有着一种盛气凌人的气势，谢绝各种形式的亲近。这种强势的外部特征其实隐藏着其内心的虚弱与绝望，这是一个对爱失去信心的女性，无论是家庭、丈夫、姐妹都让她无法充满真诚和爱意地去面对。对于艾格尼丝，她更多的是一种责任，这种出于责任的照顾义务在影片最后艾格尼丝死而复生要求近距离接触的时候，得到了无情地拒绝与否定，卡琳说过：如果我爱过你，我会答应你，但是我没有。这种残忍的直接对于卡琳来说何尝不是一种释放，她憎恨一切谎言、虚伪，长期以来她一直扮演着好姐姐的角色照顾着艾格尼丝，但是从内心深处她并不认可自己的这种行为，就如同给予这种并没有温度的亲情对于卡琳来说都是一种让自己的内心深处感到痛苦的事情，她无法面对自己的这种虚伪。卡琳的痛苦与玛利亚的痛苦是不一样的，卡琳对于生活有着清醒的认识，但是这种冷漠与虚弱已经深入她的灵魂，她对生活的渴望是真诚的，她希望所有人都生活中在没有谎言的世界里，她害怕谎言带来的各种伤害，于是用强势的黑色外衣将自己塑造得威严与冷漠。她选择伤害自己的方式来表达对生活的不满，在疼痛中觉察到生命的存在。卡琳在影片中呼唤着真诚，庆幸的是她也试图改变这种困惑的生活寻求一种新的生机，于是在玛利亚渴望与她进行交流和畅谈的时候，卡琳做出了重要的改变和努力，这种改变对于玛利亚来说微不足道，所以能够无情地践踏，但是对于卡琳来说，这无异于一场心理构建的重新坍塌，她以为建立起来的信任与真诚，再次被玛利亚的嘲讽击毁得荡然无存。对真诚的呼唤，变成了一种无法实现的奢望。
　　(四)安娜低语的温暖
　　安娜是整部影片中最为沉默与安静的角色，其仆人的身份赋予了她耐心与恬静，她无法同卡琳或者玛利亚一样通过张扬的声音来体现自己的特色，也许她并不需要，因为她内心的满足，使得她无需面对心灵的折磨，无需通过呼喊来进行各种不安灵魂的发泄。伯格曼对于安娜角色的设置，有着特殊的寓意，特别是两次抱着病床上艾格尼丝的构图，与中世纪欧洲拜占庭风格的女性角色是如此的相似。安娜给予的，才是艾格尼丝一直渴望的母爱，但是对于艾格尼丝来说，这种安慰也许带着无奈的成分，她所有日记的回忆里，一直在意和追寻的依旧是姐妹之间带来的亲情感受，对于安娜给予的感情，更多的也许只是一种慰藉。
　　安娜对于生活，并没有歇斯底里地呼喊，她只是悄悄地低语，更多的时候则是沉默不语。安娜是这个家庭中留守到最后的人，在艾格尼丝死后，在卡琳、玛利亚解脱式的告别以后，只有安娜拿出艾格尼丝的日记，这本是一个有着共同美好回忆的四位女性，但是却都以不同的姿态走上了各自的人生，也许，在三姐妹不同的人生呼唤面前，只有安娜的低语，才是如此的温暖、有力。
　　三、英格玛・伯格曼的人性思辨
　　在英格玛・伯格曼的电影作品中，人物的出场、情节的铺成都是采用极简的方式来完成，除了后期的封镜之作《芬妮与亚历山大》导演大量使用了背景、人物素材以外，在其余作品中并无过多角色出现。同样，在《呼喊与细语》这部电影中，人物角色定位在四个不同的女性身上，这是一部近乎排斥男性角色的电影，从影片开始到结束，男性间或穿插在整部电影的少量情节中，但是这也在某种程度上隐喻着这些少戏份的男性却给影片中的女性造成了重要的影响。伯格曼电影重视精神力量的隐喻，造成影片中多种不同性格女性的空虚与悲哀，与她们身边男性的性格、态度有着某种潜在的联系。但是导演又并未把这种联系用一种坦白、直接的方式表达出来，从某种意义上来讲，这是一部有着较强隐忍色彩的电影，影片中的女性在各自寂寞、孤独的世界里压抑地生活，在一切美好、繁华、平静的表面下忍受着不同的心理折磨，这种折磨与痛苦深入她们的灵魂，但是却又被平静深深地压抑。导演对这部影片的处理手法也采用了一种欲说还休的表达方式，它深深地洞察到每一个人内心的虚弱与寂寞，它轻轻地撕开一个伤口让我们一窥究竟，但是却并不过度地歇斯底里。反而是轻轻地将刚刚推开的一扇门悄悄地掩上，让腐烂的灵魂继续在光鲜的生活里若无其事。
　　［参考文献］
　　［1］ ［瑞］英格玛・伯格曼.伯格曼论电影［M］.韩良忆,等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54.
　　［2］ ［瑞］英格玛・伯格曼.冬日之光［A］.英格玛・伯格曼电影剧本选集 (下)［C］.黄沫转,译.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1990:116.
　　［3］ 李道新.影视批评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
　　［4］ 王方.电影作者和作者电影［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6.
　　［作者简介］ 赵清（1974― ），女，天津人，文学硕士，北京外国语大学德语系讲师，主要研究方向：瑞典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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