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鸡下蛋:《联大》背后的故事]大母鸡下蛋

　　一所战时联合学府在完成其历史使命、宣告解散六十余年之后，仍然让人由衷地产生崇敬之情，让人缅怀不已，一方面可以说是历史的欣悦和丰碑，另一方面也可以说是现实的无奈与悲哀。关于这所由国立北大、清华和私立南开组成的联合大学，美国学者易社强（John Israel）教授孜孜��，锲而不舍，苦心经营，于1998年推出《战争与革命中的西南联大》（Lianda: A Chinese University in War and Revolution，下文简称《联大》），该校校友、史坛巨擘何炳棣誉之为“迄今最佳联大校史”。因缘巧合，笔者有幸翻译此书，中文繁体字版于2010年4月由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付梓，时隔近两年，简体字版于2012年初由九州出版社发行。
　　关于翻译缘起，我在九州版《译后记》中略有交代：“我最初是从何炳棣先生《读史阅世六十年》的脚注里得知这本书的。大学史是我很感兴趣的一个题目。于是，在北大朋友的帮助下，从图书馆里借来英文原著，复印了一本。当初翻译这本书，缘由不外乎两个，一是锻炼自己的英语，二是希望藉此走上学术之路。不管怎样，此后一有闲暇，我就背着英汉词典、原著复印件和一沓稿纸，钻进北大的公共教室，把蝌蚪文转为方块字。一开始还是白天上班，夜晚翻查词典斟酌句意，忙得不亦乐乎。后来索性辞去工作，专事翻译。春去冬来，一年倏忽而过，译稿基本杀青。这时已是2007年岁末。”
　　《联大》传记文学版的出版周期相当长，一是因为译文修订得等易先生回到美国之后才能全面展开，更重要的是我学力有限，译道荆棘丛生；二是出版方人手不够，杂志业务就已相当繁重，编辑书稿常常是在业余时间进行。后来想想，这个漫长的周期也有利于避免译稿出现一些比较低级的错误。就我记忆所及，Chinese Recorder在付印之前才改为《教务杂志》（原译为《中国报道者》），Memoirs of Li Tsung-jen一开始被我译作《黎锦扬回忆录》，后来想想不对，其实就是唐德刚整理的《李宗仁回忆录》。像Chiang Yung-chen，台版音译为“蒋永珍”，这回修订改作“江勇振”。台版把“特务”（secret agents）错成了“秘书处”（secretariat），把“公粮”（public rice）弄成“公米”，九州版都予以订正。
　　学术翻译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原始文献的“回译”。没有掌握丰富的文献，不通读所引用的材料，是很容易出错的。而《联大》可能涉及的参考资料，我从孔夫子旧书网等渠道大肆搜集，但凡有一丝联系就不放过。如此这般还是捉襟见肘，毕竟有不少东西是网络无法提供的。因而，我只能依靠图书馆的资源。然而，大陆的公共图书馆落后得令人发指，有的高校图书馆藏书比较丰富，但几乎不会对校外人员开放。在刘东教授的帮助下，中文系给开了一封介绍信，我就凭着那张盖了印章的纸条在北大图书馆进进出出，晃荡了一两个月。
　　拙译第一稿在2007年6月涂抹完毕，我在8月8日给北大的薛刚兄写Email，请他帮忙借阅两种征引最频繁的资料，一是民国版的《联大八年》，一是台湾版的《学府纪闻：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像张启钧的《儒林逸话》，我查到香港中文大学图书馆和上海图书馆有馆藏，就只能辗转请老师和朋友帮忙了。
　　除了勤查词典勤翻书之外，译事本身考验的还是对原著的理解和中文的表达。因为是初事翻译，几乎一无所知（现在想想，当初真是胆大），偶尔从网上搜到孙仲旭先生的博客“一亩三分”，其中多有谈翻译的文字，藉此顺藤摸瓜，也购买了思果、董桥、余光中等人谈翻译的书来补课。易先生也曾给予指点，他在2008年7月17日的信中谈到“翻译三板斧”：一、抓住大意比死盯着一字一词更重要；二、无论是创作，还是翻译，都要做到文从字顺，以吸引读者为第一追求；三、翻译腔要不得。对照拙译，我愧怍万分，虽然也算尽心尽力，但深知路漫漫其修远兮。
　　翻译是一桩苦差事，但至苦中往往蕴藏着至乐。有时与蝌蚪文纠缠不休，灵感突降，那种爽快真有如大旱之后的甘霖。英文原著几乎处处可见作者的文心，遣词用字甚为讲究，要用中文完全传达出来几无可能，而翻译时心领神会，大有拈花微笑之意。此外，作者独到的视角，深邃的洞察力，审慎的考辨，以及征引的新材料，都会让译者感受到上苍的恩赐。譬如，第十四章讲述的“飞机洋狗”事件，是抗战时期很重要也很有名的一次历史事件，作者证明此事纯属子虚乌有――虽然在考据上还不够严密，但足以引起人们的省思和怀疑。附带说一句，杨天石的《“飞机洋狗”事件与打到孔祥熙运动》（载《晚晴变局与民国乱象》，北京工业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对此有较为深入细致的考证。
　　《联大》九州版问世后，我给深圳的梁由之先生寄了一册，请他斧正。他读后，果然来信指出了几处疏误。比如，第8~9页“日本驻华北屯军新任司令香月清司”当为“日本新任中国驻屯军（通常被称为华北驻屯军）司令香月清司”。辛丑条约签订后，日军取得在华驻军特权，“驻屯军”随之成为一个专有名词。
　　另外，梁先生还批评第101页“李大钊”的前缀“千禧年玄学家”“颇不可解，甚至不通”。于是我赶紧写信请教易先生，他告诉我，他对李大钊的理解是基于莫里斯・迈斯纳（Maurice Meisner）的经典著作《李大钊与中国马克思主义的起源》（Li Ta-chao and the Origins of Chinese Marxism）。按照迈斯纳的解释，中国传统的循环史观对李大钊影响颇深，转向马克思主义以前，他把历史决定论看作是使整个宇宙达到有序的基本的精神力量，而此后就把历史看作不断演进的发展过程。这使李大钊的马克思主义理念带有浓重的形而上学色彩，与陈独秀的唯物主义理性（materialistic rationalism）形成鲜明的对比。迈斯纳用“chiliastic”指称李大钊的马克思主义观，作者为了压头韵，就用了“millenarian”一词，于是成了“millenarian metaphysician”，直译过来就是“千禧年玄学家”。
　　没想到一个小小的“千禧年玄学家”底下竟然藏着这么曲折的故事。这背后的学术脉络，易先生不说，又有几人知晓呢？不过，尽管有这个解释，我得承认自己还没有完全弄懂――估计还得读读李大钊，补补课。
　　从这两个英文单词中可以看出，我的工夫远远没有做到家。这样的例子，拙译恐怕还有不少。恳请方家纠谬，匡我不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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