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丑陋与美好　宋柯的音乐世界】感慨世界美好的句子

　　烤鸭与涮羊肉，立于不败之地 　　“吃完烤鸭第一件事是，我应该付你钱；你做得好人家还夸你。你看这什么态度呀这是！” 　　未来的大亨 　　“当年大热唱片我至少有一半是有的……我们这种人，在国外都应该是大亨级人物。”
　　数字音乐的曙光
　　“热卖唱片都能过千万，而国产电影一年没几部过千万……为什么我们不投大钱在唱片？”
　　告别纯真年代
　　“我们这个行业的最大问题是，我们都被互联网给忽悠了。”
　　唱片已死，音乐永生
　　“如果真有一个很牛的新产品，商业模式成熟，可能就会回到当年唱片的黄金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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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尝尝这芹菜，这芹菜名叫马家沟芹菜。有点辣，但味道不错。这是专门一个地方产的芹菜，比一般芹菜贵，还贵不少，口味当然也不一样。”宋柯坐在圆桌的另一头，嘴里叼根烟，面前的白色iPhone4响个不停，一会儿短信一会儿电话的，还不忘招呼我们。
　　在朗悦府试营业的第二周，我们坐在这家位于北京CBD核心地带的餐厅的一间包厢内，和他一起试菜。菜一道一道端上来。宋柯抽着烟，以一副阔人的眼光看着我一个盘子吃一点，然后在嘴里还塞着食物的情况下嘟嘟囔囔地对他说一些赞许之词。
　　让他引以为傲的烤鸭上桌了。卷烤鸭的春饼被细心地折一下垒放在小蒸屉里，宋柯提醒我们注意这一点，一般的餐厅都把春饼整个儿地堆在那儿，“你得撕半天，而且实话说也不卫生。”至于鸭子，“片鸭子差别很大。这几天都是我们主厨片的，特精细，片起来慢死了。以后你吃到鸭子口味不太对，可能就是因为片的原因。”
　　活鸭专门从北京南城一家店进货，“全北京只此一家”，几大烤鸭店―全聚德、大董等都从这家买，光鸭子成本就得六十多块。烤制时分俩炉子，一个炉子粗烤，一个炉子再细火烤，“把烟熏味儿都去掉”。
　　做这餐厅前后仅用了三个月，而宋柯基本不是在忙原先公司的事儿，就是在洛杉矶陪老婆生孩子。但是没关系，“我没空忙餐厅，但我有空吃啊。”他各地儿“淘”菜。铁锅炖大公鸡是从延庆那边山里淘来的，他吃着高兴，就让老板以后进货时多订一份原材料。形容这菜的口味，他用了一句口头禅：“大成功！”同样的口头禅他曾经用来描述过孙燕姿的第一张专辑，还有刀郎和李宇春。
　　这餐厅本来可以安安静静等待自己通过口碑传播在一群专门找地儿吃饭的北京人中间红起来，但是宋柯自己的一个决定让它还没来得及征服客人的胃，就先满足了大众一颗八卦的心。这个决定就是：他宣布辞去有中国内地最大音乐公司之称的太合麦田的CEO职务。辞职之后干嘛去了？八卦的群众有答案：开烤鸭店呀！
　　宋柯自己也拿这个事情开玩笑，辞职之前，他对自己餐饮公司的合伙人和厨师长说：“哥儿几个你们可得感谢我啊，我为了咱们鸭店，我把他妈的多少年薪的工作都辞了！”众人哈哈一笑，都觉得这哥们是不是在逗大家玩儿。结果看到第二天互联网上铺天盖地的八卦消息，厨师长紧张得三天没睡好，“压力太大”。
　　厨师长是宋柯从另一家小范围内有美食知名度的果果烤鸭挖角过来的。他16岁开始在全聚德学做鸭子，干了16年―这正好是宋柯自己泡在音乐行业的时间，“自己有点小创新”，离开全聚德到果果。宋柯对此人赞不绝口：“他要是搁在音乐行业，就是个类似于张亚东这样的人。亚东是一个音色能研究半年这样一人；我们的总厨一聊起菜，也是眉飞色舞，一个细节能琢磨很久。”
　　2012年元旦假期之后，宋柯不再去太合麦田上班，几乎天天待在自己的烤鸭店。他还翻了两本写海底捞的书，吃了几次海底捞，得出的结论是，“这老板很懂人的心理”，“这个人的成功是以人为本，而不是以成本为本”。他马上活学活用。1月12日风险投资机构软银赛富把年会放在他的烤鸭店开，提出要喝自己带过去的红酒，四点钟的时候宋柯打了个电话过去说，我现在派个司机过去把酒取来，先给你醒着。“司机一到他们办公室，所有人都说，哇，这个餐厅厉害：第一，懂酒；第二，上心。”餐饮新兵有些得意。
　　电话又响。他对着电话讲了一通，放下电话对进来倒茶的总厨太太说：“后天菲姐要来。菜注意点。亚鹏别管他，反正他们公司在附近，爱吃不爱吃都得把这儿当食堂。”
　　“烤鸭与涮羊肉，在北京永远立于不败之地。”他引用他的朋友、资深乐评人戴方的话说。餐饮是他的爱好，是他内心中“时不时会冒出来折磨自己”的小恶魔；餐饮也是他所认为的商人的培训基地，“我身边好多大哥都是从餐饮起家的”，因为它既锻炼成本控制能力、管理能力，利润率又高，基本没有不超过50%的。“让我最欣慰的是，我认真做好一只鸭子，对消费者来说，吃完烤鸭第一件事儿是，我应该付你钱，而且现结；你做得好，人家还夸你，说花这么点钱就能吃到这么好的烤鸭。你看这什么态度呀这是！”他以一副受害者突然得到尊重的口吻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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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宋柯自己为自己演奏着辞任太合麦田CEO的退场音乐，主旋律是他的一句“唱片已死”。先抛出“唱片已死”的论调，紧接着再有辞职之举，迅速让人得出结论：“这个行业不行了”，无论他自己是否这样想。
　　在他1996年进入唱片业时，没人会这么认为。当时宋柯刚刚三十出头，在美国留过学，做过期货，也卖过珠宝，不算大富，但也有点小钱。他和他的清华大学校友高晓松一起成立了独立厂牌麦田音乐。“他是被高晓松拐骗到这个行业的。”乐评人戴方说。
　　进入这个行业的一个原因可能是宋柯自身的音乐情结。高中时宋柯就曾经得过学校吉他弹唱比赛冠军，清华读书时自己玩过乐队。他“歌唱生涯”的最巅峰是赢得高校歌唱比赛的亚军。那年的冠军是个胖子，唱起歌来声情并茂，名叫刘欢。“他骨子里是个校园歌手，录过唱片，水木年华的卢庚戌还会唱他写的歌。”这么多年过去之后，连宋柯都口口声声称自己为商人，但认识他十多年的戴方还会坚持这么认为。
　　后来宋柯在回顾自己的16年音乐产业生涯时，说麦田在经营上很不成功。他说其中有三个月麦田发不下工资，全靠他打麻将赢来钱。“我觉得那会儿的行业环境不适合独立品牌。”宋柯说。独立品牌很难从艺人经纪上获取收入，因为它之所以被称为独立品牌，一个原因正是它签约的艺人偏小众，因此，“只能靠那一点点可怜的版权收入。”
　　但以音乐水准衡量，麦田则称不上失败。麦田4年发行了4张唱片，现在都已经被称为经典，包括高晓松的《青春无悔》、朴树的《我去2000年》，以及达达乐队和叶蓓的唱片。这些唱片也大都大卖，一个佐证是，《我去2000年》麦田自己收集的盗版卡带就有50种。“卡带必须量产，否则划不来，如果按照每种盗2万盘，就是100万张。”宋柯称。这张唱片正版发行量也接近100万张（一说为80多万张）。
　　独立厂牌难以为继，盗版只是原因之一，宋柯称当时的盗版率大概在90%。另一原因是唱片公司从唱片销售收入中的分成比例过低。一盘卡带卖十块钱，唱片公司和艺人从中只能拿到八毛到一块二。
　　在麦田难以为继时，宋柯接到了华纳抛来的橄榄枝。这是后来宋柯总被人称为命好的原因之一，每次走到关键时刻，总有新的机会冒出。华纳中国副总经理的职务让他成为内地音乐圈举足轻重的人物。有人认为他借助华纳而成为真正音乐大佬，但曾经跟他一起工作过的一名员工则说，不要太夸大包括华纳在内的四大唱片公司，“它们在中国的公司几乎就相当于一个接待站，反倒是老宋去了之后做了些东?西。”
　　无论如何，他们相互成就。宋柯自己总结说他从华纳至少学到了三点：第一是对黄金时代的唱片体系了解得非常透彻；第二是跨国公司对音乐版权的理解；第三则是跨国公司的管理经验，尤其是在市场营销方面的大手笔。“很多市场营销的基本概念，我是从华纳学来的。”而他也为华纳中国制作本土音乐内容方面贡献良多，“不谦虚地说，还是打下了一定基础的。”这一时期至今仍被人提及的唱片包括老狼的《晴朗》和朴树的《生如夏花》。
　　《生如夏花》就是宋柯渴望的那种“大成功”。这张唱片首次发行就销售了50万张，前后加起来销量超过了100万张，如果没有盗版影响，宋柯相信它可以销售到500万张。可是它并没有带给宋柯想要的巨大收益。“100万张我没赚多少钱啊！卡带加CD，一张我也就拿个一块多钱，也就是100多万，但这张唱片我的营销和制作成本都不止这100多万，最后还要从演出收入和广告收入去补。”
　　形成巨大对比的是由华纳台湾公司2000年发行的孙燕姿的专辑《孙燕姿》。这场唱片让宋柯震撼到瞠目结舌的首先是它的营销费用是制作费用的3倍，这在内地几乎不可想象；其次是这场唱片制作费用加营销费用花了1000万，销售了80万张，为华纳台湾带来了4000万的收入，让刚刚成立的华纳台湾新团队一战成名。
　　维珍集团创始人理查德・布兰森自传中布兰森淘到第一桶金的故事更让宋柯感到巨大的失望。这位传奇大亨凭借制作发行了迈克・欧菲尔德的《管钟》而完成原始积累，让维珍唱片声名鹊起。宋柯愤愤不平的是，《管钟》在英国专辑销售排行榜上仅列23位，“连前十名都没进！”
　　“海外唱片公司，不管是主流的还是独立的，如果每年有一张爆红的唱片，就可以很好地吃5年。意味着不但这五年花销你有了，你还可以奢侈点，比如做更多新人，或者投入更多的营销费用。但不幸的是，在这儿你也就刚刚能赚点小钱。”抱怨之后，宋柯开了句有些苦涩的玩笑：“我们这种人，在国外都应该是大亨级人物。”
　　后来坐在自己的烤鸭店中反思的时候，宋柯将其原因总结为“两个40%”：一是因为唱片业的内容制作方从内容销售收入中所分得的比例远远低于40%，在卡带和CD时代基本是在8%―15%之间，这让唱片工业不能得到足够的收入来形成良性的自我循环；第二是中国内地的唱片制作公司过于分散，没有一家公司或一个联合体能够达到占据40%市场份额的体量，这就一方面造成内容方在同渠道谈判时无力形成话语权，提高分成比例，另一方面则是整个行业无力形成对盗版的有效打击和对政府制定政策与法规反对盗版时的有效游说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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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4年宋柯离开华纳中国成立太合麦田时，可谓是他明确表现出来的商业抱负最大的时刻。而他的离去在媒体上引发的轩然大波，似乎也在说明这个行业的前途无量。华纳中国的总经理许晓峰在一封公开信中说，“宋柯的‘跳槽’无疑引起了极大关注，在我印象中，似乎家电行业中长虹的倪润峰和IT行业中新浪的王志东受到过类似的关注。”倪润峰曾被称作中国家电业的教父，在退休之前一直是中国商界举足轻重的人物；王志东则是中国互联网行业的开创性人物，他们的退休和离职都曾让中国商业媒体一阵喧哗。
　　许晓峰称宋柯经过了麦田时期的项目运作、华纳中国时期的品牌运 作，现在开始进行资本运作。宋柯的投资方是以地产起家的太合。太合旗下太合传媒的副总裁于天宏对媒体说，太合认为音乐市场被严重低估：“朴树的《生如夏花》首版发行量50万张，市场总销售额就是1000万元左右，而国产电影一年没有几部过千万。同时，新技术、新通讯手段，比如手机与网络正在改变传统的唱片分销模式，新收入潜力无限。”
　　宋柯本人当时也雄心勃勃。他一方面举出例子说日本最大的唱片公司年销售额能合80亿元人民币，美国唱片公司更是巨头级；另一方面也以电影的例子来说，相对于票房数千万的中国电影，中国音乐投入产出比更加吸引人，销售收入同样可以过千万，而制作成本则小得多，“为什么我们不投大钱在唱片？”
　　值得一提的是，当年的华谊兄弟全称还是“华谊兄弟太合影业公司”，太合同样是华谊的投资人之一。不过随后太合麦田和华谊兄弟太合影业的道路就迥然不同了。2004年年底，王中军引入了TOM作为战略投资方，同时赎回了太合手中45%的股权；2005年时又引入马云的雅虎中国和江南春的分众作为投资者，同时赎回TOM手中华谊股份。2009年华谊登陆创业板，融资12亿元，市值曾突破百亿，截至2012年2月8日，也仍然拥有超过85亿的市值。
　　既然知道唱片工业的价值分配比例有问题，宋柯为何又要再做一家公司，甚至还希望借助这家公司而成为大亨？另一个当时他没有说的原因是，2003年当宋柯还在华纳中国时，中国移动找到宋柯，希望能够得到华纳中国的音乐授权，以供提供移动增值服务使用。虽然华纳中国当时不允许给MP3格式与数字音乐授权，但宋柯用自己拥有的麦田时期的近50首歌做了试验。打动宋柯的两点，一是中国移动对版权的重视，而且他认为中国移动作为从移动终端销售数字音乐的垄断型渠道商，有消灭盗版的能力；第二就是中国移动提出的分配比例为15：85，即中移动从数字音乐下载的收入中收取15%，SP即无线增值业务运营商拿到85%收入，其中和内容提供方的分成为对半，内容商能拿到42.省略和Napster之类的美国音乐网站上听歌。后来，当宋柯大骂互联网忽悠了音乐行业、使用音乐不付费时，被很多互联网拥趸攻击为保守，讽刺的是，在当年和以后一段时间内，宋柯本人一度在音乐行业被视为激进分子。
　　尽管在2004年2月太合麦田开发布会宣布自己成立时，整个公司加上宋柯才6个人，但凭借着宋柯的人脉和几个娱乐营销项目，公司活得却不错。李宗盛当时是太麦的顾问，他把成龙的儿子房祖名介绍给宋柯。当年太麦制作了房祖名的唱片《边走边唱》。宋柯在唱片制作上小试牛刀即获得成功。这张唱片正版销售量超过20万张，另一种说法是这张唱片销售超过了50万张。
　　但真正的“大成功”却隐藏在新疆，甚至在一次接受记者采访谈房祖名时，宋柯人都在新疆。“2005年年初时，老宋跟我说，有个叫刀郎的人特火。他说我已经见过这个人了，很顺利，我们要做刀郎的数字版权销售。当时刀郎可能还不知道数字版权是什么。”早年太麦的一名高管回忆说。“我找他谈的时候他还没后来这么红。”宋柯说。
　　宋柯到新疆跟刀郎的经纪人和发行商见面，聊天、喝酒，“最后一天我说咱也别喝了，聊点正事儿。我看你的发行商和经纪人也都挺好的，这钱人家应该挣。这样吧，你就给我另一块东西。”刀郎就问，什么东西？宋柯愣了下，想了想该如何称呼“另一块东西”。他极端鄙视四大唱片公司的“新媒体”部门，认为这个称呼根本没分清楚互联网和无线互联网是媒体还是渠道。他说，“就新技术版权吧。”刀郎果然问：“这是什么意思？”宋柯解释说：“就是除了唱片以外的版权。”当时没人把除了唱片之外的版权当回事，刀郎自己还挺内疚：“大哥你跑这么一趟，就聊这点事儿……”宋柯趁着酒劲说：“刀郎，我能给你在新疆挣一套别墅。”其他人都觉得宋柯喝多?了。
　　刀郎的三年数字版权授权为太麦带来了2000万元的收入。而这个数字本来还应当更高。如果SP不隐瞒下载数字的话，宋柯估计自己可以分到一个亿的收入。“刀郎这个事情还是给我们冲破了一些概念上的障碍。对于很多行业人士来说，他们一下子就觉得，啊，老宋真这么干了，而且据说还干得不错！”宋柯说。
　　“他尝到了数字音乐的甜头。老宋是国内力推数字音乐的第一人。”同宋柯保持着长期良好关系的音乐记者橘子说。2005年9月12日，太麦签约李宇春。宋柯在发布会上握着手机说：“我的目标就是让人早上起床第一件事儿是，想用手机听什么歌就能听什么歌。”他非常积极地要去拥抱新技术：如果3G网络问题能够解决，将来人们都会用手机来下载音乐，“唱片这个载体肯定是要死掉的。”一切都在佐证宋柯的这一判断。李宇春发布第一首单曲《冬天快乐》时，当时太麦运行的线上音乐网站太乐网由于付费下载人数太多而在很长时间内登陆不了。
　　资本也加入了这一狂欢。2006年年初，软银赛富投资太合麦田和太乐网。当时媒体报道的具体投资金额为900万美元，占股30%，太麦估值为2.5亿元人民币。另一说法为软银赛富会投资1000万美元。不过，做出此项投资的软银赛富合伙人羊东说，最终软银赛富只投资给太麦500万美元。“当时我们很看重数字音乐。我觉得彩铃的应用可以做得很大，而且也很难有盗版。”羊东说。他是宋柯的清华学弟，毕业之后先是 在美林做投行，后来转做风险投资。
　　“2005年和2006年，那时候我们的报表真的很好看。投资商也找上门来，他觉得公司会迅速壮大。”上述太麦早期高管说。那时宋柯和太麦的员工都显得意气风发。到今天很多离开了太麦的年轻员工，都会怀念起那段美好时光。
　　那也是太合麦田最前途无量、谈论上市最多的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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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概在2006年、2007年前后，我们感觉到自己对SP的掌控能力越来越差。怎么确保能有大火歌曲，怎么确保收入的稳定性，这成为当时挺难的一件事儿。”上述太麦早期高管称。一方面是内容公司在寻找大热歌曲上出现了不确定性；而另一方面，SP本身的问题也开始暴露。
　　这种问题的一方面是SP瞒报下载数字，比如宋柯认为太麦至少能从刀郎歌曲的无线下载中分成到1个亿的收入，而最终只拿到了2000万，这样，本来让宋柯颇为振奋的内容方的42.5%的分成，被隐瞒下载数量拉低到了10%，重新回到悲惨状态；另一方面是SP借助用户下载音乐所形成的通道，向用户推送大量为监管者和大多数用户所反感的服务。“如果SP当时不要做商业欺诈，不要借助音乐服务推其他乱七八糟的东西，我认为那会儿产业已经足够健康。”宋柯说。他甚至曾经寄希望于SP运营商能够在彩铃的基础上，进一步“拓展更深入的音乐产品”。
　　羊东则在2008年晚些时候看出了问题。正像一句电影台词所说，他和宋柯“猜中了开头，但没猜中结局”，他们预见到了无线音乐下载和彩铃市场的大爆发，但是却没能保证自己从中获得大收益。“很多我们预计的事情都发生了，彩铃的确应用量很大。我们投资太麦时手机彩铃市场是10亿元，现在彩铃市场接近300亿元，但是，我们没想到的是我们还是收不着钱，”羊东说，“我们当时是天真也好，是抱有美好愿望也好，也都是希望这个事儿能有更好的发展。”
　　一直被宋柯认为可以单独拿出来融资上市的太乐网运行了一年多之后，也被放弃。“当时注册会员已经超过了100多万，每天的活跃会员达到5万，满热闹的一个网上社区。很可惜。”宋柯说。太乐网提供线上音乐翻录、音乐分享和音乐社区服务。放弃的原因，一是宋柯认为做太乐网需要“大资金”；第二是因为他自称“良心上过不去”。“我发现我没法做这事儿，我马上就会收到我的同行们发过来的律师函，说我用他们歌侵权。虽然我当时是付了费用的，我可以打官司，但我内心就是有点抗拒。”
　　即便如此，中移动对于宋柯而言，还是扮演着善的一面，它贡献着音乐版权收入中绝大部分；而真正恶的一面是互联网，“开始给版权方钱了，但我个人认为，基本上这钱的意思就是封口费。”
　　这让宋柯的形象在外界看来有些矛盾。他是最早高呼“唱片已死、音乐永生”的唱片公司老板，他在内部开会时经常说唱片的形式已经落后于时代，相较于艺人一年出一张专辑，他更倾向于一个季度发一首或几首单曲。他最早动数字音乐的脑筋，在2011年宣布太麦将转型为传统版权管理和数字音乐开发公司。他的这些言论无一不受到唱片行业的反弹，被批判为过于激进。但另一方面，在“免费”成为时髦的时代，他又是音乐行业反对互联网免费、称其无异于盗版与偷窃的卫道士。
　　在离开后的反思中，他认为音乐产业衰落的原因是他本来冀望的两个40%没有实现。“2011年，整个音乐产业跟版权有关的收入，无论是销售唱片、卡拉OK还是数字方面运营商与互联网产生的收入，我认为超过300亿，但版权方拿到的只有区区不到5个亿，不超过2%。”而且，至今内容方在音乐行业没有一家公司或联合体能占据40%的份额，而在数字音乐领域，下游的渠道商无论是中国移动、百度还是新浪，都是巨无霸公司，甚至在行业内享有垄断地位，这让内容方在同渠道商谈判时毫无讨价还价能力。
　　而在这两个40%之上的争论，就是关于免费的问题。Napster和MP3. com被美国五大唱片公司告上法庭，曾经成为包括劳伦斯・莱斯格在内的互联网书写者津津乐道的话题，并且在自己著作中频繁引用。主流的观点是这是唱片业保守落后的标志，因为音乐的大范围传播将会促进音乐的新的创造。而在《连线》杂志主编克里斯・安德森2009年出版的《免费》中，这位互联网思想家还将中国的音乐产业视为“免费经济的现代化测试场”。安德森引用网络歌手香香和音乐公司老板沈黎晖的事例与观点之后，写道：“新生代中国音乐人正在接受这一现实而不是主动出击反盗版。盗版是零成本市场营销的一种方式……盗版是最佳市场推广商。”他还引用一位被访对象的话说：“在中国你什么时候对音乐下载收费，什么时候就砍掉了99%的听众。对于中国的中产阶层而言，音乐是种奢侈品，属于不当支出。”
　　但是很遗憾，宋柯显然不属于克里斯・安德森所说的“新生代中国音乐人”；他会喜欢克里斯・安德森所提出的“长尾理论”，因为他认为音乐正是长尾市场，但他会反对克里斯・安德森所提出的“免费”理论。
　　“一句‘或许音乐行业应该感谢互联网，因为互联网让音乐得到了海量传播’就把我给惹毛了。”宋柯说。他坚持认为音乐从词曲和音乐家的创意转变成可以听的音频，这个过程有其庞大的制作费用，因而音乐就具备产品属性，使用音乐作品应当付费。“音乐工业有很多体系，演出体系、经纪体系、版权体系、唱片体系，我明确说一点，对这个产业而
　　 言，唱片体系可以没有，版权体系一定要有。”
　　“我们这个行业的最大问题就是，我们被互联网给忽悠了。”宋柯说。他认为，在两个方面，互联网让音乐产业失去了自身的判断，第一，音乐本身是不是产品，应不应该收费；第二，用户究竟愿不愿意付费给音乐产品。针对互联网传播就是营销一说，宋柯说：“您还真别客气，如果我想要你营销，我可以付钱给你，买搜索排名都行”，但你只要用音乐，就一定要付钱。“互联网是我们的上帝吗？不是。互联网就是当年那些唱片店，没有任何不同。如果我们没有免费把唱片给唱片店去卖，那意味着今天我们也不能免费给互联网。”宋柯说。
　　当回忆起自己在2004年雄心勃勃地创立太合麦田的想法时，他说：“我觉得互联网和手机应该能给我带来一个新景象。”但是互联网和手机都让他失望了。当国产电影的票房目标已经从几千万上升到7亿，2004年拥有一个宏大梦想的太合麦田，营收仍然徘徊在4000万左右。
　　哀其不幸怒其不争到极致时，宋柯会说：“我觉得我们从精神上已经被人家（互联网和移动互联网运营商）控制了，我们就是被人牵着鼻子走，一会儿赏根骨头，一会儿给个小玩具什么的。就是这么一个特惨的角色”；“唱片是一个最可怜、最没反抗能力的行业，非常悲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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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宋柯选择辞去太麦董事总经理的职务，这也意味着太麦曾经的上市计划已经变得遥遥无期，软银赛富合伙人羊东承认了这一论断。2008年3月韩国SK电讯宣布战略投资太麦，软银赛富还出让了一部分股?份。
　　羊东对宋柯辞去行政职务表示理解：“现在行业就是这样，他自己也不是特别提得起精神，这都无可厚非。凭一人之力是无法改变行业的。这些都是结构性的问题。”而前述早期太麦的高管也说：“他有任何的转变都是正常的，他会有自己的想法，谁也没义务扛大旗。”
　　“投资就是这样。有些投资比较失败，回过头来想当时的确不该投；但有些投资，现在想来想去回到那个时间点，还是要投。太麦就是后一种。”羊东说。他对宋柯褒扬有加：“在娱乐界宋柯这样的人很难找。他很聪明。有时候和演艺界的人谈东西，谈了半天对方也不知道是什么，或者承诺了不算数。宋柯不同，他理解事情很快，说话诚信方面非常不错。”他还将宋柯同完美时空的创始人池宇峰相比，称两人都对各自的产品游戏和音乐有很好的理解。不过，“池在公司治理上要好些，宋柯毕竟是身处演艺界，更感性一些。”
　　宋柯的自我评价则是：“我觉得我作为一个商人，有几个比较务实的目标，一是让自己的员工在公司能学到东西，再加上可以过一个不错的生活；二是让股东们在投资上有回报。目前看来，大部分实现了。”他明确了太麦传统版权管理和数字音乐开发的方向，留下了一个稳定的管理团队和还算稳定的收入，然后宣称自己需要从一线退下来思考和休息，顺便经营自己的烤鸭店。
　　同时，他称自己想要为行业做点事情。第一件事情是在新一届唱片工业委员会中投入更多精力。他希望唱片工业委员会能够将音乐行业的内容制作者们团结起来，在面对版权的销售渠道方时，提高议价能力，争取到更多的收入分成。然后，“有点钱之后，我还是建议我们行业本身也要做一些重大变革。”这个重大变革在他看来是一种继MP3之后的新的音乐产品。宋柯一直认为MP3只是一个过渡阶段的音乐产品，而这个新产品将替代MP3，拯救音乐产业，“它在音频上要比CD更加清晰，要更容易保存，而且要具备和音乐相匹配的气质，不像MP3那样只是一个音频文件。它可能是一个比唱片更有趣的新概念。”“如果真有一个很牛的新产品，格式行业认同消费者认可，商业模式成熟，可能就会回到当年唱片的黄金时代。”宋柯说。
　　他甚至希望这种变革能从中国开始。他谈起和陈天桥见面时，陈天桥跟他讲起盛大如何利用改变了全球网络游戏的商业模式。这个商业模式改变了传统网络游戏利用戏点卡收费的模式，转而变成零成本进入游戏，但通过销售道具和器材来盈利。它让网络游戏的收入摆脱了早先的时间限制。“只需要一个天才式的主意。”宋柯嘟囔着。
　　至于烤鸭店，他也没闲着。他甚至兴高采烈地宣布他其实早该开餐馆了：“像我这样人缘好的人适合开餐馆。”试营业期间他几乎天天在烤鸭店，没事儿的时候也喜欢钻进后厨，而且越来越手痒，虽然他也说除了当年追女孩时，还没做过饭。他说，“我不玩票”。
　　熟悉他的人都会说这事儿肯定还没完，老宋又不知道在琢磨什么。宋柯第一次否认了自己要“杀回去”，第二次则承认说：“既然在这个行业干了这么多年，还是希望它有一天有个比较革命性的变化，而在这个过程中，我个人应该在里面，而不是黯然退出或置身度外。”
　　“说得文艺点，这是个伟大的行业。”他说。
　　他夸奖鸭子而斥责音乐产业悲催的言论可能又让他觉得不妥。当摄影师希望能够在后厨拍摄他和令他自豪的烤鸭的照片时，宋柯拒绝了：“我不太想给人留下一个印象，老宋真绝望了，真烤鸭子去了。”
　　唱片业是如何被打败的
　　唱片作为一种音乐的载体，其最大的敌人无疑是现在作为最主流的数字音乐格式的MP3。1994年7月7日，在前人工作的基础上，欧洲最大的应用科学研究机构Fraunhofer-Gesellschaft发布了第一个称为l3enc的MP3编码器。一场音乐传播方式的革命就此开启。
　　P2P下载软件Napster让MP3的免费传播变得非常方便。歌迷们不用再去买唱片和CD唱机了，一个简单的MP3播放器就能搞定一切。既然唱片已经过时，如何寻求对数字音乐收费就成了唱片公司要解决的首要问题。但是免费的闸门一旦打开，再关上就不容易了。苹果公司的在线音乐商店iTunes适时出现给了唱片公司一线生机，在这个现在已经成为最主流的音乐付费下载平台上，在用户可以花0.99美元下载一首版权歌曲，苹果与唱片公司三七分成。到2011年10月，全球用户已经从这里下载了160亿首歌曲，itunes的曲库已达2000万首，成为全球第一大音乐销售渠道。2011年亚马逊和谷歌先后推出的云音乐服务也沿袭了这种在线音乐商店的模式，新意只不过是用户可以将自己购买的音乐储存在云端，然后可以选择多种终端来播放音乐。
　　在中国，中国移动推出的彩铃业务则一度被视为唱片公司的救命稻草，但是这种东西毕竟与欣赏音乐无关，歌迷欣赏音乐的主流方式仍然是去百度MP3搜索自己喜欢的歌曲，然后免费试听和下载。这也让百度成了唱片公司的眼中钉，双方打了数年的官司。直到2011年，百度在保留原有MP3搜索业务的同时，开始向正版化转型，它与三大国际唱片公司签订了协议，从后者手中购买了版权，供用户免费下载。
　　诺基亚推出“乐随享”服务时也采取了这种方式，从唱片公司手中购买版权，然后供指定款手机的用户免费下载。在这种模式下，音乐仅仅是大公司推出的一项增值服务，不为直接盈利，只为聚敛人气。
　　这些盈利模式让唱片公司在数字音乐时代有了存活的可能，但是毫无疑问，它们的命运已经攥在了大型互联网公司或者电信运营商的手里，音乐产业已经变成IT产业的组成部分，音乐不再是唱片公司的游戏，而是成了苹果、谷歌、百度和中国移动的游戏。那个唱片公司靠卖唱片叱咤风云的时代，已经一去不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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